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吏部与吏治研究

20090420

山东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吏部与吏治研究中文摘要明代吏部作为六部之首，在整个国家机构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设置与运行都与吏治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无论是其自身职能还是与其他部门的关系都关乎吏治，且自始至终与明廷盛衰休戚相关。一般而言，吏部作为管理全国文职的机关，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但是随着明代盛衰变化，吏部职权亦有进退，或被阴挠、侵扰，．或插手、干预部外事务，尤其在明代中后期宦官或内阁当权，吏部职权变化更大，虽有许多吏部大员极力抵制外来干扰，但也间或有奸人担纲，率吏部委蛇权宦之后，直接导致吏治的与政治的腐朽。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考查明代吏部与吏治的关系，分别为：吏部的设置与历史沿革；吏部行政机构与职能；吏部与皇帝及其他部门的关系；明代吏部与吏治。第一部分主要是叙述明代吏部的始设与历史沿革，重点在其职能的发展变化。此部分内容的述及，主要起到为后文阐述明代吏部与吏治的关系铺设背景和提供架构的作用。第二部分详述明代吏部行政机构与职能，吏部是管理全国文官的机构，但其显赫地位并非历来就有。六部初建之时，吏部归辖于中书省，只是一般的执行机构，实际权力有限。后中书省被裁，六部地位上升，吏部权限也逐渐扩大，直到炙手可热。总体来看，吏部内部权力的分配为：尚书主持部政，侍郎辅佐其处理部中事务，但部务最终决定权取决于尚书。郎中是各司实际负责人，握有实权，负责本司政务，员外郎、主事都对其负责，在处理事务时只是辅助郎中行事而已，故吏部各司郎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吏部下设文选、验封、稽勋和考功四司，其中以文选和考功司最为重要，稽勋和验封司实则职权较轻。第三部分通过论述吏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从中发现影响吏治变化的因素。明代国家机构庞大且关系复杂，上有以阜帝为中心的决策层，内阁、司礼监依附阜权存在；下有都察院等监察部门；还有其他户、礼、兵、刑、工其他五部执行部门，吏部处在层层关系中，铨政也随着诸种关系的变化而或紧或弛。其中尤以司礼监和内阁与吏部关系变化对吏治影响较深。明代吏部直接受制于皇帝，自朱元璋建明，明代的皇帝无论是雄才伟略还是昏庸无道，都紧紧掌握着最终决策权。中书省废除以后，朱元璋将相权收归己有，使皇权的集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使吏部无论是选官还是考课都要取决于皇帝的旨意，有时甚至直接听从于皇帝的安排。铨政的权限虽然自废除中书省以后有所扩大，但内外高级的任免权阜帝却从未真正放丌过，可以说终明一世，吏部的职权都受山东师范大学硕ｌｊ学位论文到皇权的压制。而明代宦官擅政现象严重。初期较弱，中期始盛，后期达到顶峰。随着宦官权力的膨胀，其（主要是司礼监）与吏部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受吏部管理到操纵吏部再到吏部完全依附于得势宦官的过程。内阁专擅与之并存，随着内阁地位的不断提升，其与吏部的关系也逐渐经历了一个从相制相维到阴挠部权最后压制部权的过程。至于吏部与都察院，则存在着一个相互监督又相互合作的关系。第四部分从吏部官吏与吏治和政治盛衰与吏部两个方面来论述明代吏部与吏治的关系，前者分别从吏部清正廉明与贪邪昏庸之吏中取典型案例对之进行分析，探寻吏部管理与吏治的关系；后者则侧重研究明代政治盛衰不同时期的吏部，以此来考查吏治的清明与对吏部职权运行的影响。关键词：明代；吏部；吏治分类号：Ｄ６９１．４２２山东师范人学硕ｔ：学位论义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０ｉＶｉＩ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ｉｔ’Ｓｉｎｓｔａｌｌ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ｒｙｆｒｏｍ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ｅ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ｇｏｖｅｒｎｅｄｔｈ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ｍｉｓｓａｌ，ｔｅｓｔ，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ｗｎｇｒａｄ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ｏｒ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ａ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ｉｔｓｅｌｆｉｎｏｔｈｅｒ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ｔｏｐｉｃ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ｋｅｙｐｉｏｎｔ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ｔｓ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ｃ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ｓ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ｎａｒｒａｔｅ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ｉｃｅｗａｓ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ａｌｌ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ＳＯｉｔｇｏｔａｈｉｇ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ｉｘＢｏａｒｄｓｔｏｏｋ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１Ｏｆｆｉｃｅ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ｏａｒ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ａ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１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ｉｎｃｌｕｄ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ｃａｂｉｎｅｔ，ｅｕｎｕｃｈ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ｅｃｒｕｉ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ａｌｅｎ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ｗａｓｓｏ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ｗｏｒｋｔｈａ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ｌｌｔｈｅｗａｙ．Ｃａｂｉｎｅｔａｎｄｅｕｎｕｃｈｉｍｐｏｓｅｄａｄｅｅｐ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Ｃａｓｅｓｃｈｏｓｅｎｆｒｏｍｓｉｄ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ｈｏｎｅｓｔａｎｄｕｐｒ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ｒｒｕｐｔ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ｊ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ｊｏｄｓｈａｄ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ｉｔｗａｓＣ１ｅａｒａｎｄｂｏｔｈ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ａ３山东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ｂｒｉｇｈｔｏｒｂａｄａｎｄｒｏｔｔｅ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ｎｕｍｂｅｒ：Ｄ６９１．４２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ｉｖｉ１Ｏｆｆｉ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独创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注：如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叟泰同导师签字：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堂撞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堂撞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史磐闰导师签字：签字日期：２００哆年６月弓日签字日期：２００夕年衫月山东师范人学硕十学位论文导论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理论意义１．明太祖废除丞相制之后，六部尤其吏部权力上升，其重要性同益凸显，研究明代吏部与吏治，成为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２．研究明代吏部与吏治，不仅涉及吏部一支，吏部与其它部门关系也势必成为考察对象，分析诸种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吏部研究课题范围，而且有助于深化整个明代政治史的研究。３．通过研究明代吏部与吏治的关系，把握吏部自身运行机制及其与其它部门的关系，如此动态的分析解决问题，可以改进之前对这一问题静态式总结的研究方法。（二）实践意义１．明代吏部与吏治的关系研究，最直接的作用是通过探讨其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党各级组织和人事工作的进行提供借鉴，有利于完善党的领导。２．明代吏部研究无论是其人员构成还是其运行机制，都是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对ｆｊ｛『者的吸收借鉴和对后者的规避将有利于提高各级部门干伍的素质。３．尤其是对吏部文选职能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严把干部选拔关，提部各方面素质。４．研究明代吏部与吏治，可以为增强职能提供借鉴，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二、学术史综述明代吏部研究作为明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自清代以来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我们见到的明代吏部研究，或为其某一部门如文选司，或为其职能的某一方面，如廷推，如掣签法等。对明代吏部的整体研究则散见于各明代政治制度史论著中。对吏部某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选职能。我国以地区对此研究比较早。学者张治安１９７４年发表的《明代廷推之研究》一文首次考察了明代吏部之廷推制度的内容。此后，他于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发表《“掣签法”考》、《明洪武朝之吏部职掌》两篇文章，后于１９８３年将其总结成书《明代文官选任之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者也开始重视吏部研究，但仍以从事研究吏部某项职能较多。湖南师范大学刘渝龙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如《明代文职大臣廷推制度探略》（１９９２）、《明代远方选制度钩沉》（１９９６）、《明后期掣签述》（１９９６）、《明代文官拣选制度考微》（１９９８）、《明代文职要员部推制度考略》（１９９８）等，对吏部文选职能作了详尽深入地考证和论述。河南师范人学的郭培贵长期深入对《明史选举志》进行研究，认为其是后人研山东师范人学硕ｆ：学位论文究明代选举制度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比较系统、全面地勾勒了明代学校教育、科举考试、铨选的面貌，但又存在诸多不足。他的论著《明史选举志笺正》（１９９７）正是在对《明史选举志》逐节、逐条考证的基础上，索其史源，考其演变，补其缺略，辨其正误，不仅补充了大量相关史料，为研究者更好地利用《选举志》提供了更完备翔实的史实基础，而且阐发了作者对明代选举制度较全面、深刻地认识。该书对文选制度内容的系统论述，将明代吏部研究推进了一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２００５年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推出了年轻学者潘星辉的力作《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在吏部尤其是文选方面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书中不仅全面翔实的考查了大量史籍资料，而且新发掘了许多近人的研究资料，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国外对明代吏部的研究以日本较多。其中日本关系学院教授阪仓笃秀长期致力于洪武朝政治制度史的研究，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发表的《洪武朝初期的吏部（一）（二）》，对明初期的吏部职权运作作了详尽探究。随之于１９９８年又发表《关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吏部尚书余娠受诛问题的研究》，对研究明代初期的吏部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总体看来，对明代吏部的研究不仅是整体研究还是某一职能的研究都比较少，且不仅缺乏研究的广度，又少有深度的表述，将吏部与吏治相结合的论述则更为鲜见。本文尝试以之为突破口，进一步丰富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内容。三、重点、难点、创新点（一）重点１．明代吏部运行机制２．明代吏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３．明代吏部与吏治的关系（二）难点１．对明代吏部的整体性把握是本文的难点之一，因为缺乏前人的借鉴，把握起来较有难度。２．通过把握人物活动吏部自身职能及与其它部门关系探讨经由明代吏部与其它部门的关系论证其对吏治的影响３．由于前人研究有限，史料的搜集、分析、比较及得出论点都有难度。（三）创新点１．全面研究明代吏部，发现其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吏治的影响。２．采用分析典型案例论证问题的方法，动态地把握吏部机制运行。３．将前人对吏部的研究推进一步，与吏治紧密结合考查二者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２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吏部的设置与历史沿革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同时，新的一套政权运行机制也随之诞生。决策权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握于宰帝一人之手，因此对全国文武百官而言，执行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六部是的执行机构，是与地方（省、府、州、县）直接关联的重要通道。吏部作为六部之首，从始设到后来地位的不断提升，更是权倾朝野。在这个文官占绝对权力的朝代，①吏部作为管理全国文官的机构，直接掌管全国文官的升迁调转，甚至有权举荐其他各部的尚书，所以在六部之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吏部作为管理文职的机关，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吏部下设四司：明清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守制、终养、办理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吏部“本朝设官，大抵用周制，虽文武并置，而政事皆归之文职。＂②吏部是管理全国文职的机构，故在六部中是最重要的一部。明朝肇建，沿袭汉唐六曹ＩＨｌＪｌ设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初时属中书省，每部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属官若干：中书省奏定六部官－ｔ４，部设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先是，中书省惟设四部以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之务。上乃命李善长等议建六部以分理庶务。至是，乃定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官：以滕毅为吏部尚书，樊鲁璞为侍郎；前司农卿杨思义为户部尚书，少卿刘诚为侍郎；钱用壬为礼部尚书，世家宝为侍郎；陈亮为兵部尚书，朱珍为侍郎；周祯为刑部尚书，盛原辅、张仁为侍郎；单安仁为工部尚书，张文为侍郎。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见。上谕之日：“朕肇基江左，军务方殷，所以官制未备。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凡诸政务，须竭心为朕经理，或有乖谬，则贻患于天下，不可不慎。”。由此可见，六部建制同时于中枢机构的建立。而其中所见“先是，中书省惟设四部以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之务”应为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所置，对此《明太祖实录》卷二四记载：置太常、司农、大理、将作四司，俱正三品，每司设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太常司典簿协律郎博士正七品，赞礼郎从八品，司农司庸田署令正五品，典簿司计正七品，大理司评事正七品，将作司左右提举正六品，同提举从六品，司程典簿副提举正七品，军需库大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以杨思义为司农卿，刘诚、杭琪为司农少卿，单安仁为将作司卿。单凭上述记载很容易混乱吏部与其他四部的设置先后问题，其至会让人误以为吏部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一义，说“在奉朝历史，ｌ：除草创时期的ｉｊ《武ｊＩＩ一．…，。Ｉｊ的《万历１｜五年》中０Ｉ用Ｈｕｃｋ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卜。已成为绝对趋势。”该书第５４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明】李东阳等撰，《大明会典·弘治间凡例》，广陵书社，２００７年版。＠【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丁且”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３山东师范人学硕ｌ：学位论文设置在四部之后，比如《万历会典》中就有如下记载：国朝建官，初，置中书省，设左右丞相等官，其属有四部，分治钱谷、礼仪，刑名，营造之务。洪武元年，始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秩正三品。。此条显见将六部的建立分两步走，先是建四司，属中书省，后又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单凭此条会让人误以为吏、兵二部的建立在四司之后。其实不然，当时国家初建，最重要的即为笼络文官和加强军政，吏、兵是当时最重要的施政方向，不可能晚于钱谷、礼仪之政，故必有讹误。细翻《明太祖实录》就会发现，早在朱元璋即吴王位时，吏部的前身“考功所＂即已建立。上为吴王时，群臣以上功德日隆，屡表劝进。上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曷尝遽自称尊。今Ｅｌ之议，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六部建立以后，随着国家大政的发展变化，其的设立和职权的范围也在不断变更。吏部的变化更是与政权的稳固息息相关。初时，由于太祖朱元璋将用权紧紧把握，吏部在任用、考核方面都不可能行使职权，一切大政方针最后都要取决于太祖本人，是故吏部职权也只能在任用低级官吏和一般考核工作范围内运行。洪武五年（１３７２），政权初定，国家正常运转，明太祖下令订立六部职掌：定六部职掌，岁终考绩以行黜陟。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法、司勋、考课之令。其属有三：一曰总部，掌文选；二曰司勋部，掌官制；三日考功部，掌考核。。此时吏部尚书为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今江西上饶婺源）人，洪武四年（１３７１）进吏部尚书。洪武六年（１３７３），朱元璋意识到六部公务繁重，于是下令在每部添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元降将李守道（扩廓帖木儿部将）辅以詹同同掌吏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因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下令废止丞相制度，取消中书省，裁除省内所有，只保留六部，六部地位也藉此得以提高。同时，朱元璋将六部机构精简，每部只设尚书一员，侍郎两名，称为左右侍郎。各部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上升为正二品，侍郎亦从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原则上互不相扰。此时吏部的设置基本已固定下来，形成以后各朝因袭的模式：吏部尚书、侍郎各一人，总掌天下官吏铨选、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四部焉：日总部，掌天下文选。吏役及开设革并衙门之属，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都吏一人，④【叨】申时行等编《万历会典》卷二“吏部一，官职一·，巾。卢书局，１９８９｛Ｆ版。国【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一阴“甲辰春ｉＦ月丙寅”条，上海书店出版礼，１９９０年版。圆【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七阳“洪武五年六月癸巳”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４山东师范人学硕十学位论文令史六人，典吏十二人；日司封，掌天下封爵。凡封赠、诰敕、承袭、礼仪印信之属，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都吏一人，令史二人，典吏四人；日司勋，掌天下文职勋级、月俸、升转，资格、品级、官制贴黄之属，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都吏一人，令史二人，典吏四人；日考功，掌天下官吏之考课。凡朝觐、任满、给由、起复官吏考其功过，别其善最，奏请黜陟之属，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都吏一人，令史四人，典吏八人，承发典吏一人，架阁兼勾销典吏一人。西此间吏部尚书自滕毅首掌吏部，其后吏部尚书依次主要有：盛原辅、张明善、吴琳、商嚣、王兴福、郎本中、周时中、陈修（时李仁为吏部侍郎）、詹同、李守道、赵挈坚、吕本、李信、吕熙、王敏、陈铭、李焕文、陈煜、侯斯（月余）、刘崧（月余）、阮唆（数月）、余燎（逾年）、詹徽（逾年）、茹瑞、翟善、杜泽等。其中洪武四年（１３７１）以前，六部职掌未定，吏部更换频繁，经常改任或兼任他职。如洪武元年九月，滕毅掌吏部未及一月，被转为江西行省参政，刑部侍郎盛原辅进为吏部尚书；十一月即令大都督府都事张明善为吏部尚书，盛原辅改任山东行省参政。洪武五年以后，国家大政初定，机构运转趋于正常，任免较前一时期稍显稳定，但吏部尚书、侍郎仍不得久任，这与朱元璋不愿下放用权有直接的关系。这之后一直到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裁撤中书省，六部尤其是吏部地位虽然日益提高，但朱元璋对各部警惕之心并未随之放松，反而经常借天灾异象调换各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此致仕的也不乏其人。如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六月，天空现有蟊气（彩云，古人以为祥瑞），朱元璋遂以户部尚书吕熙为吏部尚书。而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六月，夜现青自色星尾迹有光（疑为彗星），刚被起复的吏部尚书詹同即被罢免，仅保留其翰林学士的身份留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二月，只因西北风声音稍大，吏部尚书楔斯即被调转至礼部。四月，“因松州雨雹伤麦＂圆，吏部尚书刘崧遂“引咎辞职”，后得致仕。其实，风雨雷电冰雹霜冻等所谓异常天气皆属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封建王朝的帝王往往将其夸大，用作官吏任罢、迁除的借口，实则是为加强集权，更好地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自然也不例外。故每逢天现“异象＂，集体请辞也成了～种不成文的规矩。而下文提及的正统年间吏部尚书郭琏无疑是个“特例＂——蝗灾之时，大臣纷纷引咎辞职，只有他坚持留任，为时人赞叹不已。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二月，为强调六部分工和所辖职责的不同，朱元璋又下令更改六部所属部名，将吏部改为“选部＂。＠此后直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八月，朱氏又因“六部之属皆称部，混而无别，故欲易其名，因寓饬励之意，凡诸属部皆日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选部日文选，司封部日验封，司勋部日稽勋……＂＠，考功部名称照旧。据《明史·职官志》，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增设文选司主事一人，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增。【Ｉ川】姚Ｊ‘。孝等编纂《Ⅲｊ太祖实录》卷一西二１１“洪武。Ｉ＋三年．二月戊申”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曾【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裥实录》卷一万三十一“洪武十三年夏ｐｎｑ月己未”条，卜海书店ｍ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ｌ¨Ｊ】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内辰”条，上海书店ｉｌ；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戌”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５山东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设考功司主事一人①。建文朝于六部品位及职官有所调整，后为成祖恢复。＠此后吏部建制基本固定，成为后世沿用的模式。应该提及的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明朝始成两京之制。此后，六部有南北两京之分，吏部又有不同。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属置六曹清吏司。吏、户、礼、兵、工五曹，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刑曹，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四人，照磨、检校各一人，司狱一人。寻户曹亦增设主事三人。后又分置六部，各称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北京，罢行部及六曹，以六部官属移之北，不称行在。其留南京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复置各部官属于南京，去“南京＂字，而以在北京者加“行在”字，仍置行部。宣德三年复罢行部．正统六年，于北京去“行在”字，于南京仍加“南京”字，遂为定制。景泰中，吏部尝设二尚书。天顺初，复罢其一。。另外，明代与六部之外还设有监察机构——六科，其中吏科与吏部相对应。初时，仅设六位给事中作为言官监察各部，后正式确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其中吏科给事中四人。据万历《吏部职掌》载，吏部各清吏司设科如下：文选清吏司：求贤科、开设科、僧道科、升调科、还职科、给假科、给凭科、缺科、揭帖科验封清吏司：告敕科、实拔科、拔吏科、还役科、截替科、勘合科稽勋清吏司：考牌科、丁忧科、起复科、侍亲科、贴黄科考功清吏司：有司科、京官科、杂职科、老疾科、人材科、三考科、二考科、记录科、求贤科除以上各级设置，明代在各官署还设有数量不等的历事监生，其实就是国子监生的实习阶段。洪武初年，因各衙门吏不敷用，同时又可使监生有实习的机会，故推行历事监生制。监生学习期满后，分拨至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三个月之后由所在衙门进行考核：勤谨的送吏部挨次授官；平常的继续历练；才力不及的送还国子监读书；奸懒的发充下吏。据文献记载，各部监生又有正历、杂历之分，数量根据现有文献无从判断是否定额。二、吏部行政机构与职能吏部是管理全国文官的机构，但其显赫地位并非历来就有。六部初建之时，归辖于中书省，只是一般的执行机构，实际权力有限。后中书省被裁，六部地位上升，吏部权限也逐渐扩大，直到后来的炙手可热。六部初属中书省，权轻，多仰承丞相意指。（滕）毅、（陈）修及詹同、吴琳、赵好德辈，居吏部称贤，然亦无大建竖。至十三年，中书省革，部权乃专，而铨衡为尤要。。【清】张廷玉等《叫史》卷七十一二，忐第幽十八“职官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潘星辉著《叨代文官铃选制度研究》，北京人学ｊｌ：版｝Ｊ：，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页年版。【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明史·陈修传》卷一三八，列传第二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山东师范大学硕一卜学位论文与其他部一样，吏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依照潘星辉在其《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的总结，纵向而言，吏部分为部、司、科三级，以正官、属官和吏员分理各级工作，另设司务处处理本部事务；横向而言，以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分任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吏科既与吏部配合工作，又负有监督铨选之责。总体来看，吏部内部权力的分配为：尚书主持部政，侍郎辅佐其处理部中事务，但部务最终决定权取决于尚书。郎中是各司实际负责人，握有实权，员外郎、主事在处理事务时只是辅助郎中行事而已，对郎中负责，故吏部各司郎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史中有论：“六部之政莞于尚书，诸司之务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画题。’’①（一）吏部尚书与吏部侍郎的职权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是吏部的最高长官。历史上吏部尚书的品级变化明显，唐宋是正三品，明代是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可见其地位在不断提高。按古制通常称之为天官、冢宰、太宰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或人事。明代吏部尚书的职掌，《明史·职官志》记载为：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盖古冢宰之职，视五部为特重。侍郎为之贰。吏部石刻职掌中记载的则更为详细：掌天下官吏选授、拟注、资任、迁叙、考课、封爵、策勋、殿最之法。凡进贤，退不肖，甄别流品，布列中外，务得实才以臻治效；考百官功过善恶之课，定官制品级之等，司功勋世禄之荣，皆总其纲要，而奉行其制命焉。吏部初建时，由于受到中书省，吏部尚书职权有限，在选官与考察方面均难自主，前文提及的吏部尚书更替频繁，且旋用旋罢便可见一斑。废除丞相以后，吏部尚书地位日益提高：洪武朝由于朱元璋大权独揽且用刑严苛，尚书谨小慎微，很难独断部务，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余熄被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乐以后吏部尚书不仅在“选授、考课、甄别人才”方面为人瞩目，而且由于其位高权重，还广泛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如永乐朝蹇义，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进士，建文帝用做吏部右侍郎，成祖时掌吏部连续三朝，屡受重任。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蹇义等二十六人受命巡行天下，寻访贤士，遍察民间疾苦，首开巡行御史之制，官至太子少保、太子少师，卒后英宗追赠太师。历事五朝，对明初政治有着重要影响。明朝前期，政权稳定，各项制度有条不紊，加之法律严苛，国家重视吏治，外力鲜有干预各部职权，故吏部尚书得行其是。如上文提及的蹇义，Ｊ下统年Ｉ、日Ｊ的千亩、魏骥，景泰年间的三Ｆ翱，孝宗朗的王恕等皆一代名臣，致力于选贤用能，完善铃政，－只．公币严明，外回【清】张廷玉《明史·颜继祖传》卷二四八，列传第一三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Ｉ？学位论文人无敢干之以私。后期朝政废弛，吏治，卖官鬻爵，地方争相搜刮百姓。内阁制度创建以后，由于阁臣往往兼任部臣，后者也经常以部入阁领事，故吏部尚书的权力愈发膨胀，盛极一时。像杨廷和、梁储、蒋冕、石王缶、杨一清、夏言、翟銮、徐阶、高拱、张居正、沈鲤、申时行、王锡爵、张位、张四维等或以吏部入阁，或以阁臣兼领吏部事。此外明中期为阁臣加部职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他们虽然不直接领导吏部，但常以加官身份对吏部选官或考察之事横加干预。神宗朝沈一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沈氏辅政十三年，首辅四年，为政尚清议、谄媚，好同恶异，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因位高权重，多次以权势干预吏部事。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都御使温纯与吏部尚书杨时乔主持京察，涉及沈一贯多名亲信，加之之前沈因矿税、“妖书＂等事曾多次被温纯，对温纯心生忿恨，故他公报私仇竟将察疏强留不发，借以保护私人培植亲信。同是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在沈一贯之后的叶向高却与之恰恰相反，他非但没有利用手中权力谋私利，行贪妄之事，反而屡屡上疏乞归。因为当时神宗荒废朝政，废弛政务，致使各衙署尽是空曹，六部仅剩赵焕一人掌吏部事，地方更是混乱不堪，在职的各级尽展贪赃枉法之才，对百姓穷尽搜刮剥削，开矿、榷税名目繁多；神宗宠爱郑贵妃，福王迟迟不肯之国；待选都聚集在城外等候安排，新的选官工作搁置，京察、大计皆久未施行，对此叶向高虽不断上疏但均被留中。政事无法开展，他空有抱负，也是壮志难酬，近七年（自万历三十六至四十二年）独掌内阁期问，他虽然也尽力肃清政务，但已是难转乾坤，后请求致仕未果，只好频频称病在家消极面对。后魏忠贤得宠，叶向高也曾经极力挽救清流，但也是回天无力，还因此受到牵累被罢。此后明朝奸佞当道，日益衰落，吏部尚书和侍郎有的附和其中，有的逶迤其后，虽也有清廉之士，但终究难成大局。关于吏部尚书地位及其变化，张廷玉曾作如此表述：吏部尚书，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无与并者。永乐初，选翰林官入直内阁。其后大学士杨士奇等加至三孤，兼尚书衔，然品叙列尚书蹇义、夏原吉下。景泰中，左都御史王文升吏部尚书，兼学士，入内阁，其班位犹以原衔为序次。自弘治六年－－，Ｅｌ，内宴，大学士丘浚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①由此看出吏部尚书地位远远超过六部同僚，同时也可发现吏部尚书虽然体位尊贵，但在内阁建立之后也会受其压制，甚至权力被其侵扰。事实上，吏部终明一世不断受到来自外力的阴挠，无论是备受宠信的阉宦或受到重用的阁臣，总会觊觎吏部选官与考核之权，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侵夺，像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万历年间张居ｊ卜等，都曾经将吏部作为自家衙门，任用亲信，退免贤臣，吏部尚书或视其马首充当帮凶；或甘心无为默守虚位；也有的坚守职责，试图荡涤清流，但在这种情形下，也很难有所作①【清】张廷玉撰‘明史·职官》卷七二，志第四十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８山东师范大学硕．１ｊ学位论文为。张居正当国时，吏部尚书张瀚为张氏所举，初时率奉其指，后逐步认识到吏部尚书的职责之重，他认为：《周官》冢宰统百官，均万民。即今吏部尚书，乃天子之相也。职在镜藻群品，使荦然当于用而不爽。斯可仰副九重付托，下慰百司舆情。自非明如鉴空，公如衡平，则虽朝夕乾惕，殚竭心力，亦安能黜幽陟明，以无负国家抡才至意？顾知人维艰，明亦难言之矣。惟开诚布公，令公议所是，与众共扬，仇怨不忌；公议所非，与众共弃，亲故勿恤．则人己两忘，恩怨具泯，庶可图报塞万一耳．９后来张瀚因为坚持张居正丁忧，始终不肯附议张居正夺情，被张示意御史罢免。在政治黑暗、贪宫横行、成风的社会环境下，有识之士自身尚且难保，有德的吏部尚书也只能是佯装昏聩，听任摆布。吏部侍郎是吏部尚书的副手，辅佐尚书处理部务。公正清廉的吏部尚书往往与吏部侍郎和谐相处且互为补益，无论是选官还是对的考核工作都能协调分工，共同保证职能的正常发挥和结果的相对公平。永乐元年（１４０３），成祖即位以后，用师逵为侍郎，时蹇义掌吏部事。师逵为人严正清廉，一身正气，“佐蹇义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又如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孝宗以彭韶为吏部侍郎，辅佐尚书王恕，．二人共同甄选贤人，量才录用；考核，严查功过，仕路为之澄清，纲纪为之振肃。相反，贪婪的吏部尚书只会刚愎自用，任人唯亲，退贤用佞。吏部侍郎如果仰其鼻息，吏部则泥污充斥，龃龉陡生；否则，侍郎也自身难保。正德初年，焦芳、张缧历掌吏部，二人皆附宦官刘瑾，致使吏部事惟刘瑾是听。侍郎惟俯首称是，不敢言异。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孙交任吏部侍郎，常规劝张缧公正铨法，被张衔恨，后将孙交调至南京。《明史》称“焦芳张缧后．吏部无侍郎＂③，由此可窥一斑。明朝也有侍郎不甘被尚书压制，起而争权的情况。比如世宗朝霍韬，历任吏部左、右侍郎。虽然部务多取决于尚书，但霍韬性情刚毅且义正词严，常与尚书汪铉争论，汪铉本就毫无主见，加之因其追随张璁被百官所恶，故霍韬得以参议部事。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汪钱被罢，世宗久不置吏部尚书，霍韬以侍郎掌吏部事务。总起来看，吏部尚书与吏部侍郎关系微妙，一般而言，尚书为主导，总领部事，侍郎为其属。侍郎擅权的情况并不多见，吏部事务最终取决于尚书，但具体负责的是各司郎官，所以郎中有时反而掌握实际权力。（二）文选司与官吏选任制度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朱元璋将吏部改称作“选部”，这也说明见选官是吏部最重要的职能。相对于考功司来说，文选司始终是吏部行使职权的最重要部门。明代中后期，。【明】张瀚撰《松窗梦语》卷八“钤部纪”，卜海书店｝ｎ版秆影印本，１９９４年。＠【清】张廷玉《明史·师逵传》卷一五零，列传第三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国【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官常典第三百二卷“吏部部”，中华书局，１９３４年版．９山东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京察、大计由监察部门和吏部一同主持，吏部不再是考察的唯一主导，这就便于外力插手，无论是内阁还是得宠的阉宦，只需授意于其中一方，便能达到利用考核安排私人的目的。而对于文选司的工作，因为选官乃吏部部内事务，权宦很难掌控，为达目的都费劲周章极力拉拢文选郎。《明史·职官志》对文选职掌记载甚为详细：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不及九品日未入流。凡选，每岁有大选，有急选，有远方选，有岁贡就教选，问有拣选，有举人乞恩选。选人成登资簿，厘其流品，平其铨注而序迁之。凡升必考满，若员缺当补，不待考满，日推升。类推上一人，单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佥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内阁，吏、兵二部尚书，廷推上二人．凡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属同族则以下避上。外官才地不相宜，则酌其繁简互换之。有传升、乞升者，并得执奏。以署职、试职、实授奠年资，以开设、裁并、兼摄适繁简，以荐举、起废、征召振幽滞，以带俸、添注寄恩冗，以降调、除名驭罪过，以官程督吏治，以宁假悉人情。由此也更加印证了文选司的重要性。不仅各品级的任用、选调皆经其手，而且重要职缺内阁、吏兵二部尚书也全由其主持推升。文选司是入仕的闸门，其选官职能关系到封建国家的人事安排，对调整和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有直接作用，故文选的公正无私非常重要，他们的清廉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仕路的或清或浊。例如，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吏部尚书姚夔以黄孔昭为文选郎中。按照惯例，文选郎为杜绝请托要闭门谢客，黄孔昭却大开访客之门，“国家用才，犹富家积粟。粟不素积，岂足赡饥，才不预储，安能济用？苟以深居绝客为高，何由知天下才俊。’’①不仅如此，他还欢迎有识之士毛遂自荐，自己也亲自四处延访人才，将贤德之人书之成册留作备选，一时铨叙大平。不过，吏部选官重在授而非选，选人主要还是来自于科举。除进士、举人、贡生外，还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以及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杂流。其中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这就是明代选官制度下的所谓三途并用。京官中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及外官中的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中的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京官五府、六部的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寺、詹事府的属官，由官荫生选；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由监生选；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这里的“选”，其义实为授。以上诸类为听选，由吏部文选司负责授官，办称选官。吏部的正常选官，又称部选，可分为常规铨选和特殊铨选。前者主要是大选和急选，对象主要是选人，大选每年双月进行，对象为听选（指初次授官者）和考满升迁、改调者。急选为临时改授、改降及Ｊ‘忧候补的。特殊铨选主要指国家机构缺员尤其在出现重要职缺的时候进行，有科道考选、教职铨。【清】张廷玉《明史·黄孔昭传》卷一五八，列传第三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１０山东师范人学硕一ｌ：学位论文选、拣选、乞恩选、远方选等。相对于大选和急选来看，选官的对象多未任满考绩，经由推升以补缺员，分为廷推和部推。廷推由吏部尚书主持，经九卿会议决定，又称“会推”，三品以上的才有廷推资格。内阁、佥都御使、国子监祭酒等不及三品的重要职位也在会推之列。部推授权由吏部推选，对象为四品以下的内外官职。也有不经推升，由皇帝从宫中传旨授官的情况，是为传升或传奉官。传升不是正常的选官方式，往往造成人浮于事，导致吏治。成华年间传奉现象严重，一次传升动辄数百人，助长了卖官鬻爵之风。宣德初年，杨士奇以地方皆由吏部选任难以尽得人才，故令三品以上京官举荐，为时人称赞。但此法施行一段时间渐生弊端，不仅难以确保所荐之人的德才，而且有人借机安插亲信，致使地方官选举尽失公平。景泰初年被废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吏部选官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重大改革，即“掣签法’’的创立。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孙丕扬为吏部尚书，他“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①，于是行掣签之法，无论大选、急选皆由掣签决定，即采用抓阄的方式选拔官吏。其实早在孙氏之前，吏部已出现类似的的抓阉方式处理监生拨历与吏员拨历、升参等项。如“盛氏以吏部右侍郎佐铨，与余姚陈太宰（有年）共事，杜请谒，塞邪窦，即子以达监满拨历，亦从众探笑于堂。人以是益服其公云。”②“掣签法＂施行后，孙丕扬被当时选人盛赞无私，然而此举虽能保证选官的严格公平，但却无法辨才任官，不利于选拔清Ｊ下廉明之士，而且也不足以杜塞弊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铨选环境的恶化和吏部尚书无法兼顾公正和效能而不得已采用折中办法的良苦用心。文选司的选官和是考功司的考课是分不开的，吏部素有每年“六考、六选＂之说，选授的要接受考核，考核之后又要按等重新除授，因此二司虽然分工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三）考功司与官吏考核制度考功司是吏部另一重要部门，掌管的考课、黜陟，与其他部属衙门相比，素有渊源。早在吴元年，朱元璋就设立了考功所对进行考察录用，考功郎正七品；明朝建立以后，在中书省下设六部，后中书省被废后，各部清吏司地位也随六部得以提高，考功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依次自正五品至从六品。因考功司事务繁重，正统时增设考功主事一人。考功司职权较重，《明史·职官志》中有载：考功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以赞尚书。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仓场库官一年考，巡检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府州县ｏ【清】张廷玉《明史·孙丕扬传》卷二，列传第一四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ｏ【清】张廷玉《明史·陈有年传》卷二二四，列传第一一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山东师范大学硕．ｈ学位论文官之考，以地之繁简为差。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拔用。九年满，又试授官。惟王官及钦天、御用等监官不考。凡内外官弹章，稽其功过，拟去留以请上裁。荐举、保留，则核其政绩旌异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两京十二部之中，南六部相对职权较低，但在南吏部中，考功司却至为重要，其掌握着对南京的实际考察权力，“凡南京官，六年京察，考功掌之，不由北吏部。＂①．洪武五年，“定六部职掌、岁终考绩，以行黜陟＂，自此形成了考课制度。吏部考功司对的考课主要分考满和考察。考满的对象是任满的所有官吏，通过全面考核，定其升降、黜留。考察一般在未任满时进行，重在核查官吏的过失。考满与考察相辅相成，互为补充。１、考满考满作为一项常规考察，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根据上述记载，一般以三年为一阶段，“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考满的结果分为上中下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考满的主要依据是《诸司职掌》，自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开始，朱元璋逐渐确定六部员额及其职掌，并谕令吏部与翰林院将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诸司设置及职务类编成书，直到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才最终完成，定名《诸司职掌》。实际考满工作还要求全面考察的在任业绩。初期，朱元璋与其他的继者对其都十分重视，吏部的考满工作也得以有条不紊的进行。随着明中后期朝政的废弛和吏治的败坏，考满的结果往往为人左右，很难客观与公平。考满有京官考满和外官考满之分。其中对京官的考满又有高级与中下级官吏之分，明代按品级划分，四品以上为高级。京官四品以上，必须向皇帝自陈功过，其“黜陟取自上裁＂，包括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使，通政司通政使、通政，大理寺卿、少卿，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太常寺卿、少卿等。五品以下官吏及各衙门首领官、属官由“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怠”②，再报都察院、吏部复考，最后将去留升降奏报皇帝。外官指的是地方官。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规定“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俱系正官佐贰官，三年考满，给由进牌，别无衙门考核，从都察院考核，本（吏）部覆考，具奏黜陟，取自上裁”，其中布政司和和按察司首领官及属官的考满又有不同，前者“从本衙门Ｊ下官考核＂，后者“从监察御史考核＂。府州县官的考满，“府正官从布、按二司考核，府州佐二首领官，及所属州县大小官，卫所首领官从府州正官考核，县佐二首领官及属官，从县正官考核，俱经布、按二司考核，（考）功司覆考。＂③这样层层考核，最终经由考功司实现集权。１、【清】ｇｋ廷玉《Ｉ删史·职官。占ｐｑ》卷七五，忠第五一，中ｆ＃怕局，１９７４年版。圆【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ｆ。月千申”条，上海书店ｆｌｊ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国【明】申时行等《万历会典》卷十二“吏部·京官”，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１２山东师范人学硕一ｌ：学位论文２、考察明朝在常规的考满之外，对还有一种考核制度，是为考察。考察主要面向有过失或年老体弱的官吏，正如高拱所言，“考察本为去不肖也’’。考察结果分为八类，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与考满一样也有京官和地方官之分，称为京察和外察。京察初九年一次，孝宗鉴于京官九年考察历时过久，有的历经进退升降，多不在其位，不便京察。弘治十七年（１４９４）六月，给事中许天锡疏请京官六年一考。两京五品以下六年一考，四品以上的大僚由皇帝亲自考察。此后京察固定为六年一次。①京官四品以上自陈，升降去留“悉听圣裁’’；五品以下的在京，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署掌印官一同考核，按考察结果“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②。京察结束之后，有的还会被给事中、御史等言官纠劾，是为“拾遗’’。一旦遇有拾遗，即便去留结果已定，也要重新论定，一经查实，无可获免。拾遗本意是为弥补京察缺漏，但也往往为人利用，尤其是明后期，经常成为当党争的工具。比如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京察，由吏部尚书孙巍与考功司郎中星主持。二人为保证公正公平，力杜情托，孙键外甥员外郎吕允昌首当其冲，因不称职而被孙罐斥逐。星也果断拒绝了其姻亲给事中王三余。一时之间，不称职者几乎被贬黜殆尽。当时内阁首辅王锡爵、阁臣赵志皋、张位等皆庇护私人，而考察之疏已发，被庇护者皆在黜陟之列。众阁臣心有衔恨，借言官之口劾吏部非己之人。先是有言官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宇廷、主事袁黄。孙箍以虞淳熙为官公正清廉建议将其留任。接着给事中刘道隆劾星专权独断，培植党羽，星遂被贬秩三级，后被斥逐为民。孙罐也因此被夺俸，遂上疏乞休归家。这种争斗其本质在于内阁与吏部争权，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吏治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是故京察一旦为贪邪所用，势必造成党同伐异，打击异己，贪赃枉法，横行，所以星说：“惩贪是察吏第一义”。反之，如果正义压倒，清廉之士掌握京察就会澄清吏治，裁抑陋规，整饬朝纲。如东林党主持京察期间，用廉黜贪，为国家选贤任能，使得吏治在短时期内有所好转。外察又称大计，初时每年一次，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定外官三年朝觐之例，二十九年（１３９６），以辰、戌、丑、未为朝觐之期，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对之进行考察，因此也称朝觐考察。据《职官志》载，其察法与外官考满基本相同，“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③明朝对大计非常重视，因之受到查处的永不叙用。在这种三年大计之外，还有一种不定期的考察方式，由争帝指定若干为巡查御史，ｏ据下州＝贞《觚不觚录》载．“六年一京察，为成化以后典章，其它有以卜初即位而考察者，有以灾异而考察者。”＠【清】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三》卷七一，志第四七，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志三》卷七一，志第四七，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山东师范大学硕。ｌ：学位论文到地方巡行考察。其始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明成祖派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巡察制度正式建立。此后派往地方的巡行御史除考察刑名案狱、农田水利、风俗民情等地方政务外，主要职责即为代行外察之职，考察吏政。通过这些办法，明朝加强了对地方官的管理，吏治也得到有效的整顿。据吏部统计的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的考课结果，全国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共４１１７人，称职的占十分之一，平常的占十分之七，不称职的占十分之一，贪污、阌茸的也有十分之一。其中凡称职的给予提升，平常的复职，不称职的降等，贪污的送法司论罪，阌茸的免为庶民。但随着后期纲纪的松弛，外察也渐生弊露，特别是派往地方的御史往往挟势取贿造成执法不公，使百姓深受其累，给社会安定带来危害。据载：“永乐中，邹缉上言，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贿赂。其后梁廷栋亦言，巡按御史之弊，盘查访缉，馈遗谢荐，有司所出。多者二三万金。国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万。是则察弊适以滋弊，又在乎简用之得人矣。”①无论是考满还是考察，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文官考核制度，其初衷都是为奖勤罚惰，黜贪倡廉，澄清吏治，保证国家各项政令的实施。明朝初期，由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这项制度尚能正常施行，且收效显著，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增长。后期，由于请托舞弊之风盛行，考核制度逐渐松弛。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左副都御史丘橇上疏陈吏治积弊八事，其中前五项均直指考察弊端，现录其于下：臣去国十余年，士风渐靡，吏治转污，远近萧条，日甚一日。此非世运适然，由风纪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积弊，一也．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以豸冠持斧－－ｅ．威，束手俯眉，听人颐指。此请ｄ－ｅ．．积弊，二也。抚按定监司考语，必托之有司。有司则不顾是非，侈加善考，监司德且畏之。彼此结纳，上下之分荡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访察之积弊，三也。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苟百足之虫，傅翼之虎，即赃秽狼藉，还登荐剡。严小吏而宽大吏，详去任而略见任。此举劾之积弊，四也。惩贪之法在提问。乃豺狼见遗，狐狸是问，徒有其名。或阴纵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驳以相延，或朦胧以幸免。即或终竞其事，亦必博长厚之名，而以尽法自嫌。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之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此提问之积弊，五也。。可见明朝后期考核制度完全变成一种形式，不仅无法实现惩恶奖善的目的，反而成了各级掌权者营私舞弊、打击异己的工具。而且由于考核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端，诸如高级完全听凭于皇帝一人评断，容易以偏概全且助长宠溺之风；考核过于注重资格忽视实际ｏ【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３３“遣大臣考察官吏”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国【清】张廷玉‘明史·丘榜传》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１４山东师范人学硕．Ｉ：学位论文才能；属官由本堂正官考核，更容易滋生欺上瞒下，层层包庇等现象。尤其是明朝后期由于考核制度弊端层出不穷，且导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也加速了明朝吏治和衰亡的步伐。（四）稽勋司与官吏品级、勋爵制度稽勋司主要负责的勋级、名籍、丧养等事，按《职官志》的记载，文官分十级授勋，“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正二品，正治上卿；从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资治尹；从三品，资治少尹；正四品，赞治尹；从四品，赞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从五品，协正庶尹。自五品以下，历再考，乃授勋。’’名籍之事主要表现为处理贴黄与清黄。吏部将文武百官按姓名、籍贯、出身、历官、迁次时间等条目，用黄纸记载，贴于籍中加以吏部符玺谓之贴黄。明朝初建时，规定验封司每年的十二月贴黄，春秋两次清黄，特殊情况如父母均年过七十且无兄弟，可以清黄归养。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因除拜、迁调频繁，朱元璋谕令吏部每月贴黄，以便及时拜官、改注、勾稽，年底总之，收于内府，后为定制。另外，如遇父母丧亡，稽勋司负责督令其解职，回家守制三年（钦天监除外，奔丧三个月即要复任）。由于许多贪恋官位，不愿解职，往往千方百计逃避守制，称为夺丧、匿丧、短丧，稽勋司对此有纠谪的权力。但是一些高级常借他人之力挽留，谓之夺情。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张居正指使宦官冯保、户部侍郎李幼孜等为其奏请夺情，吏部尚书张瀚竭力反对，被张居正授意言官劾罢。（五）验封司与官吏荫封制度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吏部尚书李信裁定内外封赠，荫恤之典，条例验封事务。验封司主要掌封爵、袭荫、褒赠、吏算等事，其中爵位惟凭军功才能授予，封号也需由皇帝特批，无论世袭与否，皆以诰券为凭。惟衍圣公的恩封世袭没有诰券。诰券分左右，左一部分收于内府，右一部分由受封者保存。世袭者需上缴诰券，由吏部重新核其功过，再确定其是继续受封或是革除爵位。袭荫指的是七品以上皆可荫一子以世其禄。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定职官子孙荫叙办法：“洪武十六年定职官子孙荫叙。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正二品子，正六品用。从二品子，从六品用。正三品子，正七品用。从三品子，从七品用。正四品子，正八品用。从四品子，从八品用。正五品子，正九品用。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子，于未入流上等职内叙用。从六品子，于未入流中等职内叙用。正从七品子，于未入流下等职内叙用。＂①此后，为防止行私，对荫叙之例又加以，如京官三品以上，经过考满且显有政绩才能荫一子，称为“官生”，由阜帝亲自恩准方得荫其他子孙，称为“恩生”。褒赠主要指的是，封号的追进和赠官的授予。前者主要针对公、侯、伯三级爵位，其①【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志一》卷七二，志第四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１５山东师范人学硕Ｉｊ学位论文亡后追封，皆递进一等；后者主要面向三品以上，如政绩显著、阵亡或死谏、死节者，皆可被授予赠官。初到任时，一般还要授予散阶（与官职同时授予的虚衔），经过考满成绩卓著的京官和外官，皆授与诰敕，七品以上优先推恩，其中五品以上授诰命，六、七品授敕命。生日封，死日赠。文官的散阶共分四十二等：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资善大夫，升授资政大夫，加授资德大夫。从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加授正议大夫．从三品，初授亚中大夫，升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正四品，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宪大夫，加授中议大夫。从四品，初授朝列大夫，升授朝议大夫，加授朝请大夫。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从六品，初授承务郎，升授儒林郎，吏材干出身授宣德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吏材干授宣议郎。从七品，初授从仕郎，升授征仕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从八品，初授边功佐郎，升授修职佐郎。正九品，初授将仕郎，升授登仕郎。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父职高于子，则进一阶。父应停给，及子为人后者，皆得移封。外命妇之号九。公日某国夫人。侯日某侯夫人。伯日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日孺人。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三母不并封，两封从优品。嫡在不封生母，生母未封不先封其妻。妻之封，止于一嫡一继。。所有封赠因其贪墨被劾者，皆追夺封号和爵位。洪武四年（１３７１），验封司以有的到任不久其贤否难以确定，请从三年考核之后无过者再行封诰，以后即按此例。以上四司以文选和考功司最为重要，稽勋和验封司实则职权较轻。关于吏部四司，当时有人用“喜怒哀乐”来戏称——文选司掌升迁除授，是为喜司：考功司掌降革罚俸，是为怒司；稽勋司掌丁忧病故，是为哀司；验封司掌封赠荫袭，故是为乐司。这一概括不仅十分形象，也言简意赅的表明了四司的主要职能。三、吏部与皇帝及其他部门的关系明代国家机构庞大且关系复杂。上有以皇帝为中心的决策层，内阁、司礼监依附皇权存在；下有都察院等监察部门；还有其他户、礼、兵、刑、工其他五部执行部门，吏部处在层层关系中，铨政也随着诸种关系的变化而或紧或弛。（一）吏部与皇帝的关系自朱元璋起，明代的阜帝无论是雄才伟略还是昏庸无道，都紧紧掌握着最终决策权。中书省废除以后，朱元璋将相权收归己有，使皇权的集中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ｏ【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志－－）卷七二，志第四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１６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使吏部无论是选官还是考课都要取决于皇帝的旨意，有时甚至直接听从于皇帝的安排。铨政的权限虽然自废除中书省以后有所扩大，但内外高级的任免权皇帝却从未真正放开过，可以说终明一世，吏部的职权都受到卑权的压制。１、明初期（洪武至宣德）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强化君权，建立了一整套集权的国家机构，尤其是废除丞相以后，更是使主义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中书省被罢以后，六部地位上升，吏部成为六部之首。但吏部仅负责对低级的除授，铨政大权为朱元璋所独揽，所以吏部虽然品级提升，但权力由于受到皇权的压制并未得到相应扩大。朱元璋担心吏部专擅，对其用法极严。譬如前文提及的吏部尚书余煸受诛事件。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初开进士科，明太祖见出自太学的居多，对祭酒宋讷大加褒赞。国子助教金文徵等嫉妒宋讷，与余煤暗地设计构陷宋讷，下达文书令宋致仕。朱元璋大怒，以余熄专擅威权，与金文徵一并下狱处死，同时褒赞宋讷“君子之道犹嘉谷，小人之道犹稂莠，稂莠不去，嘉谷不生＂∞。对此，同本学者认为这是“朱元璋对吏部尚书怀有极度戒心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余煤被诛后，改赵瑁为吏部尚书，但不久亦因罪被杀。此间吏部尚书更换频繁，旋拜旋罢，皆不久任。洪武时期由于皇帝专断，吏部尚书徒名而已，铨政处处受到，吏部职权的行使难以进行。同时由于朱元璋来自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过民间疾苦，建于元朝灭亡的教训，他重视吏治，从严治吏，倡兼黜贪，以严刑峻法整饬吏治，振肃朝纲。在官吏的选用上他主张“三途并用＂，要求吏部举用贤良方正，黜陟贪官污吏。不仅要严行考举，还要加强对官吏的考察，无论是考满还是考察，都要将考册上呈以便皇帝备览或亲自定夺。朱元璋重视铨政，由是对吏部要求严格。洪武四年（１３７１），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他特地召见亲谕日，“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瘭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固建文帝在位时间较短，基本承继了太祖时期的制度和，曾将吏部尚书由正二品升至正一品，增加侍郎一员，将清吏二字去除，惟称某司而已。因为建文帝且为政宽厚，对吏部选官之权有所放松。永乐以后吏部职权逐渐得到加强，但也颇受。永乐元年（１４０３），朱棣让吏部大举贤才，“朕以藐躬嗣承大统，图惟求贤以资治理，宵旰皇皇急于饥渴，其令内外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举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滞下僚；或可割繁而优游散地；或抱道怀才隐居Ｆｆｌ国【清】张廷苄撰《明史·宋讷传》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ｌＩ】阪仓笃秀《关卡洪武十八年吏部尚书余燥受诛问题的研究》，《史学集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Ｐ１６－２０。＠【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五“洪武四年五月工子”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１７山东师范人学硕Ｊ：学位论文里，并以名闻，毋娼嫉蔽贤，毋循私滥举，书日：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①永乐时吏部尚书蹇义、郭珊等人都受到成祖的重用。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为整顿吏治，敕令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了解民间疾苦，查访民情风俗，核查吏政。同时，朱棣也常干预吏部事，例如永乐五年（１４０７）为避免解缙等近臣在六年考满后被调离，亲自关照吏部使其“勿改外任＂。仁宣时期，由于皇帝励精图治，以宽治国，重用贤臣，尽黜奸佞，与民休息，使得明朝政治出现了不多的治世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这一时期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内阁，与其他部院和谐相处，共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贯彻。尤其是吏部的许多才德之士皆举于三杨，像王翱、李贤、曹鼐、霍韬等人，不仅深被时人所称，也为政治清明做出了努力，终成一代名臣。２、明中期（正统至弘治）明朝自英宗始，出现宦官、内阁交替擅权的局面，这也使得吏部权力遭到极大侵夺。君臣隔绝是明中后期政治的鲜明特征，皇帝的指令通过他人下达，这就造成吏部职权虽然受制于阜权，但却不能得到阜权的有效传达，吏部的选官和考察工作也因此经常受到外力的干预。像英宗朝先后重用王振、石亨、曹吉祥等，给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英宗少年即位，初有张太后和“三杨＂主事，后他们先后去世，英宗遂依赖王振，对其信任有加，礼遇甚隆，开宦官预政之门，致使王振弄权败国。不过正统年间，因为有贤臣盈朝，国家机构尚且正常运转，英宗也重视吏治，对吏部虽然依旧保持着决策之权，但基本上尊重吏部决定。如，己未行在十三道劾奏吏部尚书郭瓒在考核的过程中，因为工部侍郎罗汝敬巡抚陕西时收受贿赂数额巨大，按例当死，但是因为宣宗爱惜罗汝敬办事才能，不忍诛之，特命其戴罪办事，罗汝敬却以此擅自复职，御史以吏部未能言明罗汝敬之罪而对尚书郭珊、侍郎黄宗载、郑诚等人进行。英宗为开脱郭瓒，将罗汝敬连同黄宗载等人一并下狱。由此可见，英宗时比较重视吏治，严惩贪官，尤其重视铨政。他曾对李贤说，吏部掌握权衡天下人物以行进退的权力，非一般部门可比，所任必须称职。礼部郎中李和委托宫里一个僧人为其求礼部侍郎一职，引起众议不断，皆忿忿不平。英宗向李贤询问李和人品，李贤答：“不知。＂英宗会其意，再问王翱，王翱提出让学士徐绍担任，英宗问李贤意见，李贤称“此公论也。’’后以徐绍为侍郎，不仅议论得以平息，而且时人皆赞公平。天顺四年（１４６０），地方官吏进京朝觐。由于当时地方官为顺利通过大计往往重贿在京高级，是以英宗和李贤商议革除朝觐之弊。李贤遂与吏部张榜规定，严禁地方官与京官往来私通，赠送礼物，同时严禁下级官吏囚对考察不满挟私上告。之后英宗才重丌大ｏ【明】杨士奇等编纂‘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永乐元年九月辛已”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１８山东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选，且谕令吏部严黜陟，重考察。此次大计斥退不称职者数百人，旌表才行超卓、政绩显著的布政使以下官吏十数人，被时人称颂。成化年间，重用宦官的风气愈演愈烈，宪宗不仅宠信宦官，而且委以重任，像汪直、梁芳等先后提督军务，操纵军营。尤其是汪直，首开西厂，并借机对朝廷政务横加干预，甚至操纵铨选，吏部尚书彭时、商辂先后因忤汪直遭罢，后继者刘翊、刘吉、尹曼等皆争相攀附汪直，造成当时奸佞充斥朝野，小人当道，吏治。梁芳因献媚于宪宗宠妃万贵妃而得到重用，因为宪宗好方术，他投其所好，举荐妖人李孜省、继晓等入宫，使宪宗终日沉溺后宫，不问政事。于是梁芳更加肆无忌惮，任用亲信，而且常以中旨授官，即传奉，累计达数千人。传奉越过吏部，给铨政给带来恶劣的影响，造成卖官鬻爵大行其道。孝宗即位之后，传奉官被系数汰尽。接着梁芳、万喜等，宦官、佞幸及不学无术者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内阁万安、尹直等人也被罢归，代之以徐溥、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中正贤良的大臣。尤其是王恕掌吏部时，举荐大量贤人，对弘治朝名臣盈朝，吏治清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孝宗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视吏治，使得当时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百姓富裕，社会安定的景象，是为“弘治中兴’’。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虽然出现宦官弄权，破坏铨政，但国家大体尚未受到侵蚀，蔓部等机构并未丧失职权，奸臣当道只是短时期的异常现象。３、明后期（正德以后）武宗以后，明朝皇帝多荒废朝政，不理政务，完全听凭于司礼监或内阁宠臣，致使铨政不由吏部，当权者惟亲是用，吏治，社会混乱，国家政权日益衰落，最终走向灭亡。即便神宗初即位时也曾决心一改前朝混乱局面，任用张居正改革，但最终还是如前任一样，退回后宫，长达三十年不预政事。此间，由于多权臣预政，如正德时刘瑾，嘉靖时严嵩等，吏部上下官吏少有清廉开拓之士，多或攀附阉党，或受制于内阁，使选官和考课难以正常进行，最终造成吏部职权旁落。此节在下文有详细论述，故此处略去。（二）吏部与宦官的关系明代宦官专擅，祸国殃民现象严重，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最终导致了明代的灭亡。明朝建立以后，鉴于汉、唐政败阉宦的历史教训，严禁宦官干政。朱元璋晚年颁《祖训》，将内官定为十二监与各司局，宦数不得过百。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职四品以下，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而且在宫内铸铁牌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自永乐以后，因为朱棣“靖难”之时曾重用宦官，以后内臣逐渐参与政事。正统王振丌始，明朝宦官擅政之门逐渐被打丌。成华年Ｉ’口ｊ的汪直、梁芳，正德年ｌ、日Ｊ的“立皇帝”刘瑾，天启年Ｉ、日Ｊ的魏忠贤阉党等，都是明朝政治史上典型的宦官误国的实证。①【清】张廷玉《明史·宦官一》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１９山东师范人学硕Ｉ：学位论义宦官预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利用司礼监秉笔“批红＂之权，干预朝政，甚至改动内阁的票拟；操纵文武选官，插手的任免，甚至左右某些高级的去留，“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①；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掌握厂卫特务机构，从京城到地方，横行无忌，肆意干预地方政务，陷害忠良，戕害百姓；提督京营，监军统兵。天顺年间，曹吉祥以司礼监身份总督三大营，开了宦官总领京军之例。从不同时期来看，明代宦官专权初期较弱，中期始盛，后期达到顶峰。随着宦官权力的膨胀，其（主要是司礼监）与吏部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受吏部管理到操纵吏部再到吏部完全依附于得势宦官的过程。１、明初（洪武至建文）明朝初期，由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中官势力弱小。洪武四年（１３７１），明确规定“本朝内臣俱为吏部所领”②，令吏部定内监官品秩，最高不过四品。另有记载，“国初宦官悉隶礼部，秩不过四品，职不过扫除’’。＠据此可知，永乐之前，宦官机构由吏部或礼部所领，以此来制约宦官势力。永乐以后，宦官开始领实职，到仁宣之时，宦官势力虽有所发展但仍被抑制。如宣宗时，中官袁琦指使阮巨队等人出外采办，事发之后，袁琦被凌迟，阮巨队等十人皆被斩。另有中官裴可烈与浙江某千户等结交谋私，被巡查御史察觉后上奏，宣宗下令即刻将裴诛杀。此后诸中官皆不敢违制。明朝初期皇帝皆励精图治，重贤黜贪，尤其注重吏治清明，所以需要依赖于皇权的中官也就无法实现干涉政事的目的。而且初期部院分工明确，职权的运行有条不紊，吏部作为六部之首，其文选和考察尤其受到有为帝王的重视，所以宦官与吏部的关系除了要接受吏部的管理之外，仅限在皇帝旨意和部臣之间进行必要的传达。２、明中后期（正统以后）英宗时期，重用王振，首开明朝宦官专擅先例。正统七年（１４４２），张太后死，时“三杨＂也或老或亡，新任阁臣马愉、曹鼐势轻，吏部尚书郭珊年老多病，王振压抑已久的贪欲终于显现出来，开始展现其专横跋扈的本性。先是大兴土木建造宅第，四处敛财，搜罗珍奇异宝：后又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望和野心，不断用兵；无论朝野，无论高低，只要与之抵牾，必先除之而后快。而且王振公然毁“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祖训铁碑，在朝中引起一片哗然。此后，王振愈加骄横。英宗对王振甚是信任，经常称其为“先生”，王侯公卿皆称其为“翁父＂。有英宗的宠信，王振更加肆无忌惮地培植党羽，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正统八年（１４４３），王直代郭璐为吏部尚书，他为官清廉且对部务执行严格。在满朝皆以王振马首是瞻的情形下，王直独不媚之。王直于途中遇王振从不避让，和其谈话时也是义币词严。二人曾同坐一席，王振想上座，王直不仅不让，反而Ｉｒ色苦：“太监职四品，”【清】赵翼《廿一：史札记》卷３３“明内阁首辅之权晟霞”，中华ｆ５局，１９８４年版。＠【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六三“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清】张廷玉《明史·叶钊传》卷一，列传第七七，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２０山东师范人学硕‘ｌ：学位论文吾尚书二品＂。①土木之变后，政局混乱，王直冷静处理朝中事务，朝臣皆以其为首。正是有了王直这样的吏部尚书，才未使铨务完全被王振掌握，才能在宦官专权的环境下依然坚持举用贤人，在国家变乱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保证国家机构的Ｊ下常运行。英宗重新登基以后，完全丢掉宦官误国的教训，对迎立他的曹吉祥等加重用，用曹掌司礼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京城的军政大权。所幸英宗在用佞的同时也用贤，此时吏部尚书王翱锐意求治，尤其留意贤人，与内阁大学士李贤志趣相投，共同为天顺年间选用了许多有识之士，像王翱的后继者李秉、阁臣吕原、彭时等正直贤德之臣。他们不仅有效防止了曹吉祥等新的宦官败政，而且对明中期的政治清明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宪宗朝先后有汪直、梁芳阉宦横行。汪直率领西厂，无恶不作。当时的吏部尚书尹曼唯其马首是瞻，为巴结汪直，甚至率诸卿到汪门叩头行礼。梁芳则利用宪宗对他的信任，广植党羽，尤其是滥授传奉官，不仅架空吏部，而且破坏选官制度，大肆卖官鬻爵，败坏吏治，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武宗朝的刘瑾可谓是明代对权力最贪婪的太监。早在朱厚照是太子时，他便于得以侍奉，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深受太子信任。武宗即位后，他几经升迁得掌司礼监，为掌握朝政，他引诱武宗沉溺于豹房，时人称其为“九千岁’’、“立皇帝＂。刘瑾身边有马永成露：：谷大用等七个太监，被称为“八虎”，打着武宗的旗号为非作歹，专横跋扈，即便许多大臣也束手无策。不仅如此，刘瑾等人还党同伐异，加强与朝内有实权的勾结。瑾党党羽众多，包括数个吏部尚书，如焦芳、张躲、刘字等。焦芳早知刘瑾权盛势倾故千方百计潜通瑾党，后由刘瑾引之入阁，二人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焦）芳导之……是时，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缲、兵部尚书曹元……皆为瑾腹心。＂②刘瑾为控制用权，矫诏命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必须先与之详议，而后才能上报奏闻。刘瑾死后，武宗又为太监钱宁所导，上演了一场以“威武大将军朱寿＂为主角的荒唐大戏。正德在位十六年，接连重用奸佞宦官，直接导致政治的迅速衰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后来神宗朝的冯保也是一个专擅的宦官，不过他依附于张居正，由于张氏致力于革新政治，所以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直到熹宗朝，明代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九千岁”魏忠贤。熹宗即位以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开始了他历经七年祸国殃民的政治生涯。魏忠贤不仅善于谄媚，而且极其善于把握时机擅政，由于熹宗朱由校酷爱木工，魏忠贤便在熹宗做木工全神贯注时呈奏章请他批阅，熹宗便令魏忠贤代批。后来魏忠贤甚至不再呈送于熹宗，借此把持朝纲，为所欲为。魏忠贤为培植亲信，大肆打击异己，与朝廷内外勾结，在民间广收义子，“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阉党遍布全国。各地为奉承魏氏，为其广建生祠。吏ｏ【明１佚名撰ｔｉｆｆ：阳日记》，《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９７页。圆【清】张廷玉《明史·焦芳传》卷三零六，列传第一九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２１山东师范人学硕｝：学位论文部尚书王绍徽甚至上疏请求追赠魏祖辈。一时之间，魏忠贤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万历年间被黜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在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针砭时政，品评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①朝中一部分官吏如吏部尚书星等人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相对立的主要有宣、昆、浙三大党派，这些党派之争自万历中期就未停止过，到魏忠贤专权时，阉党与其他党派联合，共同与东林党为敌，党争发展到最高峰。但是由于阉党势力庞大，东林党不仅惨遭失败，而且受到大肆搜捕。朝野之内，与魏忠贤相左的皆被打成东林党，朝廷内外一片恐慌。魏忠贤率阉党胡作非为，欺下瞒上，打压忠良，残害百姓，给明朝政治秩序带来极大的破坏。此时举朝上下，政事悉归魏氏。叶向高被其排挤罢归后，内阁惟其视听之后，六部也完全为他掌控，吏部尚书周应秋本身即是“十狗＂之一。选授一应魏忠贤决定，京察、大计也成为他打击异己的工具，吏部完全成了魏忠贤的私人衙门。虽有杨涟等人不断抗衡，但均告失败，且被尽斥为民，不就即遭魏忠贤杀害。直到崇祯元年（１６２７）朱由检即位以后，才将魏忠贤及众阉党一举击溃。崇祯鉴于魏忠贤擅政误国，“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圆袁崇焕被杀之后，形势危急，兵败饷绌，崇祯认为朝臣尽是之辈，内臣重新得到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督军，权力甚至在总督之上。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张彝宪气势嚣张，工部尚书周士朴因未能及时至张彝宪处请示，便遭罢斥。此后宦官势力重新抬头。农民风起云涌之时，太监督军往往只顾自己逃命，所以明军不堪一击，廷臣多次疏请撤除中官，都被崇祯拒绝，直到京城失守，才下令“尽逐内竖＂，＠但已是回天乏术，明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原因在于明代政治的一大特殊之处，即皇帝怠政君臣隔绝。这也是历代王朝衰落时期的通病。不仅个别宦官权力膨胀，还充分利用司礼监批红权力的将职权大肆扩张。宦官专权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附翼宦官的庸官俗吏，尸位素餐，使得国家机构处于软弱状态，不仅使整个陷入混乱崩溃，而且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帮助阉宦欺下媚上，打击忠良，鱼肉百姓，使社会千疮百孔，吏治更加和黑暗，最终导致明朝的迅速溃败和灭亡。（三）吏部与内阁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曾建立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前者昙花一现，后者却逐步发展，渐成后世内阁之形。朱棣即位以后，“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白此始”。④此时阁臣身份较为低微，品秩最高也不过正五品，远在尚书、侍郎之下。仁宗时将三杨地位提高，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二品，又加宫、保荣衔，身份骤升。是以“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嘉、万之前，部权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受、‘【清ｌ张廷下《Ⅲ史·颇宪成传》卷二｛一，列传第一一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明史·张彝宪传》卷三零五，列传第一九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消】张廷瓜《ＩＷ史·Ｉ矗起沿ｆ§》卷三零五，列传第一几＿三，中。芦书局，１９７４年版。④【清】张廷玉《明史·职官一》卷七二，志第四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明史·七卿年表一》卷～，表第一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２２山东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到内阁侵夺；至严嵩、张居正时，阁权己完全压制部权。严嵩时，始阴挠部权，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１、吏部在内阁之上的时期明成祖时正式建立内阁，当时阁臣虽然可以参预机务，但其地位较低，品秩远较一般部署低，仅五品而已。阁臣进退完全取决于朱棣对他们的认同程度，且更替较繁。吏部尚书蹇义等人也在此列，但地位远在阁臣之上。政务决策往往更多来自蹇义等尚书的意见。但成祖也比较依赖于解缙、胡广等阁臣，曾谓之日，“卿等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充分肯定阁臣。不仅如此，成祖为避免近臣在考满后调离，特谕令吏部“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圆仁宗时，将内阁品秩提高，六部尚书阁臣杨士奇等人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同时受到重用，此后内阁权限逐步扩大，内阁身份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阁臣甚至从六官位重权盛的阴影中突显出来，与部臣形成了一种相制相维的权力格局。＠宣宗时，将这一格局进一步演化，把蹇义、夏原吉等部臣以优老重贤的名义从内阁实际预政权力中剥离出来，仅保留顾问名号。其后的内阁大学士更多的兼尚书衔，地位居部臣之上。尤其在内阁票拟制度完善以后，内阁参预朝政的权限进一步扩大，这也是其后来权倾朝野的根本职能。２、部阁地位发生变化的时期自仁宣将内阁地位提升以后，内阁与吏部的关系出现一个相互消长，相互参与的时期，同时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内阁直属办事机构“诰敕’’‘‘制敕”两房设中书舍人，吏部得以参与其中，同时中书舍人也得以升任吏部，如中书舍人吴希纯被升为吏部员外郎，就是内阁与吏部互相参与的例证。再如，景泰二年（１４５１）冬，文渊阁中书舍人何观因数次考察不得升迁，诬陷吏部尚书王直正统年问曾阿附权奸，经科道议后被廷杖外调。④内阁与吏部的关系还在于首辅的执政思路。天顺年间李贤执掌内阁，与吏部相得益彰，互为补益，无论在选官还是考课方面都互相配合，使政治至臻。当时吏部尚书王翱、兵部尚书马昂皆不自专，与李贤相与商议奏事，李贤经常劝英宗召二人入对。英宗召李贤问事，文臣之事请王翱定夺，武臣之事则向马昂请教。吏部左侍郎孙弘遭丧，循例上奏丁忧，英宗特就孙弘在吏部政绩向李贤问对。孙弘因为和石亨同乡的关系，以知县考满进京，得以留任京师。后因奉迎有功，升任工部侍郎，此后又多方谋求得到吏部左侍郎一职，士林对此人都极为鄙视。李贤据以实奏，英宗即命其守制，且谕令吏部将其汰除。李贤趁机举荐礼部邹斡、姚夔入吏部，士林群情欢喜。＠【『＂Ｊ】几本等辑《争明宝训》卷三，明万历三十年秣陵用氏大有掌刻本。【ｌⅣＪｌ杨上奇编纂《圳ｊ人宗实录》卷七ｌ‘三“永乐五年｝＿一门辛亥”条，上海书店ｉ【ｊ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吴建军《明代内阁与政权休制演变的互动关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版。【ｆ列】叶盛撰《水东同记》卷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明】李贤撰《天顺日录》，中华书局影印刻本，２００７年版。２３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孝宗时，王恕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吉因逢迎皂帝、勾结宦官且尸位素餐，屡遭，劾奏的言官皆力荐王恕代之，刘吉因是心生愤恨，是故凡王恕所举必暗地阻挠。弘治元年（１４８８），言官劾两广总督宋曼、漕运总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当罢，其中不乏一些清正廉明者受到牵累，刘吉在不经吏部的情况下取中旨批允。接着，陕西巡抚职缺，王恕以河南布政使萧祯推荐。刘吉又从中作梗，使得孝宗召用他人。王恕遂以铨部职权受挠为由乞归，孝宗方用萧祯。恰逢为刘吉所陷害的寿州知州刘概及言官周纥、张呙、汤鼐、姜绾等，被王恕悉数上疏辩白得救，刘吉对其愈加嫉恨，与亲信御史魏璋密谋去恕。王恕先后推用的罗明、熊怀、强珍、陈寿、邱鼐、白思明等人，皆被魏璋。王恕见不能行其志，只好上章求去，被孝宗挽留，且以王恕年老特地免除其午朝，逢大风雨雪，早朝亦免。后丘睿入阁，王恕素与之意见不合。每遇同座，王恕以吏部当位于内阁之上，不让内阁大学士丘睿，为丘睿衔恨。某次王恕考察当罢的，丘睿强行留下九十余人，王恕屡次要求秉公办事未果，上疏请辞，未允。太医院判官刘文泰至王恕处谋求升迁，遭到拒绝，也对其怀恨在心，故联合丘睿上疏王恕。他们称王恕擅改选法，在其乡人为他作的传中对先帝妄加指摘，并且将书私自镂刻。王恕上奏辩白，请求廷鞫。后经锦衣卫讯问，刘文泰供出丘睿。丘睿办上疏请辩，孝宗先是将刘文泰御医之职贬黜，继而责怪王恕沽名钓誉，下令将其镂版尽数焚毁。对丘睿则未置一词，不了了之。王恕再一次上疏请辞，孝宗听任其去。成化朝初期，王翱、李秉、崔恭、姚夔先后掌吏部，与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等人共商政事，保证了铨政的公平正常进行。成化五年（１４６９），部阁同阅考卷，当时阁臣商辂以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居于吏部尚书崔恭之前，沈德符评论说，“两人俱不带宫衔，宜以部序为次，而位置如此，则以阁体事重也＂。ｏ后宪宗重用汪直、梁芳等宦官，内阁与宦官相仰息，制约众臣。首辅万安就与汪直同流合污，吏部尚书尹曼甚至率众卿去叩拜汪直。尹曼因为善于逢迎，执掌吏部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直到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当时阁臣为刘翊、刘吉，以万安为首辅。尹曼与刘翊同为北人，而万安素与南人党附，双方互相倾轧，致使政务难以协调。后尹曼被罢后，耿裕被用为吏部尚书，万安因其过于持『Ｆ，不依内阁故与之交恶，多次伙同李孜省在宪宗面前构陷，结果耿裕掌吏部不足两个月即被调到南京礼部。此时“万岁阁老’’万安已经完全凌驾与吏部之上，内阁大势已定，自此循为定例。３、内阁压制吏部的时期世宗即位后，因“大礼仪＂骤升的张璁（后改名张孚敬）、桂萼、王琼、方献夫等人先后得掌吏部，同时兼任阁臣，故重权在握。这些阁臣不仅有票拟之权，而且掌握选官考察之职，从而集选官任免、进退罢黜大权于一身。内阁得到阜帝前所未有的重视，权盛一时。内阁的选用随着皇帝的喜好，更加随意。比如世宗好青词，就出现了许多“青词宰。【明ｌ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七“内阁·阁部列衔”，２４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相”。明世宗信奉道教，好长生之术，宫中每有斋醮，就命词臣起草祭祀文章。这些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谓之“青词’’。而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人皆以“青词’’邀宠，官居首辅（宰相），故有是称。其中郭朴历官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忠厚，不善钻营，高拱和徐阶明争暗斗，郭处于这一漩涡中，力不自持，虽勉强见机而作，却是了无建树，后辞官归养。嘉靖一朝，以青词闻名的还不止以上几位。先后官居内阁首辅的夏言和严嵩的也是凭青词官居高位。自二人执政开始，连同后继者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或独掌大权，或兼掌吏部、都察院等要职，地位远非吏部尚书能比。他们或操纵铨选安插亲信，或直接将吏部当成自家衙门随意取舍，其它司署也尽在掌握，权倾朝野，风光无限。严嵩是内阁擅政的典型。当时吏部右侍郎张邦奇反对内阁专擅铨政，招致大学士李时衔恨。张邦奇掌部事，举荐贤人，严加考察，杜绝请谒。适逢武定侯郭勋有家人犯法，郭勋派人至张邦奇处施以重贿试图得免，遭到拒绝，便联合李时在世宗面前构陷，让世宗打消了升任张邦奇为吏部尚书的念头。后张邦奇考满之后以老母年高去南京任职，世宗欲加以重用，皆被严嵩所阻。其后吏部尚书李默秉铨，越过严嵩，独理部事。每持己意，据理力争，为严嵩衔恨。时会推辽东巡抚，李默推布政使张桌、谢存儒，严嵩却在世宗面Ｉｉ｛『称运：二人不堪重任，且构陷李默致使其罢官，后以亲信万镗代之。后继者吴鹏、欧阳必进等掌吏部，皆顺承严嵩父子意，使得吏部权力尽失。张居正当国时，虽然对铨选进行了改革，大力提拔有才之士，但吏部权力也尽被剥夺穗吏部必须按其示意安排事务，完全成为内阁属吏。张居正不仅完全掌握文选，而且常借京察、大计打击异己。万历九年（１５８１）京察，张居正令“吏部尽除异己者……贤否混淆，群情失望＂。①他的改革在提高各级办事效率的同时，也帮助他将各部大权紧握在手。不仅操纵吏、兵二部选官，而且吏官会推也经由其口，吏部尚书张瀚虽为其举荐，后因反对他夺情’被罢，后来的王国光、梁梦龙、严清等吏部尚书率称其指。故御史魏允贞说，“居正窃柄，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他建议神宗“与辅臣精察二部之长，而以其职事归之。使辅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神宗朝在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主要还有申时行、王家屏、王熙爵、赵志皋、沈一贯、张位等人。此时的吏部尚书、宋缌、陆光祖、孙箍等人逐渐开始了一个与内阁争权的过程。宋缥、陆光祖掌吏部，逐渐得到权力，等孙键为吏部尚书时，吏部权力更加巩固。申时行当国时，杨虽然巍素厉清操，颇有时望，但是因其“年耄戳骸，多听其指挥”。＠后“撩力矫之，遂遭挫，光祖不为慑。尝以事与大学士申时行迕。时行不悦，光祖卒无所徇……故事，冢宰与阁臣遇不避道，后率引避。光祖争之，乃复故。’’固到孙罐掌吏部时，铨政更。【清】张廷玉《Ｉ则史·传》卷－二－二五，列传第一一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雪【清】张廷乇《明史·魏允贞传》卷二三二，列传第一二零，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明史·传》卷二二五，列传第一一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函【清】张廷玉《明史·陆光祖传》卷二二四，列传第一一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ｌｊ学位论文为稳固。“自宋缥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筑，守益坚。’’＠此时，因为吏部争权，内阁成员愤恨不平，双方常有抵牾。尤其在吏部尚书陈有年与首辅王锡爵之间更是扦格不断，沈德符谓之“盖王非挠部者，而不能惜阁体之同渐轻；孙、陈非侵阁者，而不能恨部权之未尽复＂。②适逢大举贤良，张四维与申时行之子皆在此列，有人便趁机又以魏允贞的上疏论及阁部职权。张四维遂上疏辩解且引咎辞职，“自成祖建置内阁，赞理机务，百司之事，咸赖经画。……今以臣之不肖，圣上使臣待罪内阁，百司之事与之审详定议，不特吏、兵二部为然。……今因前臣行私，而欲臣不必以闻吏、兵之事，臣良获优逸，将使祖上焦劳万机，与百司相酬应乎？此臣之职守不容不辩也。一疏上之后，魏允贞受责。可见此时内阁干预吏、兵部事务已是职守所在，名正言顺，分内之事了。以后的赵志皋、沈一贯辅政，虽不再公然攫取部权，但重要职缺，不再完全听由吏部，而是“九卿及科道掌印者成得自举听上裁，而吏部诸曹郎亦由九卿推举，尚书不得自择其属，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部权同轻。＂＠此后吏阁争论Ｒ汹。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吏部尚书陆光祖劾赵志皋、张位入阁系申时行密荐，有徇私植党之嫌。神宗接受陆光祖建议，继续采用廷推之例选举要职。这一时期，内阁与吏部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吏部尚书陈有年因吏部受扼于内阁，坚持廷推，遭阁臣反对，连上十二疏乞休。张位对官吏黜陟之权归还吏部大为不满，对吏部事多方难，以致孙巍、陈有年、孙－丕扬先后离任而去。阁部之争纷乱不休，御史钱一本在“论相疏”中指出内阁侵夺部权，“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烦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④面对这种情况，首辅叶向高曾在“条陈要务疏”中叹惜阁臣难做，我朝革中书省，散其权于六部，阁臣供票拟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升除，兵部之兵马，法司之问断，阁臣得而参之否？臣等拟旨，故事：不过日某部知道；其急者则日该部看了来说；其最急者则曰该部上紧履行。如是而不行，则臣等之说穷，而每当票拟，亦自知其虚丈而厌苦之矣。＠对此，朱国祯认为阁部争权、势如水火的根本原因在于阁臣皆“循资而进，老者居先”＠，而非任之以贤。明代中后期，选用逐渐远离朱元璋时“三途并用”，而是惟以资历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阁部排资论辈，而非以才能执政。其实阁部争权其本质在于权力之争，主要是吏部的选官大权。诸多的阁臣势力膨胀之后，首先便是侵夺吏部文选职权，以便安插私人，壮大势力；再就是考察之权，尤其是京察和大计往往为人用以去贤用私，黜退异己。【清】ＩＩ乏延Ｋ《ｌ蚍史·孙墟传》卷二＿二凹。列传第一。－二，中４＃｛５局，１９７４年版。【ｌＵｊ】沈德符撰《万肼野扶编》卷九“内阁·阁部荤轩”，中’仁书局，１９８０年版。【清】张廷玉《明史·李戴传》卷二二五，列传第一一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ｊＩ王延五《叫史·钱一奉传》卷＿二三一，列传第～－Ｊｒ，，中华｝５局，１９７４年版。【｝刿】叶向高《纶扉奏稿》卷二，《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ｆｌｊ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３４页。【明】朱国祯撰《涌幢小品》卷十六“阁部争权”，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十学位论文内阁和吏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吏治的变化，二者和谐相处时，便会出现清明时期；否则，便容易造成吏治败坏，甚至依此卖官鬻爵，导致政局不稳，社会黑暗。尤其后期内阁控制了吏部，使吏部职权尽失，导致铨政紊乱，所用非人。（四）吏部与都察院及吏科的关系都察院与内阁、吏部三者的协调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南京礼部右侍郎崔铣曾论“治平三要＂，何谓三要？内阁掌印一要，吏部尚书一要，左都御史一要。户部主事李梦阳进一步论日，“内阁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执，都御史之要贞而无回。’’①都察院作为最高的监察机关，主要有都御史及其属官和十三道御史，后者除纠劾内外诸司百官外，主要职在内巡视，出外巡按。都御史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②各种贪赃枉法、擅作威福的；“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都御史惟公正严明之人可用。明朝初期太祖、成祖等重视吏治，严惩贪官，所以对都察院掌印非常重视，往往挑选德高望重又公正持中的人担任。如洪武时期李善长就曾担当此任，后来的左都御史詹徽兼掌吏部和通政司，位极一时。吏部如其他部院机构一样，都要接受都察院的监督和考察。如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八月，吏部侍郎张潮受吏部尚书顾鼎臣意，将刑部主事陆昆调至吏部，被御史萧祥曜。１孝宗朝戴珊为左都御史时，吏部考功司有的为明哲保身，惟凭御史考语黜留官吏，戴珊以此为不公，私下对考功郎张志淳说，如果考察仅以御史考语为准，那就应该改先对御史进行考察，御史贤良公正考语就可以信服，否则就不足信。＠还有的御史仗势在外滋生事端，戕害百姓。孝宗召戴珊问对，戴珊认为存在害民之吏，责任在吏部选官不察。孝宗言，“吏部选在一时尔，之教诲在于平日，何得但言吏部也？今宣察其甚者一二人奏来处洽，自能警百矣。’’④但也有的御史经常因直言得罪权贵，吏部：”尚书彭韶为此多次上奏保护御史，并且鼓励御史直言。明朝中期以前，御史基本上都能履行职责，直言奏劾，虽天子尤敢面刺。成化三年（１４６７），宪宗将京官四品以上的任免权收归己有，御史刘璧、吴远、冯徽联名上奏，请宪宗还吏部选官之权。宪宗盛怒之下以吏部尚书李秉勾结御史之名将其一并下狱。此后御史为求自保，甚至与权阉党附。右都御史戴缙为向汪直邀宠，多次奏请重开西厂，为时人所不齿，汪直败后被罢。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李裕为右都御史，与副都御史屠溏请求被汪直打击的昭雪，被宪宗拒绝，将李裕等人夺俸。由此可见御史行使职权受到皇帝影响很大，但更多的是来自争帝以外的外力。就吏部来看，虽然吏部要接受御史的监察，有时某些吏部尚书为避免纠劾，也会用考察之权先行拔除障碍。如嘉靖初年，因“大礼仪”骤贵的吏部尚书张璁，常借铨选安插私人，黜退异己，嘉靖六年（１５２７）被御史胡松。后张璁以胡松在考察中不称职将其下狱，而且经中困义献珍奉丛书ｌ删剡奉影日Ｊ版，１９９６年。雪【清】张廷苄《明史·职官志二》卷七三，列传第四九，中乍书局，１９７４＠【明】陈红谟撰《治世余闻》，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明】皇甫录撰《皇明纪略》，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２７１【Ｉ则】ｊ长萱撰《四川划见录》卷二六“宰相上”，山东师范火学硕｝学位论文常借考察之机黜退对自己不满的御史，朝廷内外皆无可奈何。中期以后，宦官内阁接替专权，御史往往成为他们的耳目爪牙，为其攻击贤良，举劾异己。如魏忠贤专权时，御史倪文焕即是其义子之一，劾吏部尚书崔景荣保护东林党人，致使崔削职为民。吏部与都察院同主考察，所以还存在～个合作关系。尤其在明代后期，由于大权旁落，京察、大计常被用作党争的工具，这就要求吏部与都察院通力合作，共同抵御外力，保证考察工作的公平与公正。像万历年间有名的都御史温纯，仗义执言，廉洁奉公，不仅是神宗朝有名的贤臣，而且在整个明后期也是一代名臣。曾历官南京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但在都察院供职居多，尤其在担任都御使十余年期间（万历二十二年五月至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时称名臣＂，∞后在万历三十二年与吏部尚书杨时乔主持的大计中，因黜内阁首辅沈一贯私人，遭到，次年致仕。吏科作为吏部的监督部门，其职掌主要表现在“凡吏部引选，掌科同至御前请旨；外官领文凭，皆先赴科画字；内外官考察自陈后，则与各科具奏。拾遗纠其不职者”。②吏科给事中虽然身轻位卑，但职权不可忽视。正直的言官随时准备指摘重要，将自身利害置之度外，明中期名臣姚夔初时即为吏科给事中，任自正统八年（１４４３）至景泰元年（１４５０），期间颇有声闻，不仅恪尽职守，而且经常献言述陈时政，为时人所赞。光宗时吏科给事中魏应嘉、曹于汴等与御史星惩恶扬善，用贤去佞，使吏治得到澄清。四、明代吏部与吏治的相互关系明初废中书省、夺宰相权，六部地位上升，吏部为六部之首，其职权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朝中势力的分配。就明代吏治而言，任何时期，无论是吏部的势盛或衰败，都是影响吏治的最关键因素，这不仅因为吏部掌握文官选任大权，而且统领六部，对所有文官进行考核、选调，甚至盛极一时的内阁大臣，也要经吏部之手，举行会推才可得任。吏部对吏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对的选任、考核方面，更重要的是，吏部这些职权的运行，与各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还是内阁、中官、都察院，都与吏部有着重重复杂的关系，与吏部职权互相牵制又互相侵夺，共同影响明代吏治，致使其清明或。值得提出的是，吏部自身各级各司，不同时期其关系也有变化。纵向的正官、属官、吏员，横向的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也并非单纯的上下级或部门，而是既分工又合作，不同时期或互相制约，或互相勾结，直接作用于吏治的变化。吏部对吏治的影响正是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其职权的运行实现的。由于有明一代的特殊背景，这种影响的结果往往消极居多。特别是在宦官和内阁的双重作用夹击之下，吏部在初选时就不得不仰其鼻息，如此吏治可想而知。同时，吏治的清明或也直接影响着吏部职权的运作。吏治清明时期，公正廉ｏ【清】张廷玉《明史·温纯传》卷二二十，列传第一零八，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ｏ【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志三》卷七四，志第五十，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２８山东师范人学硕ｌ二学位论文明，自身素质较高，各部门能积极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保证整个机制的正常运转。朝代更迭和更新换代时期往往吏治会比较清明，主要出现在开国时期和新皂即位初期。明初自洪武至仁宣时期，不论皇帝或用法较严或性情仁慈宽厚，但皆重用贤良斥退贪佞，使得社会秩序井然。这种情况下，吏部才能不受其他部门挟制，充分行使自主选官职权，知人善任；严格考核官吏，退贪用廉。相反，皇帝不理朝政、重用宦官权臣的时期，势必造成吏治。权宦当道任人唯亲，退贤用佞，徇私枉法。（一）吏部清正廉明之吏与吏治吏治的清明直接源于官吏的廉洁，这就要求吏部在选官时知人善任，用廉黜贪。吏部清正廉明之吏在吏治清明时期芸芸出现，时期也不乏其人，前者对吏治影响更为深远；后者虽竭尽全力，也难挽败局。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在中书省下设六部。滕毅首长吏部，和中书省、都察院一起裁定创立铨选、升降及考察的规章制度，对吏部铨政后来的完善和发展有着丌创性的影响。惜其居吏部月余即改任江西，不久卒于官。洪武时期由于朱元璋独揽用权，吏部尚书职权有限且频繁更换。成祖即位后用蹇义掌吏部事。蹇义，字宜之，巴人，初名珞。洪武十八年进士，太祖赞其诚笃，以蹇叔之后称之，为其改名为“义＂。建文时超擢为吏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后，召其为吏部左侍郎，不久进为尚书。当时成祖尽反建文之政，对建文更易举措悉数罢黜。．蹇义见状及时进言：“损益贵适时宜，前改者固不当，今必欲尽复者，亦未悉当也。’’④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成祖敕蹇义等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蹇义及给事中马俊分巡应天诸府，问军民疾苦，明察秋毫，将骚扰百姓、鱼肉乡民的文武长吏尽数罢黜；还朝后条陈革兴数十事，皆奏行。蹇义为吏部尚书三十四年，与夏原吉、三杨等人“素德重望，始终无玷，固不可及也’’②虽为三朝元老，但为人质朴正直、为官清廉公正始终如一。宣德初，蹇义年老，宣宗以郭琏代其掌吏部。郭琏，字时用，新安人。精于吏事，言简意赅，厚重勤敏，遇事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郭琏知人善任，李贤便是其中之一。正统初年，李贤以进士听选，郭琏认为李贤有相才，召其为验封司主事。正式审选时，尚书郭琏、侍郎郑诚为主考官，命其以嘉禾为题作诗，李贤当即作七言八句诗一首，但当时并不明就里，之后在验封司任职，才渐渐悟出，原来郭琏正是以此题分辨孤寒之士和纨绔子弟。后来李贤的才干证明，郭琏果然慧眼识人，成就了一代名相。宣德年问，政事悉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皆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重要官职的调选，皆不由吏部。左通政陈恭上疏：“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职任专而事体一。今令朝臣各举所知，恐丌私渴之门，长奔竞之风，乞杜绝，回【清】张廷韦《明史·蹇义传》卷一阴九，列传第三七，中ｌｆ辱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赵翼著千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４９８明大臣久任者”，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国【明】唐枢撰《国琛集》，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令归一。＂①时郭琏虽长六卿，但声望逊于内阁，此事竞无果而终。正统六年（１４４１），逢大旱加之蝗灾，大臣们循例引咎辞职。只有郭琏坚持留任，他以皇上幼冲，正值用人之际，臣子不应该以“归田＂消极应对天灾，而应竭尽所能，做好分内之事，稳定政局，巩固朝廷。大臣们听从此说，对其赞叹不己。②郭琏柄铨政十四年，求贤任能，退除奸佞，虽屡为内阁阻挠，仍“坚忍持正，始终不该其志”。＠郭瓒之后的吏部尚书王直也是贤臣。王直，字行俭，泰和人。自幼正直稳重，刻苦好学。永乐二年（１４０４）进士，改庶吉士，因其文采出众，被成祖召入内阁，不就升为修撰。历事仁宗、宣宗，累迁至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１４３８）进礼部侍郎，八年（１４４３）代郭琏为吏部尚书。王直敢于直言上谏，他极力反对英宗亲征也先，率众力谏，认为英宗应该加强备边，养精蓄锐，以图长治久安，而不应在天时地利皆不具备的情况下以一国之君的身份贸然出兵，但英宗对此未予理会，一意孤行，最终覆师土木堡。后景帝即位，众臣皆以王直为首上奏议事，而行赏时，王直却总是推称自己每事不如于谦，景帝嘉许，加其太子太保。但他耿直的性情却始终如一，也先使便议和，王直率众认为应该遣使迎英宗还朝，景帝犹豫不决，召廷臣议对，王直冲口而出：“必遣使，毋贻后悔。＂④景帝心有不悦。后石亨、徐有贞“夺门之变”，迎立英宗复位，王直遂乞休。王直掌吏部时，为官清廉，行事谨慎。当时吏部掌握荐举地方的权力，故奔走于吏部的地方络绎不绝，王直严格筛选吏部郎署各官吏，要求他们以身作则，杜绝请托。严格按照巡方御史的考察结果进退官吏，任人唯贤，力求公正。其子为南京国子学博士。考绩呈至吏部，文选郎欲将其留在王直身边，王直连称不可：“是乱法自我始矣。’囝王直作吏部尚书十四年，朝廷内外都以其名德称颂。当时吏部侍郎魏骥与王直一样颇有声名。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时被师逵推荐，用作太常博士。宣德初年迁为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贤赞其“有声”，＠正统三年（１４３８）升为吏部左侍郎，八年（１４４３）请致仕，为吏部尚书王直请留，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后又以年老请辞，未允。十四年（１４４９）升任吏部尚书。魏骥于吏部居官较久，谙熟吏部规章制度，多次以六卿之首的名义率领其它诸司条陈时务，所奏诸事皆被施行。魏骥为官讲求实务。早在太常寺时，有地方官以山民捕获双白兔、农民收获的“瑞麦”进献，魏骥皆阻拦不报。及至到了吏部，有进士尚未终制而请求考功，其他含糊其行，惟魏骥略持不可。某大旱之年，大赦天下。某被判死刑的的罪犯，有人建议为其减免，魏骥认为犯下重罪的人不应因天灾而得到赦免，否则即为妇人之仁。魏骥为人恭敬谨慎，同时又正直刚正，与人交往好以君子、小人加以辨别。他常对人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正统年间，王振专宠，盛气凌人，朝廷内外于途中遇王振必避让，当时魏骥为吏部侍【清】张廷１：《Ｉ则史·字“ｊ：ｉ！｝传》卷一五八，列ｆ￡笫ｐ９六，中ｆ＃书局，１９７４【ＩＵＪ】李贤撰《古穰杂录摘抄》，《中华野史》，乍古心士编，泰“Ｉ｝ｆ｛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叫】焦兹撰《玉堂丛语》，卷三“宠遇”，中华书局，１９８ｔ年版。【；．｛】张王王１ｉ撰《Ｉ列史·Ｊ：直传》卷一百六Ｉ几，列传第五Ｉ。七，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明】陈沂撰《畜德录》，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７年版。【明】李贤撰《天顺日录》，中华书局影印刻本，２００７年版。山东师范大学硕Ｊｊ学位论文郎，与王振相遇却从不避让。对王振阿谀逢迎，争相携厚礼拜见王振，惟独魏骥仅以一帕相赠，王振反而对他十分尊重，见面以“先生＂称呼。他做吏部尚书时，有一次行至江上，被－ｄ，舟所阻，他的儿子见状即设立仪仗，魏骥看见命其撤掉，不肯以尚书之名为自己行取方便。①景泰初年，魏骥以年老为由到京师请辞。他的门生大学士陈循请求他不要急于致仕，希望他能暂且留任，以便为其门生升迁谋取方便。魏骥凛然日：“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接着摒退旁人对陈循说：“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后坚持致仕而去。他告老还乡后，经常到田野巡视，解百姓忧疾。有一御史舟行至此处，胁迫田间耕作的农民充当纤夫拉船上岸，魏骥也在其中。御史见他面熟，上前询问，答“魏骥”。又问，答“萧山魏骥’’。再问，答“尚书归老萧山魏骥也。”御史大窘，惶恐不安，连连。魏骥未加责怪，但求其以后爱惜民力，御史感激不尽，回朝禀明皇帝说魏骥“虽在林野，有补治化＂，“百年化育，滋此人瑞”，“四方仰德，有如卿云＂。＠英宗朝的王翱，不仅是明中期有名的吏部尚书，而且在整个明朝也是一代名臣。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召为吏部尚书。英宗复即位，天顺改元，继续掌吏部。在吏部任职期间，从不接受任何请托，公务之余在直庐闭门不出，闲时拜谒祖先祠堂，从不因私事回家。每次选官必亲自拣选，逢阜帝召对，则由侍郎代选，但无论回来多晚，也要到衙署将所选人员仔细核查，以防不当。而且他举荐的人选从不事先告于人知，“吏部岂快恩怨地耶。２鬯王翱早在任御史时就曾针官吏“纳米赎罪＂的情况上疏，当时罪无轻重，只要交够一定数量的钱物即能免罪甚至复职。王翱认为此非“为治之道’’，这种方法不仅使贪者得不到惩罚更加贪得无厌，肆无忌惮；而且会让廉者得不到鼓励而灰心失望。他建议以后贪赃枉法严重至死罪的可以赎罪，但绝不能复职。倘若文宫还有“纳米赎罪＂者，吏部应给予降一级的处分。宣宗由此告谕“纳米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惩贪为立国之大法＂，规定之后再有犯赃者，据依法处置。王翱为官清廉，出入简朴。后来景帝得知其家贫，在盐山为他建了府院。他的孙子本可以恩荫入太学读书，但他为了“勿妨寒士路”＠，给予婉拒。女婿贾杰虽在京城近郊为官，但是王翱夫人每思念女儿却难得相见。女婿曾生气的对妻子说，“你父亲主持吏部，要调我入京易如反掌，何必像现在这样回个娘家都如此麻烦？＂女儿请求母亲转达此意，结果王翱火冒三丈，将桌子推到，甚至将夫人击伤。后来夫人的侄子又试图请官，夫人数次犹豫不敢开口，趁王翱喝酒时举杯提出，又被王翱一掌击倒在地，再不敢提。王翱掌吏部，以铁面无私著称。当时有位经常陪皇帝玩蹴鞠的太平侯，自以为地位尊崇，退朝之后在王翱身后小声喊“王叔’’，待王翱转身忙上前自我介绍，并将所请之事告【ｆ纠】陈沂撰《畜德录》，齐鲁书｛Ｊ：影印本，１９９７年版。【；疔】张延玉撰《ｌ川殳·魏骥传》卷一百五ｌ‘八，列传第ｐｑＩ。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币撰《明史·魏骥传》卷一百五十八，列传第四十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王翱传》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王翱传》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３ｌ山东师范人学硕ｌ：学位论文与王直，王翱听罢，厉声喝道“不谙事！”太平侯惶恐而退，再不敢造次。①王翱以身作则，拒不徇私，从不接受贿赂。他曾与某宦官一同巡查辽东，回朝之前，宦官非常敬佩王翱为人，特地取夜明珠数颗相赠，被王翱谢绝。宦官解释说夜明珠乃是先皇所赐，并非徇私的赃物，王翱却之不已，只得收下。后来宦官死后，王翱将夜明珠归还给他的侄子。王翱为人谦和且有很容人之量。吏部主事曹恂迁江西参议，因疾病还朝。王翱得知以后，命他即刻返回。曹恂怒不可遏，待王翱入朝，直冲上前，捶其胸，掌掴其面，且大声诟骂。后曹恂被论罪下狱。王翱连忙上疏称曹恂所为皆因疾病所致，．曹恂最终仅被斥归，朝廷内外皆服其量。因为他为人正直自然招致小人嫉恨。他曾多次被石亨排挤，屡次乞归皆被大学士李贤挽留。李贤多次在英宗面前称赞王翱，王翱如是得以行其志。英宗对他很是器重，每次召对，只称先生而不呼其名，虽年近八十还不准他致仕，所以王翱总是带郎中谈伦一同觐见，以便记录其遗误。（谈伦，字本彝，上海县鹤坡里人，天顺元年（１４５７）进士，授吏部验封司主事，不就升为郎中，为人正直谨诚，后为官屡被称道。）早在王翱为都御史的时候，他的夫人就曾为娶进一妾，半年之后才敢告诉他。王翱非常生气，责怪夫人破坏家法，同时责令妾即刻回家。其妾秉性忠烈，终身未再嫁，说“岂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王翱死后，她前往奔丧，后一直和王家子孙生活至终老王翱。李贤和王翱相交很深，二人相得甚欢，堪称知己。对王翱，李贤曾经这样评价：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乱而敬，扰而毅，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也。”固时吏部右侍郎职缺，李贤与王翱共同举荐了原右都御使崔恭。崔恭，字克让，广宗人，敢于直言，行事公正果敢，置“劝惩簿＂，以录天下人材贤否，贤者用，否者黜，甚为尚书王翱倚重，不久转左侍郎。成化血年，代李秉掌吏部，不久转任南京。河北广宗县李怀乡崔苏南村东北存其墓址，墓志铭赞其“为人宽平坦易，中无芥蒂，好善恶恶，出于天性。遇后生必谈政事，刚而能断。”“皋在崔恭之后的吏部尚书姚夔亦有清名。姚夔，字大章，桐庐人。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始掌吏部，他善于把握雨雪天灾、彗星出现等天有异象时条陈时弊，诸如绝求请，禁采办，恤军匠，减力役，抚流民，节冗费等，宪宗多采纳。姚夔在吏部时，举荐人才，不避亲故。王翱在吏部时，喜取北士，抑却南人，姚夔一改此例，南北兼顾，尤为南人所拥戴。成化三年（１４６７），王翱致仕，宪宗超擢李秉代之。李秉，字执中，曹县人。他掌吏部期问，锐意求治，澄清仕途。将听选的监生八千余人分别考核，罢黜庸劣者数百人，一时怨谤纷起，上至权贵下到吏胥对其心生怨愤。侍读彭华阿附权贵，数次试图以权谋私，皆被李秉严词拒绝。御史戴用上疏，请求恢复正统时的廷推，重要官职应由廷臣举荐；同时提出又吏部司属应该与各部同等升调，吏部不得骤迁且久擅要职。因涉及吏部权限，李秉未置一词，宪宗怒言官言过其实，对其大加责罚。接着在对地方官的考察中，李秉又斥国【明】陈沂撰《畜德录》，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７年版。国【清】张廷玉撰‘明史·王翱传》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３２山东师范大学硕，Ｉ：学位论文退众多庸汰，其中多为大臣乡故，于是众怨交集，直指李秉。大理卿王概欲取而代之，与彭华构陷，示意李秉同乡给事中萧彦庄劾其十二项罪名，因李秉结怨众多，众言官及大臣纷纷附和，李秉被下狱，但始终未予自辩。当时正值会试，全国的举子皆称李秉公正廉明，必遭奸人诬陷，且以罢试声援，宪宗得知后将李秉释放罢官，平息此事。李秉居家二十年，中外荐疏十余上，终未再入仕途。此间的名相李贤也曾担任吏部尚书。李贤，字原德，邓人。一生历经五朝四帝，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廉洁奉公，政绩卓著。为官公正廉洁，不事谄媚，宣德八年进士，授验封主事，奉命视察蝗灾，少师杨士奇召其相见，李贤竟然不往，为时人称奇。正统初，迁考功郎中，他将六卿、御史、给事中即南京按照年事、才能高下分别排序以备尚书王直斟酌选用，任官之前并不告与当事人知道，及至任命下发，彼人才知。李贤最痛恨选官、考察吲奔走请托之人，主张对他们直接否决，以平。∞后改文选。景泰二年（１４５１），上正本十策，“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景帝嘉许，令左右抄写以备日省。英宗复位后，李贤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同预机务。虽然官至高位，李贤并不打压异己，而是周旋于贤佞之间，对其均以礼相待，不和小人正面冲突，而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将其各个击破。而且他利用英宗对其绝对信任的有利条件，进贤退不肖，举荐了一批刚正廉洁的大臣，如邹斡、姚夔、年富、轩鞔、耿九畴、王兹、李秉、程信、崔恭、李绍等，皆一时名臣。同时劝英宗亲贤远佞，疏远石亨、曹吉祥等人。他自己则利用徐有贞、石亨之间的矛盾，先是利用徐有贞反对石亨，继而在明英宗面前揭露“夺门之变’’的，并联合其他大臣一同反对徐有贞、石亨，终于将徐有贞、石亨先后下狱，曹吉祥也因图谋叛乱被处死。清除徐有贞后，英宗天顺年间，李贤以吏部尚书兼内阁首辅，吕原、彭时左右辅佐。广开言路，杜绝请托，举用贤人，严行考察，使得贤良盈朝，吏治清明。为杜绝植党，李贤令吏部每缺推举两人，请皇帝简用，这也是后世延用的“并推＂之例。还有一位吏部尚书彭时，也是贤明典范。当时英宗喜用北士，天顺四年（１４６０）春，选庶吉士，英宗谕令只选北方人，但“南方若有似彭时者方选取”，彭时得知之后对李贤说，“立贤无方，何分南北。’’圆彭时升任吏部尚书时，宪宗已逐渐怠政，加之万安执掌内阁，宪宗被其导引，久不召见大臣。成化七年（１４７１），彭时上本劝奏：一，毋惑佛事，糜金钱；二，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三，延见大臣议政事；四，近幸赐予太多，工匠冒官无纪，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赏；五，虚怀受谏，勿恶切直；六，戒廷臣毋依违，凡政令失当，直言论奏；七，清理牧马草地，减退势要庄田。口。【明】李贤撰《古穰杂录摘抄》，《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Ｈ｛版牢＋，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圆【明ｌ李贤撰《古穰杂录摘抄》，《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清】张廷玉撰《明史·彭时传》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３３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但此时的宪宗对奏章已完全置之不理，时留中，时下部议，下情很难上达，彭时万般无奈，郁郁不得志，只好频频乞归。张廷玉对其这样评价：时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国，持正存大体，公退未尝以政语子弟。有所论荐，不使其人知。燕居无惰容，服御俭约，无声乐之奉，非其义不取，有古大臣风。∞正统以来，内阁逐渐权重，大学士多加尚书衔秉政，以部入阁者亦不在少数。吏部位高权重，许多吏部尚书入阁，像李贤、彭时、商辂、王文、万安、刘羽、刘健等人皆由部入阁，成化年间尤盛，此后渐成定例。如是，贪庸奸佞之辈一旦得势，只会加剧敛财欺下瞒上任人唯亲，使得吏治更加，王文、万安等人皆在此列。而清正廉明的大臣往往能借自身优越地位，更加着力于选用贤人抑制奸佞澄清吏治，如李贤、商辂等人。商辂，字弘载，淳安人。成化中期加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商辂为人简重宽容，但行事果断。中官汪直率领西厂，上至朝廷下到民间百姓，无孔不入，动辄兴大狱用重刑，擅作威福。他率一千劾奏西厂使得“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固，请求惩汪直罢西厂，打击肆虐阉宦的嚣张气焰。成化中黄孔昭历文选郎十五年，慎重选取，留心延访人才，以册书之，将才能的高低作为除授的衡量标准，以保证铨选的公允。他说，“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丰年，乃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自顷人矫激沽名，以闭门谢客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固吏部尚书尹雯欲推其乡人为巡抚，因为黄孔昭不予同意，此人当晚来黄家跪求，使得黄对其更加鄙夷。尹雯对其乡人说：“黄君不离铨曹，汝不能迁也。＂固侍郎谢铎称之日：“在文选，每见其喜，则知贤者之得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终一节不少变。’’＠黄孔昭之子黄偏亦为文选郎中，与其父一样，为政公允持中，颇有清名，二人是成化、弘治年间有名的“父子文选郎中＂。＠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黎淳为吏部侍郎，他执法公平严正且个性鲜明甚严，对请托者以笑脸相迎，但罢黜不称职者也绝不手软。对所钟爱的贤才，一旦得知其有违法乱纪之事，虽叹为可惜，但必照章办事。吏部一时之间弊绝风清，下级吏胥皆奉公守法，权贵亦不敢轻易通馈。囝孝宗时期贤良盈朝，这与吏部尚书王恕的任人唯贤是分不开的。王恕，字宗贯，三原人。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３）进士，历任江西右布政使、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先后多次进言，力阻权幸，虽官居南京，但朝臣议事皆从其言，颇有声望。【清】张廷玉撰《明史·彭时传》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六ｌ。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疗】张延下撰《ｌ刿史·商辂ｆ‘》卷一西ＬＩ六，夕４他第六｛‘Ｕｑ，中１＃传Ｊ，６，１９７４年版。【叫】焦竣撰《下常从语》，卷－三“荐举”，中华Ｈ局，１９８１年版。【清】张廷玉《明史·黄孔昭传》卷一五八列传第四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ｊ９Ｊ】焦虼撰《１：堂从语》卷二二“荐举”，中‘＃书局，１９８１年版。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明】手世贞撰《皂明盛世录》卷二“父予文选郎中”，【明】焦弦撰《玉堂丛语》，卷二“铨选”，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山东师范犬学顾｛二学位论文时人皆称“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但因其好直言，尤其多次奏罢传奉官激怒宪宗，故不得重用。孝宗即位，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之前，大学士刘吉因逢迎皇帝、勾结宦官且尸位素餐，屡遭，劾奏的言官皆力荐王恕代之，刘吉因是心生愤恨，是故凡王恕所举必暗地阻挠。弘治元年（１４８８），言官劾两广总督宋曼、漕运总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当罢，其中不乏一些清正廉明者受到牵累，刘吉在不经吏部的情况下取中旨批允。接着，陕西巡抚职缺，王恕以河南布政使萧祯推荐。刘吉又从中作梗，使得孝宗召用他人。王恕遂以铨部职权受挠为由乞归，孝宗方用萧祯。恰逢为刘吉所陷害的寿州知州刘概及言官周纥、张呙、汤鼐、姜绾等，被王恕悉数上疏辩白得救，刘吉对其愈加嫉恨，与亲信御史魏璋密谋去恕。王恕先后推用的罗明、熊怀、强珍、陈寿、邱鼐、白思明等人，皆被魏璋。王恕见不能行其志，只好上章乞归，被孝宗挽留，且以王恕年老特地免除其午朝，逢大风雨雪，早朝亦免。后丘睿入阁，王恕素与之意见不合。一次，王恕考察当罢的，丘睿强行留下九十余人，王恕屡次要求秉公办事未果，上疏请辞，未允。太医院判官刘文泰至王恕处谋求升迁，遭到拒绝，也对其怀恨在心，故联合丘睿上疏王恕。他们称王恕擅改选法，在其乡人为他作的传中对先帝妄加指摘，并且将书私自镂刻。王恕上奏辩白，请求廷鞫。后经锦衣卫讯问，刘文泰称受丘睿指使，丘睿上疏辩解，刘文泰被黜。孝宗责怪王恕沽名钓誉，下令将其镂版尽数焚毁，王恕上疏请辞。王恕掌吏部时，笃定公正，杜绝请托，力绝馈赠，不惜交恶于仕宦。据载，他曾经以此署于门外：宋人有言，凡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今动辄曰贽仪，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一时帖然无异议，使非真诚积久而孚，亦自不敢书，书之适足以增多口也。毋王恕为官五十余年，中外率称其廉洁公正。历数明朝名臣，首推王恕。在吏部官任上，他严整铨选，澄清吏治，所取皆有才德，有才必使重用。经他起用或举荐的耿裕、乔宇、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人，皆一时耆硕。耿裕，字好问，平定人，为人正直坦荡，谙习朝章。举荐、考核人才既不盲从他言，亦不凭己好恶，公正持中。其父耿九畴官至刑部尚书，父子二人虽官位显赫，但皆淡泊名利，惟以德称。乔宇，字希大，乐平人。王恕初掌吏部时即调其至文选，有公正廉洁之名，门无私谒，后升为郎中。世宗即位后，乔宇为吏部尚书，肃清铨选，锐意求治，凡为权幸所黜者，皆重新起用，吏治欣然得振。后世宗刚愎自用，不复纳谏，乔宇几次上疏皆被驳回。及至“大礼仪”事起，乔宇更是连迮上疏恳请世宗尊正统，斥张璁、杜萼等为佞幸小人，耻ｆ与之同列，乞休还乡。彭韶，字风仪，莆田人。弘治二年（１４８９）秋，由刑部右侍郎改吏部。ｏ据【明】何良俊撰《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载，《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２６页。３５山东师范人学硕ｌ：学位论文辅佐尚书王恕甄别人才，严格考核，致力于澄清仕途。常借异象之机奏请裁撤宦官、减少传奉。行事严谨，人不见其笑容，时人将其比宋代包拯。∞后代何乔新为刑部尚书，正色言行，大公无私，与王恕、何乔新并称为“三大老＂。为一些中官贵戚所疾恨，尤为大学士刘吉所恶，彭韶掌部事三年，连疏求归。倪岳，字舜咨，上元人。弘治九年（１４９６），代屠溏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善断大事，每逢廷议，只言片语，众人皆服。他主吏部期间，铨政称平。正是因为王恕的大力举荐，才使得弘治年间“贤良盈朝，职业井然＂∞。成化年问朝廷混乱，小人辈出，唯有兵部尚书马文升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趋炎附势，他虽一直执掌兵部，但对于其他各部事务也敢于指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直言不讳。到后来的武宗朝，他在八十高龄时转任吏部。在吏部尚书任上也有卓异表现，例如主张严惩请求重开传奉的中官王瑞，也因此被劾，他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加之宦官弄权日益严重，心灰意冷，遂上疏乞归。这一时期吏部贤臣辈出，尤其吏部上自尚书侍郎下到郎中主事，皆为官清廉，用人以贤，有才必用，使得铨叙井然，严明公正。加之孝宗励精图治，去佞用贤，终于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正德年间，刘瑾用事，专擅铨政，对吏部异己的逐一斥退。惟有南京吏部尚书刘忠，·不惧权阉，循例严格考察留都（南京）官吏，督促各部司劾罢各曹署猾吏近千人，其中包括一个素来骄横的御史，和一个与张缫亲近的郎中。后大计京官，又有大量官吏遭黜。刘忠还上疏请求不拘六年考核，应不时考核，以示惩戒。当时有两大严官，一为中官刘瑾；一为吏部刘忠，时人因刘忠过于严苛，皆称刘忠乃刘瑾私人，刘忠并不加辩解，一如其故。后刘瑾被诛，因发刘瑾罪有功的太监张永、魏彬等人受到重用，朝中争相结交请谒，刘忠非但不赴，还拒绝了张永谋私的请求，遂为张永衔恨，后上疏乞归。世宗朝严嵩擅权，朝野趋之若鹜，但吏部郎中郑晓就是个例外。郑晓，字窒甫，海盐人。许豢为吏部尚书时，用其为考功郎中。郑晓正直公正，素为严嵩所恶。夏言罢相后，世宗怪言官未能直言，谕令吏部言官大加考察以行去留。严嵩试图趁此机会去除异己，但郑晓执意罢黜严嵩亲信乔佑等十三人。严嵩以义子赵文华取而代之，将郑晓改任文选司。郑晓以赵文华与自己同为浙江人同时任职吏部，向尚书许谶请求去官避讳，许黉遂向严嵩婉拒赵文华。后严嵩想让子严世蕃为尚宝丞，又为郑晓所阻，郑晓说：“治中迁知府，例也。迁尚宝丞，无故事。”③此后，严嵩寻找机会，终于将郑晓贬职离京。郑晓任考功郎时，有仕宦携礼物拜见，将金首饰置于盒内，以茶叶覆盖，郑晓拿回内室被夫人发现，忙将盒子退还，而且不动声色对来人称夫人告知尚有余茗。来人无奈，只得黯然离去。固郑晓终其一生，历官吏、兵、刑各部，皆公正持中，严整部事，但始终为严嵩等权贵所阻挠，很难严格执法。且郑晓峰持谢绝请谒，也为一些仕宦忌恨，终于被严【明】陈洪谟撰《治世余闻》，下篇卷一，中华书局，ｉ９８５年版。【消】张王￡玉《Ｉ引史·１：怨传》卷一八＿二，列｛§第Ｌ零，中ｏ＃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苄《明史·郑晓传》卷一八二，列传第八七，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明】刘元卿撰《贤奕编》，卷二“官政”，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山东师范大学硕Ｊｊ学位论文嵩等人攻击直至致仕。嘉靖时严嵩专权，吏部也受其制约，如考功郎中王与龄，字受甫，宁乡人。严嵩为监生钱可向王与龄求东阳知县，王与龄与尚书许前商议后，疏奏此事。严嵩向世宗辩解，且构陷王与龄，世宗本就宠信严嵩，遂将王与龄削职。此后吏部诸司皆以王与龄为戒，不敢与严嵩抗衡。神宗朝吏部与内阁政权，先后出现几位欲有所作为的尚书。陆光祖，字与绳，平湖人。与余姚孙箍、陈有年并称“浙中三贤太宰。＂初陆光祖任南京礼部仪制郎中，尚书严讷很是看重他的才能，部事尝与他商议。后严讷改任吏部，将陆光祖调至验封司，后改考功司。陆光祖慎重考课、黜陟之事，为王崇古、张瀚、方逢时、王一鹗等人澄清物议，寻迁文选。在文选时，陆光祖注意引用人才，超擢选拔廉吏，王化、江东、邵元善、张泽、李珙、郭文通、蔡琮、陈永、谢侃等有才德之辈皆被延引，其或出于乡举贡士，或出自地方的低级小吏。自此，各级官吏争相举荐，尚书严讷也推心任用。御史孙丕扬因此陆光祖专擅选权，致使陆落职闲住。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陆光祖被举荐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不就迁至吏部尚书。他将张居正摒弃的一干有才之士悉数延用。当时有言官李植、江东之等上疏论张居ｊ下之罪，陆光祖则以张居正辅政多有功劳，政绩显著与言路相左，遭到一千言官，遂引疾乞归。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他被起用为南京刑部尚书，接着又改吏部，率南吏部官吏同劾东厂太监张鲸，并请求赦免张鲸的言官李沂，后代宋缓掌吏部。宋缣掌吏部时，部权经常为内阁侵夺，宋缥虽力求还部权，但始终受内阁压制。陆光祖坚决行部权，铨选考察之事于内阁一无所白，因此与首辅申时行多有抵牾。申时行尝因此谢政，密荐赵志皋、张位入阁，遭陆光祖反对，以辅臣当由廷推为由，上疏请求罢免密荐人选。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大计外吏。此次大计罢黜了诸多曾有物议的言官，如给事中李春开、王遵训、何伟、丁应泰，御史刘汝康等人；举用了一些包括许孚远、顾宪成等在内的贤士共二十二人；同时，罢免了吏部退用的饶伸、万国钦等人，文选郎中王教及其下大小因不称职故悉数被逐，陆光祖因事关吏部，遂乞休。孙罐，字文中，余姚人。他任吏部尚书时，继续向内阁争权，黜陟之权尽还吏部。孙罐廉洁自律，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京察，与考功司郎中星主持，二人力杜请托，大公无私。孙缝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首当其冲，被斥逐。接着，给事中王三余也在其姻亲星的坚持下也被贬黜。一时之间，考察不称职者几乎被贬黜殆尽，辅臣赵志皋之弟、首辅王锡爵私人亦在其中，内阁众卿皆愤恨不已。恰逢言官稽勋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经考察，孙罐将袁黄贬官，虞、杨得留。给事中刘道隆继续，称虞淳熙、杨于廷不当议留，内阁由此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罐上疏辩解，神宗因孙未主动引罪，夺其俸。星、虞、杨等人悉被贬谪。同时负责京察的左郜御使李世达为孙、南等人疏辩，神宗皆置之不理。后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ｔ－Ｎ陈泰来，３７山东师范大学硕Ｉ：学位论文主事顾允成、张纳升、贾严，助教薛敷教等交章为其讼冤，于孔兼、陈泰来遭贬。众人继续疏救，神宗大怒，将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尽斥为民。孙罐上疏乞休，吏部虽以用人为职，然进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权固有在，非臣部得专也。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司属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如避专权结党之嫌，畏缩选十荚，使铨职之轻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当时，后来者且以臣为戒，又大罪也。①孙丕扬，字叔孝，富平人，一生两掌吏部。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拜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以严厉果敢著称，无论亲疏一概谢绝请托，丝毫不留情面。中贵以各种方式请谒，孙丕扬无奈之下为保证铨选公平，只好采用“掣签法＂，即采用抓阉的方式选拔官吏。此法初创时，无论是大选或是急选，悉由待选自己抽取，他人无法作弊，一时被人称为“至公”。“掣签法＂是为明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无论在技术或原则方面对明代政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固张廷玉对此赞道：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神宗初用孙丕扬时，对他并非十分信任，孙丕扬推举的人选、上疏的章奏，神宗多不采纳。是以孙丕扬心狄意冷，渐有去意，杜门达半年之久，乞归的疏请十三道，多未见批复。最后孙丕扬贻书大学士张位，恳求其拟旨放行，张位本就对选官权归吏部不满，趁机一如所请。神宗得疏责怪张位擅自允行，大学士陈于陛、沈一贯遂为张奏辩，孙丕扬由是去官。后神宗多次传旨召孙丕扬任职，皆请辞不就。万历三十六（１６０８）年九月，孙丕扬以７７岁高龄再次被召为吏部尚书，次年四月，方入京上任。当时党争四起，以李三才、王元翰、顾宪成为首的被称之为“东林党＂，与其相对立的有浙、齐、楚、宣、昆等各党，这些党派相互之间虽然也互有矛盾，但他们又都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罩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这些党派无论是在政治或是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起初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大计京官，孙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主持，核察并罢黜了大批执意于党派之争的，虽为时人称快，但孙丕扬等人也因此遭到言官的，屡次上疏请辞，皆被神宗挽留。孙丕扬虽以自首入朝，但时刻不忘举荐贤人，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清】张廷玉撰《明史·孙缆传》卷二百二十四，列传第一百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２潘星辉：《尿袭背后的刮断——从“掣签法”看ｌ刿、清ｉｂ０度的嬗变》《中国学术》２００２年第３卷第２期＠【清】张廷苄撰《明史·孙不扬传》卷二百二十四，列传第一百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舢【清】张廷玉撰《明史·夏嘉遇传》卷二百三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３８山东师范火学坝．Ｊ：学位论文宪成、星、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凤等人先后被他推举，故御史钱一本、故给事中钟羽正等人也被他举荐。此时孙丕扬年事己高，虽不断乞休皆未允。杨时乔，字宜迁，上饶人。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拜吏部左侍郎，时尚书李戴致仕，杨时乔数次请补尚书，皆被神宗拒绝，是以杨时乔以侍郎掌吏部事。逢大计之年，内阁首辅沈一贯欲庇护私人，惮于杨时乔公正严谨，难遂其愿，特令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杨时乔与与都御使温纯佐之，杨温二人严格遵循典章制度，尽黜奸人，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沈一贯私人尽在其中。沈大怒，在神宗面前构陷，称杨时乔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杨时乔乞归未允。当时中外缺官众多，杨时乔备列贤士三百余人，多次上疏请神宗录用未果。此时神宗殆政已久，朝政混乱，良莠兼生，贤明廉吏纵使空有才德，也难行其志。吏部权重，他部与内阁动辄掣肘，朝纲紊乱，言路不通，欺上瞒下，在这种情况下，杨时乔也只能消极应对，碌碌主事。周嘉谟，字明卿，汉川人。神宗朝术任吏部尚书，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七月神宗大渐，周嘉谟与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爆、韩嫉等受顾命。神宗末年朝政混乱，吏治，昏庸贪鄙之辈跋扈朝野，有识之士也只能明哲保身。首辅方从哲即属后者，行事畏首畏尾，辅臣刘一燥、韩嫉初预机务，只有周嘉谟力持公正，正色立朝，中外率称其廉。之前齐、楚、浙三党用事，把持黜陟大权，吏部不能自主，至周嘉谟秉铨时，形势稍有振饬。他力求唯才是用，大量起用贤良，罢黜贪佞，同时一改过去考语不实的情况，责成抚、按、监司严格按照他新规定的守、才、心、政、年、貌等六项考察，禁用华丽不实的虚词。在他的努力下，有所遏制，奸者痛，贤者快，吏治得到改善。天启年间，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周嘉谟秉性正直且不畏权贵，几次拒绝魏忠贤私请，为魏所不容，后被魏忠贤嘱意言官，周家谟于是上疏乞归，被魏忠贤矫旨放行。周家谟后张问达掌吏部，同样为阉党所不容，被魏忠贤授意御史周维持植党，夺俸削职。这一时期吏部有才干又清廉公正的还有星。万历二年（１５７４）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后用为文选员外郎，上疏力陈去天下四大害，即干进之害、倾危之害、州县之害、乡官之害。称“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入，朝廷为之震动，上下一度为之封口，后引发了激烈的朝议，星遂引病归。后起用为考功郎中，尝对人言：“能自察者而后可以察人，察人者而即以自察。＂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与尚书孙罐大计京官，提拔举用、罢黜汰降，皆秉公而行，因触及内阁利益引起其极度不满，后遭言官贬斥为民。星行事谨严，志行高洁，被中外举荐达百余次不为所动，坚持不受。光宗即位后用作工部右侍郎。熹宗时拜为左都御使，天启三年（１６２３）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同主大计，时星已是古稀之年，仍然不改其作考功郎中时的风格，“慨然以整齐天下为己任，锐意／ｆｉ减当年”Ｌ，著《四凶论》黜结党乱政的＠【清】张廷玉撰《明史·星传》卷二四三，列传第一三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３９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前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将私自委任地方官吏的浙江巡按张素养夺俸，以儆效尤，许多在地方的巡抚受此震慑，收敛言行。依然如故的其他巡抚被一并劾奏，使地方法令得到严饬，巡按风纪得到振素。后又与吏部尚书张问达主持京察，罢黜亓诗教、赵兴邦等人，大快人心，但是张问达也因此遭宦官报复被罢。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十月，星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他锐意革除时弊，严整铨选，澄清吏治。凡事皆秉公办理，且坚持己见，不畏权贵所动。当时阁臣和权重一时的中官皆忌惮其刚严，不敢徇私。在他主吏部时期，大力举用贤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李廷芳、陈于廷、魏大中、袁化中、王之窠、夏嘉遇等先后被推用。魏忠贤多次想拉拢他，均被拒绝。星好友魏永贞的儿子魏广微，数次到星处请谒，此人追随魏忠贤，星因此对其嫌恶，始终不见，对人叹“见泉无子’’（见泉，魏永贞别号）。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回京，星、高攀龙循故对其进行考察。崔在淮扬时，贪赃受贿，徇私枉法，星因此议其理当戍边，革职听令。崔呈秀连夜奔至魏忠贤处，以义子之名嚎啕哭诉，“不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①遂与魏忠贤议定报复之计。适逢山西巡抚位缺，星以太常卿谢应祥素有清望将其举荐。阉党魏广微授意御史陈九畴就此事参劾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和文选郎夏嘉遇，称魏大中是谢应祥门生，因此为谢向夏嘉遇行私，使其得以被星举荐。魏忠贤不顾魏、夏疏辩，矫旨将二人连同“替罪羊’’陈九畴一并贬黜，且责怪星等人阴谋结党，星因此引退，魏忠贤顺水推舟答应放行。阉党对星一行怀恨已久，将其污为乱政的东林党，意欲除之而后快。先是有御史张讷上疏星十大罪，论及邹维琏、程国祥、夏嘉遇及王允成，诸人皆被削籍。后熹宗令再查星私党，又有李邦华、孙鼎相等十四人被贬黜。此后，凡是被星摈弃不用的，无不被超擢提拔；凡是为星举荐推奖的，均遭斥逐。星本人更是受阉党之害被下狱、坐赃、戍边，最后卒于戍所。阉党横行，白星以后更是尽逐吏部清流，吏部侍郎陈于廷虽然执意清Ｊ下选事，但终为魏阉所逐：文选员外郎周顺昌虽尽己所能，抑奸用贤，清高不混浊流，后也只能无奈乞归。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他性情Ｊ下直刚烈，屡次与魏阉交锋，丝毫不惧。巡抚周起元因得罪魏忠贤被削籍，周顺昌作文相赠，对魏忠贤指斥言辞激烈无所忌讳。后魏大中被捕，道经吴门，周顺昌为之饯行，与之连续三日坐卧交谈，还将女儿许聘给魏大中的孙子。旃尉数次警告周顺昌，周顺畅大怒，“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②魏忠贤得知后，命御史倪文焕劾诬周顺昌与罪人联姻且收受贿赂，同时矫旨将周顺昌削职并即刻逮捕。周顺昌于狱中，每被酷刑，必骂魏忠贤不止，后牙齿尽被捶落，仍骂声不绝。阉党惨无人道陷害忠良，劣迹斑斑，罄竹难书，正是有了居Ｊ顺昌等人前仆后继的抗争，。【清】印弯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卷八熹宗哲皇帝“星高攀龙罢”，北京市中国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８８页。ｏ【清】张廷玉《明史·周顺昌传》卷二四五，列传第一三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４０山东师范人学颀十学位论文终于力挽狂澜，将阉党击溃，使明廷统治得以继续。朱由检即位以后，以郑三俊为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时魏忠贤遗党多匿于南京，郑三俊便借京察之机，将之裁抑一空，他还大力举荐因阉党所污而被贬黜的官吏，时人称快。因其户、吏两尚书的特殊身份，他不仅举任贤官，罢黜贪佞，还多次上奏减免天下税课。崇祯七年（１６３４），郑三俊转任吏部尚书，在次年的京察中表现刚决果断、公平严正，深得崇祯信任，上疏言“议官评、杜请属、慎差委＂三事，皆被采纳。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考选，诸多地方官吏夤缘首辅周延儒假修城、垦荒之名，试图谋取京职，遭到都御使刘宗周的，周延儒遂授意诸人越过吏部，以兵部选官入。郑三俊以“考选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得专，况枢部乎＂锄上奏，使周延儒以权谋私之举得到抑制。明代终其一世，吏治清明时期与吏部清正廉明之吏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这些廉官力阻贪邪，才使得政治秩序得到严整，国家纲纪得到振肃；反之，如果贪聩者主政，势必造成吏治的和国家的不安定。（二）吏部贪邪昏庸之吏与吏治明代吏部贪邪昏庸之人应自詹徽起。詹徽，字资善，婺源人。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升为吏部尚书，此人阴邪狠毒，睚眦必报，树敌众多，初时得太祖器重，后因其嚣张气焰日盛，太祖也难以容忍。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龙江卫吏因小过错被罚，逢母亲去世，请求丁忧，詹徽不同意，小吏不得已击鼓喊冤。后太祖得知此事，令詹徽放行。圆同年，擢升宁海儒学训导阎文为燕府右长史；南昌儒学训导曾恕为周府右长史。詹徽以训导位卑，不准越级升迁。太祖谕令“师儒职虽卑，其道则尊，不可以资格论＂，固将二人授职。詹徽性残忍，曾经与懿文太子一同审讯犯人，太子因场面惨烈几次想离去，詹徽皆不同意，而且将情况上奏给太祖，得到太祖赞赏。太子谓“治天下当以仁厚主＂太祖因此大怒说，等你掌天下时再说吧。太子惶恐投金水河想要自尽，左右纷纷跳河相救，后论罪行赏，脱衣跳水的皆死罪，其他的免死。固后坐蓝玉案被诛。有的吏部官吏仰仗，肆意妄为。宣宗时有一位吏部主事洪玛，负责督缴陕西边税，还朝后见杨士奇，自夸其督缴之法，杨士奇未加考实，信以为真，认为洪有异于常人之处，将其举荐为经筵侍讲，后吏部侍郎有缺，再次举荐洪玛。洪玛实则接人待物傲慢无礼，动辄对人横加褒贬，大言不惭，自视清高。居吏部后更加骄横，士林皆痛恨嫌恶之，但碍于杨士奇，不敢妄加。杨士奇去世后，洪玛竟抑郁染疾，不久病逝。李贤对此评论道，“士之行己当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势，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为戒也。＂＠景泰年间，何文渊为吏部左侍郎，不久进尚书，辅佐王直共掌吏部事务。何文渊初掌用人黜陟之权，不可一世，专横傲慢，选官全凭主观喜好，以铨选谋私，对纳谏言官公报私仇，导致言路不通。朝廷内外不满之声渐出，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八月，工科给事中徐廷ｍ【清】张廷乐《『＂Ｊ史·郑二三俊传》卷二歹０传第一四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二【Ｉ州】郑晓撰《今吉》“＿二西八ｌ‘儿”，＠【清】张廷苄《明史·詹徽传》卷一三六列传第．二网，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明】王鏊撰《震泽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明】李贤撰《天顺ＬＪ录》，中华书局影印刻本。２００７年版。４ｌ山东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上疏言七事，第七条为“诛阿附”，①请求将奸邪尚书何文渊免官并治罪。后给事中林聪、御史曹凯等也先后上疏，何文渊四处奔走、百般补救希望保住官位，奈何树敌甚众，作恶太多，终于被罢斥归田。英宗复位后，因景泰中易储诏书“父有天下传之子＂一语出自何文渊，下旨削去他的加官，传命将其逮捕，何文渊因畏惧而最终白缢。其实何文渊在未掌铨政之前，为官政绩显著，为时人称道。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进士，授监察御史。洪熙元年（１４２５），他奉旨考察吏治，据实劾罢工部侍郎杨和、参议金文斌、副使张铭等贪官酷吏三百余人。人称“铁面御史”。他在做温州太守时，“廉静寡欲，一郡大治＂，圆当时浙东太守以何文渊堪称第一。后被召举为刑部侍郎，永嘉县丞率士民于道中以黄金相赠，他却之不受，当地百姓特地为他建造“却金馆”，对其品行大加称颂。在刑部他为人公正，断狱公平，但因凡事尚书做主，自感不得志，遂以病乞归。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朝廷于用人之际鼓励大举人才，士大夫纷纷以何文渊举荐，后被召为吏部侍郎，进而升至尚书，加太子太保。随着位高进爵，尤其是在掌握用权之后，何文渊渐渐心生贪婪，骄横无礼，终于自行加祸于身。李贤对他评价说，“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传后，不失为廉谨之人。＂＠祝允明著《前闻纪》“武功伯赋何文渊”，徐武功公在史馆修何文渊事，赋诗日：温州太守重来归，昔何廉退今何违？却金馆在已如扫，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间固有假仁义，天下岂无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笔，不作谀词取世讥。＠景泰中期以王文为吏部尚书。王文，字千之，初名强，束鹿人。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得到中官王诚相助掌吏部，同时兼翰林院学士，入直文渊阁。王文为人阴险，对上善于逢迎，对下仗势欺压，忤者必死。后被吏科给事中林聪，因此对他怀恨在心。适逢林聪乡人犯事到吏部领罪，托林聪找文选郎中说情，王文借机召集廷议，执意将林聪置之死地。因为王文平日专擅铨政，廷臣皆不敢言，惟独礼部尚书胡滢发言，称一个七品言官被下此重罪，实为王文以宿仇借机打击谏官，公报私仇，后称病不参加廷议。景帝派太监兴安慰问，胡滢说：“谏官有小罪而欲杀之，此所以悸也。’’＠景帝闻知，下令将林聪释放。自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至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年宪宗去世，执掌吏部的分别为尹雯、耿裕、李裕，其中尹曼凭借讨好汪直而得掌吏部，但是此人非常善于钻营，因此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Ｎ－十二年（１４８６），他尚书之位时进时退，前后做了十三年之久。这几位吏部尚书因其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被人嘲以“泥塑尚书’’。正德年间刘瑾专权，焦芳、张彩等人凭阿附刘瑾先后得掌吏部。焦芳后来入阁以后仍欲兼吏部事，刘瑾不断派人找李东阳商议，并举以李贤旧例。因为李贤以吏部侍郎入阁，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叫】郑晓撰《今苦》“二『了一十八”，【叫】拿贤撰《古禳杂录摘抄》，《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ｌ刃】李贤撰《古禳杂录摘抄》，《中ｏ＃野史》，乍占心土编，泰山出版利：，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明】祝允明撰《前闻纪》，“武功伯赋何文渊”，《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６３页。【明】土鏊撰《震泽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ｌ：学位论文后升尚书，但吏部实为王翱秉，故李东阳仍以不符合Ｉｌｔ￥，Ｊ反对焦芳掌吏部事。次日吏部派人请示印信，刘瑾越过内阁，批示“今焦芳兼管部事＂。焦芳心知难以服众，故向李东阳请教，李东阳回答，“此二事实难兼摄＂，∞又以内阁与吏部职权、分工、规矩、论罪等诸多不同，迫使焦芳放弃吏部事。张嫌任吏部尚书时，则把对官吏的考察作为发财的大好时机。以不时考察内外官、多方纠摘的方法，大力索贿，“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海内金帛奇货相望涂巷间”。圆不仅如此，张缧还向刘瑾进言：“今天下诸司官有馈送公礼物者，非取于官库，则敛于小民，取怨贻患，所当知之。＂刘瑾从此大开纳贿之门，规定馈赠者可免于考察。适逢山东巡按御史胡节还朝，没来拜见刘瑾，刘瑾派人打听得知胡节曾接受地方官馈赠，遂下令将胡节押送锦衣卫暴打致死。少监李查、侍郎张鸾、指挥赵良自福建公差回来，敛银两万馈送刘瑾，刘瑾嫌银两太少，将李查、赵良降职，而张鸾因不懂敛银被迫致仕。张绿还以谗言离间刘瑾身边与自己不和之人，他私下对刘瑾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刘瑾随即将他们逐去。张踩在吏部，凡事皆听从于刘瑾，之前吏部推用大臣，皆与内阁共举。张踩却声称黜陟大权尽由刘瑾掌握，令内阁不得干预。＠世宗即位以后，因“大礼仪”骤升的张璁、桂萼之流受到重用，相继执掌竟部，他们依仗用权贪污受贿，打击正直，拉帮结派，使吏治一片混乱。张璁，字秉用，永嘉人，七试不第，直到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登第，当时他已经四十七岁。“大礼仪’’事起，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廷臣皆谓不可，纷纷上疏请尊孝宗。张璁作为“仪礼派”的代表，上疏，：“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此后张璁、桂萼等不断篡改经典制造依据，以附议世宗，二人由此受到世宗倚重。张璁桂萼也借助“大礼仪＂扣曲异己ｊ。动辄对廷臣施以重刑，积怨颇深。张璁历任兵部右侍郎，寻进左侍郎，不久掌都察院，此时桂萼掌刑部与张璁朋比为奸，重用亲信，倾陷大臣，广置冤狱。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张璁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官升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首辅杨一清受其压制数次乞归，后被罢，张璁为首辅之后，更是为所欲为，后来的吏部尚书桂萼与其狼狈为奸，王琼自是附翼其后，汪结更是仰其鼻息。嘉靖六年（１５２７）三月京察，时桂萼晋升为礼部右侍郎，趁机对之前过他的言官报复，上疏日，“故辅杨廷和广植私党，蔽圣聪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遗奸在言路。昔宪宗初年，命科道拾遗后，互相纠劾，言路遂清，请举行如制。＂奏章下吏部议，侍郎何孟春等查宪宗并无此诏，奏疏桂萼打击言官。桂萼一边在世宗面前狡辩说诏书出自宪宗文集，诬陷何孟春谄媚言官，一边又指使御史储良才上疏诋毁杨廷和及何孟春。世宗深信其说，谕令吏部罢免不称职的御史、给事中。何孟春遂以储良才等人上奏，储良才被免官，①【明】陈红谟撰《继世纪闻》“卷一”原文对符，“内阁佐天了：Ｉ；令，吏部所拟ＴＩ‘调官，间何可否。今白拟汉之，『ｆＩｊ自可台之邪？又，每ｌＪ通政州奏事，奉旨‘史部知道’名，鲫当延跪承旨。内阁班皆，ｏ－０ｉ，今办将出跪Ｉ『Ｕ殳起立邪？义，部事差缪，或章奏错误，ｄ，贝ｌｊ同话认罪，大则罚傣。脱有之，亦将随同认罪乎？”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圆【清】张廷乇撰《明史·张缧传》卷三百六列传第一九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国【明】陈洪谟撰《继世纪闻》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４３山东师地人学硕ｒＪ：学位论文但不久在桂萼帮助下复官，直到方献夫为吏部尚书才将其斥逐，时论一时称快。嘉靖六年（１５２７）九月，桂萼进为吏部尚书，桂萼得志后，开始逐一打击异己。陈九畴、李福达、陈洗被先后下狱，株连彭泽、马录、叶应骢等众，有的甚至被陷害至贬职戍边。朝廷内外莫不忌惮其势。一些善于见机行事的言官纷纷桂萼往日的仇家，他们也因此得以保全，甚至得到提升。但桂萼在收受重贿的同时，为保全自己，往往对请托之人笑里藏刀。如桂萼初掌吏部时，云南巡抚傅习以两罐金银相赠，谓之“黄雀银鱼”，桂萼答应可以先将其调往南京赴任，后傅习被擢升南廷尉，却在赴任途中莫名身亡，时人有诗论之，黄雀银鱼各一罄，长安陌上肆公行。若教冢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桂萼为人险恶可见一斑。桂萼曾举荐王守仁，试图为己所用，后见王并不附己，因此怀恨在心，处处与之为难，还多次在武宗面前构陷。嘉靖六年（１５２８），王守仁在两广平叛，后来因为病情严重，等不及朝廷准辞便启程回乡。此事给桂萼留下把柄，他很快向武宗进言，称王擅离职守，应夺去其伯爵之位。同时宣称阳明之学与朱熹之学“背谬”，认为“宜禁邪说，以正人心’’。在张、桂后的吏部尚书王琼，是个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他善于结交权贵，早在武宗当政时就与钱宁、江彬等相交甚欢，借以得到吏部尚书之位。他嫉妒兵部尚书彭泽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中的功劳，在钱宁面前构陷彭泽，钱宁不信，王琼便将彭泽请来饮酒，以言语激之，引其诟骂钱宁，让藏在屏风后面的钱宁听到，借钱宁之手排挤彭泽。②还陷害云南巡抚范镛、甘肃巡抚李昆、副使陈九畴于冤狱，中外多敢怒不敢言。大学士杨廷和也因为王琼工于心计，用心狠毒，对其章奏也经常扣留不发。王琼还经常头戴最刺亵衣，潜入豹房，与世宗通宵狎饮。＠王琼行为招致言官纷纷劾奏，最终使其戍军绥德。④后严嵩得宠，吏部尚书李本依附严嵩，借考察之机将吏部侍郎葛守礼定为“下’’，勒令其致仕，后世宗询问，左右碍于严嵩威严含糊其辞谎以“老病”应对。李本之后的吏部尚书吴鹏、欧阳必进对严氏更是为之俯首，徒有虚位，尸位素餐。选官之权被严嵩把握，官阶皆明码标价，铨政陷入瘫痪状态。天启年间，魏忠贤义子吏部尚书周应秋掌握了这一生财之道，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整日与“文选郎李夔尤鬻官分贿”，甚至每天可得万两以上，人称“周日万＂。⑤他之后的吏部尚书崔景荣虽然没有卖官鬻爵，但胆小怯懦，因为怯于魏忠贤势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时文选郎魏广微为杨涟、左光斗被魏忠贤下狱一事奔走，崔景荣因惧怕魏忠贤，多次劝其停止，魏广微不仅未加理会，反而上疏说杨、左一案无论真实与否，都应请法司依据相关法律论罪，不能任由东厂严刑逼问。此举使魏忠贤大怒，魏广微遂连【Ｉ｜』Ｊ】沈德符撰《万仂野扶编》卷＿二“内阁”【杵义寝受｜Ｉ！｝｝】，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彭泽传》卷一百Ｊｔ．－ｔ‘八列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叫】沈德符撰《万历野扶编》卷＿二Ｉ一“佞中”【Ｉｊ人无赖】，中。芦书局，２００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王琼传》卷一百九一ｔ－ＡＮ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周应秋传》卷三百六列传第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山东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疏乞归，崔景荣也因此被罢。崇祯末年，文选郎中职缺，礼部仪制郎中吴昌时夤缘首辅周延儒得之。朱由检担心大臣结党，但因为言官没有证据转而对其降罪。吴昌时趁机将大批言官黜陟，吏部尚书郑三俊受其误导，甚至与吴昌时联手将给事中四人、御史六人一次罢黜，致使中外哗然。从以上论述可见，贪官误国，吏部贪官更甚。吏部掌握选官大权，一旦吏部贪贿，所用非人，只会让吏治更加，明廷后期政治每况愈下，虽首推宦官干政、内阁纷争，但是吏部势衰以及长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吏治清明、国家昌盛时期的吏部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凡２７６年，吏治清明、国家昌盛时期居一半。此时吏部往往能正常行使本部职权，无论是选官或是考察皆能公正严明。而吏部执法严格，也会促进国家昌盛，吏治清明。如明朝初洪武、永乐时期；仁宣时期，弘治年间以及万历年张居正时期在颤号宇０１、洪武至永乐时期明初六部属中书省，多仰丞相意旨，无实权。洪武十三年（１３７６），革中书省，部权乃专，而铨部尤要。此后量能授职，核功过以定黜陟就成为吏部的主要工作。明朝建立之初，经过连年战乱，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举国一片沧痍。朱元璋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加之汲取元末贪邪亡国的教训，朱元璋称帝后非常注意倡廉肃贪。对廉洁公正的官吏鼓励旌表，破格擢升，促成了当时以清廉为荣、争当廉吏的社会风气。④如，王兴宗“以志行闻，累迁怀庆、苏州知府’’，后来被擢升为河南布政使。交河典吏杨贡公平正直，深得士民信任，适逢知县林俊调任，当地父老上奏，尽管吏部认为不符旧制，但朱元璋下旨“民既保奏，宜顺其情，若拘以资格，用人之途狭矣”，遂使之上任。后果以称职闻。又如：兴化丞周丹，政绩最著，特擢吏部主事，民争乞留，特遣还。②朱元璋还多次亲自召见、旌表廉能卓异者。固朱元璋策励廉吏的一大特色是，将州县至京接受吏部考课的官吏被分为三等，按上中下分别赐宴，但规格又有不同，上为坐着用餐，中却要站着吃，而考察为下的只能看着别人吃。在鼓励廉正的同时，朱元璋还注意保护廉吏。诸城知县陈允恭，因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充军很久，后来有人上疏举荐他治县颇能爱民，朱元璋遂谕吏部“为国以任人之本”，将其起复重用。同时，朱元璋“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决心“尽杀贪官＂，“一时吏治多可纪’’④。明朝建国之初，即颁布了许多惩贪的诏谕，包括《臣戒录》、《醒贪简要录》等。而《大诰》三编实际上就是惩贪刑法的汇编。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各种酷刑闻所未闻，其中贪污罪的处置更为严厉，尤其是规定贪污六十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府、州、。’单远慕刘益安等编兽《中心廉政史》中州古籍Ⅱｌ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１负。ｏ【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千树民校币卷｛十三，４９３“冈部民乞留而留任日．加擢者”，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循吏传》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回【清】张廷玉撰《明史·循吏传》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４５山东师范人学硕．１：学位论文县、卫皆建“皮场庙＂，官府公座旁皆悬挂剥皮实草之袋，以儆效尤，使人触目惊心。朱元璋以各种严刑酷法惩治贪官，使法纪得到振肃，也使整个机构警钟长鸣，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贪佞。洪武十八年，他下诏将各地害民之吏尽逮至京师筑城。①官吏有罪，笞刑以上的一概发配到风阳屯田，一时至万余人。②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法纪只是针对贪邪行为的的惩治，要从根本上杜绝贪邪之风，还必须严格选拔官吏，并加强对各级官吏的考察。明初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察制度，由吏部主持。考核主要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这一时期吏部考察之权最重，滕毅首长吏部，与内外官共同制定铨选考课之法，后陈修与吏部侍郎李仁将之细化，因地因时制宜，精心裁定，使铨选、除授、黜陟、考课皆公平详备。后蹇义、王直、马文升先后掌部事，尤以奖廉黜贪为要。史称蹇义慎择守令，考察明恕。明太祖重基层的廉政，洪武七年（１３７４）春，他谕令吏部，“古称任官惟贤才，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如颍川之黄霸，中牟之鲁恭，何忧不治？＂＠让吏部将北方人稀的郡县裁减地方官，河南、山东、北平府、州、县三百多人被裁汰。朱元璋读《汉书》后，有感于汉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告诉大臣“古来重吏治者，多以久任为效＂，减少地方官频繁调动，对政绩卓异者就地升用。是以洪武年间，很多地方官因政绩显著，被当地百姓上奏乞留。比如兴化丞周丹，政绩最著，特擢吏部主事，民争乞留，特遣还。丹徒令胡梦通，丞郭伯高，金坛丞李思进，归安丞高彬，曹县簿刘郁，衡山簿纪惟正，皆坐事当逮，民诣阕言多善政，帝并复其官，惟正并擢参议。永州守余彦诚，齐东令郑敏等十人，坐事下狱，耆民列政绩以闻，皆复官，并赐耆民道罩费，县令沈昌、周荣等四人，并擢郡守。＠吏治清明时期的一大共通点就是鼓励举荐贤人。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８），朱元璋对吏部尚书陈铭说，“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力一次超擢达九十五人。后又谕令吏部，“披沙将以求金，掘井在于获泉，荐士期于得贤，务求真才”。⑤南康知府翟溥福秩满到部，以年老乞休，吏部侍郎赵新评价翟是“江西第一贤守”，遂温言挽留。句容徐九思为巡抚所劾，吏部尚书熊浃知其贤，特留之，此吏部之能择人而任也。一时风气如此，故为守令无不节己爱民，耻于清议。“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朱元璋的奖廉惩贪思想“延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著，往往特敕奖之００诸良吏秩满当迁，或里误罢黜，亦多因部民之情，俾进【ｉ疗】０ｋ辽Ｉｉ撰《Ｉ则史·孝义传》卷＿二订九Ｉ‘六，列传第一订八ｆ。ｐＵ，中。扛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Ｆ｝∈廷下撰《ＩＩＪＪ史·州祯传》卷一ｔ八．列传第二Ｉ＋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夏燮撰《明通鉴》卷五纪五“太祖洪武七年（～三七四）”，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清】赵翼善《Ｕ．二史札记》，上树民校Ｊｌ！卷三ｌ。三，４９３“吲部民乞留ｊ叮留住且加摧省“，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清】夏燮撰《明通鉴》卷六纪六“太祖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循吏传》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上学位论文秩视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①成祖重吏治，尤重基层守令官吏的廉洁。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他谕示吏部及都察院：“为国养民，莫切要于守令官，守令贤，则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各得其所。＂吏部选授仓促，巡抚监察御史及按察使对府州县到任半岁以上者，查其能否、廉贪之实，具奏，“如其不贤，当速去之＂。他继承了太祖时期基层管理的连续性，重视基层官吏尤其是贤官久任。鉴于守令调动频繁，刚熟悉当地情况又调离他处，他下令吏部“牧守之寄甚重，必久于其任。”成祖坚持倡廉惩贪的祖训，对贪官严厉打击，毫不手软。一度把贪污行径张榜天下，以儆效尤。在考察官吏贤能方面，注重御史监察百官和吏部考察工作的结合。成祖曾对吏部尚书蹇义说：“今后御史及按察使巡行考察官吏贤否，勿得摭拾人言，皆具实际事实，具体款列上奏。”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派吏部尚书蹇义率领二十六人分巡天下，所至之处，均奖廉黜贪。永乐年间，由于加派日甚，巡抚邹缉上言，“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承奉恐惟不及。有司所出，多者二三万金。国家多一巡方，地方加派百万。是则察弊适以滋弊，又在乎简用之得人矣。”②由于明成祖大力提倡吏治清明，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有名的廉吏，吏部侍郎师逵就是其中之一。师逵，字九达，东阿人。辅佐吏部尚书蹇义二十多年，朝廷上下均不敢干以私情。为官清正廉漓，不置私产，反而经常接济穷人。成祖曾对说：“六部扈从之臣，惟师逵最清廉。＂永乐年间，从朝中的尚书侍郎到地方的郡县守令，都能尚气节，明廉耻，以廉明Ｊ下直，奉公守法自励。“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之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永、宣之际，严饬吏治，职事修举。若郁新之理赋，杨砥之马政，刘季、虞谦之治狱，可谓能其官矣。李庆、师逵诸人，清介有执，皆列卿之良也……以诚信悟主，忠直不挠。＂④２、仁、宣时期仁、宣之际继承了太祖时贤官久任的做法，秩满奏留者不乏其人。据《明史·循吏传》载，况钟守苏州，丁母忧，郡民诣阙乞留，诏起复。秩满当迁，部民二万余人乞留，巡按奏闻，诏进三品，仍视府事。陈本深守吉安，满秩当迁，亦因部民请，进三品秩视事。罗以礼守西安，丁忧去，代者不称职，部民追思，乞于朝，诏起复视事。莫愚守常州，亦满秩留任。陈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参政，仍视州事，在州二十余年，秩即高，诸监司郡守反在其下。项忠为陕西按察使，九载满，尝入都，军民乞留，诏还任。张碹为广东布政使，考满军民乞留，巡抚陈濂奏闻，乃仍故任。＠后郭瓒为吏部尚书，担心有不轨之徒借此留任，要求奏留的官吏一律经核查确实符合的才能予以留任，以后遂成定例。【清】赵翼著《竹一二史札记》，］：树民校正卷三｜１．三，４９３“ⅢＪ初吏治”，中华忙局，１９８４年版。【清】赵翼髫《Ｕ’二殳札记》，土树民校正，中‘＃书局１９８４年版，“４９６遣人ｍ名察宫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清】张廷苄《明史·循吏》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皈。【清】张廷玉撰《明史·循吏》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清】张廷玉撰《明史·循吏》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４７山东师范人学硕‘ｌ：学位论义在贤官久任的同时，仁宗还担心冗余的问题，尤其是贪鄙之徒一旦发现即刻罢免。他下诏宣布：“古称官不必备，惟其人，今过冗矣。且贤否廉污，混淆无别。廉污无别，则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廪禄，何裨政理？其在内诸司令堂上正宫、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才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之。”＠宣宗也非常重视吏部选拔人才、考察官吏之事，他对吏部尚书蹇义说，“柄权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固还对谕吏部其他说：“庶官所理，皆民事，郡县亲民事，尤为切要。’’＠宣德五年（１４３１）五月，鉴于之前除授郡守皆由资格，多不称任，于是部、院大臣各荐举所知贤才，超升擢用。七月，又催促吏部对州县官进行甄别考课，谕吏部：“郡县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贤否溷淆，无所激劝，则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进退为职，未闻有所甄别，何也？＂④他引用东汉孔奋的故事告诫吏部尚书郭琏：“东汉初年，孔奋为姑臧长，姑臧最富饶，而孔奋操守廉洁，光武擢升为武都郡丞，为治之道，要在激浊扬清，光武即位不久，表彰并擢举孔奋。故东汉多良吏，卿留心此事，甄别以闻。＂＠３、英宗及宪、孝二宗时期英宗初期严整吏治，为避免致仕的仗势欺压百姓，英宗让吏部尚书王直遍谕各内外法司衙门，对那些告归有危害民间行为的，严加惩治。尤其是一些归乡旧吏挟制官府交结害民的，应立即充军。其中严重的枭首，其家属充军。成化初期，宪宗重用李贤、彭时等正直的主持铨政，使得政治较为清明。考功郎中张宇中为官正直，执法如山。某巡检任满，经考察成绩平平，为求升职而贿赂考功主事刘道被张宇中发现，循例将巡检同级调职。刘道向吏部尚书李秉告状说张宇中不公，李秉信以为真，于衙署批评张宇中，张拍案大骂李秉听信谗言，公私不分，让正直无法尽职，咆哮不止。李秉了解情况后，连连向张宇中道歉“已知悔矣”。＠但宪宗即位不久又重用宦官汪直、梁芳等辈，听命于万贵妃。虽有李贤、彭时、商辂等贤官，也难导正途。而且成化年间滥行传奉，传升的之多，动辄数百，不仅破坏了的考核任免制度，而且败坏了吏治，大开卖官鬻爵之门，贪官污吏增多，社会同趋严重。内臣授官始于天顺八年（１４６４）二月，成化朝最滥。“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大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⑦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明】余继登撰《争明典故纪闻》卷八，国家图书馆｛ｌｊ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９Ｊ】余继蟹撰《皇叫典故纪闻》卷几，陶家幽扣馆…版十Ｌ，１９９６｛｝：版。【清】爱链《ＩｌＪＪ通Ｉ攥》卷，二十，岳麓书纠：，１９９９年版。【明】杨士奇《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秋七月癸亥”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舨。【Ｉ刃】杨Ｉｊ奇《Ｊ则宣宗实录》卷六几“宣德五年秋八门ｒ１１中”条，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明】尹直撰《謇斋琐缀录》卷四，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５年版。【明】郑晓撰《今言》卷二“九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马文升一次奏裁传奉官就有八百余人。后虽渐轻但终明之世一直不断。孝宗即位以后第五天，便一举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弄权的太监梁芳。接着，他又一次罢免了“传奉官”两千多人。六部尚书也几乎悉数更换，吏部重新起用被万安的王恕、耿裕、屠溏、倪岳、马文升等掌吏部，维持了部务的公平、严整，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澄清。王恕任吏部尚书自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十二月至弘治六年五月，其间他悉心整饬吏治，尤其在弘治六年更是一举罢黜全国大小贪官污吏两千余人。百姓均感大快人心，时谓：“两京十二都，惟有一王恕’’。当时的司礼监太监怀恩“以恕忠义’’，常劝孝宗用王恕所荐，。正德以后吏治日渐，到神宗朝出现一段清明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改革官吏铨选制度，针对明中叶以后任官只讲出身资历的情况，大胆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官吏，不拘以资格，惟重政绩才能。江西弋阳黄清虽为低级吏员，但因其具有才能，当职清廉，素有厚名，因此被张居正提拔为两淮盐运司同知，主持高宝内堤的修筑工程。此外，他还严格的考察制度，一方面对原有的考课制流于形式且考语不实、赏罚不明进行整顿和完善，同时他还创立了用以提高办事效率，明确责任的考成法。不仅有利于防治贪污，而且奖励清廉，对澄清吏治起了积极作用。吏治清明、国家昌盛时期的吏部多贤明方正，所举也多见贤良；考察官吏公正严明，达到了整治吏治，严肃纲纪的目的。（四）吏治、国家衰亡时期的吏部明中后期，自英宗、宪宗始重用宦官，大权渐现旁之象；正德以后政局更加恶化，尤其嘉、隆以后，衰亡之相渐明；神宗朝后期开始，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且难以根治；天启年问魏忠贤擅权，更是将明朝推向了覆亡的边缘。由于主政或贪婪或不学无术，在其控制之下的吏部也难以维系正常的铨政。赵翼指出，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图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蝓，民生日蹙，而国遂以亡矣。∞张廷玉也认为，神宗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郡县不克修举厥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以日蝓，民生由之益蹙。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重内轻外，实政不修．。明代吏治自中期就存在。正统时，光禄寺卿余亨谄媚王振，得以升任户部侍郎。由于之前余亨曾试图行私吏部未果，此时有了王振的庇护，诬陷吏部郎中赵敏，连带提及尚书王直、侍郎曹毅、赵新，皆被下狱。言官纷纷上疏请求将余亨论斩，英宗听从王振之言，仅仅是将余亨夺俸，任职照旧。由于重用宦官王振，吏部只能听凭其指派。因为王振公丌卖宫鬻爵，文选职权尽失。即使住英宗性命攸关，兵临城下的危机关头，还不忘卖官。ｏ【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正卷三十三，４９３“明初吏治”Ｐ７６０，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国【清】张廷玉《明史·循吏传》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４９山东师范人学硕Ｊ：学位论文江苏江阴徐颐，胸无点墨，花重金买通王振，当上中书舍人，被人称之为“金中书’’。对官吏的考察也成为王振发财的大好机会。每逢大计，地方官朝觐只需携大礼对王振进行一番朝拜，即能高枕无忧。京察更是形同虚设，全凭王振一手操持。宪宗朝，人民不断颠沛在天灾人祸的漩涡里，苦不堪言。各地旱灾、蝗灾、水患不断；贪官污吏横行，严刑峻法林立，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沿海倭寇骚扰不断。而朝廷对此充耳不闻，皇帝只是吃喝玩乐，宦官专权，“纸糊阁老”，“泥塑尚书”，这一时期的铨政也逐渐废弛。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吏部尚书尹曼率众拜见汪直，皆行跪礼。六卿跪拜宦官，自尹曼始。吏部由此听命于汪直，成化十五年（１４７９），监察御史王亿见为汪直者皆得高升，遂不耻效尤，上疏称汪直所行不仅“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一经传出，朝廷内外皆唾骂不止，尹曼却执意听从汪直将王亿擢升。∞这一时期还存在一个异常现象，即“义官之滥”，“今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称‘义官’。且任差遣，因缘为奸利。故皂隶、奴仆、乞丐、无赖之徒，皆轻资假贷以纳．凡僭拟豪横之事，皆其所为。长洲一县，自成化十七年至弘治改元，纳者几三百人，可谓滥矣。”。１、吏治始于正德自正德始，吏治清明大不如从前，虽也有一些正直，然而吏治伴随着朝政的衰落迅速不堪。武宗喜用宦官，无论是“立皇帝＂刘瑾还是钱宁、江彬之流，都给明代政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刘瑾不仅抢夺吏部用权，还借朝觐索贿，依据贿赂的多少决定的升迁、去留。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是大计之年，全国各地都赶往京城汇报工作、接受考核。刘瑾向每位布政使索银两万，否则便予以扣押。各地无奈，只好向京城富户借贷，回去加倍搜刮民财来偿还借贷。刘瑾听说学士吴俨家赀富庶，于是“遣人求金，啖以美官”，被吴俨严词拒绝，刘瑾怀恨在心，后来在考察时将其罢免。副都御史邵宝总督漕运，刘瑾向其索贿未应，后被逼离职。如此一来，地方官争相向刘瑾行贿以保住乌纱甚或藉此升迁。京城对刘瑾的贿赂就更加严重。刘字通过焦芳结识刘瑾，得以升任都御使。刘瑾向来憎恨言官，刘宇便投其所好，动辄鞭笞御史，被刘瑾称之为贤。刘瑾纳贿初时仅数百金，刘宇最先以万金馈刘瑾，刘瑾喜不自胜，升其为兵部尚书。后又擢升为吏部尚书。刘宇在兵部时，贿赂狼藉，及至掌吏部发现刘瑾亲信文选郎张踩比他更有实权，且文官贿赂远没有武官来的大方豪爽，因此常常感慨“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时刘瑾用事，时人称之“立皇帝＂，纵容手下众瑾党无恶不作。王世贞说，“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④武宗即位【明】尹直撰《謇斋琐缀录》卷七，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５年版。【ＩＷ】ｌ：；ｌ托撰《寓ｌｌｌｉ｜朵也》卷五“义官之滥”，齐鲁＿｝５礼影印奉，１９９７年。【清】张廷玉《明史·阉党刘宇传》卷三零六列传第一九四，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明】土世贞撰《觚小觚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山东师范人学顾ｔ学位论文初期，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大学士试图剪除宦官势力，发动科道官刘瑾，被吏部尚书焦芳得知，立刻奔至刘瑾处告密，使刘瑾有时间抢先一步在武宗面前反咬一口哭诉，并且痛哭喊冤。随后刘瑾得以掌司礼监，马永、谷大用分管东、西厂。刘健、谢迁等被罢官。此后，刘瑾更加嚣张跋扈、肆无忌惮。刘瑾一党内部亦不团结，勾心斗角，互相陷害。刘瑾先是重用焦芳，在焦芳指引下荼毒缙绅，残害忠良。焦芳每见刘瑾必称“千岁＂，自称刘瑾门下。刘瑾对其十分信任，焦芳也因此权倾一时，朝廷内外，稍有不尽其意，必遭报复。各欲贿赂刘瑾者，必须先施贿于焦芳。后焦芳荐举刘瑾同乡张缲以取悦刘瑾，素不知却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张纸随着权力日重，逐渐与焦芳心生罅隙。众多阿附焦芳的见张缲更得刘瑾宠信，也纷纷转投张嫌门下，且以揭发焦芳博取张嫌信任。张绿随之将其添油加醋说与刘瑾，刘瑾随即将焦芳斥逐。这一时期的吏部尚书先是有焦芳对刘瑾亦步亦趋，后有张缧与其狼狈为奸，吏部职权被刘瑾侵夺殆尽，用人惟刘瑾之命是从。由是吏治更加，国家也因此问题重重，社会黑暗，百姓流离失所，矛盾激化。刘瑾被凌迟处死以后，正德六年正月，杨一清由户部尚书改任吏部。他大力整顿吏治，进贤人退不肖，“朝有所知，夕即登荐”，∞终于使明廷焕然一新，但好景不长，武宗很快将佞臣钱宁和江彬引为亲信，任其干政，结果导致宸濠兵变。因为宸濠之乱，吏部尚书陆完坐罪被贬谪，以兵部尚书王琼代之。王琼见吏部尚书更换频繁，是以让小吏将公堂器用连同伙房用具一并刷洗干净才肯到任。着人写警句贴于墙壁“好做好做，莫过莫过，待到明年，连你三个。”圆不想数月之后，王琼因江彬案也被牵连下狱。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位高权重，越是国家、统治黑暗的时期，有些吏部尚书往往不能自持，松于律己，为私利所蒙蔽，不仅越发导致吏治，而且最终断送自己。国家衰亡时期吏治，贪官横行，权贵柄政，无论是阉宦或是专权的首辅，都力图把持各部权力，吏部选官、考察大权更是首当其冲。世宗朝“大礼仪＂之后，张璁、桂萼等得到重用，时翟銮为吏部侍郎，拜罗钦顺为吏部尚书，因见桂萼张璁用事，皆屡诏不起。南吏部尚书廖纪指出，“吏部权衡之任非他曹可比，官之贤否黜陟俱欲廉访其实，故必公正练达者方称任”。＠内阁自张璁、夏言等逐渐体贵，吏部尚书逶迤其间，有的更是附翼其后。方献夫、桂萼、王琼、汪结先后执掌吏部，四人皆附和张璁，及至夏言为首辅，气焰不下于张璁，对各部颐指气使；夏言被诛后严嵩秉政，吏部更是成为严氏后院衙门，选任、调职悉凭其意。后徐玢为首辅，此人善于笼络结交，于迂回中得行其志，各部瞻其马首而不自觉。隆庆时期，阁臣兼掌部院更加盛行，像高拱掌吏部历时两年多，一身而二任，“出而斥陟，入而执允＂。嘉靖年ｌ’日ｊ江铉为吏部尚书时，吏胥弄权，文选司写本的吏员卜二人皆被权贵买通，他国【明】焦虼撰《苄常从语》卷三“荐举”，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明】徐咸撰《徐襄阳西同杂记》下卷，《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０４页。雪【明】朱国祯撰《涌幢小品》卷八“选法”，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山东师范人学硕１：学位论文们定期接受贿赂和宴请，授选之日根据权贵要求择地注官，还有的对投选文案以驳查送问为由私自大加篡改。侍郎霍韬针对这一弊政，立法使投选文移当堂明谕，自是奸吏无法得手。因为吏部吏胥为肥缺，故达官权贵多争相让亲信充任，他们花重金买吏员职缺，谓之“顶头银＂或“项首银”，而且只需定期施贿便可代代相传，霍韬对顶首之弊一概革除，吏治为之大振。∞２、正德以后吏治的加深嘉靖年问吏部权力尽失，尤其内阁大肆侵夺六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纵容家臣，欺压乡民。严嵩当国时，首先便是攫取选官之权，控制吏、兵二部，“以吏兵二部为外府，稍不当意，或诛或斥，二曹事之如掾吏之对官长，奉行文书而已’’。②吏部尚书李本、吴鹏、欧阳必进等皆仰严氏鼻息。后来的吏部尚书万镗与严嵩有同年之谊，受其援引，对严氏父子言听计从，不仅每事阿附其意，而且经常对其施以重贿。严嵩义子通政使赵文华正是受其举荐很快飞黄腾达，两人因在严嵩面前争宠发生矛盾，最后万镗被赵文华劾罢。当时的吏、兵二选郎各持簿任严嵩填发，时称文选郎力．窠为文管家，武选职方郎方详为武管家。固严嵩由是牢牢把握官吏选授的权力，更加肆无忌惮的卖官鬻爵，甚至各级官职皆有明码标价，御史五百两，都给事中要八百两；吏部官职也有标价，但价码较高，吏部郎中、主事都要三千两，后又有增加。吏部尚书夏邦谟阿附严嵩，“名为公室之臣，实为私门之吏，大事面白严嵩而后敢行，小事书通严世藩而后敢发……始也因贿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财……如之何其察天下官吏也？＂固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令吏部尚书许耩入阁，因许不附严嵩，故不到皇帝西苑应制，称“严嵩事取独断，不复相关白，何必夺我吏部，是我旁睨人。’’＠其后的吏部尚书严讷虽有意澄清吏治，严整铨选，但严嵩当国，官道污杂，廉官难行其志。后严嵩事败，他与首辅徐玢任人唯贤，推心任用，吏治有所好转。严讷曾与朝臣有约，凡涉公事至朝房商议，毋谒私邸。郎署的选任更是严格谨慎，杜绝奔竞，谢绝请托。一改拘以资格的选任选任方式，仿旧制三途并用法，自州、县吏政绩卓异者破格超擢，尽得人才，陆光祖等皆被延用，他们公正廉洁，据才量用，使铨政为之一新。隆庆年间，杨博为吏部尚书，时给事中胡应嘉掌吏科，辅助吏部和都察院考察官吏，因杨博包庇同乡上疏，穆宗怪其与吏科抵牾，令内阁议罚。高拱暗许郭璞议胡应嘉当罢，徐玢勉强从其议。因胡应嘉曾劾高拱任人唯亲，且经常将直庐（相当于今天值班宿舍）器用拿回家用，给事中欧阳一敬等以高拱由私怨黜谏臣，堵塞言路。后高拱乞归。隆庆四年（１５７０）高拱复入阁，且兼掌吏部。所以扼（徐）玢者皆被召回，徐玢所行改革也尽数被推翻。神宗朝张居Ｊ下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吏治败坏的程度，但始终难挽败局。同时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叫】焦兹撰《下常从语》卷二“锋选”，【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九“阁部轻重”，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消】赵翼著《【ｌ一史札记》，上树民校正，卷三Ｉ‘三，５０２“ⅢＪ吏郜权晕”，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２９６沈炼《早ｉＦ奸臣误国以征虏人策疏》，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明】谈迁著《国榷》卷五十八，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山东师范火学硕上学位论文由于张居正牢牢把持着六部大权，对六部职权尤其吏部选官之权的侵夺更为严重，常借选官、考察之机打击异己。其父丧之时，按照常例应主动请辞守丧，以尽人子之礼。但张居正久握重权，且积怨众多，恐一旦丁忧权力移至他人之手。户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张居正夺情，宦官冯保与张居正惺惺相惜，也不希望张居正离京，便让吏部尚书张瀚上疏挽留张氏。张居正佯言丁忧，暗地里却授意张瀚上奏谕留。张瀚本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一向附议张居正，故得掌吏部。但见张居正日益专横，逐渐疏离并心生忤逆。对张居正令其挽留一事，张瀚与吏部侍郎何维柏商议，认为其理应丁忧。后张居正多次派人游说，张瀚始终不为所动。张居正一怒之下将张瀚罢职，何维柏停俸三个月，不久亦被罢。此举既除掉羁绊，又杀鸡骇猴，此后众纷纷上疏请张居正夺情。也有张位、赵志皋等人称其不合旧制，但都在此后的丙子四年（１５７６）考察中被张居正借机去除。张瀚被罢后，王国光掌吏部。王国光，字汝观，阳城人。初掌吏部时，上疏条陈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恤卑官、罢加纳等，皆得允行。后来在内阁压制下，考选多循张居正意愿。他之前在户部时，政绩显著，多有建白。及至执掌吏部受制于张居正，声名大损，频频招致言官。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张居正卒，他也随之被罢。后严清为吏部尚书。严清为官素有声望，张居正当国时，严清掌刑部，从不阿附张居正。及至冯保被抄家之后，搜到廷臣贿赂冯保的“馈遗录＂，朝中大臣几乎全部在列，唯独不见严清，神宗因此对其愈加倚重。他为官清廉，任人唯贤，量能授官，有试图安插私人的一概不允，任免官职无论大小事必亲为，严格筛选，举国皆称其廉。只可惜严氏掌吏部仅半年，即因病告归。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由户部迁吏部。，字伯谦，海丰人。张居正当国时，吏部权力已尽被内阁侵夺，吏部对内阁逡巡请示犹如属官。虽素来厉行操镐颇有时望，也无法扭转这一局面，并且年耄戳骸，事务多听首辅申时行指挥。御史丁此吕上疏论事，言及内阁，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等嫌恶，示意将丁此吕贬黜。御史江东之、李植等人就此事参劾，杨遂与申时行一同乞归。被神宗挽留。张居正卒后，神宗担心大臣结党朋比，谕令言官揭发指摘。吏部遂与内阁联合抑制言路。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大计京官，升任除迁，尽会内阁意，致使大计良莠混杂，贤否混淆，群情失望。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过八旬，遂以年迈乞休。致仕后，以宋缥代之。宋缥，字伯敬，商丘人，历官两京户部尚书。他掌吏部后，决心一改吏部倚仗内阁的情况，他奖廉抑贪，痛惩黠吏，杜绝请托，罢黜黠吏百余人，于内阁一无所关白，申时行对此极为不满。时宋缥欲以邹元标为文选员外郎，申时行拟旨切责，将邹元标改任南京。后申时行又多次借小事与宋缥冲突，终于迫使宋缥致仕。后陆光祖任吏部尚书后继续向内阁夺吏部之权，与申时行多有抵牾，吏部亦不循内阁意。ＩＵ制，冢宰（吏部尚书）与内阁相遇皆不避让，随着内阁权力日盛，尚书皆避阁臣，陆光祖时恢复Ｉ｝ｊ制，史部权力渐趋归还。及至孙罐为吏部尚书时，吏部权力更加巩固。东阁大学士张位不满黜陟之权尽还吏部，建议要职由九卿共同推举以备补缺，以防吏部专擅。５３山东师范大学硕一Ｊ：学位论文孙键争辩未果，召下如张位所请，从此吏部权力又逐渐为九卿所分。内阁与吏部成犄角之势，对吏部尽行掣肘，因而这一时期吏部尚书难以久任，时与内阁相比，在任八年；至宋缥、陆光祖、孙罐等向内阁争权，皆未满一年而去。继任者陈有年、孙丕扬、蔡国珍等，除孙丕扬任两年外，余者皆短任。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２）代孙罐为吏部尚书。后赵志皋、沈一贯秉政，李戴为吏部尚书，以内阁之意为是，得以久于其位，署吏部六年，铨政渐废。万历末年，神宗怠政已久，二十多年不召见大臣，官缺皆不补。曹署空缺甚多，内阁惟有一叶向高，但是也多以病告假，久不预阁。都察院自温纯被罢，已经八年没有掌印。十三道均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都府监司也是屡缺不补。六卿仅有一赵焕，，初时以刑部兼兵部尚书，后改任吏部。兵部曹空，户、礼、工三部才仅有一侍郎而已。明制，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此时总共才不过十人。万历三十六（１６０８）到四十九年（１６２１），叶向高请推阁臣的奏疏达一百道以上，神宗才谕令吏部会推。万历年间，朝政日趋，党派林立，党争不断，神宗以齐楚浙三党用事，把持官吏黜陟之权。熹宗即位以后周嘉谟掌吏部，大胆启用贤人废黜庸怠，三党领袖逐渐引退。周嘉谟雷厉风行，尤其对阉党更是冷面无私，绝不手软，先后罢黜了魏忠贤数名亲信。魏忠贤以周嘉谟黜陟官吏多凭己意，公报私仇授意言官将其至罢官。此后张问达、星先后掌吏部，起废籍诸正人，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廷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掌科道。司礼监王安听汪文言之言，起用邹元标、王德完诸贤，布列庶位。天启三年（１６２３）京察，吏部尚书周家谟和左都御使星主持癸亥京察。周家谟惟才是举，任人唯贤。时星已是古稀之年，仍“慨然以整齐天下为己任，锐意不减当年＂，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产生意见，力主降黜前任给事中元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并作一篇“四凶论”，吏部考功郎程正己赞成他的看法，把四人列为“不谨”类。后星又与吏部尚书张问达主持京察，张问达罢黜亓诗教、赵兴邦等人，大快人心，但是张问达也因此被罢官。天启三年十月，星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严整铨选，澄清吏治。在他主吏部时期，大力举用贤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李廷芳、陈于廷、魏大中、袁化中、王之案、夏嘉遇等先后被推用。魏忠贤多次想拉拢他，均被拒绝。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回京，星、高攀龙循故对其进行考察。崔在淮扬时，贪赃受贿，徇私枉法，星因此议其理当戍边，革职听令。崔呈秀连夜奔至魏忠贤处，以义子之名嚎啕哭诉，“不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④遂与魏忠贤议定报复之计。适逢山西巡抚位缺，星以太常卿谢应祥素有清望将其举荐。阉党魏广微授意御史陈九畴就此事参劾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和文选郎夏嘉遇，称魏大中是谢应祥门生，因此为谢向夏嘉遇行私，使其得以被星举荐。魏忠贤不顾魏、夏疏辩，矫旨将二人连同“替罪羊＂陈九畴一并贬黜，且责怪星等人阴谋结党，星因此引退，魏忠贤顺。印脔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卷八“熹宗哲皇帝”“星高攀龙罢”，北京市中国书店１９８５，第４８８页．５４山东师范大学硕Ｊ：学位论文水推舟答应放行。此后尽逐东林。星被逐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署吏部事。陈于廷，字孟谔，宜兴人。魏忠贤示意大学士魏广微举荐私人代星一职，且许诺陈于廷升职掌都察院，陈于廷不仅断然拒绝，而且以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等人疏请补缺，魏忠贤大怒，对熹宗称诸所推者皆星遗党，由是三人与杨涟、左光斗等被并斥为民。文选郎张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壮等亦坐罪被贬黜。自此朝中清流尽逐，阉党气焰同盛。天启五年（１６２５），魏广微欲用同乡范景文为文选郎中。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历官稽勋主事、文选员外郎，泰昌时曾选用了一批贤官，后致仕。重视文选，他既不附阉党也不迎合东林，仅月余即称病离去。他曾说“天地人才，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时人引为名言。吏部尚书王绍徽是魏忠贤干儿子，由贿赂得掌吏部，进退任命必先向魏请示，大力排斥东林，曾造东林“点将录＂献给魏忠贤，魏看罢连连称赞王绍徽“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时人称其为“王媳妇”。∞后阉党崔呈秀意欲入阁，因担心吏部尚书王绍徽不合作，竟然让御史袁黥罗织王绍徽罪名将其攻击致罢官。阉党内部斗争激烈，言官起不到直书纳谏的作用，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颠倒黑白。吏部无力掌铨，完全受魏忠贤左右，稍有忤逆，便得贬黜。人人自危，有清高者只好求去，奴颜媚骨者得势，在魏忠贤操持官运节节高升。思宗即位后，一举剪除客氏、魏忠贤阉党，令吏部将魏忠贤时期的冤狱昭雪，同时办理复官、褒赠、恤荫等事宜，并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正月，大计天下官吏，启用提拔贤官，罢免扫除奸邪。鼓励举荐贤人，上疏言事。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崇祯阅后赞不绝口，让韩一良于朝上高声诵读。②此外，严格的考核制度，尤其与百姓最贴近的抚按更应严察，对贪暴的官吏以严刑峻法处治。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给事中郝昌上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和内阁首辅周延儒勾搭为奸，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御史蒋振宸也劾二人在某乡试中，纵容幕僚收受贿赂。崇祯帝大怒下诏勒令周延儒自尽，籍其家，将吴昌时弃市。但是崇祯时期明朝的衰败已成定势，尤其到了后期，更是贪污成风，吏部更是以其特殊地位成了卖官鬻爵的交易场所。当时升迁或美缺皆有明码标价，县令升兵曹，银１０００；升礼曹，银２０００，监司欲得边抚，价格在５０００至７０００金左右。每遇大选，即是他们发财的绝佳时刻。为避免东厂以之为借口分一杯羹，故大选之前，须送东厂礼金，一般在二万金左右。此外还有锦衣卫亦是送礼对象。吏部尚书田惟嘉以权纳贿，考选不公，被翰林杨士聪告发，吏部连夜辇重金贿锦衣卫，才使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时人谓之：“吏部囊空，锦衣地重＂。＠“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ｑ＃－－－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具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ｉ｜Ｊ。知也。至ｏ【明】文秉撰《先拨志始》卷．１－．“万历起天启四年止”，．｝：海书店，１９８２年版。雪【Ｈｊｊ】文秉撰《烈皇小识》卷一，上海书店影日Ｊ本，１９８２年。彦单远慕刘益安‘中国廉政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２１页．５５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刻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①结语吏部作为全国文官的管理机构，对吏治有直接影响。明代自废除中书省以后，吏部地位更是大幅提升，成为六部最重要的一部，对全国而言也是炙手可热的衙门之一。吏部对的选任、考核不仅使其成为素质的基本保证，也使之成为左右的吏治的重要砝码。吏部的廉洁与严明，不仅能保证其自身严明执法，公正铨选与考察，而且也能使吏部铨政正常运行，不受他人导引，最重要的是能保证所选所任皆以贤德为标准，从根本上维持吏治的清明。否则，吏部若存在奸人或由贪佞担纲，便会使选官不公，考核不实，所选官吏皆出自亲信，卖官鬻爵横行。这样不仅容易造成植党营私，而且从根本上破坏政治的正常机制，导致素质低下，败坏吏治。吏部与吏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又互相影响。明代初期和皇帝初即位时，吏部正常运转，严格铨选及考察工作，能够保证吏治的清明；后期，皇帝不思进取，皇权往往被宦官或内阁所利用，造成吏部权力被侵夺，吏部多被安插奸佞私人，铨政也成为其打击异己，以权谋私的工具。ｏ【明】谈迁著《国榷》卷八十九，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５６山东师范人学硕一Ｊｊ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一、历史文献：ｌ、【明】姚广孝等编纂，《明太祖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２、【明】杨士奇等编纂，《明太宗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３、【明】杨士奇等编纂，《明宣宗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４、【明】申时行等编，《万历会典》，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５、【明】吕本等辑，《皇明宝训》，明万历三十年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６、【明】谈迁，《国榷》，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７、【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８、【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９、【明】张瀚：《松窗梦语》，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９４年。１０、【明】佚名：《沂阳日记》，《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９７页。１ｌ、【明】叶盛：《水东同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１２、【明】李贤《天顺日录》，中华书局影印刻本，２００７年版。１３、【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９页。１４、【明】祝允明撰《前闻纪》，《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６３页。１５、【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１６、【明】叶向高：《纶扉奏稿》，《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３４页。１７、【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８、【明】张萱：《西园闻见录》，中国文献珍本丛书明刻本影印版，１９９６年。１９、【明】陈红谟：《治世余闻》，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２０、【明】皇甫录：《皇明纪略》，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２１、【明】唐枢：《国琛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２２、【明】王世贞：《皇明盛世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２３、【明】焦弦：《玉堂丛语》，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２４、【明】陈沂：《畜德录》，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７年版。２５、【明】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２６页。２６、【明】刘元卿撰《贤奕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５７山东师范火学硕一Ｉ：学位论文２７、【明】郑晓：《今言》，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２８、【明】王鏊：《震泽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２９、【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３０、【明】尹直：《謇斋琐缀录》，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５年版。３ｌ、【明】王镝：《寓圃杂记》，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７年。３２、【明】徐成：《徐襄阳西园杂记》，《中华野史》，车吉心主编，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０４页。３３、【明】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书店，１９８２年版。３４、【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３５、【清】夏燮：《明通鉴》，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３６、【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３７、【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３８、【清】印鸾章、李介人修订《明鉴》，北京市中国书店，１９８５年版。二、今人著作ｌ、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２、（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３、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４、单远慕刘益安等《中国廉政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三、论文ｌ、（日）阪仓笃秀：《关于洪武十八年吏部尚书余煸受诛问题的研究》，《史学集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２、吴建军：《明代内阁与政权演变的互动关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５月。３、潘星辉：《承袭背后的割断——从“掣签法＂看明、清制度的嬗变》，《中国学术》２００２年第３卷第２期４、潘星辉：《明代文选与社会变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５、王明霞：《明代的文官考核制度及其利弊》，《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ｌ期。６、王兴亚：《明代官吏考核制度论略》，《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年６月。５８山东师范大学硕。ｆｊ学位论文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１、《新石器时期殡葬文化成因》，《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５４－１５５页，发表；２、中组部大型课题“中国历代吏部与吏治’’、国家教育部大型课题《中华大典》（明清卷）、山东省政协“山东重要历史人物＂（待版）山东师范大学硕．１：学位论文后记本文从论题的选定、纲目的设计、材料的获取到文稿的修改以及最后定稿都得了导师朱亚非教授的悉心指导。三年读研期间，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朱老师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在治学和做人方面都获益匪浅。在此，向朱老师致以最真诚的感谢和敬意！论文开题以来，安作璋教授、王克奇教授、秦永洲教授、周尚兵老师、鲁统彦老师等诸位师长都给我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对本文的成型做出过热心的指导，谨向他们表达最衷心的感谢！此外，师哥赵树国在本文资料查找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自始至终关心本文进史专业的一员，感到十分荣幸，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我的同门，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和美好的祝愿。在论文的完结阶段，由于我身体不适，室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舞，事无巨细为我分担。其中马翠和王莎莎与我皆师从朱老师，共同研究完成各项课题，取长补短，互为补史春月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０日６１度和本人前途问题，谨向他表示感谢。本专业虽然不足十人，但一直团结一心，互相帮助，课上曾热烈讨论，聆听恩师教诲，共同进步；课外互相关心，互相学习，我身为中古古代充，都得了长足的进步。二人在生活上也给过我深切的关心和帮助，其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性格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好友蒋俐、陈扬，不仅时刻关心我的身体情况，而且为本文的定稿设计提供了很多帮助，向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明代吏部与吏治研究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史春月

山东师范大学

1.期刊论文 屈军卫.QU Wei-jun 明代传奉官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1)

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于金陵建立明朝,累世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在历史上产生了.朱元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效法汉唐,继于宋元,开天辟地,自成一统.废丞相,设内阁;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集决策大权于一身.丞相用权也被剥夺殆尽,吏、兵二部虽然管理大小的任用,但仅能掌握中下层的管理任用,更使君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中叶以后吏部这仅有的权力也遭受到挑战,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而非经过正常的吏部铨选的传奉官的出现就是其特点之一.

2.期刊论文 方刚.袁均.朱寒冰 《明吏部尚书蹇义神道碑铭》校点及相关考释 -四川文物2009,\"\"(4)

蹇义官至少师兼吏部尚书,是明代地位最高的重庆籍.蹇义神道碑发现于重庆北部新区天官坟附近,碑体量巨大,碑铭部分可辨,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与清代地方志及蹇氏族谱对较考证,对于蹇义及其家族历史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3.学位论文 陈勇 明代三氏学研究 2007

三氏学是指在曲阜阙里设立的教育孔(丘)、颜(渊)、孟(轲)三氏后裔子弟的专门学校。三氏学起源于黄初二年(226年)魏文帝下诏修建的孔氏家学。入明之后，朱元璋出于对孔子的崇拜和对圣裔的恩宠，将宋元以来的三氏学设为三氏子孙教授司。从此，三氏学成为国家儒学体系中的一个机构。 本文主要从学宫、学官、生徒数量、教习、学田、入仕之途以及三氏学与曲阜地方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讨论了明代三氏学的发展变化。明代三氏学学宫经历了古庙学、旧学、新学三次变迁。三氏学学官教授、学录分别由异姓、孔姓担任，皆由衍圣公保举铨选，万历四十年，教授改而直接由吏部铨选除授。学生全部来自孔颜盂三氏后裔，万历十五年添入曾氏，三氏学改称四氏学。明代设三氏子孙教授司之初不设生员名号，亦不应科举、岁贡。随着明代科举的兴盛以及圣裔子孙人数的增多，正统九年，三氏学设生员名号，听提学官考选，直接应山东乡试。成化元年，三氏学又立岁贡之例。明初的三氏学学风淳朴敦厚，明中期以后逐渐败坏，以致于三氏学六十六年中无一人中举。三氏学学田最初为朝廷钦赐，后渐为衍圣公侵吞为祭田，三氏学经费转由曲阜县赋役承担；明后期在山东地方官捐献下，新的学田体系确立。三氏学生员作为曲阜地方的知识阶层，在经济、政治、教化等方面对曲阜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氏学在明代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逐渐官学化的过程。明代三氏学是兼具官学、私学两重性的统一体，官学性与私学性在三氏学中并不冲突，而是逐渐趋向于融合。三氏学在明代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官学性逐渐增强，私学性逐渐减弱。至清代，四氏学的官学化进程最终完成。

4.期刊论文 明代庶吉士考论 -史学月刊2006,\"\"(8)

庶吉士制度是明创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它创立于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八年正式定名,并于有明一代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庶吉士选拔的对象基本是新科二甲、三甲进士.其考选一般由内阁会同吏部、礼部考试,最后由皇帝定夺.与明代士人为求应试而专习八股文相比,庶吉士学习和考试的范围有所扩大.庶吉士平时的学习和考试状况均有档案,是散馆授官的依据.翰林院官职是庶吉士散馆后的主要流向,其次是在京各种官职,外放为官者人数比较少.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5.学位论文 郭朝辉 张瀚《松窗梦语》研究 2007

《松窗梦语》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明人笔记文献，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引征多而研究少，迄今尚无一篇专门研究该书的论文，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价值的充分发挥和利用。

张瀚既受明中后期私人撰述风气影响，又通过个人主观努力为后世留下了这部上乘之作，但其版本流传并不广，在清末以前只有抄本传世。迄今，《松窗梦语》刻本和影印本也各有三种。

《松窗梦语》主要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取材，内容比较真实可靠。同时，张瀚为人正直，为官四方——直至吏部尚书，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对明代中后期的典章故实、朝野风气和风土民情煞是了解，也使得《松窗梦语》在保存这方面的信息上比同类笔记著作价值更大。

《松窗梦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许多记载不仅为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特点，特别是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可以为今天政治、经济建设所借鉴。碧玉也有瑕，《松窗梦语》当然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如偶有引文出处不明和讲封建命数。

6.期刊论文 岳天雷.Yue Tian-lei 由保守到改革:明代隆庆政局的走向——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中心的考察 -广西社会科学2009,\"\"(6)

明隆庆朝为时短促,仅有6年,但却是由保守走向改革的转折时期.前3年是以徐阶为首的保守派对嘉靖弊政进行救弊补偏的阶段,后3年是以高拱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推行改革的阶段.随着隆庆前后期阁权的转移,即高拱职掌吏部事继又提任首辅后,隆庆朝呈现出由保守到改革的政局走向.

7.期刊论文 朱印海 明代诗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评李庆立先生的《怀麓堂诗话校释》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在古代诗歌理论研究中,对明初著名诗论家李东阳的研究过去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县)人,生于北京,逝世后葬于北京.弘治、正德年间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卒谥\"文正\正德初期文坛的领袖,复古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湘籍文学家.

8.期刊论文 陈学文.CHEN Xuewen 明代抗倭监军赵大河评述——以赵用贤撰写的墓志铭为中心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2)

明万历时,吏部左侍郎赵用贤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义乌知县赵大河撰写墓志铭,透露了他们两人意气相投,性刚有才,但仕途多舛的共性.赵大河为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莫逆之交,协助戚招募义乌兵组训成抗倭主力戚家军,并任监军.他爱国爱民,刚毅清正,为人所敬仰,却为历史所湮没,幸赖赵用贤撰写的墓志铭得以留传后世.

9.期刊论文 章继光.ZHANG Ji-guang 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3)

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陈白沙仕进愿望一度强烈,后因科场失利,回乡潜心学问.朱英、彭韶荐之于朝,乃属明代科举选士之外的特拔方式.陈白沙拒试吏部是恪守儒家关于在位者\"执礼\"的原则,以维护人格与\"道\"的尊严.

10.期刊论文 谢天锡 明代\"耀明\"铜印主人考 -南方文物2003,\"\"(2)

我家祖传的遗物中,有一枚铜质古印,柱钮方形,印面刻有阴文篆书\"耀明\"二字,一侧边款刻\"亮工\"二字.清代乾隆年间,由谢氏祖上吏部左侍郎谢墉从周亮工家中征集\"叠山先生遗印\"时,将这枚\"耀明\"印也同时转让过来了,在谢氏家中保存至今,只知道已有几百年了,但不知是历史上何人之遗物.显然,在当时周亮工是知道,周氏后人在转让时也介绍了此印的主人是谁,并表明其意义,否则谢墉是没有必要同时也收下这枚铜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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