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市党政代表团赴天津唐山考察之后，温州掀开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热潮。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人心、形成共识、凝心聚力，加快温州转型发展，温州日报9月15日起隆重推出《加快转型发展 再创温州辉煌——十问温州发展》系列报道，针对影响当前温州发展的突出问题，从破除领导干部的思想障碍入手，正视发展差距，叩问发展难题，寻求破解之道。 温州速度，曾让多少温州人为之自豪。然而，今天的温州，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上不仅跟不上别人的步伐，还经常比人家“慢半拍”？——题记
9月初，一次看似平常的党政考察，引起了温州这座一直以来都被标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城市出乎意料的震动。 环渤海湾强势崛起，天津速度、唐山效率，触动着温州人的神经。 是震撼、是钦佩，更是压力、是警醒！
标兵在迅跑、追兵在赶超。当历史的脚步跨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温州必须要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当我们陶醉于过去的成绩时，别人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 天津，这座600多岁的城市，正在发力奔跑。
9月13日，天津迎来了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个国际经济界的盛事。从滨海国际机场出发，沿着秀丽的海河来到津湾广场；从繁华热闹的中心城区，再到开发攻坚中的滨海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天津市，处处彰显着国际化都市之美。
在去年GDP增长16.5%之后，今年上半年，天津再加速，经济增长幅度达到18%，增幅居全国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天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06亿元，增长47.1%，相当于“九五”期间的两倍、“十五”期间的总和。在环渤海这座大舞台上，天津已全力提速。
唐山，这座有着凤凰城美名的城市，也在演绎一段涅槃重生的奇迹。
站在唐山市区南面由垃圾山改造而成的凤凰台上，脚下便是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的南湖生态公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污水横流、蚊蝇肆虐的采煤塌陷区。更难想象，改造这个比杭州西湖大一倍的生态公园，唐山人只用了14个月的时间。
一座现代化城市正在昔日的废墟上崛起。去年，唐山完成GDP3812.72亿元，同比增长11.3%，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79.98亿元，同比增长60%。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又达16.2%。生机勃勃对于唐山而言，并非虚词。 美与奇迹，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它的背后，是一种昂扬向上的发展姿态，是一种喷薄而出的发展速度。 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重新考量温州速度：我们是不是慢了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
但是，过去的领先并不等于今天的领先。同天津、唐山这些“新领军城市”相比，甚至同省内的一些城市相比，我们的发展是不是慢了？
翻开2009年的统计年鉴，去年我市生产总值（GDP）252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8.5%。这一增速水平，且不论与天津、唐山的差距，在省内也属于后位。而且GDP总量，与全省第四的绍兴市相比，也只多区区152亿元。
论投资率，过去十年，温州的投资率一直徘徊在35%左右，远远低于全省的47%、全国的67%。今年上半年，我市限额以上投资增速，全省并列倒数第二，总量仅是杭州的25.7%、绍兴的49%。
而更令我们汗颜的是，比之唐山曹妃甸以一年34.5平方公里的围垦速度在推进，天津10个月建成占地4.9公顷的津湾广场，我们温州的很多项目，久议不决、久建不成，困在前期工作，困在资金筹措、土地拆征上，上马落地周期一拖再拖。对定下来的许多事情，也是推来推去、磨来磨去、翻来覆去，迟迟不见成效。
“别人在飞快地跑，我们在迟缓地走，差距怎能不越拉越大？”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感慨，温州的很多事情是“起得大早，赶了晚市”，结果是丧失良好机遇，丢掉原有优势，甚至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市政协委员、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一力则更看重实体经济，他说：“相对于温州经济指标的发展速度，现在温州的新产业、大企业发展的速度变慢了。全国民企500强企业，温州就那么几家，自从几年前华仪、森马崛起之后，很少再有大企业冒出来。”
站在新一轮区域竞争的赛道上，倾听30年瓯江潮涌的涛声时，温州人不能不深深地反省。 寻找发展差距，不应讳疾忌医： 为什么我们慢了
叩问温州速度，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温州人，都不应讳疾忌医。 龙湾区委书记王祖焕一针见血：“温州与发达地区相比之所以有差距，固然有要素制约、投资不足等客观因素，但反映在人们主观上的思想解放程度的差距才是本质的因素。”
“温州过去发展是因为敢于领先，敢于起步；现在桎梏反而多了。”张一力教授比喻说，“就像一个人有钱了、穿了西装，但内在的素质还是跟不上，难以大展拳脚。” “慢半拍”，首先是抢抓机遇意识的弱化。
“抢抓机遇、不丧失机遇，是温州突破羁绊快速发展的一大内在条件。”周德文感言，改革初期，温州正是抓住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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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机遇，从而在很低的起点上神奇般崛起，“但今天，很多机遇稍不留神就错失了，从温州眼前溜走了。” 就拿温州最紧缺的土地资源来说，“这些年，国家、省里很多项目，都是直接给地方划拨土地指标，外面各个地方奔着跑着争项目，温州很多干部不善用、不会用甚至不愿用好中央、省里的政策，以至错过了很多机遇。”周德文还以海涂围垦举例：“从天津、营口、大连一路下来，这些沿海城市早在好些年前就轰轰烈烈推进围垦，温州这项工作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这两年才有了大动作，围垦区开发利用不及时，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 “慢半拍”，其次是创新争先意识的淡薄。
改革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些年来，温州创造的那么多“第一”，首先是干部群众饱受非议、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创”出来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干部少了分敢想敢干的冲劲与闯劲，多一分明哲保身的庸气与习气；少了分敢于担当的勇气与魄力，多了分求稳怕变的推诿与满足。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但就是视而不见、见而不怪、怪而不理、高高挂起。按部就班地去做事情，没有创造，没有突破，也许，大家感觉这样并没有错，而且也确实不会犯错，但是，温州的事业发展也就在这漠视和无为中“慢了半拍”，甚至，又何止“半拍”？
作为生于温州、长于温州的经济学家，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教授感触良多。他说：“温州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少了当年那种不断开拓创新的冲动和冒险精神。当前，温州最缺的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最需要的不是微观领域的改革，而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这方面的创新之举鲜有见之。” “慢半拍”，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有的干部精神不振奋、思想不解放。
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就有老干部直陈三类作风不实的干部：有的面对温州模式曾经的辉煌，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于昔日闪亮的“光环”，优越感强、忧患意识不强；有的干部面对先发性优势弱化的现实，赞标兵、叹追兵，怨天尤人、迷惘畏难，缺乏信心和斗志；有的干部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困难面前，工作无所适从、无计可施。
这些思想反映在具体工作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镜头”形象：一些工作定下来了，但有的干部贯彻下去就走样、遇到困难就止步、碰了钉子就却步；一些本可以马上办的事，却要等一等、放一放、不推不动；一些投资项目，个别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大通，项目就是落不了地。
正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没有及时去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温州某些方面的落伍和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温州发展已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候，除了迎头赶上，我们还有退路吗
温州已经退无可退，唯有以“知耻近乎勇”的精神，正视差距、迎头赶上！ 迎头赶上，关键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要学先进地区的理念，学他们的干劲、学他们的创新。”正在天津考察的温州经济建设规划院院长王钢说，面对国际化发展潮流，我们搞建设，不能只看到手中所拥有的这点资源，不能囿于并一味强调财力、土地、政策处理等客观制约，而要以世界眼光，借力发展，借梯登高。
中国社科院学者辛向阳认为，新时期的解放思想，不仅仅要利用好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因素，还要注重经济发展中时间因素的利用。“如果在既定空间内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地连续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和创新„„那么将衍生出数倍于空间经济规模的时间经济。”温州如果能通过时间经济创造财富，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迎头赶上，必须要打破常规、创造性工作。
“要以超强力度、超常速度，大干快上、决战决胜。”市政府秘书长兼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黄纯诚说，瓯江口开发建设指挥部正在全力实施一线工作法，亮出“赶超”线路图。他认为，大手笔开发建设一批新区，是温州新一轮发展的战略重点，必须争分夺秒，全力以赴，紧抓不放。 “大决心推进大水利、大手笔实施大围垦。”市水利局局长林孝悌表示，我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围垦项目正在酝酿——约40至50万亩的瓯飞滩围涂（促淤）工程已启动规划方案论证。他认为，像围垦、港口这样的事关温州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必须不拘一格，不走寻常路。
“全力推进管理体制、土地机制、投融资机制三大改革，打好企业搬迁、项目建设、环境整治三场硬仗。”温州生态园管委会主任金叶斌表示，“要大干苦干五年，基本建成生态园，为温州人民献上一座生态绿色客厅。”他认为，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难点项目，必须敢于勇于向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开刀”。
一个个重大项目实打实推进，一项项重点工程硬碰硬落地，一条条体制机制点对点创新。敢涉没有先例的“盲区”，敢走矛盾复杂的“难区”，敢冲不合时宜的“禁区”。总之一句话，只要对温州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就要不怕委屈、不怕非议„„ 抬起头来，环顾神州，时不我待：珠三角长三角高歌猛进，中部开始崛起，环渤海湾全力腾飞，省内各地市也在你追我赶。 每个爱温州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片改革发展的热土？怎样才能再创几百万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共同创造的温州速度？
十问温州发展之二：温州城拿什么吸引别人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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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发展中，形象力越来越突出。人们对温州的城市形象如何评价？“原先是一张淡淡的水墨画，现在是一张没有画完的油画。”“小、散、乱”的温州城，拿什么吸引别人的目光？
什么是城市的形象？提起维也纳，我们的耳边会响起音乐声；说到威尼斯，你会闻到异域水乡的浪漫情调；巴黎纽约，就算没去过，眼前也会有鲜明的画面出现。这就是城市形象的深入人心。
那么，谈到温州，你会想到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多数人总是紧锁眉头，努力在脑海中搜索，然而记忆仿佛总被迷雾笼罩，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品位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形象是一种力量，因此称之为形象力。提升城市形象力，是区域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温州的城市形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看一看外地：杭州最有个性，宁波最具潜力。温州呢？ 最近，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复旦大学等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活动结束。按照排名高低，上海、北京、成都、南京、杭州、宁波、西安、长沙、昆明、长春等10座城市获得了首批“中国（大陆）国际形象最佳城市”称号。
浙江省内，杭州在“城市个性”方面排第一；宁波则在“城市的发展潜力”方面排第一。按主办方解释，城市个性所展示的，是“一座城市在多大程度上有自己的独有面貌”；城市的发展潜力，则是“城市未来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温州与这份榜单无缘。
撇开这个榜单，再来看看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城市面貌：
厦门，温馨城市。花园式的景致点缀在岛内各处。旧城小巧，新区精致，有着南方沿海城市特色的街道和建筑，都收拾得非常干净漂亮。的确，厦门最温馨之处，就在于她像一个家。
大连，浪漫之都。即使没有到过大连的人，也大都知道她有时装节，有女骑警，有足球，有很多广场、草坪、雕塑、喷泉。“拆墙添绿”、“广场生趣”等一系列城市环境革命，换来如梦美景，让旅行者流连忘返。
杭州、宁波、厦门、大连„„她们的魅力从何而来？就来自一座城市在“体形、面孔和气质”等个性特征上的综合表现。 那么温州呢？
比一比自身：温州城市“形”散乱，“神”缺失，仿佛“没有画完的油画” 一座富有魅力的城市首先要有鲜明的城市形象。
温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有好山好水，有源远流长的瓯越文化。然而，随着这十几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在塑造、增强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形象方面的工作却显得欠缺，以致给人的印象总是模模糊糊的。 “温州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定位？宜居？宜商？轻工城？港口城？这些仿佛都对，但是又都不对。”温州市生态园管委会总工程师、高级规划师高永兴说，因为这一切定位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城市，就是美好生活的载体，我们建造城市的目的是生活，并且要幸福地生活。
且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寻找一下温州城市的幸福感。
先来看城市之形。温州城市空间布局不够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
温州城市虽然实施了“东拓、西优、南连、北接”的发展战略，但是城市框架仍然拉不开。深圳城市环境设计研究所所长沈晓恒给温州做了十多年的设计工作，他认为，客观上讲，温州城市显然受地理条件限制较多；主观上讲，温州市民有着很浓的老城情结，不愿意离开老城。但是温州老城的资源条件落后，人口的日渐拥挤又使得老城难以有很好的修复和改善。温州城市发展于是常常陷入这种“新不新”、“旧不旧”的尴尬。
温州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交通问题。高永兴毫不客气地指出：“一座交通如此拥堵的城市，有美好可言吗？温州的交通已经成为了城市病。在市区，一条60米宽的路可以同6米宽的路交叉，斑马线隔50米、甚至20米就遇上一条，瓯海大道高架路遇到主干道就平交。这是为什么？以我的智慧想不通！”
再来看城市之神。现代建筑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对自然资源的侵占，都不同程度破坏了这座城市的传统特色和文化环境。 温州大学校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索认为，人们评价一座城市时，关注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经济繁荣，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城市，应该是人心灵的家园”。
毋庸置疑，温州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但这些年的城市建设缺失文化元素，“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发育了，可脑袋还是小孩子的，很不协调。”市工艺美术研究院副院长潘钦权说。比如市区朔门街的改造，单单注重了门面的设计，而没有挖掘文化内涵，时间稍长些，这条“失去灵魂”的街便开始卖皮鞋卖服装了；还有温州的文化公园，名不副实，走进去看根本就是“文化沙漠”。
温州也缺乏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1680多年前，东晋著名舆地学家郭璞营建温州古城时，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依据的就是温州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被誉为“九山斗城”的多处山岭，如今没有被作为景观元素纳入城市规划设计中去，多数被周围建筑严严地圈在中间。张索举例道，市区人民路的街心公园中山公园，是温州底蕴非常深厚的文化带，但现在，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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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牌挡住了山体，也挡住了文化的展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这，仅仅是温州城市的一个细节。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林观众说，和周边城市、先进城市相比，我们的城市建设差距至少有八到十年，“近年来，我们城市的规模没有扩大、功能没有扩展、品位没有提升，太可惜了！” 找一找原因：“封闭”造成负面循环，“粗放”带来发展症结，“逐利”导致狭隘行为 爱之深，痛之切。每一位关心温州城市建设的人，都试图为这些问题把脉寻因。 首先，温州的“封闭性”造成了城市建设问题的负面循环。
“我们都有种感受：温州人很容易融入外面的城市，但外地人很难融入温州城市。”潘钦权说。祖籍温州的深圳市规划院副院长黄卫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州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城市，经济上自给自足，思想上自我禁锢，不容易接受多元文化，体现在城市管理政策上也有其独特性。他说，温州的城市管理政策倾向于符合老百姓的传统习惯，这在现代城市建设理念来看，是不与时俱进的。温州的拆迁政策恐怕是全国“最好”、最“宽容”的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无形中“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如今一些进步的政策无法推行。
温州独有的封闭，也让外来资本无所适从。黄卫东说，他们在温州所遭遇的是“排他”的竞争环境，因此，温州难以大量引进外来资本和外来企业，导致我们的城市开发行为比较局限，“这是一个负面的循环”。
黄卫东认为，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到城市形象上，就造成了“都市里的乡村”或者“乡村里的都市”现象，模棱两可，并非一个高效率的城市运营状态。
其次，温州的“粗放发展”导致了城市规划体制不完善等一系列症结。
粗放导致粗糙。规划本身科学性的问题，城镇规划与总体规划、土地规划不衔接的问题，规划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问题，在温州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在温州做规划，难。”沈晓恒说，每一个设计都很难原原本本地实现，“因为每一个地块总有很多个理由来要求你不得不改规划，不停地改，改到最后，连我这个做规划的自己都不认识这个规划了。当然，规划本来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博弈，只是在温州，博弈得太辛苦！” 粗放导致急进。“就拿城市形态整治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已经进行了三轮较大型城市形态整治运动，部分改善了城市环境，但由于只注重形象工程和迅速见效，出现一些‘半搭子工程’，显得太急于求成，而不注重规划和实施的可持续性和操作性。”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段丙庆曾专题研究过这个现象，他指出，城市形态是一个复杂体，不可能通过短期的建设就迅速改观，急进不是办法，累进才是可持续之路。
专家们都认为，温州城市建设应适时告别粗放式，进入集约式、内涵式的发展阶段了。
另外，温州城市建设的“逐利性”较强，受利益的驱动，在决策时，多从经济效益出发，却很少考虑到自然存在的客观条件和文化历史的人文条件。
可能是受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影响，逐利性在温州表现的特别突出。林观众说，从百姓个体利益的微小化到部门利益的微小化，都有所存在，不像其他一些城市，老百姓能很配合地参与城市建设上来；也不像深圳这些城市，虽然逐利，但有很好的法治来约束，比如规划立法，就是从深圳开始的。
逐利性也导致部门权力的物化，行政效率的低下。高永兴曾计算过：“在温州，一个普通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决算，其审批手续达298个环节，要盖300多个章。若再调整概算，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环节。把这些手续办完，花上两年时间是常有的。而上海、苏州，同样的项目只需15天！”
想一想办法： 我们要站在更高的层次，用更宽的视野来谋划城市转型发展
中国正在向城市化时代高速迈进，温州跟得上这趟奔驰的列车吗？换句话说，有这么多问题存在，我们还来得及纠正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本月初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曾谈到同类话题，他说：“我个人的判断是还来得及，因为现在还没有定型，所以当前这个阶段比较关键，我们还有20多年的时间可以调整我们的步伐、方向、路径，这些问题的呈现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能再延续原来的那种发展思路了！”
市建设局副局长陈高鲁也认为，城市建设和规划中的失误也许是难免的，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当下，必须反思过去的失误，促使我们更好地谋划未来。
站在更高的层次，用更宽的视野来谋划，专家们不约而同提到城市的转型发展。
转型发展，首先要立足长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交汇城市这个实际，进一步找准城市定位。黄卫东说，温州要把眼界放开，和周围的兄弟姐妹站在一起全方位认识自己，确定在区域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这过程中，要尽快改变“以问题为导向去解决问题”的习惯，“遇事先考虑问题，纠结于困难，什么事情都会难以推动”。黄卫东建议温州要树立“以目标为导向来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否则，只会更加封闭了自己，当周边兄弟城市的“首位度”提高时，温州就容易成为别人的附属。
转型发展，要求做强做优中心城市功能。对此，林观众说，我们城市的发展正在进入以发挥主体功能为主导的新阶段，在建设过程中，城市主体功能区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发展能力，将有效影响带动相邻区域的发展。
转型发展，对城市管理也提出了“精细化”要求，要越来越关注人性需求的多样性，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产品。黄卫东说：“现在人们一味只关心容积率，而忽视了幼儿园、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但公共设施不是单纯靠市场就能做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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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有一种主动干预的姿态，凡事把公共政策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精细化管理好几百万人口的城市。”
转型发展，还要解决好钱的问题，搭建服务于城市发展的资本平台。副市长章方璋表示，下一步，温州将加强融资平台的打造，做好城投公司的资产打包。同时，加大城建领域开放力度，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畅通准入通道，抓紧制订鼓励民资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业等领域的政策措施，实现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良性互动。
发展机遇选择城市的时代已经到来！如何提升温州城市形象，增强温州城市的凝聚力、认同感，到了必须十分重视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城市形象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培育期。但无论怎样，随着人们对城市建设、城市形象等方面认知程度的提高，一个真正现代文明的城市必将越来越快地来到我们的身边！
十问温州发展之三：温州如何为未来经济的扬帆远航打造巨轮
大平台就像一艘巨轮。当区域竞合日益白热化，温州这座海滨城市，将如何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为未来经济的扬帆远航打造一艘巨轮？人们拭目以待。 ——题记 温州的发展，正遭遇瓶颈。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很多人在问：温州的发展怎么了？用地紧缺局面难以缓解、人才资源流失加剧、产业出现空心化趋势„„经济转型、城市提升进程中的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越发凸显。
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平台和环境的制约，温州的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受到相当大的掣肘。 “温州现有的平台、空间、环境，都已经难以与城市战略地位的提升、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相匹配。”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曾参与天津滨海新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战略研究，也曾就温州经济发展作过深度调研。
在厚厚一沓调研报告结尾处，他的结论之一是：温州的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缺平台。 没有平台，发展从何谈起？
看一看：当温州的发展因平台缺失而尴尬时，别人正以十二分的努力搭建大平台，培育经济增长极。
从空中俯瞰，美丽的辽东半岛恰似一艘巨轮憩息在渤海的臂弯里——东北老工业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被媒体称为“颠覆式的战略转身”。这一切的开始，源于辽宁沿海经济带。
大连，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依托这一大平台，正在成就“脱胎换骨”式的发展。尤其是大连长兴岛，正在重磅打造船舶产业基地。目前，长兴岛年造船能力可达1560万载重吨，将成为全球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
天津的跨越式发展，同样始于一个大平台——天津滨海新区。随着大飞机、大火箭、大乙烯、大炼油、大机车、大造船等龙头项目建成投产或抓紧在建，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产业加速涌入，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各项经济指标均创下近10年的最高水平。
引进大项目，培育大企业，发展大产业„„大平台所展现出的爆发力、集聚力、辐射力，实实在在令人震撼。
环顾温州周边，南有福厦城市带，北有杭嘉湖城市群，西有皖江产业带。兄弟省市在规划、建设对经济社会有战略支撑作用的大平台方面已展宏图。
温州的平台建设情况又如何？
比一比：当一个个好项目从指缝里溜走时，我们的平台建设，差距在哪里？
“按道理讲，温州地处长三角和海西之间的黄金海岸线上，又有多年累积的雄厚资本，本应该足以撑起区域中心城市的大平台建设。但实际上，温州的平台建设较慢、规模较小、层次较低，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和集聚力并不强。”这是肖金成调研的结果。
差距首先体现在速度上。温州平台建设速度慢，我们不是以片片“熟地”等着项目来，而是让项目等着“生地”慢慢熟。 “项目投资也讲究时效性，所以投资方对项目上马的周期有严格规划。”市经合办招商中心副主任王晓东对此深有体会，很多好项目没留住，就是因为时间等不及。
大连长兴岛和天津滨海新区，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就完成村民拆迁、安置、土地政策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配套工程，一片片“熟地”让投资方一目了然，放心投资。但反观我们自身的平台建设，因种种原因造成项目搁置，甚至两三年下来都没有太大改观。如此速度之下，没有服务到位的三通一平土地，却让投资方“按图索骥”来投资，其投资热情肯定大打折扣。 差距其次体现在平台规模上。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来看，温州平台建设的延伸空间小，平台之间的联系度、紧密度不够，影响整体框架的拉开、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发挥。
记者最新拿到的一份《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报告称，“从发展空间来看，自1992年建区到2002年，开发区实际开发面积只有状蒲园区5.11平方公里和高新园区0.7平方公里；2002年以来，滨海园区15平方公里启动建设，但无法为大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地储备；2009年启动建设的民科基地也只能满足今后3年的发展需要。过去几年，由于空间制约，一些规模以上企业外迁，一些大项目、好项目引不进，影响了发展后劲。”
不仅如此，温州的平台建设，还缺少“一盘棋”的概念。肖金成举例道，“你的园区里办大型制造业，我在园区里也跟着办，这可不是种菜！有限的资源被重复建设所浪费，区块功能如此分散，又怎能使平台产出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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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平台，急需进行区域一体化统筹。”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林观众不无急切地说，如目前温州主城区的功能较弱，其平台的辐射力在某些程度上还不及瑞安、乐清等，若再不强化主城区的主功能，实行区域一体化统筹，对于整体而言反倒是一种内耗。
差距还体现在平台档次上。温州平台整体档次不高，“产业”与“城市”相分离，产业区是城市外的“孤岛”，城市是产业区外的“绿洲”。
产业无“城”不活。“一个平台的建设，需要四大支撑——土地、交通、产业体系和城镇群。”市经济规划设计院院长王钢认为，一个好的平台，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块地”，它其实是一个集机制体制、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市功能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而我们现有的一些产业平台，往往割断了产业与城、与人、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高端人才的流失。“一出门，找不到一家像样的购物中心逛逛；周末会会朋友，就近却找不到一家上档次的餐厅。这样的环境，怎么留得住外来人才？”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在解释为什么温州部分产业平台留不住企业时，曾用这个例子说明。 找一找：政策处理难影响了速度，开发环节缺乏有机衔接影响了效用，这些都是造成差距的内因。 温州必须找出内因，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奠定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其一，政策处理难，是造成平台建设速度慢的一大内因。
以围海造地工程为例，我市曾有一个围垦工程与台州玉环的一个项目几乎同时开工。三年后，玉环的这个项目已经成功围垦近万亩，并被开发成为集酒店业、旅游业、农业观光业于一体的成熟园区，而对照之下，温州的这个项目，却依然处于围垦“进行”中，原因之一就是政策处理问题。
政策处理是一项非常需要群众支持的工作。采访中，市水利局相关人员举例道，同样是石料供应问题，宁波、台州等地基本都处理得比较顺畅，我市却有近三分之一的工程因石料供应的利益纠葛问题而受到严重影响，长时间地被迫停工或半停工，如乐清乐海和胜利塘北片、龙湾天城和海滨等。
据市水利局测算，目前，我市滩涂围垦工程建设每亩的造价，高于其他同类地区，约为每亩3-6万元（不包括围区回填），其中建设和安置的投资约每亩2-5万元，政策处理费用约每亩0.8-1.3万元。
“究其根源在于，上下没有连成一股绳，向上没有争取到政策支持，向下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存在不理解甚至误解。”龙湾区沿海办主任王身康说，不仅是围垦，温州在进行各类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中，都遭遇过这样的现象。滨江商务区、瓯江口、生态园建设„„政策处理难使不少工程一拖就是三五年，项目落不了地，资金链跟不上，直至工程被绕进“恶性循环”中。 其二，规划、开发、建设三者缺乏有机衔接，各为其主、各管各事，导致平台整体档次不高。
“规划、开发、建设本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不少时候却带着主观随意性，随意修改规划、随意进行项目开发、随意乱拆乱建，到最后，受重创的是平台全貌和整体品位。”林观众一针见血地指出。
深圳市规划院副院长黄卫东说，他在2004年时就参与了温州滨江商务区的规划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商务平台，原来完全可以成为浙南闽北的龙头商务区，但是很可惜，规划、开发、建设没有形成有效衔接，建设慢了，而越慢，就越落后。 地处温州大都市区核心的生态园，规模庞大、资源丰富，其生态建设所带动的生态服务效益、休闲旅游产业及周边地产增值，无疑将是温州绿色GDP的重要增长点。然而，生态园自2006年启动基础设施建设以来，由于基础弱、底子薄所限，只能逐步分散分批地进行，这个绿色生态大平台至今没有很好地满足温州市民迫切要求出形象、出效益的愿望。
“平台的搭建、开发过程应该环环相扣，层层相接，只有形成一个运行通畅的有机体，才能发挥出平台的积极效用。”王钢说。
其三，产业升级与平台发展相辅相成，但温州产业发展层次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台外拓的速度和规模。 “当产业仍在中低端徘徊时，对平台的需求力不高，也就同步拉低了平台发展的增速。”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室主任张其仔认为。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最近的一份报告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外迁，民间资金外流，温州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除了原有的几家大企业，温州基本没有在本土上形成新的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而实际上，一些本土大企业在外地的投资额、产出规模也已大于本地。温州单纯依靠仿造、简单作业、人口红利的产业发展方式，使得产业始终徘徊于中低端。
“温州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同步提升产业平台的规模和档次，让产业与平台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一力说。
想一想：当全省已经在转型升级的征途上开始了豪情迈越，我们该如何建好巨轮扬帆远航？ 温州要以大平台为基础，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优化生产力布局，谋求全国发展战略地位。 大平台建设要坚持“高起点”，规划定位高、建设水平高。
要集结各方力量，统筹各方利益，有条不紊地落实规划、缜密建设，“保证规划不走样、建设不重复、进展不拖沓。”林观众说，在平台建设中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提高投资的强度与密度，推进温州对内、对外交通建设。加快推进机场扩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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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港建设，全面布局高速路网，尽快打通沿海快速路。 大平台建设要“优布局”，优化生产力布局，优化空间布局。
摊开温州的大都市区规划图可以看到，沿江、沿海仍有大片开阔地等待我们去挥笔。“既突出沿江、沿海区块在大平台建设中的重要性，又要兼顾协调各区块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肖金成认为。
现在，温州正以沿海产业新平台建设为主阵地，加快推进沿海滩涂围垦工程，加快瓯江口、滨江商务区等建设。未来的瓯江口，将成为温州发展方式转变主平台、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未来的滨江商务区，将成为温州服务业最高端的综合功能区。
大平台建设要成就“产业新城”，同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采访中，张一力画了这样一幅“产业新城图”：平台上汇集越来越多的高新企业，企业又带来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推动了城市的商贸、品位、档次的提升„„一个好平台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正在朝着产业新城的方向转型，将把开发区打造成为二、三产业集聚的大平台，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新城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肖健雄说。
温州的大平台建设，更要发挥手中另一份令人艳羡的资源禀赋——温州人优势。
张其仔认为，温州有6000多亿的民间资本，撬动起来不得了。而且，民间资本与国家投资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就是“灵活”。民间资本有活力、有精力、有毅力，摔倒了也不怕，温州完全可以把这个资本优势运用到大平台建设上。肖金成也认为，温州民营经济可以通过资本回流、与政府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科技研发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壮大本土平台。
十问温州发展之四：蓝天碧水何时回到身边？
“现代不现代，关键看生态。”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归总，我们看到，没有百姓会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期待生态环境的“失而复得”。当人们感受到日益损毁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富裕形成巨大反差时，那种山清水秀、草木皆茵的环境遐想，就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愿望。 ——题记
内河不见清澈，天空少见蔚蓝，城市绿阴稀疏„„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城市。 这个城市原先不是这样，西晋末年，郭璞造城以“天人合一”的原理，“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暗合“深生态学”理念，成为“山水城市”的范例之一；
温瑞塘河作为温州人民的母亲河，自东晋时期由人工开凿，经唐大和、会昌年间大规模疏浚，后在南宋淳熙14年由知州沈枢组织修筑，形成著名的“八十里”荷塘。 如今，城市“旧貌”换了“新颜”，“五斗之山”、“五行之水”的生态概念却早已支离破碎；塘河那“酒旗翻野色，渔棹弄秋光。百里荷花境，曾图入帝乡”的记忆，正在失掉灵魂，变成了亟待改良的现实。
我们可能有一千个理由说我们侵蚀环境的无奈，但在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理由来“还债”：对未来负责！ 生态资源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没有有效调和，使温州生态环境的发展远远落在人后
在GDP增长16％的速率下，环境质量却能保持上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所有新增的排污量要全部削减。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是，福建厦门市却做到了。
如今的厦门，被誉为“最适宜诗意栖居”的温馨城市，这个殊荣的取得，厦门经历了一个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无到有、从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从治疗型治理到预防型保护与建设的转变，从以堵为主向疏堵结合、以疏为主转变。
厦门与温州有许多相似之处，温州于1984年列入14个沿海开放城市，厦门于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两地经济发展差不多同时起步，都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发展与保护的问题，但如今看来，在经济与生态“齐步走”中，厦门已明显走在了温州的前头。
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近些年，厦门始终坚持引进高科技、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的项目；从实践中探索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法律规范、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运行机制；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总结为“十个优先”：环保立法优先、编制规划优先、决策环评考虑优先、发展清洁产业优先、资源节约优先、立项环保评估优先、财政环保支出优先、基础设施环保建设优先、环保技术优先、政绩考核环保指标优先，作为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保障系统，以此形成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先导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厦门模式”。
如今，厦门的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城市道路绿化率达97%，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8.6%。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覆盖率27.49%，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9.8%。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厦门市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为86.59%，这一比例已经连续几年呈现上升趋势。
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但与厦门对比，温州的生态环境也有自身的优势，比如更加丰富的内河、江河资源、湿地资源以及更高的森林覆盖率等。可尽管如此，我们的生态环境之路，却至今没有走出自己的路子，反而纠结在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中无法自拔。
从原始积累阶段开始，温州对生态环境就已经“负债”，如今，一连串的“全省末位”，已经使我们在生存环境中“无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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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温州2009年和2010年生态省建设工作任务书考核，已经连续两年全省排名最末；2008年、2009年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综合指数，也连续两年居全省末位，且2009年比2008指数进一步下降；截至2009年市本级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62%，全省排名倒数第一，县（市）生活污水平均处理率仅在40%以上，全省排名倒数第二；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全省排名倒数第一„„
这些让温州汗颜的排名，能部分反映出温州的生态环境现状。
也许很多问题，可以追溯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就有着强烈摆脱现状的致富欲望，但是，我们却很少估算环境的最终容量，于是，制革、电镀、塑编、化工、印染、铸造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家庭作坊四处开花。
制革业，让鳌江水质一度列为劣五类，在全省八大江中排名最差；塑编业、电镀业、化工业等严重影响了全市平原河网水质，去年我市劣于五类水的站位24个，占68.57%；近岸海域水质去年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为1270平方公里，占21%，比2008年明显增加；大气污染复杂性增强，呈现二氧化硫、悬浮颗粒、机动车尾气污染并存的复合型特征；主城区、瑞安、乐清、苍南、永嘉等地酸雨污染仍较为严重，龙湾等部分地区行业性空气污染较为突出。
杨府山曾经是温州的城郊，所以温州的垃圾场建在这里，涂村工业区内不少化工企业也安家这里。如今，这个“乡下”地方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早年埋下的“恶果”，终于在如今“发芽”：这里成为了市区东部环境最差、垃圾最集中、臭气最集中的地方。
温瑞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可在今天，塘河不堪重负，部分河道黑臭依然，不少河岸垃圾遍地，违章建筑拆不完，这些问题仍困扰着我们。
三垟湿地内频繁的人类活动、过度的外来干扰，湿地生态系统“超负荷”运转，生态功能日渐退化，整体水质已为劣五类。有专家论证，三垟湿地的现实生态价值，仅发挥其理论价值的16.4%。 温州大学教授张小燕认为，如果只是历史的“欠债”，我们可以慢慢还，但现在我们还得支付高额的“利息”——很多生态环境的现状一年不如一年，对于温州来说，这样的“攀升”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温州首先是要终止污染，减少炫耀性的资源消耗：“温州的环境造就了温州人的个性，环境的继续恶化，失去的将不单单是物质家园，更将是精神家园。” 我们的努力为什么总是收效甚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生态环境的改良变得步履维艰？ 我们清醒了，并开始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我们预想的效果。为什么？
市环保局有关专家指出，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结果的外化，温州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追根溯源是产业层次、布局、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除企业的原因之外，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外因还有不少。比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同时，温州还是我省唯一尚未建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的城市。再比如，我市电镀企业总共有701家，但目前建成投用的只有鹿城后京电镀基地，83家企业入驻。不少污染企业档次低、治理能力差，纳管率不到30%。
基础设施的滞后直接造成污水收集、处理受到制约，市塘河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拿塘河来说，目前沿河还有上百个旧村未实行截污纳管，每天仍有10多万吨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直接排进塘河。同时，部分企业未建污水处理设施，或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以及工业园区和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未能同步建设，导致不少工业废水仍然直排塘河。
同时，目前的机制体制，也难以适应生态建设的新形势。生态建设是综合工程，但由于条块分割的工作特性，使得这项工作无法统筹运行。温州生态园管委会总工程师高永兴说，将村庄、企业等一切有人的活动全部迁出湿地，才能顺利开展湿地的保护性开发建设。可安置用地问题，一直困扰着湿地村庄的搬迁。如今，审批难造成的安置用地无法落实，湿地内计划搬迁的5个村迟迟“按兵不动”。
除了这些显性的因素，有专家认为，生态环境建设过程存在的隐形利益博弈，更是阻力之一。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村与村之间，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置全局于不顾。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生态环境的损毁与修复过程，都牵扯到利益再分配的问题，也涉及到责任推诿的问题。有关人士坦言，利益至上与政绩观错位，正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最大阻碍。 生态环境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温州到了今天已经退无可退。如今，我们必须客观审视，积极谋划未来之路
“富饶秀美、和谐安康”是生态环境的目标，在当前的种种压力之下，温州无路可退，唯有直面困难，走出温州生态环境建设的特色之路。
温州在长远的生态环境建设中，首先是要编制建设规划和“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而这个规划必须吻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主旨，即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在2020年提前实现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温州作为长三角的一员，高楼大厦不足为奇，绿色、生态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化。
其次是要创新思维，树立生态成本关、环境大局观和绿色政绩观。温州人善于变通也勇于先行，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迎来“低碳时代”，而在此之前的2008年11月，温州就筹资1600万元申请成立中国绿色碳基金温州专项暨碳汇造林项目。这是浙江省第一个以增加碳汇、应对气候变化为目的的公益性基金专项，也是全国第一个地级市的基金专项。同时，温州还可以发挥灵活的市场机制，通过推进资源市场化改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探索建立生态环境公益基金等方式，积极引导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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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生态环保建设领域。
再者是合理利用，温州具备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条件，尤其是生态资源。市林业局局长徐顺东说，温州的森林覆盖率在浙江省内能排上前五，森林规划总面积达到590平方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接近60%。依托生态环境资源，可以将生态优势福泽百姓。只有利用率的提高让百姓获利，生态环境的建设才具备更多民意基础。
同时要着眼未来，不拘泥于眼前的投入产出比。文成县委书记吴开锋认为，生态环境从一时一地去看，并不能显现其巨大的价值，但是，生态是“聚宝盆”，今天的涵养、修复，注定会在今后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还要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的主体作用，让政绩融在清水中，把丰碑刻在青山上。温州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夏凤毅说，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政府要了解温州整个社会发展中环境变化的主导因素，避免管理的“纸上谈兵”。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来引导降低能耗。同时，企业也肩负起生态建设的社会责任，这靠自觉，也得靠引导和约束。
生产、生活、生态归结起来就是“三生有幸”，“三生”融和就是幸福的标志。但是，做到这点，我们任重道远。因为我们不是白纸上素描，而是在素描上重新布局。
我们相信，认清前路并深知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能找到出路。只有这样， 蓝天碧水，将不再是我们的期待！
十问温州发展之五：机关效能能不能更快更好更有为?
“政府创造环境，百姓创造财富，没有好的环境，就没有快的发展。”
如果说环境是生产力和竞争力，效能就是执行力和落实力。抓效能就是抓环境，抓效能就是抓发展。面对温州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发展速度趋缓、位次下移的现实，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机关效能，能不能更快更好更有为？能不能承载起加快温州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 ——题记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曾是温州人对机关办事效能的形象描绘。
自2003年8月率全国之先启动“效能革命”以来，我市机关效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少企业和群众反映，而今，门好进了、脸好看了、话也好听了，但办事结果难以得到大改观。
针对这些声音，继市党政代表团考察天津、唐山后不久，9月中旬，由市纪委牵头，规划、建设等17个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赶赴两市进行专题考察。目的很明确：走出去看看，比一比效能。 这一比，比出了差距：“温州审批一个政府投资项目平均要117个工作日，天津只用31个工作日。”考察归来，市纪委效能监察室主任陈朴顺的内心一直难以平静。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速度需要效能去推进。面对新的发展态势，机关效能怎么提速提效？顽症痼疾怎么治？如何处理好依法行政与突破常规的关系？这是当下温州迫切需要作出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看看外地：审批可以多快，服务可以多细？
今年9月中旬，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地标式建筑，从去年9月开工到今年5月完工，天津只用了短短8个月时间。
“天津速度”的背后，是政府细致入微的服务。该市专门成立由副市长担任总指挥、建设交通委等有关方面参加的梅江会展中心建设指挥部，全程协同作战，提升办事效率。除了大量审批手续，场馆道路建设、拆迁、管线铺设等方方面面工作，都是在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下迅速推进。
高效能得益于一系列创新。今年初，天津全面推行投资项目联合审批，将市级审批事项从1033项减少到495项，平均承诺办结时限压缩到6.9天。其中，企业设立的审批时限由3个月缩短到5个工作日以内。 同处渤海湾的河北省唐山市，也有着令人称奇的办事效率——
该市大南湖开发建设，一年间，800万立方米垃圾被清运，15.7公里长的环湖路工程顺利完工。
长青楼区域改造工程，1694户居民、312家单位共18.7万平方米建筑物的动迁，在50天内顺利完成。 “唐山效率”背后，是机关效能的体现。经过多年挥刀猛砍“审批难”，该市审批事项由986项减少到292项，平均用时降到10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同类城市中许可事项最少、审批用时最短的城市之一。
仔细分析天津、唐山强势崛起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机关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事业的发展。发展“硬环境”固然重要，但以政务环境为重点的“软环境”建设同样举足轻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区之间的竞争，就是地区机关行政效能之间的竞争。
比比自身：机关办事就是“群众跑来跑去，部门转来转去”？
反观温州，尽管多年来也开展了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审批制度方面的改革，但总的看，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办事效率低下，不作为，慢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以致一些群众戏言，到机关办事就是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会议开来开去，最后，问题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今年8月，鹿城区法院的一纸判决，引起社会关注。由于投资项目报送市有关部门审批，等了3个月仍没消息，温州市丰篮农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该部门对该投资项目具有核准的法定职责，涉案的行政许可应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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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法院最终判定该部门逾期履行外资管理行政许可法定职责违法。
在这起事件中，企业虽然赢了官司，浪费的3个月时间却已难以挽回。慢作为之害，可见一斑。然而，现实生活中，像这样依法维权的企业和个人也不多，大多数“衙门作风”的受害者，只能报之以无奈。
夏天是我市一家休闲服饰企业的负责人，这段时间正忙于在本市及宁波、义乌等地同步开设专卖店。“人家一个窗口两三天就能搞定的事情，在温州要来回跑好几个部门，这窗口等3天，那部门等5天，没半个月压根批不出来。”说起温州与其他城市办事效率的鲜明对比，夏天直摇头。
“办事难，主要难在审批时间长、流程慢上。”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国光告诉记者，在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一个投资项目从开始审批到办好所有手续，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不少见。 事实上，这样的“难”与“慢”，不仅体现在审批环节。在其他一些行政事务中，机关部门的低效表现同样不容乐观。 原定去年年底通车的市区惠民路南段延伸工程，因部分路段征地问题至今搁浅。计划前年动工的滨江商务区20幢高楼，因为拆迁等原因迄今芳踪难觅„„将其与天津、唐山的例子相比较，表面来看似乎是温州征地拆迁比别人难，问题的症结却出在执行力与落实力上。相关部门在工作推进上，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拍板的不敢拍板，该执行的不敢执行，结果导致许多工作一拖再拖，迟迟不见成效。
此前，温大商学院联合市工商联启动“温州与外地发展环境比较研究”课题。多位在外温商在受访时反映，相比温州，省内外其他城市的审批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政府主动服务的意识也更强。“机关效能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与效益，是企业在投资决策时非常看重的软环境因素。”课题组负责人表示。
试想，温州发展硬环境不如杭州、宁波等地，有许多方面也不如绍兴、嘉兴这样的后起之秀，如果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不讲效能，软环境甚至连相邻的衢州、丽水都不如，三五年以后，不要说缩小与标兵的差距，发展速度被追兵赶超也会是意料中事。
强力推进以硬措施改善软环境、以软环境促进硬发展的机关效能建设，势在必行！
找找原因：只为“慢”与“难”找理由，不为“快”与“好”想办法，不敢担责、无意突破的干部心理，有奖无罚的考核机制和肆意滋长的“熟人文化”，是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2003年开始的温州效能革命，曾受到全国瞩目。其间推出的各种举措，甚至被一些外地媒体誉为行政审批改革的“温州模式”。温州的效能建设不可谓不早。7年过去了，为什么收效甚微？
“当地政府及其官员在有意无意之间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不想和不愿再冒改革的风险„„”几年前，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的温籍经济学教授张仁寿，曾这样忧心忡忡地表示。
今天看来，在温州一些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身上，这种不敢担责、无意突破的心理，有过之而无不及。机关效能不高，首先在于缺乏干事创业的激情，缺乏工作责任心。
“温州全民经商氛围浓厚，不少机关干部有入股企业、炒股炒房等投资行为。经济条件好了，思想上就安于现状，不敢也不愿去创新，碰到困难矛盾能绕则绕，相互推诿扯皮。”陈朴顺认为，问题的根子出在体制机制上。现行的机关考核重在综合评价，即便没有工作成绩，只要懂得规避风险，不犯错误，“铁饭碗”照样端得牢。加上干部监督与管理往往“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机关里惰性应付、无所作为的人自然多起来。
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精神状态，导致一些机关部门在抓工作时，看起来是思前想后，但是出发点并不完全是把事情干好、把矛盾解决，而是想办法如何让自己没有责任，宁愿大事小情、桩桩件件都由上级来定。在作审批时，不是千方百计为“快”想办法，而是想方设法为“慢”找理由。有的找一个与政策、法律有关条文相抵触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有的认为这是多个部门之间的衔接问题，因而相互推诿。
在市政协委员、中心区指挥部副指挥金小麟看来，效能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管理体制、组织结构以及办事流程等尚有不合理性，操作上有一定的软性空间，给拖拉办事者提供了机会，还“拖”得理直气壮。“比如有些审批项目互为前置，现实条件下根本没法操作，部门只想着‘按规定办事’，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金小麟说，照搬照用条条框框的后果，是许多项目做了“无用功”，浪费了时间和机遇。
“温州人办事喜欢找熟人，托关系，也会导致不作为、慢作为现象。”温州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学教授陈国治说，熟人社会重人情、轻规则的不良风气渗透到行政领域，自然就形成了找熟人好办事、不找熟人难办事或办事慢的机关行为定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市机关效能的提升。
一项工作中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问题不以为然。纠正一个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从根源上避免错误发生。正因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解决，才导致我们的机关效能不仅没有推动，反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想想对策：重疴当用猛药。解决机关效能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树立“不负责任就是最严重失职”观念，严格效能考核、监督与问责。
路是走出来的，事是干出来的，不干只能是落后不前。解决当前机关效能存在的突出问题，关键要根治机关作风中的顽症痼疾，牢固树立“不负责任就是最严重失职”的观念，形成敢于担责、勇于突破的干事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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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精神意识，除了宣传教育，还能用什么有形有效的手段去引导、约束？
“完善激励机制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治庸治懒力度，把工作业绩考核与干部提拔使用紧密结合，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落实责任追究，让那些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让位。”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处长罗招政告诉记者，组织部门即将出台的一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举措，就是加强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组织调整，切实增强机关干部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促进机关效能提速提效。
与此同时，纪检监察部门强化机关效能监督的举措也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中。陈朴顺说，针对以往不作为、慢作为缺乏有效监督方式的现状，下步，将加大制度建设力度，破除现有职责设定、办事流程中不合理、不科学的部分，从源头上明确效能目标和执行责任。同时，加大明查暗访和专题督查的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实增强监督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扩大社会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将有助于提升机关效能。”市委党校副教授张红军指出，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不仅能让机关部门更“阳光”，敦促其更有为，也能推动执政理念从“官本位”转变为“民本位”，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为机关效能的最直接体现，行政审批是诟病最集中的一环，也是最亟须解决依法行政与突破常规的关键节点。“下步的核心是简政放权，抓好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审批事项清理规范、流程优化、审批代办等工作。”张国光表示，下阶段市审批中心将取消一批审批事项、压缩一批办理时限，但减不是根本目的，最终是要提高效能，确保年内实现审批提速30%的目标。据他介绍，目前正抓紧进行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再造工作，力争使审批时限由现在的117个工作日缩短到69个工作日，乃至更短时间。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作风整顿，实现审批、验收、整治、排污收费、监测、应急六大工作环节提效。”市环保局纪检组长林曙说，下阶段该局将对所有历史应验未验项目进行清理和验收，并加大对电镀、合成革及鳌江流域等重点污染源的整治，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和应急管理能力。
“当务之急还要打破观念枷锁，真正使规章制度服务于经济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金小麟如是表示。的确，按规定办事本身没有错，但是执行规章制度绝不等于作茧自缚，片面理解和机械执行也不等于依法行政。机关部门在履职行政时，既应遵章守规，保证政令畅通，也要求真务实，把执行政策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各类难题。
温州兴则干部荣，温州衰则干部耻。加快温州转型发展，需要每一个机关部门、每一名工作人员有一颗胸怀大局、情系温州的热爱之心，有一颗敢闯善干的拼搏之心，各自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共同打造更快更好更有为的机关效能，促进温州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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