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州学记 曾巩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馀，土学于百家之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代指儒家经典）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但是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勇于保持自我无苟简之心，其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惇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馀，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间，故不得不笃于自修。至于渐摩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操守。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与告退，道义上的取和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一直到现在，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来求学的人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所以学习他们的学说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参与政事的准则，知道效法古人但不要绕远的。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说不能比的。但是现在能够遵从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像《乐》、《易》宣扬的淳朴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汉代风俗教化太美，这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有些人见闻或许很浅薄，但是他的道义很高，和（那些）见闻很渊博，而他的操守不够（是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自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所以不能不专注于自我修养。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难道不是真的吗？让汉代和当今都有学校那样的教化开导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做学问和做人，怎么会有彼此之偏重呢？
筠州也是个州，可是在大江之西，那里地理位置偏僻，与世隔绝。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这样）是有弊病的。到治平三年，才有开明之士上报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仪就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蒨察看筠州的东南方向，发现一块地势高旷干爽的地方，在上面建造了校舍。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奔赴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来完成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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