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理据是指用某个词来称呼某种事 物的理由和根据，换句话说就是某一语素 形式表示某一意义内容的原因，是指词语 的可释性。 词的理据是否存在，即词的音义结合 关系有理性和无理性的问题，是一个让古 今中外，不仅仅是语言学家，甚至哲学家 们都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图洛斯篇》 中就记载着以克拉图洛斯为代表的“本质 论”与赫尔摩根为代表的“规定论”的争 论。 “本质论”主张名称和事物之间（即 词的音义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必然的， 认为一切事物只有一个正确的、根据其本 质生出发的名称，不是一些人约定怎样称 小议汉语词的理据 谓就怎样称谓的。 “规定论”则主张名称 和事物的关系只是习惯的，约定俗成的。甚至到了上 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语言学学报》还就此问题展 开过激烈讨论。同样在两千多年前，孔子等人就有了 “正名说”，与之相对，苟子等人则提出了“约定说”。 孔子、孟子、班同、刘熙都倾向于“本质论”：老子、 墨子、杨朱、苟子都主张“规定论”。 １９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索 绪尔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 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 连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 是任意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 论的基石之一。现在，有学者认为，在肯定词的音义 之间没有必然的、天然的联系的前提下，两者之间可 以有社会的、人文的联系。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的、人 文的联系，才使得词的音义结合关系具有可解释性和 可论性。特别是汉语， “汉语作为汉族人世界观的一 种象征符号，它是一种主体意识很强的语言，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性”决定了汉语 的理据性，即汉语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据可循的。本 文正是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展开的，即词的音义结合 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并不存在矛盾。任意性统摄理据 性，理据性是在任意性前提下的有理。任何一个在有 理基础上形成的词都可以被任意选择，而任意定名的 同时又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成词道理。 既然词的理据指的是词义形成的可释性，那么我 们或许可以从汉语词汇的产生与发展中一探究竟。大 体说来，汉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原 Ｉ ４塥止敬 生阶段、派生阶段和合成阶段。原生阶段是 从汉语起源时期开始的。这个阶段人们通过 福 直接用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的方 建 式造词，并且积累了一批原生词，这些原生 词就成了派生造词的基础。我们知道，汉语 大 词汇中有单纯词也有合成词，合成词的音义 手 都来源于构成它的语素，因而合成词具有语 林 音和语义的双重理据。而单纯词中既有原生 菁 词又有派生词，派生词的声音来源于原生词的 声音。而意义与源词的意义有联系，因而派生 词也具有语音和语义的双重理据。在原生词中 有少量的感叹词，其声音与所表达的感情密切 相关，感情的自然流露是感叹词形成的间接语 音理据。在原生词中又有很多摹声词，摹拟事 物的声音并把它作为事物的语音符号。这是摹 声词形成的直接语音理据。在原生词中还有一 些摹态词，用发音器官摹拟事物的外部形状和动作行为 等，并据以调节发音，从而创造出事物的语音符号。 这是摹态词形成的间接的语音理据。在原生词中除了 感叹词、摹声词和摹态词外，还有摹态兼摹声词，这 种词的形成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语音理据。 众多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了许多不同的类 型。有的学者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词的理据的 三种类型：自然型、习惯型、自然兼习惯型。这对于 词的理据的分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对于某一种具体语 言来说，又是不够完备的，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 特点，具体语言的词的理据分类须从该种语言的实际 出发，才能得出科学的分类结果。单从汉语出发，有 的学者根据词的构成道理，将理据分为摹声型、语源 型、特征型、借代型、比喻型、夸张型、典故型、简 缩型、禁忌型。这样的分类不仅细碎烦杂，而且未必 能涵盖所有汉语词的理据。有的学者根据理据源的不 同，将汉语的理据划分为四类：自然型、语源型、认知 型和文化型。其中，自然型理据又可细分为摹声型和 摩状型；语源型理据包括凝固型和减缩型；认知型理 据包括一般认知型和修辞认知型：文化型理据具体分 为典故型、禁忌型和民俗型。这种分类也只是把上一 种分类略加整理归纳与添加，不过却也更加合理完善。 研究汉语词的理据不仅对阐明事物或现象得名 的来历，认识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词义演变发展规 律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大的实践意 义。尤其是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不但利于教师进行 有效输入，而且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