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 图/ 何文竞 吴玲
来源：《大众考古》 2019年第5期
文 图/ 何文竞 吴玲
“Typology（类型学）”是近代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之一，指的是通过“对遗迹和遗物形态变化过程的研究，结合地层学对年代的判断，找出其先后演变的规律，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其所反映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可以说“三期论”的提出宣示了科学考古的诞生，而“类型学”的创立、应用与推广则是考古这门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有前辈学者曾说过“如果把近代考古学比喻成一部车子的话，地层学与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足见其重要程度。
起源
“Typology”并不完全是近代科学工作者创造出来的词汇，其在宗教学（神学）中已经被使用了很长的时间。在宗教学术语中“Typology”是一种关于《圣经》研究的神学理论，表示“预表论”，是在《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方法。“预表论”认为，《旧约》与《新约》都来自于上帝的默示，《旧约》中有些内容并不适用于基督徒，对《旧约》的内容不能只简单的作字面理解，而应作为《新约》事件的预示或寓言，特别是《旧约》的事迹被看作是耶稣生平事迹的预示等等。由此可知宗教学术语中“Typology”的意义与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苏联考古学家戈罗佐夫·瓦西里·阿列克谢维奇（Городцов，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认为法国动物学家布兰维尔（Blenwell）于19 世纪初最早将
“Typology”一词用于生物学分类研究中，表达“类型学”的含义。但此时“类型学”的概念并没有在学术界得以推广，其作为学术语言应用于考古学中还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
古钱币学研究的传统
虽然“Typology” 的词根“type” 一词很早便出现在考古学研究中，但在19 世纪70 年代之前考古学者们更喜欢用“form”来表达“类型”的含义，如奥斯卡·蒙特柳斯
（OscarMontelius）早年的学术研究一直使用“form”，直到1870 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改用“type”。古钱币学研究中“type”的使用则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并且非常流行，如埃利亚斯·布伦纳（Elias Brenner，Thesaurus Nummorum Sueo-Gothicorum，1731）、哈伦贝尔格（Hallenberg，1800）等人早在18 世纪就开始在著作中使用“type”来描述古钱币的类型。
19 世纪前半叶，这种传统被当时的学者继承下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典古钱币学家布罗尔·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Bror EmilHildebrand，他青年时代曾去过丹麦并在汤姆森的指导下开展古钱币分类工作，曾先后就职于隆德大学和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在他的早期工作中即沿用“type”一词表示钱币的“类型”。至1846 年，布罗尔·埃米尔在其《盎格鲁—撒克逊钱币》（Anglo-Saxon Coins）一书中反复运用类似“类型学”的方法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古钱币进行研究。布罗尔·埃米尔的工作虽然涉及考古学领域并不多，但他偶尔也会将
“type”用在考古学材料的分类上。布罗尔·埃米尔在研究中用大写字母A、B、C、D、E 等表示类型，进而又用在大写字母后加上阿拉伯数字的方法，如B1、B2、C1、C2 等来表示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各个“类型”，这些做法都被后来的考古学家所采纳和继承。
真正提出类型学的概念并将类型学发扬光大的是汉斯·希尔德布兰德（Hans Hildebrand）和奥斯卡·蒙特柳斯。汉斯·希尔德布兰德深受家学影响，他既是古钱币学家、历史学家，同
时又是考古学家，而蒙特柳斯则是布罗尔·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的学生，蒙特柳斯年轻时曾在斯德哥尔摩协助布罗尔·埃米尔布置过铁器时代的展览（汉斯·希尔德布兰德与蒙特柳斯从这个角度上说可以算是师兄弟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考古类型学的表示方式会被深深的打上钱币学的烙印的原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古学研究中最早系统的使用“类型学”方法的是汉斯·希尔德布兰德。1871 年10 月，汉斯·希尔德布兰德参加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市（Bologna）举办的学术会议，并做题为《青铜时代的扣针》（Les fibules de l'age dubronze ）的演讲，该文被印成小册子发放给与会人员，这本小册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系统地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青铜时代扣针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类型学”序列。
有资料显示，1871 年春蒙特柳斯即已将其《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 ）一书中研究扣针（fibula）的相关章节寄往出版社等待出版，时间上早于汉斯·希尔德布兰德在博洛尼亚的演讲，但这些材料直到一年后才被刊印了出来。即使可以证明《青铜时代》书稿完成时间稍早于《青铜时代的扣针》，汉斯·希尔德布兰德作为考古“类型学”的创始人的地位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早在1869 年，汉斯·希尔德布兰德在《铁器时代早期的诺尔兰》（The Early Iron Agein Norrland ）中就已经用类型学的方法对该地的遗物进行过研究，蒙特柳斯在《青铜时代》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之相似，但要比其晚上三年时间。
据学者考证， 最早在考古学中使用“Typology”这个专业术语的依然是汉斯·希尔德布兰德，他1872 年末撰写、1873 年一月中旬发表的一本名为《科学考古学的任务、要求与权利》（Scientific Archaeology: Its Task, Requirementsand Rights ） 的小册子上首次提出“Typology”的概念。同年年底发表的《欧洲的史前人类》（Prehistoric Peoples of
Europe ）汉斯·希尔德布兰德再次使用“Typology”，并对“类型学”方法作了说明。而蒙特柳斯最早直接使用“Typology”一词还是要比汉斯·希尔德布兰德迟几年。
虽然类型学最早不是由蒙特柳斯提出的，但这并不妨碍蒙特柳斯成为最卓越的考古类型学家。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的兴趣非常广泛，并不专注于考古年代学，蒙特柳斯则不同，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基于类型学方法论上的年代学研究， 他的The Methods andMaterials of the Archaeologist（1884）、T y p o l o g y o r t h eTheory of Evolution Applied toHuman Labour （1899）等书都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经典著述，Typological Method（1903，即《古代东方与欧洲的文化分期》第一卷《类型学方法论》）更是考古类型学方法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随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也使得蒙特柳斯成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代宗师，在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他的地位和声誉甚至超过了“类型学”的创始人汉斯·希尔德布兰德。
生物进化论对考古学类型学的影响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生物学史上，乃至人类自然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伟著，该书的出版引发了整个人类思想的巨大革命，使“进化论”思想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考古学也包含其中。《物种起源》英文版发行于1859 年11 月24 日， 1860 年德文译本出版，1862 年法文本，1864 年荷兰文、意大利文、俄文本相继刊行，瑞典文译本发行在1871 年。从时间上看，这段时间也正好是考古“类型学”从产生到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许多考古学家，包括汉斯·希尔德布兰德和奥斯卡·蒙特柳斯都不止一次的将考古学中器物的类型比喻为生物学里的物种，用生物“进化论”类比“类型学”上器物的演变过程，一些学术史研究者据此认为考古“类型学”应该是直接受生物“进化论”思想影响进而产生的。
事实上， 无论是汉斯·希尔德布兰德还是蒙特柳斯，他们借用“进化论”更多是作为一种简单的明喻，即“类型学”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类似于“进化论”在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
程度，这样描述为的是让考古“类型学”更易被读者所理解与接受， 让考古学更加自然科学化。其实当时的考古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进化论”的一些核心思想在考古学中并不适用，比如“自然选择”和“生物起源于共同祖先”等理论都与器物“类型学”规律相悖，因为人类工匠生产创造器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人工制品种类繁多、千差万别、功能各异，将所有器物归结于同一起源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当然，19 世纪的考古学家多有自然科学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受“进化论”或“前进化论（Pre-Darwinian theory ）”启发，从而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文中部分史料参考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 荣誉退休教授博· 格拉斯隆德（Bo Gr?slund） 所著The Birth ofPrehistory Chronology 一书，在此向博? 格拉斯隆德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者何文竞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吴玲为无锡博物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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