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

论丁玲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

李宗刚

泰安师专学报1990.3-4.

丁玲无疑是文学的现代精神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女性作家，其存在价值不仅在于她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作家，而且还在于她是一个女性作家，尤其是一个敢于并擅于大胆展现已经觉醒了的现代女性的作家。在文学中，尽管也已经诞生了像冰心等具有现代性的女性作家，但是，像丁玲这样已经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性转换的女性作家，还是不多见的。因此，丁玲作为文学精神的传承者，其一出现，就迅疾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得以在作家如林的现代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

丁玲的小说往往独出机杼，尤其是她的女性小说，常以其鲜明的独异性而赢得社会的强烈反响。正确地把握作家的独异性是我们认识一个作家的前提，作为在女性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卓越成绩的作家丁玲所表现出来的独异性是什么呢?

对于被社会所抑制的女性的情感意识和心理世界的深入发掘和真诚的袒露，构成了丁玲小说的最基本的特征。

丁玲小说的特征并不像一般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浓郁的抒情笔调。虽然丁玲的小说中的确含有这样的基因，但是，这在和其同时代作家的比较中，难以成为丁玲所独有的特点，如鲁迅的《伤逝》和郁达夫的《沉沦》，就都含有如此的抒情笔调。丁

玲的小说首先注重的是人生中这样的方面：被社会所抑制的女性在情感、意识和心理的世界中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这才构成了丁玲的小说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独异性方面。

《梦珂》是丁玲最早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凝结了丁玲对于女性的觉醒后的命运的思考，显现了丁玲小说的独异性的某些端倪。这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的命运的强烈关注与深刻思考。像梦珂这样的女性在人的意识复苏之后，一方面追求的人格和挚真的爱情，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于人格的压迫和对于爱情的亵渎。据此，小说展现了在被社会抑制下的梦珂的情感意识和心理的曲折的反应方式。这为丁玲后来的文学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

莎菲的出现不仅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规范和理想要求的一种，同时也在“”的文坛中有着其独异的价值。莎菲这样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精神苦闷者，正是人的感觉体系在恢复了人的知觉之后才具有的一种精神体验，也唯因人的精神的复归，才使莎菲具有了如此之多而苛刻的要求，也才会使莎菲所受到的社会的抑制更为强烈。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冲突也便更为激烈，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真面日便暴露得更为彻底。难怪茅盾早在1933年就称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整个作品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精神特质的人的必然的历史的合理的要求与社会对于这样的要求的抑制而使之不得实现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一个居于被抑制的情况下的女性的精神世界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本来，像莎菲这样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作者可以从许多的侧面来展现她的精神世界。并且就其成长的过程而言，作者也可以选择她人生历程的其他阶段。但是，丁玲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写莎菲如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的爱情。尔后，在这一切获得之后又心安理得地生活于另一个藩篱之中；也没有像茅盾那样写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女性是怎样地随着时代的汹涌的波涛而沉浮的“时代女性”。这如果和其同时代的其他女性

作家相比较，丁玲也没有像淦女士笔下的女性那样仅停留在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勇敢争取恋爱自由的叛逆那样，更和冰心作品中所咏颂的母爱和自然相异趣，丁玲所关注的是女性在背叛了过去向未来迈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苦闷与绝望，同时，在苦闷与绝望挣扎却不怀恋过去的认识状况。因而，莎菲的出现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尤其是那些“从小就离开家，在外面混”的追求着的一代知识者，他们虽然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了一个相对的自由的地方，但还未来得及品尝由此而带来的幸福的体验，便已经又陷入到另一样的寂寞、孤独，苦闷和绝望的窘境中，正是在着力发掘社会对于现代女性的情感意识的抑制这一层面上，使《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共鸣的基础和成功的条件，由此也形成了了玲小说的独异性特征。

如果说《梦珂》只是对于女性命运做纵向的展现的话，那么《莎菲女士的日记》则可以看作是对于女性在受到社会抑制的情况下的横断面的剖析。但其总的特征则都在于它发掘被社会抑制下女性的内在世界的变化和反应。作品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在对于爱的追求这一横断面上所经历的浮躁、苦闷乃至绝望的情感和意识的艰难过程。

在丁玲嗣后创作的影响广泛、争议颇多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中，丁玲的文学世界虽然相对于二、三十年代已有了质的差异，然而，丁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独异性特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丁玲区别于同时代的作家之处，就在于高标自我的特性的文学独异性特征，这甚至贯穿了丁玲小说创作的全过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丁玲的文学创作成败的试金石，当丁玲自觉地坚持自己的这一特征时，她的小说就会有其独异性的价值。否则。她的小说就会显得缺乏一种文学上最可贵的个性特征，从而使之消融于同时代的类似的创作之中。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中，丁玲并没有企图写成一篇旨在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恶的声讨檄文，而是取此为背景，写了一个名叫贞贞的姑娘在不幸沦为军

妓后重新回到故乡所引发起的情感、意识等心理反应。它犹如化学中利用PH试纸来测定化合物的酸碱性一样，通过贞贞这样的一个有独异性的女性测验出了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的文化上的“酸碱”的特性。可见这篇小说旨趣在于解剖自我的民族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仍然用中国遗传了几千年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女性。她本来是不幸的，理应受到人们的同情，然而，人们却没有同情她，反而因为她失却了贞操鄙夷与诽谤她，并因为她曾经勇敢地追求过爱情而横加非议和指责。这样的文化环境，在新文化运动二十多年后的中国的封闭而凝滞了的乡村，是相当普遍的。虽然这篇小说离当时所倡导的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方向远了一点，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切中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要害部位，即文化的改造的历史使命仍然是艰巨的。

丁玲的《在医院中》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显著特征。在这篇小说中，丁玲以其独异性的视角，径直地寻找到了属于自我的艺术天地，医院本应充溢着现代文明，是现代文化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医院中的工作人员由于多是还未来得及改造的小生产者，因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既有的文化观念来观照周围的一切，包括对于人的价值的评判的标准，因此，他们的观念世界中，存在着对于健康发展的、具有现代性品格的人的一种本能排斥。作品就是遵循着女性的情感意识的发展被这样的“小社会”的抑制而展开了艺术构思，从而使这部小说在区的类似文化语境中，一下子就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它提出了如何在区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如何完成文学所提出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改造的重大命题。

纵观丁玲前期的女性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丁玲真正地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的作品，正是那些深深地打上了丁玲的这一特征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因为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不至于被文学的浩瀚的海洋遮蔽其作为个性存在的价值。

当然，仅仅有独异性的作品并不一定会获得文学的成功，虽然独异性是任何成功的作

品所必不可缺的条件。丁玲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异性之所以会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还因为它的独异性同时还具有一种广泛的社会性：丁玲之独特在于她的独异视角同时满足了两个方面的要求：艺术的个性化要求和社会对于艺术的一种选择的要求。由此使丁玲的小说获得了社会的和艺术的双重效应。一方面，由于丁玲所关注的是女性被社会所抑制的那一部分情感意识和心理，因而就使得其艺术没有脱离时代的需求和时代的主要矛盾，而是在这样的时代的规范中来探寻人的精神世界，就使得其艺术性具有了一种为时代社会所共鸣的社会基础，它和脱离社会的主导矛盾而沉湎于一己的欢乐悲凉的艺术有了区别，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过的那样：“任何伟大的诗人都不能依赖于自己的痛苦”，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和人类感官的代表。”[2]而丁玲则是这样的一个紧紧跟随着时代、并深深地把自我的独异性植根于时代的伟大作家。

另一方面，丁玲所关注的社会性，并不是脱离了具体文化语境下的特定的人的情感意识和心理世界的社会性，更不是以社会的公理去演绎丰富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而是在社会所抑制下的人的情感意识和心理的特有的反应，是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深刻地剖析，这便和那种脱离了时代的主导矛盾而一味地沉入到人的感性世界中有了区别。因此，丁玲的小说既寻找到了其艺术的个性，又寻找到了其社会的属性，使其作品和形象成为时代的“这一个”的折射和结晶。这样的结论我们完全可以从前面的论述中清楚地看到，不管是莎菲所居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抑制关系，还是贞贞、陆萍所居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抑制关系，都是当时时代所独具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够标示出那个社会的特点的抑制层面；同时在这一关系下所生活着的莎菲、贞贞、陆萍又都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这一切不仅使丁玲的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社会性。因此，执着地寻找属于自我的艺术发现、寻找自我与原来的自我和他人的艺术差异点，构成了丁玲女性小说相应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艺术世界永远是一个高标着自我的独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如果没有了个性，那么我们很难想象那将会是一个怎样枯燥的世界。而作家则就是在创作中寻找着自我的独异个性的人，丁玲则正是这样一个在艺术的世界中寻找着自我的独异性的作家。丁玲虽然和她同时代的作家一样生活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但她在摄取生活的时候总是力图寻找到他人还未发现的生活现象和精神现象。丁玲的创作始于“”落潮之后。一场由“先知先觉”所发动的、随之波及到整个思想界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犹如狂飙一样地掠过那个时代，遗留给人们的是一场变异后的凌乱景象。封建的理性规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其根须却依然盘踞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新的理性犹如闪电一样地洞穿了整个世界之后又复归于沉寂。于是，一代被惊醒者面对着这长夜般的社会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又要经历多少的心灵的艰难蜕变的历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聚焦所在。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丁玲选择了莎菲这样的女性的心灵世界作为对社会的回应，这深含着丁玲所独具的清醒回应：通过对朦胧的觉醒者开始对于美好的人生的追求、但面对着如此的社会而最终走上沉沦和绝望的书写，展现了一代觉醒者、尤其是作为女性的觉醒者所喊出的真人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在中国文化的旷野上，自有其无法替代的存在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样的创作，应该是和郁达夫的创作，从两个不同的向度，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代觉醒者的真实的精神的心理的和情感的演变轨迹。如果说在郁达夫的《沉沦》中，因其前所未有的“大胆的自我暴露”而震撼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话，那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作品，也同样是震撼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像当年郭沫若针对郁达夫的《沉沦》而作的评说：“对于深藏在于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3]作品所刻意追求的是对于“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4]对丁玲来说，也同样的适合。但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丁玲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她没有止于《沉沦》的层面上，而是对《沉沦》进行了历史性的超越，否则，就极可能陷入到《沉沦》的模式中而遮蔽了自我的独异之处。丁玲通过女性觉醒和由此而带来的苦闷——即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展现了在新文化的精神孕育下的现代灵魂世界。因此，如

果说郁达夫的成功在于写出了那风雨欲来的时代男性所特有的情感心理的反应的话，那么丁玲的成功则在于写出了那个风雨过后的时代女性所特有的情感心理的反应方式。它们犹如现代文学的双璧，分别地标示出男性和女性在其觉醒以后的追求历程中的独有轨迹。

在莎菲以前的中国文学中，且不说古代文学中没有出现莎菲这样的形象。即便是在及其以后的文学中也没有出现莎菲这样的形象。其他女性形象大多是停留在争取冲决家庭之罗网的束缚和摆脱传统礼教的规范上(如《伤逝》中前期的子君)，或者是在争取到了爱情自由之后又重新陷入到传统的生活模式中(如《伤逝》后期的子君)。但真正地触及到女性更幽秘的精神世界和灵肉的冲突的作品却并未多见。只有到了莎菲，才真正地撩开了罩在女性身上的那层神秘的面纱，把一个真诚的女性的精神世界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掀起了和《沉沦》一般的波澜。这由此也使丁玲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寻找到了属于自我的艺术发现。

在丁玲进入到区之后，她的这种自觉的艺术独异性的追求从未停止过，倘若把该期丁玲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与同时期的区文学相比较，可以看出其独异性之所在。区文学所描写的是属于历史大变动这一特定时期的生活。因此作家们便会情不自禁被这历史变动所吸引，并会怀着一种激动的和欢欣的心情来讴歌这一历史性的巨变，这是极其自然并可以理解的事情。因此在文学中表现了对于这种变化的一种忘我而深情的讴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便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定的肯定性价值判断。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对于现实的局限性的发掘。尤其是对于的主体自身的局限性的发掘受到了，甚至绝少出现这样的作品和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玲把笔触及到这一敏感的领域中。探寻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应该是改造自我的精神世界的新主题，这在陆萍这一形象中获得了清楚地再现。面对着异族的入侵，诈多作家纷纷拿起笔为抗战而呐喊助威：有着意于写日军的残酷暴行的，有着意于写我抵抗战士血洒疆场，气贯长虹的历史壮举的。然而丁玲却独辟蹊径，写了一个被日军侵污的少女在其故乡所引起的人们

的情感的独特反应，从而把其思考切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横断面上，使丁玲的个性在文学中获得了张扬。丁玲在文学中不但刻意追求自我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的差异，而且还刻意追求自我与原来的自我的差异，正如捷克著名的汉学家普实克所言：“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存在着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5]丁玲从创作《梦珂》始，走过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阿毛姑娘》，变异为《一九三O年春上海》和《水》，最后进入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间所经历的创作对象的转移与差异，其所经历的创作的情感和思想的差异，的确表明了丁玲在创作中刻意开拓新的艺术天地，决不重复自己已有的内容和主题，表现了一个真诚的作家对于艺术的无限的追求和挚爱。

也许，丁玲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她试图在每篇小说中都赋予其属于自我的独异的艺术发现，在其创作实践中，她总是注目于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并在这种差异中获得自我的艺术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