从人性视角看_大宅门_主要人物的塑造_谭元炀

第２４卷

第２期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０６年４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０６

从人性视角看《大宅门》主要人物的塑造

谭元炀

（凯里学院附属中学，贵州凯里５５６０００）

［摘要］《大宅门》精心塑造了一大批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该书主角白萌堂、白文氏、白颖宇、白景琦等人的分析，揭示该书在人性层面展现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特性和其他独到之处。

［关键词］《大宅门》；人性；白萌堂；白文氏；白颖宇；白景琦；失真［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９９１（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０８－０４

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ＨｅｒｏｅｓｏｆＤＡＺＨＡＩＭＥＮ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ＴＡＮ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Ｋａｉｌ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ＡＺＨＡＩＭＥＮｓｈａｐｅｓ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ｈａｖｉｎｇｖｅｒｙｓｔｒｏ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ｏｗ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ｈａ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ｒｏ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ＢＡＩＭｅｎｇ－ｔａｎｇ，ＢＡＩＷｅｎ－ｓｈｉ，ＢＡＩＹｉｎｇ－ｙｕａｎｄＢＡＩＪｉｎｇ－ｑ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ＺＨＡＩＭ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ＢＡＩＭｅｎｇ－ｔａｎｇＢＡＩＷｅｎ－ｓｈｉＢＡＩＹｉｎｇ－ｙ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ｑｉ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大宅门》一经热播，立即引起了神奇效应。一部电视剧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其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但随着这扇“门”的关闭，人们更多的是选择了冷静的思考，毕竟这里面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有不少是值得商榷的。能拥有这么广大的观众，一方面它确实表现了一个医药世家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艰辛而坎坷的历程；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无病呻吟式的家族自恋。在“记忆中的昔日编导的初衷里，他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一个

的辉煌”，［１］因此整部《大宅门》实质上是在唱一首家族挽歌。

《大宅门》确实有诸多闪光的地方，比如对中医药文化的弘扬、对京城工商界上层人士（仅仅是上层人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赞颂、对许多人物突破常规而又生动形象的刻画以及由此引发种种矛盾冲突。但是编导刻意而又近乎苛刻的追求，在对弘扬文化、家族冲突、民族矛盾的刻绘中，失真、牵强附会、前后矛盾的缺陷并不少，有些甚至与事实相背离，而且好人太好、坏人太坏。有人称其为“当代《红楼梦》”实乃过誉之词。

但无论如何，《大宅门》中对一些主角人物形象的塑造确实有其创造性的一面，而其中的闪光点又突出的表现为从人性视角发掘和刻画了一个医药世家在数十年风雨历程中几代人的人生发展轨迹。

一、白萌堂———不可忍的无奈与传承

“退一步，我为什么要退一步？白家老号进一步有多难，我凭什么要退一步？他就砸碎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不能退！”白萌堂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在《大宅门》中不算是主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

角，但他却是一个周身充斥着人性选择二律背反的矛盾体。在整个大宅门数十年的人世更迭、沧海浮沉中，白萌堂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矛盾选择却充当着一个无形的精神主角，白颖宇和白景琦诸人都深受其影响。

白萌堂在《大宅门》中的出场给人的第一观感便很容易使我们将他和其前清平民打扮的先祖联系起来。在与詹王府的事件冲突以前，白家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医儒传的传统型家庭。白萌堂在继承先祖医草之业家，诗书继世”

的同时，还嗜好在笔墨花鸟中养情怡性，但只要有谁在其先祖的名誉与白家利益之争中稍有僭越的话，他便会掷笔推砚，怒发冲冠。他的人性之根源，即是祖宗牌号和面子高于一切。这乃是白萌堂人格个性的首要方面，但同时又是深埋着隐性的。

在白萌堂的身上，儒家所讲究的“中庸”“以仁为本”等价值体系和行为标准只能看作是一种外现，而其内质却是与此相反的。他为人处世的标准是用维护祖宗声誉和家族利益来规范和衡量的。因此他执意要与詹家斗争到底，坚决地认为“这不是居家过日子，这是我祖上的名声、药铺的信誉！”他对詹家的设局，便显示了他对人睚眦必报的一面。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由白宅“医儒传家，诗书继世”的家风异化而来。白家虽然在大门上写着“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对联，但就白家经营之祖业而言，他们是一个带有商人气质的家族。而作为一个家族之尊长的白萌堂，其人性中必然充满着一种矛盾与悖论。

在白家与詹家的冲突大炙之时，白萌堂首先选择的

２００５－１２－０５

谭元炀（１９８０－），男，凯里学院附属中学中教二级。

第２期谭元炀：从人性视角看《大宅门》主要人物的塑造１０９

是一条“不可忍”的道路，就算是深谙人间事态的白文氏拼死力谏，他也断然自作主张地设局陷害詹家。在他的心里，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忍”字。但只要是一个具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没事找事去招惹一个势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白萌堂誓与詹家斗到底多少有些自找麻烦的表现。编导这样设计故事情节存在着明显的牵强附会的因素。

大宅门虽然在白詹之争中稍占上风，但白家终于没有逃脱受宫廷倾轧的命运。白颖园虽为人忠厚善良，最后还是成了宫廷内闱矛盾之争的替罪羊。此案若只牵连他一个人倒也罢了，偏偏这时关家一岁的儿子又被白雅萍失手扔死。（这样的剧情也太过于离奇，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被一个母亲扔死呢？这显然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而生硬造出来的。即使是“无巧不成书”也太巧得离谱。）这被詹家和关家抓住了小辫儿，捏住白家一个劲往死里整。刚直不忍的白萌堂开始还硬撑着，但当他不顾白文氏的劝阻托人上书要求翻案而揭了老佛爷的疮疤时，白家终于人祸临头，百草厅祖传的招牌终于被千年皇权所封杀。大宅门也由此坠入深谷。

以“不可忍”为人生标尺的白萌堂临死前终于向“你个女人家懂得什么”的白文氏交出了作为家族象征的钥匙。在家族变乱当中，以严谨治家的白萌堂先是忍受了朽木不可雕的白颖宇侵吞公银，再后来又忍看白文氏将修祖宗祠堂的钱拿出来给小太监常公公置房买妾。白萌堂的这些举动向读者昭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意义：其一，正如白颖宇所惊诧的，他竟然有胆识与肚量将家业交给一介女流白文氏；其二，他的无奈。在白家遭受家族争斗和皇族倾轧之时，他竟能打破严格的伦理道德和长幼兄弟之间的孝悌规范，从而表现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一种刚直个性在遭遇巨大外力之后颓然弯折的无奈。

相对于白家而言，来自塞外蒙古的詹家是个无根的家族，他们对家族荣辱与生死承续并不如白家那么看得重。在《大宅门》中，詹家很容易便显出隐忍和退让来。而以白萌堂为代表的白家则不然。他们拼死力争的便是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的东西。在白萌堂看来，这恰是宅门的精气神。在历经多方劫难后，白萌堂虽然交出了家族权柄，但这并不表示白萌堂和白家的退缩与脆弱，相反地，白氏家族内部孕育的却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的不死之心。这是一种挠折不断的强硬和另一种家族群体倾向———韧。

白萌堂的这种医儒家风异化后的矛盾人格在大宅门中得到了必然的遗传。在这些遗传与承续当中，有老人白颖园“以仁为本”的忠厚老实，有白颖轩的闲淡清逸、寄情笔砚，甚至被认为一无是处的白颖宇在临死前都表现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高大的“民族气节”。而《大宅门》的主要人物白景琦对他这种性格的继承则更加的明显和突出，呈现出“过之而无不及”的趋势，在《大宅门》中得到了淋漓就连白玉尽致的体现（这当然不排除季宗布对他的影响）。婷这样一个女性，在《大宅门》中也表现了特立独行的极为乖张的个性———她对万筱菊的爱执着而怪异，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白景琦也只能看着她和一张相片痴守了十余年。可当人到了她的面前时，她却又异常地显出理智和大义来。说到底了，这个女孩子还是和白萌堂一样，倔强、执拗。

二、白文氏———不可言说的矛盾个体

在《大宅门》中，编导着力描绘了一个医药世家百草堂死而复生的历程，而这些都与非凡的白文氏有极大的关

系。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白文氏，也就没有百草堂的发展和兴旺发达。因此白文氏的一举一动，都会自然或不自然地使百草堂的人们产生某种敬畏心理，其日常的行事便基本上代表了百草堂。

白文氏自从执掌大宅门大权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哪一天不是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日子里，一方面，她要面对来自家族内部的重压（如白颖宇诸人的分家），另一方面还得与所有对白家垂涎嫉恨的力量进行正面交锋（如千年皇权、詹家、关家）。也正因了这些矛盾和交锋的存在，才愈发显现出白文氏的能耐来。她对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清理整顿，勤俭持家；对外积极寻求百草堂的发展途径。在她的努力下，大宅门很快便实现了中兴。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周密、智慧及决不压于男人的果敢。

但白文氏使大宅门中兴的过程是耐人深思的。在大宅门中兴的家族内部治理中，白文氏除了勤俭以及有足够的忍受精神而外，却没有更多的在医药方面的改革措施，我们所看到的白文氏似乎也并不懂得医药。在外寻求发展时，白文氏主要是靠贿赂掌管宫廷医务的太监以获取发展机遇，面对白颖宇侵吞公银而与他人开办药店，百般无奈的只好拖着怀孕的身子坐在人家店铺前，摆出一副要债的模样，多少有些“赖”的味道。

中国人历来强调整体利益的一致，在《大宅门》里面，白文氏很好的继承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并尽情的予以发挥，使本已热闹的大宅门显得更加的不安宁。大宅门被千年皇权封杀后，白萌堂病死、白颖园被抓、白颖宇侵吞公银继而闹分家，接二连三的冲突和矛盾使白文氏多少有些措手不及。在她的眼里，大宅门始终是一个整体，因此面对白颖宇的所作所为很本能的表现出忍无可忍，但终因个人力量有限而没能阻止家族四分五裂的结果。其实其内心实在不想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大宅门，但也只好如白萌堂般无可奈何的接受必然的结局。

白景琦自幼顽劣成性、无法制服，作为母亲的白文氏为此是费了不少工夫和心血的。被季宗布降服后他又与仇人之女黄春私定终身，未婚先孕，向来受传统观念和家族清规戒律深深影响着的白文氏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同时也是被逼无奈），只好将二人逐出家门。后来，为了家族的声誉，拒不承认妓女出身的杨九红为自己的儿媳，甚至到她死时，全家的猫狗都穿了孝衣，但她留下的遗言居然是“不许杨九红戴孝”。到死她都还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表现了她凡事要求尽善尽美、不容许有丝毫杂质，并且为了维护自己家族之长的尊严和作为封建思想护道者的形象。说白了，《大宅门》的编导是以传统的“忠、孝”等文化精神来表现人物情感的。另一方面，她和白颖宇二人，好的太好，坏的太坏，都缺乏人物形象所应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了挽回二者过于失衡的关系，设计了这么一个情节来发掘内在张力。但这些做得太蹩脚，以致太过于失真。

平心而论，一个女人撑托起一个家族这一超乎常规的剧情设置的确是一个创造性的发挥。但我们也只能说白文氏是个女强人，但绝不是个女能人。在大宅门被千年皇权封杀以后，白文氏临危受命执掌百草堂大权，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顽强地盘活了大宅门；面对白颖宇这么一个近乎无赖的纨绔子弟，她展开了唇枪舌剑及软硬兼施的行动使其敢怨不敢言；甚至可以说，她对大宅门上下事务的专断及采取的一系列让人匪夷所思的言行都表现了她作为女强人的一面。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更多的与夫兄妯娌有

１１０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６年４月

关的人之常情的叙述和维护家族和睦的情节，她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尔虞我诈的旋涡的周旋之中，显得极为无奈。

面对大难临头的大宅门，百般无奈的白文氏不得不将修祖宗祠堂的钱拿来贿赂太监常公公置房买妾；之后又在没有其他办法盘活百草堂的情况下带着怀孕的身子坐在人家药铺前要回祖传的牌匾（倘若牌匾是被皇宫拿去的话，大宅门将永无翻身之日）；再然后通过各种关系而不是自己的能力去营救被判死刑的白颖园，而且做得并不完美，以后直接导致地痞无赖韩荣发混进白家，她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惟恐暴露了事实真相，致使其女儿白玉婷险些被凌辱。而且作品白始至终，她都没有真正的管制好白景琦，虽然白景琦对她的话多半是言听计从，但更多的是受了季宗布的影响，他表现出来的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愚孝。

在白文氏的思想里面，时时刻刻都包含着一个无形的指挥棒，指挥她的就是编导。白文氏为人本性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始终是不可言说的，在受白萌堂委以重任并承继家族之尊的同时，她又试图通过对家族内部的改革和对外界诸因素的整合而实现家族的振兴。这种试图维护家族声誉和特定的环境及个人能力有限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亦即她试图以旧有的思想对抗新生的民族商业的崛起，必然地导致白文氏一生只能疲于奔命，因此她死时长长的送葬队伍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人们对她的同情———一个失去了封建理想护卫者与家族之尊的大宅门的深切同情———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宅门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留给众人的只剩下些用来回味的旧梦而己。

三、白颖宇———怪异的个性张扬

《大宅门》中的白颖宇是个个性极为张扬的人物。白颖宇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在大宅门近百年的世事变迁中担当了一个极不体面的角色，在其痛骂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王喜光之后服烟膏而死的那一刻以前，他压根就没做过什么好事。在白颖宇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察觉到他为人处世的个人准则———极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其理应恪守的大宅门中许多符合道德教化的东西被完全封杀了。

白颖宇前前后后所做的各桩毁得败誉之事，无不体现了他的个体追求与本质———一个当仁不让的“私”字。他敢于中饱私囊、侵吞公银：他利欲熏心、厚颜无耻，在白家遭难之时，执意分家：他又甘于为生存和享乐而充当汉奸，如此等等。在常人眼中所有不道德的或是丧失人性的事他都做尽了，就是没做一件对他人有意义的事。而且还处处为他的“私”找合理的借口并以种种方式推脱自己的责任。由此看来，他似乎是个十恶不赦的地痞无赖的典型，甚至比恶棍韩荣发更可恶百倍。

但作为一个个体而言，白颖宇的行为却可说是符合人的个性标准的。他敢于将个人的“白由”发展与家族甚至民族的发展对立起来，并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使个体奢欲的触须得到极力的延伸。他这种超越了外化事物和群体权益的直接性，驱使他找到了个人“真实价值”的存在，找到了一个自在自为的“本我”。但他这种张扬自我个性发展的异他行为，在那个民族危机四伏、国难家仇祸患毕至而群情激奋的年代里，肯定是难以有容身之地的。他理所当然地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责难。

有学者认为：“将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解释个性自由，而不是充分发挥个人作用从而拉动

集体利益，看不到所谓集体利益只能是更高更好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发展。认识上的这种封建性，最终使中国付出了

［２］

高昂的历史代价。”他的这番话，是基于民族矛盾大于任

何个体利益冲突之时，中国在整体救亡和个体自由的历史抉择关头所做出的人性价值认同的取向而言的。而白颖宇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相反地，他更多的是选择逃避或是借机大发国（家）难财。在他身上充分的体现了个体需求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善恶之间，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与群体相背离的一面，为了争取一己私欲（利）放弃或牺牲了包括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族类在内的一切（如沦为汉奸后致其妹妹白雅萍被日本鬼子轮奸）。他也从未因此感到内疚或是寻求自省，在他的眼里，“三爷我是该的”。而且，他还拿公众的利益作为幌子为自己的丑事做遮掩。

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也有的学者从伦理学上为“私”找到了一定的价值依据，从人的个性发展等方面阐明了“私”的合理性，但白颖宇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一种人性的沦丧，特别是出于那样一个内忧外患、以民族性压倒个性，理应为国家民族的自由牺牲个人自由的历史阶段，他的行为无可辩驳地趋向于“恶”。但细细体味，白颖宇在其“恶”的背后，却又时时体现出对这种“恶”的犹豫不决和其人格向“善”的一面来。

因此我们还不能说白颖宇一无是处。他勇于接受新事物———入洋教、用洋物，有时比白景琦还看得开、学得快。这充分体现了他人性自由发展的一面，但这比起他所做的其他恶事来，就显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

白颖宁对异教的膜拜虽有着迫于生命个体的脆弱与无助而寻求宗教寄托的一面，但更多的却可看作是他个体性格所寻找到的一种心灵的托归，或可理解为作恶之后在众人面前做出的假惺惺的表象？从他和容神父的交往中能够看出他兴味相投的喜好和两肋插刀的义气来，这中间或许存在着友谊的成分，但他为什么不对同宗同族的人这么做呢？他作为大宅门的成员之一，也同样受到家族文化的制约，对白文氏的持家管制，他至少是敢怨敢怒而不敢言，多有听从的，尤其是白文氏的丧礼上表现得如此的悲切，与平日的为人大相径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善的另一面———孝呢？

与《大宅门》中的武贝勒比较起来，他又显得“高尚”得多了。武贝勒在历次的事变中表现得毫无节操，还纵容无赖韩荣发混进白家发迹，以致他至死都没有得到大格格和亲儿子的原谅。而白颖宇在生命的尽头却表现得尚有一份志气。他对关少忻的不耻和对大汉奸王喜光的斥骂，也表现了他远没有达到“同室相煎”的极恶之至。

白颖宇的死，一般可认为是其人性的“复归”。他在历次变历中苦也吃过，穷也受过，但从未有丝毫的觉醒，为何到了垂死之时却表现得如此凛然大义呢？大约是编导把他刻画的太坏了，想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大有回光返照的一丝灵光。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在重庆被日军炸死，他在临死时可能依旧会“冥顽不化”。最后，白颖宇“福也享了，孽也造了，死而无怨”。行将闭眼之时，他没有让人照顾家人老小、没有牵挂百草厅的发展，没有对自己充满罪孽的一生忏悔。相反，他唯一记得的竟是一桩“妓债”。在这个时候，个性的张扬与群体利益的失衡，在白颖宇死的时候，依然没有能够找平。这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也让观众体味到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过于失真。

第２期谭元炀：从人性视角看《大宅门》主要人物的塑造１１１

四、白景琦———奇异的叛逆之花

普遍认为，《大宅门》里的白景琦是个叛逆者的形象，因此，编导花了浓墨重彩来加以描绘。从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编导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这个人物的塑造也充分体现了编导对其家族充满顾影自怜式的自恋情结。

在大宅门这个充斥着仁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的家族中，白景琦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叛逆的，更何况还有白萌堂、白文氏作为榜样加以感召，他就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张扬个性了。但是编导却认为：“（白景琦）无论对事业、生活、金钱、女人，他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一切”，并且说“我一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形象呈现给读者和观众。”（作家版《大宅门》）还要求读者和观众“应该学学白景琦，不要浑浑噩噩地过了”。（《深圳周刊》）其实他这是在愚弄读者和观众，他要让读者和观众都认同他塑造的这么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形象，却没有想到他呈现上的这个人物，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了他的某些意图满足精神上的成功欲望（众多明星大腕的加盟即是明证）以及试图重温家族辉煌旧梦的个人快感。

确实，《大宅门》中的白景琦拥有着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从他出生不哭反笑到该剧末尾“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呼声，都表现了其与众不同的奇特性。白景琦出生不哭反笑注定了他要扮演非凡的角色。他从小顽劣成性，变换着花招来捉弄老师，气走了一个又一个，对白文氏的教诲不屑一顾，这是有叛逆精神的。在家族变乱中，他敢于和仇人的女儿私定终身，未婚先孕，后来带着她到济南创业，这是有叛逆精神的。他蔑视世俗的清规戒律，娶妓女出身的杨九红为妾，这是有叛逆精神的。面对族人不解的眼光，他力排众议，把原为白文氏身边丫鬟的香秀扶为正妻，这是有叛逆精神的。到最后发出的“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义愤填膺的呼吁，这也是优秀的，似乎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操。表面看来，白景琦是个完人了。

但仔细研读一下，我们会发现，在白景琦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白景琦是《大宅门》中塑造得最有性格但又是最具争议性的一个人物。

在白景琦的身上，儒家所宣扬的“义”、“利”是很难体现的。但像百草堂这样一个以儒家思想作为门规的家族而言，他的所作所为就必然与之相悖离甚至会发生冲突———这便是我们从简单角度看到的白景琦的叛逆的一面。在儒家的义利观里，是应当以“义”规范和调节“利”的，而且这个“义”应当与社会上的公众利益相挂钩。青年时期的白景琦为了救其老师季宗布的命，杀死了一名德国兵，这还能体现其处事“义”为先的精神。但后来，在济南发家采取的却并非正当手段，将对手孙掌柜逼死才觉过瘾，虽然有“商场如战场”的说法，但这种“舍义逐利”的做法似乎有些过分。然后发家了、无聊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妓女杨九红，他顿时傻了、楞了，感觉非把她弄到手不可，于是一掷千金，全没了初到济南时的惜金如命的作风，后来还与总督争风吃醋，自己也被抓了起来，如果没有其堂姐相救，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这时的白景琦完全是一副清末王爷后代的扮相，哪里还有中药人家子弟的身份？

白景琦一生与那么多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感觉许多与其中西门庆和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情节不谋而合甚至毫发不离，这是巧

合还是刻意模仿？在《大宅门》里面，白景琦先是带着黄春奔山东，这有叛逆的成分，可是后来还是被他堂姐带回北京生孩子了。在青楼买春，还嫖妓宿娼，这能算优秀？后来杨九红去东北押运药材，他一方面引诱和挑逗、另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把年龄差距悬殊的香秀抱上了床，这也是优秀？最后还逼死了槐花，冷落了杨九红，全无一点作为男人的责任心，还谈什么“最优秀的男人”？这又要观众怎么向白景琦学习，还“不要浑浑噩噩地过了”呢？那么在编导的心目中岂不是认为要学会嫖娼、挥金如土的才算真正的优秀的男人？如此对观众进行“启发”和“教育”，目的何在？

或许在编导的初衷里，是要把白景琦塑造成一个亦正亦邪的“活土匪”的形象，让其在叛逆中显示他卓然不群的超凡精神。但很明显地，为了迎合观众胃口而出现的白景琦的形象实际上既不优秀，也不具备真正的叛逆精神，只不过是借“活土匪”这一幌子来设置情节。在《大宅门》里面，凡是白景琦本人认为该做的都是对的，因此他除了他母亲白文氏以外，全凭自己个人的意志行事。他不敢把杨九红带进白家的大门，为着“向老太太有个交待”去连骗带抢杨九红的女儿，甚至面对白文氏“不许杨九红戴孝”这样的遗嘱都照办不误，因为“她是我妈”“错了也得听”，似乎她的话就是圣旨，这与青少年时期的白景琦的作为大相径庭，甚至判若两人。但问题在于，既然要叛逆，为何不敢与代表着大宅门的白文氏决裂呢？他的屡次外出，有哪一次不是去了又回。说到底了，他还是传统的大宅门的一分子，只不过，他走的路比其他的人稍微远了一点点而已。

应当说，白景琦在《大宅门》中是女人将他的形象变得丰满，但也正是女人把他的形象变得龌龊不堪。剧中三次高潮———与黄春私定终身；大闹妓院，将杨九红从床上抱走；力排众议把香秀扶正———无一不与女人有关联。这也展示了白景琦性格的三个转变———真正的叛逆、无法理喻的叛逆、无奈的叛逆（迫于白文氏的威严）。但不管是哪个时期的白景琦，也不管是他真心的叛逆还是无奈的叛逆，他都始终逃不离其人性的自然性对社会性的影响和制约。在很大的程度上，白景琦这种除了女人而外似乎就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的人，更多的在他的生活、事业和爱情等各方面表现了他的自然性，而不是社会性。

《大宅门》由于不能更好的从根本上剖析一个民族的兴衰，而更多的停留在对一个家族絮絮叨叨叙述和表现家庭成员的一己悲欢，因而是不可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的。作为医药世家的历史，在弘扬民族医药文化和抗日情怀的同时，随着商场撕杀、东北运送药材靠日本人田木帮忙等情节的设置而把主题淡化了。

但无论如何，在《大宅门》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不足，但编导大胆的从人性的深度表现家族发展史并演示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不管成功与否，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在里面。也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正是通过白萌堂、白文氏、白颖宇、白景琦诸人的人性的挖掘和描绘，才使得《大宅门》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参考文献：

［１］曾庆瑞．《大宅门》里半是挽歌［Ｎ］．文艺报．２００１－０６－０７．［２］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Ｍ］．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７．

［责任编辑：杨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