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忠义”说
A、忠义的赞歌
B、忠义的悲剧参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49页
A、忠义的赞歌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一、宋江形象分析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一直对宋江的评价褒贬不一。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经得起琢磨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
宋江的绰号
《水浒传》里边的每一个英雄好汉,基本上只有一个绰号。宋江却有四个绰号:
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
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他是世代务农,世世代代种地,守一些田园过活。自幼攻读经史,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在县衙里边当一个押司。所以从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这是我们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而他每一个绰号,都表现了他在这个方面的特点,也表现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对宋江的第二个角度的理解
第二,宋江到底是仗义的英雄?还是国家的忠臣?我们可以从他上梁山之前和上梁山之后的几件事来分析一下。上梁山之前,他为了自己的心腹兄弟,私放晁盖。并且为了怕事情暴露,杀死阎婆惜。从这些事情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江是一个仗义的英雄。那么上梁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义军的首领,他领导梁山兄弟的几次战役,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和组织才能。而在受招安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忠臣。他把梁山的堂名由原来的“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忠臣才有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我们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都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其二,“忠义”是梁山英雄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梁山泊高悬的杏黄旗上,大书“替
天行道”四个大字,作为梁山的口号。在“皇权天授”的封建社会,其中含义显而易见。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义之士。尤其是宋江成了忠义的化身。忠是对皇帝而言的,宋江表现出来的愚忠,既是作者无法逾越的道德界限,也是小说得以在过去广泛流传的政治道德保证。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宋江的“忠”换来的却是被毒死的结局,这无疑是对作者宣扬忠的讽刺。如果说《三国演义》宣扬的“义”主要表现为感恩戴德的话,那么,《水浒传》所宣扬的“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这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宋江
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
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
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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