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Ｏ卷第６期 河池学院学报 Ｖｏ１．３０ Ｎ ｏ．６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ＣＨ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２０１０ 朱子之学的生存背景及理学式微的多重因素 赵兴勤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 朱子之学的兴起，有着特定的生存背景。朱子之学，以希冀与政治联姻、改善当世之环境起步，到 为政治“绑架”，沦为维护纲常伦理的工具和被孤立的道德逻辑，不幸从一个硬币的正面走向了反面。朱熹为人、为 学为人所推重，后世又屡受学人质疑与挑战，其间的原因是复杂的。约略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特定 的社会情势与理学发展的受阻，二是取士方法、途径的单一与理学思想的异化，三是理论之延伸、生发与理学之分化。 ［关键词］ 朱子学；理学；生存背景；式微；原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９０２１（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 赵兴勤（１９４９一），男，江苏沛县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戏剧戏曲学项士点导师组组长， 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金元明清文学。 一、朱子之学的生存背景及其政治 了危机，“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图、老子之书， 功利诉求 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移其说，以为大道 论及理学这一话题，实在是复杂而沉重。本文 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 不得不简省笔力，将重心放在南宋的理学代表人物 儒者，亦自许日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 身上，重点说说“网罗古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 之言”的“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１］瑚朱熹。朱熹所 于其间”＿３ Ｊ，故时人致有“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 也”＿３］之叹。直至二程，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 生活的南宋前期，正值儒学思想发生重大变革之 也是受了华严宗思想的影响。其后学则是将佛学 时。北宋诸儒，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 的某些推论方法，融汇于《中庸》，用以发挥二程的 介），在振兴儒学、排斥佛老方面，均作过积极努力。 基本思想。 ¨ 尝称： 据相关文献记载，孔安国能识鲁壁中所得古文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 《尚书》之“科斗”文字，创为古文尚书之学，著有 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 《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为世所称，奉为大 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 儒。郑玄博通群经、融会贯通，尤精“三礼”。人称， 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 “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犏注三礼，至今 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 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５ 。 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且 二人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唐、宋之交，为学尚拘守其 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 “家法”。至仁宗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始有所改变。 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 南宋陆游曾描绘这一现象道： 竭力反对佛老之学，斥其“乱我圣人之教”，强调“治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 世之本”，在于“仁义礼乐”。然而，这种努力，虽说 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 对振兴儒学起到一定作用，但佛老思想对儒学的威 《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 胁依然存在，学人为《易》之“系辞”作解说，仍杂 《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 “佛老陈腐之谈”。而且，整个社会的公众信仰出现 乎！ ∞ １ 以致疑经成为一种为学之时尚，［７ “新进后生， 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 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 《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 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ｌｌ 。恰如朱熹所说：“近日学者，病在好高。 《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 ‘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 便读‘系辞” ６Ｊ 。当然，学人疑经或疑传注，不 为无据。古人好作伪，经书亦有伪作，以致是非淆 乱。人或称“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 说” ］４ ，“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８ 。儒生解 经多引谶纬，语多怪诞，故欧阳修“欲取《九经》之 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 经义纯一” 。 一 。 朱熹受前人为学风气的影响，自然也疑经，“于 《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 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 《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 《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９ｌ１ 。 。 然而，他的疑经，只是疑其中的部分内容，对儒家经 典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主张用自己的眼睛去辨别真 伪，“求个是底道理”ｌｌ ０＿ ，体味其为学之道的精神 妙处。强调经史并重，称：“诸经诸史，大抵皆不可 不读” １ Ｕ＿ ，且读书“须是缓缓理会，须是逐一章去 搜索” ｌｏ］３８ｓ，而不能操之过急，草草去看。对于历代 儒生为儒家经典所作传注，他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 区别对待，“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ｌｏＪ 。 有传注在先，可令学者“省一半力”，读经者“须借它 做阶梯去寻求”【１０１３９６，以明白为学之道。然解经不 能“硬说”，随意阐释，也不能“好引证”以逞博洽，更 不能“字字而求”，过于繁琐。他认为，“理皆在 《经》文内”ｌ１０ｊ∞ ，须读原典，熟读玩味，考其义理。 “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 则又无所益” ０］ 。在他看来，“郑（玄）《笺》不识 经大旨，故多随句解”【１０１３９３，程氏之门人的解经，“非 惟不尽得夫子之意，虽程子之意，亦多失之”＿１ ０ｌ蜥。 强调读书求义，不盲从他人，而应靠主体的发现与 自觉，“到自得处，不从说来，虽人言亦不信。盖开 导虽假人言，得处须是自得”ｌｌ叫鲫 。所以，朱熹为 学，兼收并蓄，集诸家之长，既不拘守汉儒“专门名 家，各守师说”之家法，亦不取当时儒生不复读经典 文本，弃而不读“先儒之传注”，而“以意扭捏，妄作 主张”的浅薄做法，而是从先贤时彦著述中广泛汲 ２ 取营养，以成就自身的为学风格。这种治学的实事 求是态度、强调读书应独立思考的刻苦精神，无疑 是很有见地的，对当今学者之治学，仍具有重要的 启迪意义。所以，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曾这样论 述道： 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及 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 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 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 学传统中，惟郑玄差堪在伯仲之间。惟两人时代不 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 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 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 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 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 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Ｊ【＿ 然而，钱氏所论，多就其学术而言。其实，朱熹在经 学发展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大都与其政治理想的 实现有关。“述学”而重在“论道”。 朱子所生活的年代，内忧外患均甚深重。外有 强敌在侧，虎视眈眈，时而南侵，索取不已；内则朝 政昏乱，纲常不振，“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 “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 钾 苟延残喘，屈 膝求和，“中外相应，更济其私，日往月来，浸淫耗 蚀”，使朝廷之“德业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 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 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唯朝廷“了无所 得”，国家“独受其弊”。＿９］ｌ 而且，每岁“春夏之交， 豪户闭粜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挺 变”ｌ９１ｌ仍。在朱熹看来，若要扭转这一颓局，必须从 根本上着手，由帝王之道德修养抓起，即所谓“治其 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 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 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亲贤人，远小 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 正”［９１ １４７０。“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 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今日谏诤之涂尚壅， 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 而国用未节。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 纲未可谓立，凡古圣先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夷狄 之道，皆未可谓备”ｌ９ Ｊ１榴，“帝Ｉ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 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 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ｌ９ Ｊ１蛳。帝王若能诚意 正心，任贤使能，纪纲可振，风俗返淳，政事可修，夷 狄可攘，“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徐起而 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在他看来， “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 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本原 之地亦在朝廷而已”。［９１１４６７当时之朝廷之所以不能 高瞻远虑，“随事以观理”，平治之效得不到显现，在 于“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 故强调“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经世之务，莫大于 复仇”。［９１１４６８以讲学求得革尽人欲，使纯然之天理得 以凸显，朝纲、世风得以转机。 国家处在内外交困的危机关头，朱熹出此拯世 之“良方”，究竟是否合乎时宜，姑且不论，但他那有 志于圣贤、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与真诚，还是 值得赞许的。难怪人称：“至于理学之真，则自有其 卓然不可没者。”＿１ 朱子的许多议论，不少是针对 时弊而发，有挽狂澜于既倒之想在先，故时有矫枉 过正之语，所谓 ｌ生只是仁义礼智”［１０１５８－５９、“凡人须 以圣贤为己任”¨ 、“学者须是革去人欲，复尽天 理，方始是学”［ｍ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昧，人 欲也”［１Ｏ］２ＯＯ、“若能一日十二辰点检自己，念虑动作 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 躯殒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 寸之间全是天理” ０＿ 、“忠信，则无一事不诚 实”¨。 。如此之类，似均为针对当时之积弊有感 而发，所谓爱之愈深，痛之愈烈；求之愈苦，言之愈 切，此仿佛有之。然所立之目标，却高不可及。有 学者称： 凡讲学家，往往设想一尽美尽善之境以为鹄。 说非不高，然去实际太远，遂至成为空话。中国人 素崇古，宋儒又富于理想，乃举其所谓尽美尽善之 境，一一传之古人；而所谓古人者，遂成为理想中 物；以此期诸实际，则其功渺不可期；以此责人，人 亦无以自处矣。此亦设想太高，持论太严之弊 也。『Ｉ２ｊ ∞ 所论切中肯綮。 朱熹为学，出入六经，贯穿百代，立论正大，说 理亦精，“传圣统以继绝学，正人心而息邪说” 仍， “讹者订而阙者补，晦者莹而略者详”，“使真是真非 若黑白之不乱，人心众理有脉络之可通”，ｌ９】ｌ 且胸 襟洒脱，言动肃然，“立纲陈纪，而不为苟简之计；摧 奸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９ｌｌ ，“穷理以致其知，反 躬以践其实” Ｍ”，“以身任道，名教所存”［。］Ｍ 。 职此之故，深为当时学人所追捧，以至“在浙东，则 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夜三鼓聚于 一室”，师徒“或更相问答，或转相问难，或吟哦经 书”，［９Ｉ１ ＂至晓始散。此语虽出自韩饨胄之党施康 年之口，但从另一层面证明了朱子讲学在当时所产 生的广泛影响。朱熹之晚年，曾被许为进德修业 “天下第一等人” ３＿¨％，由宰相赵汝愚推荐，得任焕 章阁待制兼侍读，有了直接向宁宗赵扩陈述政见的 机会。因直斥权臣窃取权柄、援引私人，得罪“方用 事”的权贵韩饨胄。韩由此大恨，遂唆使其朋党，径 指朱熹等为“伪学”，甚至有人“乞斩熹以绝伪 学”【１３１１４９９，一时受牵累者上至当朝宰执，下至文武 官吏，竞达五十九人。在当时，韩“饨胄势益张。何 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 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杭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 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 胡 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 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 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 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 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 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 伪Ｅｔ急，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方是时，士之绳 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 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 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 党”＿ｌ Ｉ６ 加。尽管如此，朱熹死后，“会葬者亦几 千人” 。理学在当时之遭际，由此可见。 尽管朱子于身后集万千荣宠于一身，但其思想 却遭到扭曲和篡改。在官方教育读本中，程朱思想 特别是朱子学中理性的一面，不断被人为淡忘或有 意误读、遮蔽。“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具有特殊历 史针对性的矫激之语，却得以反复渲染，进而被引 为“经典”的全部。职是之故，落第举子看到的只是 理学的枯燥与无情，市民看到的不过是理学的压抑 与禁欲，有思想的个体看到的乃是理学的空洞、苍 白以及了无情趣，戴着阶级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学 人看到的却是虚伪与反人性。于是，理学对最高哲 学范畴“理”的深思与穷索，理学家日以义理浸渍人 心的德行修养功夫以及理学所特蕴的对主体人格 精神的涵蕴、对儒学精神的承继发扬、对中国文化 不可替代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或搁置了。即便后世 一些普通的知识个体，在对朱子之学的体认过程中 也充斥着无知的傲慢和偏狭的成见。正如明代思 想家薛碹所论，“后人之于朱子之书之意尚不能遍 观而尽识，或辄逞己见，妄有疵议；或剿拾成说，寓 以新名，街新奇而掠著述之功”［１ 。朱子之学，以希 冀与政治联姻、改善当世之环境起步，到为政治“绑 架”，沦为维护纲常伦理的工具和被孤立的道德逻 辑，不幸从一个硬币的正面走向了反面。 备，必日：‘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 将有为也”¨ Ｊ５ 。对方磨刀霍霍，伺机南下，而朱 熹在朝，却大讲修文兴学，“变化风俗”，远水自然难 解近渴，似乎有点不合时宜，韩伲胄之流倡“伪学” 之禁，固然是出自维护其集团利益的政治目的，但 是，时人指责理学迂阔无用，毕竟一定程度地道着 朱予学在当时的尴尬处境。 二、理学式微多重因素之检讨 朱熹为人、为学既然那么为人所推重，为何后 世又屡受学人质疑与挑战？其问的原因是复杂的。 约略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后世推崇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都在战争平 息、国家安定之时。理学家“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 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 （一）特定的社会情势与理学发展的 受阻 朱熹所生活的时代，是各种尖锐矛盾交织的年 代。面对现实的种种困扰，作为思想家的朱子，由 于知识视野的限制，在军事进攻或防御方面，不可 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尽管他在奏疏中一再讲 “修明军政”、“君父之雠”，然而，“军政”究竟如何 “修明”？采取何等措施“制御夷狄”？怎样才能收 复失地，复“君父之雠”？如此等等，他不可能提出 多少切实可行的措施，所关注的，无非是道德建构 层面的内容。在朱熹看来，大臣的蛊惑朝廷、援引 私党、交通货赂、排斥异己，将士的敛财盘剥、挥霍 无度，富豪的囤积居奇，细民的铤而走险，朝廷的纪 纲败坏、德业日隳，皆是“人欲”太盛的原因。“人 欲”盛则私心重，私心重则法度乱，法度乱则纪纲 坏。所以，若要国力强盛，必须从整齐道德、重振纲 常抓起 而道德建构，首当其冲的便是帝王的表率 作用，然后才是官吏的拣选与任用、百姓的恤养与 教化。他的基本思路，仍未跳出先秦儒家“修己以 安百姓”［ ］ Ｈ、“修其身而天下平” Ⅲ２７ 。的思维模 式。面对Ｅｔ益颓败的国势，强调从道德建设人手以 提高君臣上下的整体素质，凝聚人心，固然不错。 然而，道德的养成是在长期的学校、家庭教育、社会 风气熏染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决非朝夕之功所能 奏效。朱熹生活的年代，恰是危机四伏、如处累卵 的非常时期。即以负有“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 帝之称首”盛名的宋孝宗赵奋而论，他虽说于即位 之初，“锐志恢复”，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 西路军马，率兵北伐，打过些胜仗，然而，“符离之 败”，使得孝宗疑虑顿生，首鼠两端。在强大的金兵 威慑下，被迫屈辱地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隆兴和 议”，且于公函中改“臣”为“侄”，署“大宋侄皇帝 某”。和议换来了暂时的安定，然“金人易宋之心至 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 ４ 自律，方有诚意一正心一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 于天下的功业”。而且，他们“将‘天理’、‘人欲’对 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 个人色彩的情感诉求。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 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 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强调 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１ ］ｌ叭这对于 抑制人们私欲的膨胀、加强个体的道德自律、稳定 社会现实，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历代统治者之所以 推崇程朱理学，大都着眼于其潜在的社会功用。然 而，理学家“把作为‘至善之表德’的天理，同人的自 然欲望和需求对立起来，并无限夸大‘天理’和‘人 欲’的对立，要求人们窒欲、绝欲以至于无欲。从而 把‘天理’植入人心，变成至高无上、自然流行发用 的‘道德命令” １８１９。这自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 一般来说，作为个体的人，受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判断。“人的 ‘自我’是一种自主的东西，它不同于社会、文化、信 仰、价值，简而言之，它不同于任何他人”＿】９＿埔 。“是 一种特殊的心理和精神实在，但它又是多重的。每 一个人本身都寓有很多的不同可能性”＿】９＿ 。而对 个人的欲念强行压制，“还要把它从自我意识中排 除”，“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ｌ】９ｌ 希冀用道德的律 令，让世人的价值追求整齐划一，无异于水底捞月，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明中后叶以后，随着社会结 构和家庭模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邃密，人 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理学家所倡导 的道德教条以及心性修养之法，无法适应社会生活 的骤变，二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与疏离。此时 不少学人对理学提出挑战，正是时势使然。 （二）取士方法、途径的单一与理学思想 的异化 教育制度，各代有所不同，是个非常复杂的论 题。此处仅就教育内容与取士方法而略加论述。 宋时学校，“分习五经”，虽说“慎简师儒，赡给廪 饩”，为读书人“通经习传，考订义理”提供了较好的 条件，然诸生中却少有“经名行修气节之士”。“崇、 策五道” ２。］Ｊ 。如此一来，朱熹的《四书集注》、《诗 集传》、《易本义》，程颐的《伊川易传》（又称《程氏 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 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加］彻。贾似道当国，每 易传》、《周易程氏传》），胡安国的《春秋传》等，被 法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永乐问，又颁《四书大 全》、《五经大全》，供士子研习，而废注疏不用。明 初统治者之本意，以科举起名实相符的怀才抱德之 以恩惠笼络学生。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三学之 横”条日： 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 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 留。今日日师相，明日日元老；今日日周公，明日日 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后，始 声其罪。 ］。 。 学校教育人才之质量，可想而知。朝廷一再强调， “国家以儒立国，士习美恶，治道所关”。然仍“士风 日薄，文场多弊”ｏ［２１］３１４４￣＊穷经学古者，或病于词华； 植德砺行者，难究其蕴奥；高才大器者，往往局于纤 悉绳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风益 漓。至于冒国法以苟营，假儒冠而挟策，俚言乱雅， 剿说趋时，使习之者反贼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 咎”＿２ｌ＿ 。鉴于此，遂决计以“深知治道，酌古通 今”的二程所作传注为取士的主要内容，以培养士 子“崇尚经术”之风。朱熹所生活年代的教育状况， 大致如此。可知，他在为振纪纲方面所作的种种讲 学活动，其收效是微乎其微的。 明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前元“权豪势要，每纳奔 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 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特设科举以取士。取“经 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任之以 官”， 以绝奔竞之途。故当时之学校，如宗学 之类，往往“令学生诵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 《为善阴骘》诸书，而《四书》、《五经》、《通鉴》、性理 亦相兼诵读” ２２＿ｌ鹋 ，礼学“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 律令”，“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ｌ ∞诸生应试， 考《四书》义与经义，朝廷开科“专取四子书及 《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 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 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２ ］１ 粥“初场试《四书》 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 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 《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 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 《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 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滞《集说》。二场试论一 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 士，为国家所用，然事实却与此大相悖离。后世士 子读书，有人欲于捷径得功名，除政府规定书目外， “他书一切不观”［２３］５８４。即使偶有好学者，“欲通旁 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父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 帖括，而将为坎轲不利之人” 。所以，当时有些 读书人，知识面甚为狭窄，即使考试名登前列，而 “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２３］５８４亦不 在少数。因为一登金榜，便利禄加身，“无知之童子 俨然与公卿相揖让”［２３］５８４，有着很大的诱惑力，希冀 少读书而得高第者在在有之，谁还有心思苦读全 经？“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 他人之文记之，人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 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 之童子”＿２３＿弼 。“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者，皆领乡 荐，冒名贡士。及至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 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国监。以致天下士子竞怀 侥幸，不务实学”＿２３＿卯 。“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 而坏”ｌ２ ３ｌ 。由于士子汲汲于功名，废书不读，因 而，“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２３］５８６。 此等书生，学问虽说不行，然而，放肆无耻、游说干 谒却是其看家本领，往往“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 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 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 前人者哉”Ｅ２ａ］ 。 ？ 学校乃养士之地，“治天下之具”皆出于此。优 秀道德、节操的涵育在学校，天下、国家、百姓“诗书 宽大之气”［２４１１０的培育在学校，是非曲直的主张亦 在学校，是社会前途与希望之所在，正所谓“郡县公 议，请名儒主之”ｌ２４＿ｌ 。足见世人对儒生的厚望。 然而，学校中人尚且不愿在“四书”、“五经”之原典 上下工夫，遑论传注？即使读经或传，也不过是为 禄利计，真正付诸实践者能有几人？那些视读经为 饵禄之具者，一旦功名到手，忙于应酬，安享富贵， 何暇苦读？而功名失意者，有的也曾孜孜砣石＿乞穷索 经传数十年，然到头来却清贫如故，自然对所学生 厌倦之心。如著名学人陈献章，本“颖悟绝人，读书 一览辄诵” ｊ４＂，然却再上礼部不第，遂“舍彼之繁， 求吾之约”ｌ２５＿ ，离朱入陆，转向求心。“学宗自然， 而要归于自得”［２６］ｌ 。他的“贵疑”说的提出，便是 对陆象山学说的直接继承，对于打破当时学者对理 学权威著述的迷信，具有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阳 明学派中人物王畿，“几次科举失意，加深了他对教 条式的程朱理学的反感”，转而“请终身受业于文 成”， ¨ 成了王学中的中坚人物。理学统绪，连学 校都难以承继，难怪人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 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２２］ 。所以，针对这种 教学内容、取士方法的单一化，不少人开始问难、质 疑，径直称： 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 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 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 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 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 异也。 嚣 还曾揭露道： 惟圣人知其然，而惟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 吾术，虽极智勇凶杰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 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 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 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ＪＪ 然而，书生议论与官方舆论总是南辕北辙、了不相 关。历代统治者视理学弊端于不顾，照样强调取法 程朱、表章六经，“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 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２９１１７４。认为“《四书 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 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 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 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１５］ 清王朝建立后，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维护统治，仍 沿袭明制，提倡尊孔崇经，规定学校“月课皆用‘四 书’、‘五经’文”【ｌ４］ 撕。遴选人才，用八股文取士， 以“钦定‘四书’文为之正鹄”，美之名日“代圣贤言 语”。『３ｏ］ 而且，康熙帝特别推崇理学代表人物程、 朱，谓：“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学庸，遂开千古道学 之统”［３１１５７ｏ，故“凡立说一准于考亭”［３１１５６ｌ，“国家 列在学官，著之功令，家有其书，人人传习”¨３１］ 。 由于统治者竭力提倡，程、朱便成了与孔、孟地位相 侔的绝对权威，以致有“宁疑周孔，毋疑程朱”之说。 就连著名文学家朱彝尊亦曾言： 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 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 言《礼》，非朱予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 ６ 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道德之 一，莫逾此时矣。然杜其聪明，见者无仁智之殊。论 者少异同之辨，习者莫有温故知新之义，不能无敝 焉。顾科举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 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师说，流入于释老，往往舍弟 子不问，尽归其恶于师，又不原其行，已立朝济世之 大业，必欲污之以为快，岂持论之平乎？ 如此一来，“士大夫习其业者，非孔孟之书不 观，非程朱之说不用，国无异学，学无他师，真所谓 一道德以同风俗者矣。然学者自就傅而后，粗涉章 句，即从事于应举之文，父师所讲授，无过庸软髋骰 之词，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转不如诗赋策论之 难工。由是六经诸史，束之高阁，即四书之义，亦可 勿深求，譬犹 刍诵经礼忏，志在乞食，而不在修 行” ３Ｊ” 。学术界形成万马齐喑的冷寂局面。 然而，一般人应该明白，学术研究乃是一个认 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无穷止，不 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层面。那么，学术研究也不可 能达到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地步。随着社会形势 的不断变化，人们也会不断调整自己观察事物的视 角和思维方式，从而得出更接近事物本相的结论。 任何学术观点，都是在不断接受客观现实的检验中 逐渐丰富、完善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封建统治阶 层人物，将程朱理学捧至极致，看起来是提高了其 地位，其实，现实的评价却恰恰相反。一是一味吹 捧易使接受者产生审美疲倦，激使其更冷静、更理 智地对待理学，并进而审视其合理与否；一是理学 成就既已达到了无法逾越的境界，则说明它已失去 了继续完善、发展的活力与空间，几近于死亡。理 学的衰颓，则势所难免。 （三）理论之延伸、生发与理学之分化 论及理学之式微，不能不考虑到理学自身的因 素。这里不妨从两个层面加以论述：一为理学人物 营垒的分化，一为理学理论建构的转折。 以朱熹而论，他处在内忧外患交并而出的时 代，强调“正心术以立纪纲”、“绝苞苴请托之私”，主 张从君主自身的道德完善做起，“亲贤人，远小人”、 “爱养民力”，建议官吏“居敬而持志”，革除“人欲 之私”，忠于职守。如此等等，在消除隐患、缓解内 部矛盾、安定民心诸方面，均有其合理性，故在当时 影响很大，为当道所关注。然而，也正因为从其学 者甚夥，难免鱼龙混杂。《道命录》卷七谓：朱熹之 追随者，“初为伪徒，投香纳币，陈款献书，原执弟子 礼，惟恐其不纳。既而弃学，排诋其说，谓非其党， 追逐时好，以干仕进”［９１１４１８。有的“意在于猎富贵 也，则语人日：‘富贵非吾愿。’意在于钓功名也，则 日：‘功名非吾志”’【９ｊＭ ，表现出明显的心口不一、 言行相悖。此语乃出自敌对者之口，或言过其实、 张皇过甚，然或非无据指责。理学人物持守志节、 大气凛然者不乏其人，但后学中追逐时好、视学问 为利禄之具者亦或有之。其他人且不论，熹之子朱 在之品行，即为人所诟病。全谢山《学案札记》引叶 绍翁语日：“考亭子在，趋媚时好，遂阶法从，视其父 异矣”［３４］９３２，便很能说明问题。还有，真德秀立朝刚 毅，有直声，尝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应“与众 共之”。并抨击当时之风气日：“乾道、淳熙间，有位 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 羞。今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 。上疏 直揭时弊，令奸究汗颜。且“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 而服行之”＿ｌ 。然晚年既衰，而锋亦大敛。大臣 郑清之“妄邀边功，用师河洛，兵民死者十数万，资 粮器甲，悉委于敌，边境骚然，中外大困”［１４１６５６１。杜 范上疏弹劾其误国殃民，而真德秀却曲为调停，称 此失“皆前权臣玩偈之罪。今Ｅｌ措置之失，譬如和、 扁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ｌ】 ］ ，是 代人受过。故《宋元儒学案序录》称：“西山之望，直 继晦翁，然晚节何其委蛇也 还有人谓：“讲学 至残宋，朱、陆两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谓愈失其真 者也。” 刚直如真德秀尚有晚节有亏之讥，其他 人则可想而知。 再看理论层面。“理”，无疑是宋以来之理学家 理论的核心。朱熹所谓“理”，虽说是由二程（尤其 是程颐）之说发展而来，但内涵似有不同。二程谓，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３６｝２９，“理”乃万物之根本。 又谓：“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 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３６］１９５前一 “理”是指自然法则，后一“理”为伦理秩序，后者乃 由前者推衍而来。强调认识事物，“须是犏 求” ，“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 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３６］１３５。这一认识事物本质 的方法、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比较符合客观规 律的。谓：“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 须有一理。” 。各类事物的存在与发展，皆有内在 规律可求，且因物之不同，各物之“理”亦自各异，所 言亦是。还曾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 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 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３６＿“。，“养心莫善 于寡欲，不欲则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 是欲。” ］１“这里的“理”与“礼”相通，是将“理”视 为道德规范。认为“为善”之举，应发自内心、自然 而然，而不是有意为之，此才合乎“天理”。稍有矫 饰，便是“人欲”，而堕入“非礼”。而且，将“天理”、 “人欲”并立，“寡欲”始能向善，“不欲”才能“不 惑”，“不惑”始尽“天理”，对“人欲”并未作内涵之 框定，所论未免有些绝对。 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事有善有恶，皆天理 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 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但处之有道尔。若 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矣，安得为天 地”￣［３６１１９此处之“天理”，乃指事物之天然之理。世 上万事万物，各不相同，而美丑、好恶亦各不一，不 可能做到完全等同。而天地厚德载物，美恶兼容， 何物不有？圣人行事，善于应变于美、恶之间，“处 之有道”，应付裕如，有包容，有气量，故谓“圣人即 天地也”。这又与上引所谓“无人欲即皆天理”有些 抵牾，但所论毕竟较接近客观现实。世界之大，无 奇不有，自然存在，不容人为，怎能做到整齐划一？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则真实道出事物之本质特 征。二程生活在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北宋之时，提 倡“寡欲”、“不欲”，自然是为了消弭欲念、安定人 心。其尝称：“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 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 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 有。” 是从“官”与“民”两方综而论之。作为 “民”，当息虑宁心，寡欲少求，以“安今之法令”；而 “官府”，若面临猝发事件，亦应从容应对，“处得其 当”，不能让矛盾激化。这无疑是调停社会矛盾的 两全其美之法。 而南宋政权偏居一隅，如陷污淖，风雨飘摇，岌 岌可危。朱熹生当乱世，曾十年寂寞抱遗经，“厉志 圣贤之学”，“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 己治人之道”。【９儿蛳在人心惶惶、浮躁不安之际，他 作《不自弃文》以振己志，谓“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 志”。作为书生，应抱定读书向学之念，“兢兢业业， 以立其志。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迁之，我独不 移”，“卓然立其志，锐然策其功” ］８ ，以有用于家 国。他长期受儒家思想之熏染，拯世报国之念萦 怀，蒿目时艰，而忧心如焚，故发论多矫激之语。尝 称，“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 ，“未有天地 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 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ｏ＿ ，“气则 ７ 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１ｏ ３２。这里，前者所 言之“理”，乃宇宙之本原，为形而下；后者所谓之 “理”，便成了道德伦常的载体，为形而上。他又称： “性即是理。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性只是理。 气质之性，亦只是这里出。”［１０１６１既然“理”具有“仁 义礼智”的道德内容，“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性者，人之所禀之天理也”。［３７］３２５性“只是仁义礼 智”＿ｌ ｏ＿鲫，又何来“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之说，退 一步说，“性”既有“气质”、“天命”之分野，那么，气 质所禀“有偏”之性，就不应当具有“仁义礼智”之内 涵，又为何混为一谈？可知，朱熹论“理”，虽说非常 琐细，但正因过于细密，致有不能圆通之处，倒不如 二程笼统表述简捷省力。而且，二程所说之“天 理”，是包容进善恶美丑的，是从“物之情”的角度论 述“理”之当然的。而朱熹所论之“理”，却“只是个 净洁空阔底世界”＿１ ０＿ ，除了世界本体之意义外，便 是“仁义礼智”诸道德层面的问题，无疑强化了伦理 教化内容，与二程之说有所不同。 至于“天理”、“人欲”之说，自然是受了《礼 记・乐记》所谓“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 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 穷人欲者也”『１ ” 凹之说的影响，但在表述上，又略 有不同。程颐谓：“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天后 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则伪矣。……人心私 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 矣。”［３６］ 并竭力维护礼法、强烈反对女子再嫁。 《二程遗书》曾记载：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日：“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 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日：“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 极小，失节事极大。” ｂ＿ ’ 而朱熹，则多次论及“天理”、“人欲”之辩，谓： “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 驯，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 私”＿１ ０ｊ瑚，“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 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加］枷，“人之一心，天理 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 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ｌ１０］ 。较之二程 之论述，的确细密许多。当有人问及“饮食之间，孰 为天理，孰为人欲”时，他答日：“饮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 １ ０＿瑚将“天理”与“人欲”置于对 立的两极，非此即彼，自然是强化了对“人欲”的重 ８ 压。在朱熹看来，人的欲望过盛，则会引发对现实 处境的不满、对既有职守的不忠。社会上的种种贪 婪、侵夺、抢掠、争斗之举，皆由此而引起。它影响 了朝廷内部的和谐、国家政治的稳定。就此意义而 言，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 色彩。朱熹论及天理人欲之辩，下语多峻切、严厉， 恐与其政治焦虑有关，以致有过于武断之嫌。尽管 朱熹也讲“天理”是“人心之本然”，也承认人们对基 本生活的合理要求，如饮食之类。并称：“有个天 理，便有个人欲。…一・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 理。”＿ｌ０Ｉ 但后世对此具有合理性的内容往往忽略 不计，而强化了其思想中绝对化的一面。后来统治 者所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性 理精义》诸书，又进而鼓吹之、尊崇之，使朱熹成为 维护纲常伦理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加之程 朱理学的零碎琐细、空虚迂阔，从而遭到许多学人 的不满。正如有论者总结的那样： 朱熹重视道问学胜过尊德性，其学问修养工夫 往往失之于支离破碎，而不似陆学之简易直截。其 后学严守门墙，一味“述朱”，更养成学者恭顺附和 的品格，缺乏理论创新和独立人格。 Ⅲ 岂能不走向式微。再说，理学强调主“静”与“敬”， 固然体现出对道德完善与人格完美的敬畏，且所关 注的乃是修养心性的内敛功夫，在当时或起到一定 的作用，但与后来社会结构急骤变化、人性张扬与 外现的明代中后叶形势很不协调，新的社会思潮呼 之欲出，则在可能之中。 参考文献： ［１］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Ｊ］．上海：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孙复．孙明复小集・儒辱［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范育．正蒙序［Ａ］．吕祖谦．宋文鉴［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４］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５］皮锡瑞．经学通论［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 ［６］王应麟．困学纪闻［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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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Ｌｉ Ｘ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Ｚｈｕ ｘ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ｉ Ｘｕ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ｒｅａｓ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８ ［责任编辑普梅笑］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