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诗歌对古典诗歌的传承

作者：谢文献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8期

摘 要：在中国新诗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新诗的创作是受西方影响，并且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甚至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本文以新月派主将徐志摩的诗歌为例，从徐诗的天人合一、抒情言志和形式格律方面力图探讨证明中国新诗不仅是横向的移植，也有纵向的继承。

关键词：天人合一 抒情言志 形式和格律

诗人纪弦说过新诗是横向的移植，而当代诗歌研究专家杨景龙则认为新诗不仅是横向的移植，也有纵向的继承。杨景龙在他的著作《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中探讨了余光中与屈原姜夔李白的诗歌继承，舒婷与晚唐温庭筠的承继关系等，资料翔实，有理有据。龙泉明认为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尽管西方诗歌是重要的参照，西方诗歌中很多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经验及其基本技能都成为中国新诗创建中非常活跃的因素，但中国诗歌的传统思想和形态观念仍然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根基，是中国新诗现代化之保持民族特色的重要因素。应当说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并不都是西方式的，而是保持了中国特色的。

其实中国新诗的先驱们对传统既有否定也有肯定。龙泉明认为，时期胡适选择“明白易懂”作为白话新诗的美学标准，是以“元白”所代表的白话诗的潮流为源头和正路的。在他看来，以来的白话新诗乃是三百篇以来“元白”代表的中国诗的必然趋势。对这种必然趋势的看法，成为白话新诗的一股内在推动力量。由此他对难懂的“温李”一派的诗歌趋势做了排斥性评价。而到了20 世纪30 年代，废名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则不满于白话新诗的“晶莹透彻”而推崇晚唐“温李”一路诗风，因为“温李”诗朦胧含蓄的传统风格正满足了他们在“表现和隐藏之间”的审美追求，而他们也正从“温李”诗中获得了新诗现代性追求的一种依据和信心。这种对传统诗歌的两种趋势前后迥然不同的选择和认同，并非是矛盾的，而是与不同时期新诗建设的具体目标相适应的。以后，中国诗歌走向现代，但与过去的传统诗歌并没有明显断裂。

梁漱溟认为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是深入灵魂，深入骨髓的。每个中国人也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祖先的鬼造成国民的劣根性，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人的灵魂里散布种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徐志摩自然也不例外。

新月派是在反对胡适的白话诗太白开水和郭沫若诗歌的只有感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故他们更讲究格律，形式，意境。作为新月派主将徐志摩，其诗歌根基不仅有英国浪漫派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影响，也有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诗歌的滋养。古典诗歌对徐志摩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徐志摩对星星月亮雪花等异乎寻常地喜爱，对自然田园风光也别有钟情，如《我有一个恋爱》：“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啊，我也曾

容忍；/ 有时阶彻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伤心，逼迫我泪零！ //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太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感动我们，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内心的道德律。仰望星空，星斗之光冷峻而又神秘。这样的繁星点点夜幕高张是契合诗人浪漫的心的。神秘而安宁的星空给了诗人心灵的慰藉，诗人借此安顿疲惫的灵魂和在尘世跌跌撞撞的心。可以说自然是大地母亲的怀抱；在母亲的怀抱里，诗人可以暂时摆脱背后的滚滚红尘。

让我们再读《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 驱散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 也散放了我心头的网罗与扭结，/ 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来自何处，/ 囚禁着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残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 嘲讽我这蚕茧似的不生产的生存？ /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 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 惊不醒这沉醉的昏迷与顽冥！ /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 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回，/ 更有那渔船与杭影，亭亭的粘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境与梦趣：/ 我不由的惊悚我不由的感愧/（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悠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 愁露内裹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 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在现在与此地，/ 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 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尘埃，一颗无形的尘埃，/ 追随着造化的车轮，进行，进行……”

诗人为何如此热爱自然，愿与之融为一体呢？灵魂的安顿固然是其原因，但更深的原因应从传统文化中去寻。古典诗歌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为例，他们在自然的怀抱里心与物齐，超尘出俗，悠然自得。王维的《鸟鸣涧》在动与静之中，在花、鸟、月亮、山涧织就的自然里，诗人的心境变得恬淡，灵魂变得安宁祥和。王维诗中的审美情趣是传统文化在诗歌里的展现。吴晓东在《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说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老庄所代表的自然哲学对于自然律的侧重。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把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把自然当作一个永恒的主题的文学传统，而且在对山水田园的歌咏之中还隐藏着把自然视为人生归宿的心理动机。与自然的默契成为生命归于大道的一种至高的和谐与理想的境界。徐志摩的诗歌也是对自然的歌咏和渴望融入自然的吟咏。由此可见，徐志摩的诗歌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对古典诗歌的继承。

二、抒情言志的情感表达

抒情言志是古代诗歌最突出的标志之一。新诗进一步承传了古代诗歌以抒情言志为本的优良传统，把诗歌当作抒发内在思想感情、传达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的工具。浪漫诗人徐志摩的作品就是用情志谱成的一幅幅心灵的画卷。在《为谁》里诗人因秋风萧瑟而感到凄惘。在《无题》里诗人也渴望自己像朝山人那样用灵魂之勇冲决迷雾的人生。在《沪杭车中》诗人心机一动，将匆匆的车轮奔飞想成了光阴的飞逝。在《大帅》《人变兽》中诗人用间接的诗句表达了对战争毁灭人与人性的愤怒。在《梅雪争春》中诗人站在正义的立场为“三·一八”死去的学生声讨的罪恶。

胡适用爱、美与自由来形容徐志摩个人的主要气质和追求，爱是徐志摩倾注心血创作的主题。徐志摩诗歌中的爱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道主义之爱。《古怪的世界》里诗人为老年人在新年抛却家乡流落他方而起了沉思：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二是天伦之爱。《他

眼里有你》中上帝在孩子的眼中，在母子之爱中。三是爱情。《翡冷翠的一夜》里多是对爱情的表达。《我等候你》是一个痴情人的自白，《两地相思》写恋人之间的阻隔，《最后的那一天》渴望真正实现自己的爱情。

三、讲究形式和格律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主要是格律诗传统。现代新诗大多数是自由诗。但古典诗歌讲究艺术节制的诗风被现代诗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下来。徐诗批判当时郭沫若诗歌感情泛滥，所以讲究形式的建筑美，讲究押韵。朱自清说新诗一开始就注意押韵，这押韵自然首先是现代生活和外国的影响，但也曾在我们的泥土里滋长过。足见写作新诗不能完全甩开它。这可算“新诗独独接受了这一宗遗传”。

徐诗讲究形式，几乎每篇都有规范的形式，有时为了形式的整齐甚至会将一句话里的字移入下一行。《再别康桥》是人们熟悉的名篇，他的形式的规整只是徐志摩诗歌当中形式探索的一斑。卞之琳在为徐志摩诗选做的序言中说过，四行一节固然是古、西历来如此的最普通形式，但是我国《诗经》和词曲就有多种大体整齐的形式，外国也是如此：多样化。对称也是整齐。诗是文学的一个门类，借鉴外国，也是理所当然。而我们一般诗读者，通过不负责任的翻译，看见外国诗（“自由体”除外）就是七长八短的分行，就是毫无章法押几个韵，以为这就是人家写诗的原来的样子，也就受了影响。现在我们再读几首徐志摩的艺术形式上较为完美的诗篇，或者还可重新感到一些新鲜味道、新鲜花样。他的短诗就不是一个模式。那里的节式就有多样，而大体整齐；那里的脚韵也有多样，还有交错押韵的。说是来自欧西，其实我国《诗经》和《花间集》就有，甚至还有押“阴韵”这个好像完全外来，其实也是从《诗经》到现代民歌都有的玩意儿。由此可见，对古典诗歌的吸收继承也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