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谩骂与网络伦理的现象分析

网络谩骂与网络伦理的现象分析

◎陶东风

在过去的２００６年，文坛发生了著名的“韩白之争”。韩寒的粉丝———绝大多数属于所谓“８０后”一代———在网上对白烨进行集体谩骂的现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出这代人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严重缺乏。令人遗憾的是，好像至今也没有人对此现象进行过认真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结合８０后一代生长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进行社会学的分析。

我以为“８０后”一代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严重贫乏是由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不是他们个人的过失，也不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天生特点，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个人。理解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不是人的天生禀赋，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特质，而是后天培育的公民素质。一个人不可能天生就喜欢不讲理、说脏话、乱骂人，也不可能天生就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本着理性对话的精神平等地和别人交往。这里，个体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育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土壤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的家庭和学校，因为这是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在一个充满了民主和谐气氛、真诚交往愿望和平等对话精神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潜移默化地学会各种理性对话所需要的各种规则，尊重他人权利和倾听他人声音，知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这是一种文明人的基本素质，知道民主、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空间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自觉地维护这样的一个对话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８０后”一代的生长环境恰恰是最不利于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培育的，这个环境严重缺乏的正是民主、诚信、平等、理性等等文明社会和文明人所必须的元素，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充斥着空话假话或民间色语、明星逸闻的伪公共空间。我们知道，从社会学上看，“８０后”一代有一些很明显的代际特点：他们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在应试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控制最严厉、最残酷的时代，他们周围的整个社会弥漫着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犬儒主义、政治冷漠和道德败坏。这些社会学参数对于理解他们为什么动辄破口大骂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中，“８０后”一代虽然得到长辈———父母和教师———的空前“关注”和“重视”，但这种“重视”是那么褊狭地集中在子女（学生）的学习成绩上，这种“关注”甚至显得极为霸道和无商量（“爱”你无商量）。与此同时，长辈们（父母和教师）常常并不理解、甚至并不力求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代际隔阂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都体会不到平等和民主，体会不到长辈对自己真实想法的耐心倾听和对自己权利的应有尊重。也就是说，家庭和教师并没有把民主、平等、理性的交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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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裹挟下的精神蜕变则、交往能力和交往习惯教给他们。社会的大环境也是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匮缺诚信、不公正现象严重的世界，人们一方面极度怀疑甚至完全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严重脱离实际的空话、假话，但是在公开场合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重复并装作相信拥护这些空话、假话。这种反抗和顺从、犬儒主义与现实主义奇特结合的生活态度，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掺杂着谎言和欺骗的世界里。

总而言之，“８０后”一代的生长环境的突出特点恰恰就是理性对话和平等交往精神的严重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８０后”一代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的说话权利，不可能懂得耐心倾听他人意见、平等理性地和他人进行讨论交往的重要性。他们养成了一种分裂的人格：表面的遵从和内心的拒绝———拒绝相信、拒绝接受、拒绝倾听和拒绝对话，这种拒绝是非理性的、破坏性的、情绪化的，是不加选择的和发泄性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对理性交往的可能性已经绝望，对自己被他人、特别是父母和老师们理解的可能性也已经绝望（“我的世界我做主”，许多家长都谈到当自己的“听话的孩子”关上房门以后，就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由于在公开场合不能发泄自己内心的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不加选择的破坏欲，这种欲望常常被压抑；而一旦有机会就会加倍激烈和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

网络的匿名特征恰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发泄的机会和渠道。

在“韩白之争”（也包括笔者本人卷入其中的所谓“陶萧门事件”）中，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首先，这个所谓的“论争”发生在网络上，而大量的谩骂则出现在匿名的跟帖中，网络的交流最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匿名性。在网上谩骂白烨的那些人都不知道其真实姓名与身份，而白烨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因此，双方在利用网络的匿名性“优势”方面是不对等的。如果在公开的场合和白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么，这种肆无忌惮的谩骂现象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匿名性导致在“韩白之争”中，监督机制和自我控制机制对那些谩骂者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或者被

极大地弱化甚至悬置，也就是说，匿名性使得那些谩骂者不必面对社会监督、文化禁忌以及自我心理防御，因而也没有必要带上人格面具，没有作假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谩骂虽然不堪入耳，其真实性却毋庸置疑。网络交流的这个特点是一把双刃剑。从消极的方面说，大家说话可以不负责，相互欺骗，甚至脏话连篇；从积极的方面说，它也使得人们把最原始、最真实、最本真的自我流露出来。基于这样的原因，匿名交往的质量不但最能够体现交流者个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最能够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在强制的状态下举止言谈文明并不难，而在一个负责的、非强制的状态下这样做就很难了。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谩骂白烨的人经常把白烨当作“可恶的家长”、“面目可憎的教师”、。他们显然把白烨当作了父辈权威的象征，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抗性、另类性或颠覆性。这些人平时都处在家长和教师的压制之下，无法满足真实自我的反叛需要。他们有太多的时候不能讲真话：与父母、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如此。他们平时的反抗的欲望经常是被压抑着的。网络的匿名性为他们提供的正是平时得不到的发泄渠道。

综合这两者，我认为韩白论争中的谩骂是８０后”一代在一个匿名的网络世界实施的虚拟性轼父行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公开场合一直向往但是又无法实施的“轼父”。他们把白烨当作了一个平时想骂而不能骂的“父辈权威”，一个发泄自己平时压抑已久的“轼父”冲动的对象，而网络的匿名环境使得他们的“轼父”显得很安全，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泄自己“轼父”的快乐，享受反抗和颠覆的快感，他们不会、不想、也没有能力和白烨进行平等理性的对话讨论。我甚至相信，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我课堂上的那个很“听话”的学生。事情的可怕正在这里。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改变滋生非理性谩骂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培植理性交往精神和平等的对话能力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土壤，不改变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那么，“８０后”一代，“９０后”一代，乃至“新世纪”一代，必将继续谩骂下去。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愚不可及的官员”“８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