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作者：王枫云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1期

摘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概括，并对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简单回顾的基础上，从目标取向、基本要求、具体体现、必然选择、时代特色等几个方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AF564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11－０001－03

1850年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其城乡关系也显现出两个较为鲜明的特征：一是由于城市发展的高速度，带来城市与乡村之间差距的扩大化；二是由于城市与乡村互动关系的客观存在，开始出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迹象。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各国的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见解，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由此诞生。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既分析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看到了其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走向兼容与协调，更对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乡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拉开序幕，在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才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指导下，步入了推进城乡关系良性运行的正确轨道。当前，运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国未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未来走向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消除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协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目标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1]。而城乡差距问题及其进一步拉大趋势的客观存在，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中国社科院2010年4月发布的年度绿皮书指出，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率进一步扩大至3.35：1，相较于1978年我国城乡差距的2.57：1和2007年的3.33： 1，这种差距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2]。此外，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还广泛存在于除收入差距外的许多领域，如生活水平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公共服务差距、权利拥有和权利表达差距等，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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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发生的重要根源和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主要障碍，在许多城乡群体性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的背后，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作为重要诱发因素的城乡差距的存在。因此，在未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消除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应成为重要的目标取向。

二、在生产力发展中推进城乡无缝隙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应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城乡关系从断裂走向接驳，从接驳进入无缝隙融合的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推进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生产力所表示的就是人们在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作为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基于对生产力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3]可见，只有首先有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发挥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进而有效地推进城乡的无缝隙融合。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城市生产力由硬件能力和软件能力构成。其中，硬件能力包括：人力资源、融资能力、科技水平、产业结构、环境设施等要素；软件能力包括：社会安全度、文化诱致力、制度贡献度、城市管理力等要素。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是上述硬件能力和软件能力共同强化的结果[4]。在城市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后，城市便具有了城乡联动的辐射力和变革乡村的影响力，才能从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制度等多个角度带动乡村的发展[5]，主动实现与乡村的有机衔接。 三、实现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均等化，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发现：“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不均等。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均等，是指在承认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为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产品和接受公共服务上提供大体相同的机会，并在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上实现大体相等。

当前，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上存在严重的不均等，导致城乡居民不能无差别地分享基本的民生服务，使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不能为全体人民共享。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未来进程中，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应是题中之意。其具体的推进路径包括：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法律保障；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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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体制；加强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框架建设；改革和创新农村公共服务的组织基础；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7]。

四、修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偏向”，在“统筹城乡”的理念下进行城市化的路径设计，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从而造成农村中具有城市特质的城镇增加，引起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城市化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在整个国家的地区的人口总数中，居住于城市区的居民数的比重增加以及城市数量总数增加的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化是一种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不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市的转移、集中以及城市景观的地域推移，而且包括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进入乡村的过程。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都市形成、发展，并取代乡村成为经济与社会重心的过程，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和生活在环境、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为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城市利益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以及居于优势地位的利益诉求权利对政府城市化的战略设计施加了种种压力，使得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演变成“城市偏向”不断强化的过程。这种“城市偏向”的战略设计，造成城乡各种发展资源在初次配置时已经开始向城市倾斜，并且在二次分配中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斜，从而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不仅难以共享城市化的发展成果，而且其利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不断地侵蚀和剥夺，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的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城乡有机融合、工农业相互促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阻碍重重[9]。

因此，修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偏向”，在“统筹城乡”的理念下进行城市化的路径设计，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未来中国城市化的道路设计应体现出如下内容：“城乡兼顾、以城带乡、以乡补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从而使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真正转化为协调、均衡的城乡关系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

五、运用当代科技的力量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时代特色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人们看到了其在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威力，尤其是蒸汽机和电力的普及和运用，使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科学技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科学技术“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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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并具备了较强的科技创新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 200 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 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同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11]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给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带来巨大的推动力量，运用科技力量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时代特色。运用科技力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科学地设计其运行环节，并切实保障其有效地落实。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将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一是实施城乡产业互动行动，构建工农互动的产学研结合体系，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加工业延伸的统筹发展新格局；二是实施城乡科技统筹行动，构建基层科技服务体系，推进科技服务的社会化和均衡化；三是实施科技金融结合行动，构建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实现农村科技投资多元化；四是实施民生科技提升行动，构建民生科技综合技术服务体系，加快农村民生领域的技术推广与应用；五是实施科技管理促进行动，通过引导城乡科技资源和特色资源互动和融合，创新管理手段，改革工作机制，形成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协同、高效、开放”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六是实施农民技能培训行动，构建农业产业化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技能培训体系，推动农民城乡岗位无障碍就业[1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7．

[2] 中国新闻网.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0-04/786101.html.[2010-11-1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0． [4] 苏斯彬.从城市生产力角度剖析区域竞争力[J].今日科技，2004，（10）. [5] 徐勇.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J].东南学术，2007，（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08．

[7] 刘长久，周建波.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析[J].理论月刊，2010，（11）. [8] 王佃利.现代市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

[9] 陈喜梅.论我国“城市偏向”政策形成的根源及其表现[J].乡镇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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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6.

[11] 胡军锋.浅谈当代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12）.

[12] 王勇德.重庆探索科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新路[J].中国农村科技，2010，（10）.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city and country re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WANG Feng-yun

(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In the city and country re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with the basic content to briefly sum up, and the new China's 60 years in theor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city and country re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historical process back on the basis of simple, from goal orientati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specific, inevitable choice, age feature for a few aspects that the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city and country re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towards the future.

Key words: city and country re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future 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