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启示

摘要：本文以发展经济学中的金融深化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中的农村金融系统论为核心主要论述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通过比较，用计量的方法分析了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程度以及对目标客户覆盖深度的影响及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商业化的发展提出了：在我国部分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取消福利型小额信贷而大面积开展商业性小额信贷，提高利率的同时扩大贷款的规模，以便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在欠发达的地区如贵州、山西、甘肃等地，在保留部分福利主义型小额信贷的同时，在适当范围内开展商业性小额信贷，使扶贫贴息贷款和商业性小额信贷共同服务于当地贫困人口。当发展时机成熟时，再将制度型小额信贷完全取代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最终完成我国小额信贷市场的商业化转型。

关键词：小额信贷 商业化 农村金融市场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金融制度的创新，自出现以来一直以贫困或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为他们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产品是小额信贷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常规金融服务的本质特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小额信贷与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这两个目标都是紧密相连的，事实上小额信贷已经成为国际范围内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标志，代表着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实施运用。

理论界按照小额信贷的战略目标将其分为两个流派：“福利主义型”和“制度主义型”。但是从90年始，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以补贴和捐赠为主导的“福利主义型”小额信贷所面临的资金瓶颈和低效率需要一种基于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因此当今小额信贷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实现小额信贷机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施“制度主义型”小额信贷即走商业化道路是必然选择。

纵观国际趋势，联合国将2005年设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希望在全球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并在2006年提出建立普惠制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强调要将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的金融服务有机地融入正规金融体系。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商业化将使更多的低收入人群收益。在国外，拉美地区被国际理论界普遍认为是全球小额信贷商业化运作最为成功的区域，其目标客户主要是农村的低收入或贫困群体，以及微型企业。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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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 刘晶晶 中南财经大学06级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2

焦瑾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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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中，拉美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规模平均每年大约以30％－40％的速度在增长，在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的速度更快3。拉美地区小额信贷的发展在经历了最初主要依靠捐赠的项目经营阶段之后，已经逐渐实现了商业可持续发展和较高覆盖率的双重目标，越来越多的小额信贷机构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实行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的商业化运作。

在中国，小额信贷于1994年以孟加拉GB模式被正式引入，主要针对农村的贫困人口，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大都是以扶贫补贴项目的形式进行，强调扶贫效应，忽视其商业可持续性发展，只停留在拉美20世纪80年代的操作水平。

与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中国农村的金融资源十分匮乏，由于资金的逐利性，金融资源不断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导致金融空洞化。就市场准入而言，中国的农村正规金融信贷市场完全由农村信用社所垄断，而信用社由于长期缺乏市场竞争，其资产质量不断恶化，出现高额的不良贷款和亏损，严重依赖于央行的优惠再贷款和财政补贴，很多农信社无法按照商业化原则运作，导致出现明显的金融逐序现象。这些因素造成大部分中低收入农户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支持，农村金融存在着严重的供求缺口。因此实践证明，在中国，以扶贫和信贷补贴性质为主的小额信贷很难实现较高的覆盖率和商业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要吸引大批资金进入，拓展融资渠道，走商业化道路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在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市场同样面临开放问题，实际上外资机构已经在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廉价进入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在此研究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拉美地区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一、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1、发展现状

（一）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994年小额信贷作为国际组织推荐的一种扶贫方式被引进中国，其目的是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改善其生活环境。截至2006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3万亿元，其中无需抵押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余额1710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农户联保贷款余额1001亿元，比年初增加140亿元。农户贷款余额9197亿元，比年初增加1260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82亿元，增幅22.69%。2006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6，245亿元，增幅19.47%，比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幅高出4.81个百分点。获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农户数为7，072万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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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uerite Berger, Lara Goldmark: ”An Inside View of Latin American Microfinance”, Inter-America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2006. 4

李莉莉：小额信贷正规化演变，《银行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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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农户数的57.6%，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1.2%5。 目前，中国小额信贷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依靠国际和国内慈善机构援助的非形式；第二类，是，包括具有性质的社团组织所开办的小额信贷项目；第三类，是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业务，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刚刚进入小额信贷市场的邮政储蓄。第四类，就是从2005年开始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

到目前为止，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试点的初期阶段（1993年年底至1996年10月）。在这一阶段，小额信贷试点主要是依靠国际和国内慈善机构援助的非形式展开的。其明显的特征是在与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国际援助和软贷款，基本上没有资金的介入。人们重点探索的是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 简称GB）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第二，项目的扩展阶段（1996年10月至2000年）。主要采用乡村银行的传统小组联保模式，以国际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我国机构和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导的“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开始发展起来。第三，2000年至2005年6月。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农户贷款难度的问题，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下，开始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这标志着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进入小额信贷领域。第四，2005年6月以后，我国小额信贷进入探索“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全新阶段。特别是在2005年尤努斯访问中国之后，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农村金融改革的浪潮。去年年底银监会出台，支持各种资本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二）商业性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金融长期以来实行的利率上限和严格的“只贷不存”，早期中国并未意识到商业化小额信贷的重要性。商业化的小额信贷在我国也一直发展的比较缓慢。

随着开展小额信贷的经验的积累以及国际上商业性小额信贷的成功范例的启示，特别是国内和小额信贷学者对商业性小额信贷的研究逐渐深入，中国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启动了可持续小额信贷扶贫项目，集中4个村作为试点，帮助农村发展协会实现可持续性，其中3个村在运作上实现了可持续性。2005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就在于小额信贷的商业化。随着亚洲小额信贷会议的召开，尤诺斯访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目前小额信贷的商业化发展问题在我国掀起了一股热潮。2005年10月，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五省（区）决定各选择一个县（区）进行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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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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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截至2006年10月，我国已成立了7家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并开始发放了一定数量的小额贷款（表8）。

表8 7家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山西平遥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山西平遥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四川广元市中区全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贵州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信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西安大洋汇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融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机构所在地山西平遥 山西平遥 四川广元 贵州江口 陕西户县 陕西户县 内蒙古东胜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2005.12.27 1600 2005.12.27 1700 2006.4.10 2000 2006.8.19 3000 2006.9.18 2200 2006.9.18 2100 2006.10.12 5000 目前在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试点已有两年多时间，在运作机制上，完全以商业投资资本为主，实行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经营，并且按照国家规定明确实施“只贷不存”。在具体和管理制度设计方面坚持商业可持续经营。截至2007年1月的数据显示，山西平遥的晋源泰和日升隆两家小额信贷机构已分别实现利润114.3万元和1.9万元，成功迈出了走小额信贷商业化道路的第一步。但是据调查显示6，其异化倾向已很明显：如将贷款的增长巧妙集中于高人口密度地区，从而不会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而是城镇周边地区；为维持贷款需求和偿还率，逐步将贫困标准提高，从而摆脱最贫困者，将目标群体逐渐转向农村中的非贫困农户；逐步将贷款额度大幅增加，以适应较富裕人群的需要。

除异化外，我国“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呈现出如下基本特点：第一，小额贷款的利率介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之间，高于非组织小额贷款的利率。第二，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抵押贷款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贷款形式。例如，四川广元全力小额贷款公司以发放信用贷款为主，信用贷款占比高达60.7%。山西平遥日升隆公司和贵州江口华地公司70%以上的贷款都是担保贷款，而山西平遥晋源泰公司70.%是抵押贷款。第三，贷款对象主要以个体经营者和农户作为目标主体。其中，山西平遥日升隆公司种养业贷款占52.3%；山西平遥晋源泰公司种养业贷款占.13%；贵州江口华地公司的贷款对象72.2%为农村个体经营户。第四，贷款期主要以短期贷款为主。比如，贵州江口华地公司的短期贷款占77.67%，其余贷款为1年期（含一年）以上贷款。四川广元全力公司均为1年期以内贷款，其中1年期贷款占总贷款笔数的38%。山西平遥日升隆公司3个月期贷款占12.46%，6个月期贷款占65.87%，1年期贷款占21.67%。山西平遥晋源泰公司贷款期限以6个月为主，占贷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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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惠平. “穷人经济学”的信贷权解读——小额信贷“瞄而不准”的现实考量[J]. 商业研究. 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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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53.71%7。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金融业逐渐开放之后，我国小额信贷领域也不乏外资机构的身影。外资银行正在通过“廉价进入”的方式进入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例如，澳新银行计划投入2亿澳元换取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约20%的股份；荷兰银行有意与辽宁农村信用社结盟；国际金融公司（IFC）也把进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作为在中国的主要战略；以及美国“行动国际”、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组织ASA等机构都积极参与小额信贷机构的竞标。外资机构本身具有的业务优势、资本优势、经验优势和管理优势，对我国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2、

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的规模较小，仍然处于试点阶段，其制约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个部分。在宏观层面上，制约小额信贷发展的因素在于：

第一，市场经济不完善。我国从整体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但是在农村市场机制发育的非常缓慢。拉美地区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完全依靠市场来建立和发展，而在我国农村目前尚缺乏小额信贷运作的市场载体，并且缺乏竞争机制。因此，小额信贷的商业化效果在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必然会大打折扣。

第二，作用的问题。我国的金融制度发展充满了主导的色彩，小额信贷市场也不例外。从小额信贷被引入我国以来，小额信贷就和扶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主导型和强制性。许多小额信贷机构都是依赖组织建立起来的，缺乏性、专业化程度也不高。对于缓解贫困的政治承诺以及对于各种扶贫计划行政上过多地干预及介入，都会不同程度地弱化小额信贷的商业化效果。主要表现在：强大的组织力量导致行政强迫命令；从事小额信贷的一般不具备专业知识；某些可能利用小额信贷谋私；制度设计不合理，指挥系统层次太多等等。

第三，国家法律的障碍。目前我国民间小额信贷的各种机构都未能完全获得正式明确的合法身份，也没有系统的监管框架对非组织小额信贷实施有效的监管。尽管我国所有非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机构都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有些甚至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所有这些小额信贷机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也不具备一般经济实体所具有的融资资格。这种状况不仅使非小额信贷机构无法通过吸收自愿储蓄持续地筹集相对廉价的资金，而且也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来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可见，非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机构所处的民间机构法律地位，大大阻碍了其进行商业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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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以上具体数据均摘自何广文. “只贷不存”机构运作机制的特征与创新[J]. 银行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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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可能性。

从微观层面来看，制约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的因素包括：

第一，利率控制。小额信贷机构要实行商业化发展，关键在于其财务的可持续性，而我国在存贷款利率上仍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其小额信贷的最高利率为16%。严格的利率控制使得目前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的收益并不能补偿其操作成本，因而，其商业化发展必然受到。

第二，小额信贷融资渠道单一。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的扶贫资金、优惠再贷款以及外来机构的捐赠，其数量有限，品种单一。其他诸如公开吸收储蓄、基金储蓄和吸收入股等国际上常见的储蓄形式在我国的小额信贷市场还未发展起来。而且我国小额信贷资金来源容易受到的左右，受到金融的，由于无法吸纳公众存款，因而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多数项目一旦离开了外来补贴或援助就很难维持下去。

第三，制度设计不合理。小额贷款作为我国农信社主要的信贷方式，其信贷方式存在很大缺陷。主要表现为：不管何时贷的款，都要在当年年底之前回收。例如2月或11月贷的款都要在年底还清。这难以满足农民发展规模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现实需要。另外，我国的小额信贷制度了一些非农业户对涉农领域的资金需要。突出表现在一些城乡接壤的地区，如非农个体户从事农副产品开发等，现行农户小额信贷制度将其排斥在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小额信贷这种金融产品的设计目的有一定矛盾。而在拉美地区，小额信贷的目标群体中除了个人外，还包括部分微型企业。

二、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的绩效问题：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际小额信贷的发展来看，其根本的宗旨始终如一，即运用创新的金融手段和制度为目标群体提供持续有效的金融服务。而要向目标群体提供持续的金融服务，首先就需要机构本身具有可持续性，即在运行小额信贷业务时，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弥补成本进而获取利润。从拉美地区许多成功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需要引起思考的是，在小额信贷的发展进入商业化阶段之后，正规金融机构在开展小额信贷时8，其面临的是更加市场化的目标，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为贫困或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社会目标往往被忽视。因此在小额信贷机构商业化过程中，不仅其经济绩效（Economic Impacts），而且其社会绩效（Social Impacts）也是小额信贷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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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The MIX Market官方网站显示的资料表明，在拉美地区，大多数正规金融机构在90年代初开始进入小额信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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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公开的财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拉美地区，无论是进入小额信贷领域的正规金融机构、还是转型融入正规金融体系的非组织，其商业化发展对其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世界银行（2005）的研究表明，在剔除通货膨胀和所有补贴因素的影响之后，拉美地区经营业绩优秀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其资产收益率（ROA）可以达到2.5%，而其权益回报率（ROE）甚至超过了全球前10名商业银行16.2%的平均水平（见表5）。其整体营业自足率和财务自足率在2005年分别达到119%和111%。

表5 拉美地区部分商业性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经营业绩（2006）

MFI 国家 1 Compartamos 墨西哥 2 Crediamigo 巴西

(Banco do Nordeste)

3 EDPYME Efectiva 秘鲁 4 CMAC Cusco 秘鲁 5 Financiera EI 巴拉圭

Comercio

6 CMAC Arequipa 秘鲁 7 FINCOMUN 墨西哥 8 MiBanco 秘鲁 9 Bancosol 玻利维亚10 FIE 玻利维亚资料来源：The MIX Market 网站(2007)

国际小额信贷理论界一致认为，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是世界范围内商业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其商业化发展优化了整体的财务经营状况，但是对其商业化发展的社会绩效问题——是否偏离了原来的目标客户群体（Mission Drift），即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发展对其客户覆盖深度的影响，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小额信贷目标客户的覆盖深度（Depth of Outreach），也称贫困程度，体现了其社会价值，根据小额信贷的产生以及定义，其为被排斥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最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是其社会价值所在。因此，有学者提出要防止小额信贷在商业化过程中异化为一般的传统金融，把自己服务的目标也定位在传统金融的目标客户，如果是这样的话，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存在至多意味着一般性的传统金融又增加了一个竞争者而已，而对于那些过去被正规金融边缘化的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而言，小额信贷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由于人们认为只有贫困程度越深的人才有获取金额越小的贷款的需求，其基本假设为：贷款的规模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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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模式 升级 降低门槛升级 绿地 降低门槛绿地 升级 升级 升级 升级

ROA（%） ROE（%）23.18 57.35 17.17 63.66 11.45 59.80 7.43 37.16 7.26 36.59 6.28 33.17 5.71 28.84 5.13 34.44 2.33 22.81 1.86 16.94 小，其客户的贫困程度越严重。因此国际上通常采用贷款规模（Loan Size）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客户覆盖深度，而对于贷款规模的测量通常采用平均贷款规模（Average Outstanding Loan，AOL），或者人均贷款余额与人均GNP的比值（Average Loan Balance per Borrow/GNP per capital(%)）两个指标。AOL越小，或上述比值越小，表示覆盖深度越深；反之，该比值越大，表明其瞄准客户并非最贫困人口。

目前，有关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对其覆盖深度的影响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综述性的文字分析中，而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其中，Microcapital Institute（2006）的研究认为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机构对利润的追逐使其产生了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偏离，而且这种现象随着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继续存在。Robert Peck Christen（2001）通过将AOL作为衡量客户贫困程度的指标，发现拉美地区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贷款规模要大于非组织（NGO），认为商业化发展使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群体不再是最贫困的信贷需求者。Navajas, et al.（2000）通过分析玻利维亚5个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覆盖深度，发现其机构的客户群体并不是最贫困人口，而是刚刚到贫困线以上或以下的群体。

另一方面，Christen（2001）通过分析拉美地区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盈利性和竞争程度对客户覆盖深度的影响，认为贷款规模可能是由贷款策略的选择，到期日和客户本身所决定的，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商业化发展本身并不是其覆盖深度变化，或目标群体偏离的主要原因。但是Francisco Olivares-Polanco（2005）的经验研究对Christen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竞争集中度（Competition Concentration）与贷款金额大小成反比，即说明其市场竞争越激烈，其客户群体越偏离最贫困人口，而更倾向于农户中的中高收入群体，并且指出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年限对其覆盖深度也有影响。Marguerite Berger（2006）通过分析墨西哥的小额信贷机构Compartamos和玻利维亚的小额信贷机构Banco Los Andes ProCredit的运作，认为小额信贷机构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并未放弃对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而是将其目标客户扩大到部分的微型企业，因此商业化发展对其覆盖深度并无直接影响。

鉴于小额信贷覆盖深度的重要意义，下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定量实证分析的角度，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来重点分析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发展对其客户覆盖深度的影响，即其商业化发展的社会绩效问题。

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目标客户的覆盖深度即贫困程度。对于覆盖深度的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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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用上述人均贷款余额与人均GNP的比值（ALB/PCGNP）作为代理变量。 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过程的关注焦点在于机构的可持续性和财政经营状况的变化。本文构建了一组反映正规金融体系下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经营状况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来表示其商业化的发展，来分析商业化发展与目标客户覆盖深度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些变量包括：

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ROA: Return on Assets），侧重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由于表示小额信贷机构的自足率（Self-sufficiency）的公开数据不充分，因此将ROA作为自足率的代理变量，说明机构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其基本假设为：ROA越高，机构的自足率越高，则可持续性越强。

经营费用与总资产的比值（NEOA: Operating Expense/Average Total Assets），表示机构的经营管理的效率，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其基本假设为：市场竞争越激烈，其经营管理效率越高。

贷款呆账准备金与总资产的比值（QOC: Loan Loss Reserve/Gross Loan Portfolio），表示机构的抗风险能力，QOC越高表明其抗风险能力越强。

贷款与总资产的比值（LQ: Gross Loan Portfolio/Total Assets），表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LQ越低表示其流动性越高。

（二）数据描述

由于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所公布数据的可获得性有限，本文选取的样本仅为墨西哥、秘鲁、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尼加拉瓜8个拉美国家共14家小额信贷金融机构9所构成的小额信贷市场，样本期间为1999-2006年。鉴于本章目的在于研究商业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所选样本全部来自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正规金融机构），而不包括NGO和其他类型的组织。在所选取的14家小额信贷机构中，既包括从非盈利组织“升级”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机构，也包括“降低门槛”进入小额信贷市场的商业银行。 所有数据来源于小额信贷信息交流中心（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gram, MIX）网站的公开信息。

表 7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单位：%）

ROA NEOA QOC

1999 2000 20014.452 5.884 3.34919.2 18.062 16.7165.296 5.056 5.663

20024.69915.4844.801

20034.77515.72.56

2004 2005 200.735 5.686 5.76315.8 15.429 15.0834.35 3.881 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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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小额信贷机构分别为：Compartamos(Mexico), FINCOMUN(Mexico), MiBanco(Peru), CMAC

Arequipa(Peru), CMAC Sullana(Peru), CRE DIAMIGO(Brazil), Finamerica(Columbia), WWB Cali(Columbia), BancoSol(Bolivia), FIE(Bolivia), Banco Los Andes ProCredit(Bolivia), Banco Solidario(Ecuador), Vision de Finanzas ECA(Paraguay), FINDESA(Nicara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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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 76.96 78.4 77.44478.3779.10479.392 79.314 81.473

表7列出了所选取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经营层面的变量均值，从表中可以看出，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经营费用占总资产的比重均值基本呈下降趋势，反映出小额信贷机构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其经营效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占总资产的比重均值也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贷款质量有所提高。

2、 模型形式设定检验

由于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包括了个体、指标、时间三个方向上的信息。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情况偏离甚远。因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检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对所有个体截面都是一样的，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

面板数据估计的一般方程模型形式为：yit=αit+χitβi+εit

其中，yit是解释变量，χit和βi分别是对应于i=1,2,……N的截面成员的k维向量和k维参数，N为在截面上选取的个体数，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期为t=1,2,……T。

常用的模型有如下三种情形：

情形1：变参数模型 αi≠αj, βi≠βj

情形2：变截距模型 αi≠αj, βi=βj 情形3：不变参数模型 αi=αj, βi=βj

本文利用协方差分析构造统计量F1、F2来判断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模型形式。

首先计算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1；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2；不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3。然后计算F2统计量

F2=

(S3−S1)/[(N−1)(k+1)]

~ F[(N−1)(k+1),N(T−k−1)]

S1/[NT−N(k+1)]

在假设H2：α1=α2=...αn,β1=β2=...=βN下，检验统计量F2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若计算所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接受H2，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模型情形3，即不变参数模型。

在假设H1：β1=β2=...=βN下，检验统计量F1也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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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S2−S1)/[(N−1)k]

~ F[(N−1)k,N(T−k−1)]

S1/[NT−N(k+1)]

若计算所得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

H1。如果接受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2，即模型为变截距模型；反之拒

绝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情形1，即模型为变参数模型。

在以下的面板数实证分析中，将人均贷款余额与人均GNP的比值（ALB/PCGNP）作为被解释变量，将ROA、NEOA、QOC、LQ作为解释变量设立面板数据。用软件Eviews分别计算3种形式的模型，在每个模型的回归统计量里可以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ue）：S1=925.7748，

S2=1955.6和S3=4261.2。按上式分别计算F统计量，其中N=14、k=4、T=8，得到的两个F统计量分别为：

F1=[(S2−S1)/52]/(S1/42)=0.9 F2=[(S3−S1)/65]/(S1/42)=2.328

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利用FINV函数得到相应的F临界值为：

F (65, 42) =1.614 F (52, 42) =1.0

由于F2> 1.614，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0，所以接受H1。因此，本模型应采用变截距的形式。

同时，由于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所以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减少由于截面单元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选择跨部门残差变量作为权数（cross section weights），并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

3、 模型设立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采用了如下实证模型：

Yit=αit+βROAit+γNEOAit+δQOCit+ϕLQit+εit i=1,2,...,14; t=1,2,...,T 其中：Yit表示不同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在所选年份的人均贷款余额与人均GNP的比值（ALB/PCGNI）；εit是随机扰动项；T是时期总数。

为了减弱多重共线性，用取对数的方式来变换模型形式。由于面板数据的截面成员较多而时期较少，因此采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Panel Workfile）对这种“宽而短”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Eviews软件，对本文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Dependent Variable: LOG(Y)

Method: Panel EGLS (Cross-section weights) Sample: 1999 2006

11

Variable CoefficientStd. Error0.2324520.02810.0535840.0568300.156969

t-Statistic-3.7566323.634037-9.9987143.996575-2.3225

Prob.

0.0003 0.0005 0.0000 0.0001 0.0098

C -0.873236LOG(ROA) 0.102314LOG(NEOA) -0.535770LOG(QOC) 0.227126LOG(LQ) -0.414905

Effects Specification

Cross-section fixed (dummy variables)

Weighted Statistics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F-statistic

0.995982 Mean dependent var 0.995159 S.D. dependent var 0.202256 Sum squared resid 1210.284 Durbin-Watson stat

-1.524902 2.906990 3.395316 1.078392

Prob(F-statistic) 0.000000

Unweighted Statistics

R-squared Sum squared resid

0.973557 Mean dependent var 3.5604 Durbin-Watson stat

-0.821413 0.916194

从表中可以看到，模型总体拟合效果很好，各系数都同通过了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因变量具有解释效应。但D.W.统计量小于2，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序列相关。仔细观察各系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ROA与ALB/PCGNP的比值成正比，即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越强，ALB/PCGNP的比值越大（覆盖深度越小），表明随着机构盈利水平的提高反而其客户群体偏离了最贫困人口。这一点从数理计量的角度验证了有关学者对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的调查，其目标客户群体为60%的中下阶层农户，既不包括10%的最富有者也不包括30%的最贫困者。商业性小额信贷对利润的追逐是其偏离原目标客户的主要原因。由于所选取的拉美国家中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小额信贷利率设置上限，机构对利率设计拥有足够的主动权，完全商业化的小额信贷会根据其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来设计利率标准，实践也证明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利率是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可以达到40%-50%。因此，过高的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低收入或贫困目标客户排挤在信贷服务之外。

12

第二，NEOA与ALB/PCGNP的比值成反比，即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效率和其覆盖深度成反比。这说明在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商业化过程中，竞争使得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效率提高，也使得其越来越不愿意为最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在拉美地区，由于金融业开放程度要相对高于亚洲，因此其小额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也较高。激烈的竞争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为了生存和利润而转向相对较高的收入阶层，而放弃了部分最贫困农户。 第三，QOC与ALB/PCGNP的比值成正比，即小额信贷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与其覆盖深度成反比。说明在商业化过程中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但其客户群体发生了偏移。抗风险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较大贷款规模的实力，在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目标下，其必然会相对提高自身的目标客户层次，而忽视为最贫困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责任。

第四，LQ与ALB/PCGNP的比值成反比，即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也与其覆盖深度成反比，即流动性的增强同样使其覆盖深度降低。较强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构提供较大规模贷款的资金，因此在较强流动性资本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机构也会倾向于增大其贷款规模。

从以上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构对于原目标客户的偏离，即产生了所谓的“目标转移”，这也验证了部分学者的观点：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目标客户覆盖深度和商业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trade-off）。

（二）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探讨 小额信贷的瞄准——团体贷款的作用机制

不可否认，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商业化发展给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和财政状况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事实也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像拉美这样多的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但目前，从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说明，商业化的高速发展使其对原目标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贫困的机制在商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目前，这也是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存在的最大问题。下面将针对实证结果所证实的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小额信贷的瞄准，是指为穷人提供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其决定于小额信贷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在商业化过程中，小额信贷机构是在追求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瞄准贫困，即是在追求公平目标中兼顾效率，这对小额信贷机构意味着需要寻求专门的瞄准工具，否则其贫困客户可能会被遗漏或排除。

本文认为，小额信贷的瞄准工具包括工具和市场工具两个方面。瞄准工具属于直接瞄准，是指通过颁布特定的形式将小额信贷目标客户限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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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范围和区域之内，从而保证非贫困人口不挤占贫困人口的贷款。例如，限定贷款对象为赤贫人口、受灾家庭、农村妇女或某贫困地区等。相比而言，市场瞄准工具属于间接瞄准，它主要是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来防止目标群体的偏离。而小额信贷金融制度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团体贷款的作用机制（Group Lending）。

团体贷款机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如果一个成员出现偿还困难，小组所有成员有义务督促该成员还款，如果该成员确实无力还款，整个团体负有连带责任，其他成员要代替拖欠的成员还款，若不能替为还款，整个借贷团体都会得到惩罚，这种机制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实践证明，团体贷款有助于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瞄准贫困人口。世界上著名的“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在脱离捐赠后以保持9年的盈利记录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它依靠无抵押小额贷款，使639万借款人（96%是妇女）中的58%成功脱贫，并间接影响到3150万人。其2003年开始实施的“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取得实效也是明证。而在这些成功的背后，其精心设计的“五人小组机制”则是成功的关键。具体实施过程

10

：格莱珉银行通常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5-6个小组为一中心）发

生关系；贷款发放采用“二二一”制（最先发给最贫困户，再给另外两户，最后给小组长），并以特有的团体贷款代替了抵押担保；同时还实行定期的（一般为一周）的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这种互相激励和监督的“双刃剑”，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内化为求生求发展的动力，银行也由此将运作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

从上述具体范例中，可以看出团体贷款机制在小额信贷瞄准贫困人口中的作用。而本文认为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在商业化过程中之所以出现“瞄而不准”的现象，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更倾向于个人借贷，其金融机构忽视了团体贷款的重要意义。

4、小额信贷团体贷款的博弈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团体贷款有利于商业性小额信贷“瞄准贫困”在于其能够有效地降低贷款风险。首先，团体贷款机制可以降低贷款的“逆向选择”。该机制使得借款者相互选择同种类型的伙伴来组建团体，一般都选择有一定生产能力且有良好信誉的人作为团队成员，特别是挑选邻居和朋友作为同组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那些他们认为不能按时还款的潜在不良借款者，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成本。其次，团体贷款机制可以降低贷款的“道德风险”。该机制的惩罚效应和监督作用能够有效地约束小组各成员的还款行为。若个别成员发生拖欠将会导致整个团体成员，乃至整个社区成员的反感，这对拖欠

10

甄翔. 孟加拉国“穷人银行”模式改变数亿人生活[N]. 环球时报，2005-03-02(13).

14

者来说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他将冒着今后遇到紧急情况得不到成员帮助的风险，而在生产生活社会化程度很低的贫困地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很高的。

下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具体说明团体贷款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贷款风险，从而保证贫困人口较高的还款率。因此，它在小额信贷商业化过程中“瞄准贫困人口”的作用不容忽视，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商业性小额信贷对目标群体的偏离。

（一）个人贷款效用分析

为了说明团体贷款机制的有效性，首先分析个人贷款的效用函数，然后再进行对比：

设个人贷款的效用函数为：

U(x)=m−(1−α)x−β(m−x)

(m−x) m

其中，x表示还款的数额；m表示借款总数；α表示贷款者的信用度，且

0≤α<1，α越大代表其信用程度越高；β表示惩罚系数，且β>0，β越大代

表惩罚程度越高，假定在个人贷款的情况下惩罚系数β是固定值。

U′(x)=−(1−α)+

2β(m−x) m

1−α) 2β 当U′(x)=0时，个人的效用达到极大值，即x=m(1−

此时个人贷款的还贷比p=

x1−α=1−<1，由此可见，金融机构对贷款者m2β的个人贷款不能保证全部收回。 （二）团体贷款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实际上，团体贷款的参与者一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十分熟悉的亲戚朋友或者同事之间进行，每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信息有完全的了解。因此，本文把团体贷款参与人之间的博弈看作是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假设团体贷款的参与人为n人，每个人的贷款额为m，参与人的效用函数为：

(nm−∑xj)

Ui(xi)=m−(1−αi)xi−δj=1n

n

nm

(nm−∑xj)−βj=1

(m−xi)

(m−xi)m

i,j=1,2,\"\"n

其中，δ表示参与人对团体的关系系数，即团体贷款的参与人对自己的声誉以及团队关系的重视程度。β仍表示惩罚系数，但在团体贷款中，β将随着团体参与人数n的变化而变化，n增多β增大，反之亦然。

n

2δ2βUi(xi)=−(1−αi)+(nm−∑xj)+(m−xi)

nmm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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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每个人参与人的信用度相同，即α1=α2=\"\"=αn，则简单计算可得每个参与人的最优还款额也相同，即x1=x2=\"\"=xn。

当Ui′(xi)=o时，第i个参与人的效用达到极大值。即：

x1=x2=\"\"xn=(1−

1−α)m

2δ+2β相应还款比例为：1>p0=

∑x

i=1

n

i

nm

=1−

1−α1−α>1−=p

2δ+2β2β在团体贷款中，δ和β都与n有关，因此还款比例p0与n相关，即

p0=1−

1−α。实际上，随着团体参与人数的增加，由于“公用地悲剧”

2δ(n)+2β(n)

（Garrett Hardin，1968）11，每个团体参与人对团体的关心程度降低；随着团体人数的增加，由于网络外部性（Economides, 1996）12与声誉的影响，每个团体参与人违约的惩罚度增加。因此，存在一个n(n>0)，使δ(n)+β(n)最大，此时的还款比例达到最大值。由此可见，选择合理的团体贷款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贷款的风险，有利于小额信贷瞄准贫困，在商业化过程中防止异化现象的发生。

三、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采取渐进式商业化改革路径

与中国相比，拉美地区国家的经济特点是，微型企业就业或说是“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较大。根据国际劳动所（ILO）的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国家微型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占拉美地区就业人数的近50%。拉美地区的这种经济特点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明显特色的社会基础。

拉美地区除海地外其他国家与中国同属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与拉美各国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仍然有一定的差异（表9），尤其是对于小额信贷的目标群体贫困人口而言。

表9 拉美地区部分国家及中国人均GDP（PPP方法，美元）

国家 玻利 维亚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Dec., 1968

Economides Nicholas.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6,1(14): 673-700.

1211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3,261 3,253 3,338 3,406

3,481

3,578

3,760 3,956 4,180

阿根廷 12,532 12,171 12,21111,83811,15212,09113,349 14,872 16,440

16

巴西 智利 哥伦 比亚

厄瓜 多尔

6,955 7,092 7,411 7,08,606 8,559 9,124 9,5826,260 5,977 6,244 6,4073,342 3,218 3,375 3,4857,982 8,259 8,869 8,9224,517 4,563 4,725 4,7458,659 8,495 8,524 8,4143,302 3,5 3,914 4,320

7,8109,8176,5513,5748,9995,0037,61,740

7,8506,93,6849,1855,2787,9595,249

8,300 8,680 9,1307,256 7,711 8,3503,967 4,220 4,4609,690 10,150 10,8205,682 6,142 6,7309,158 10,048 11,0375,879 6,650 7,560

10,33210,4 11,738 12,435

墨西哥

秘鲁

乌拉圭

中国

资料来源：BvD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库网站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导致其人均GDP要低于拉美地区较大经济体。由于各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其对贫困的标准将会存在较大的不同，各国公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会有区别，同时由于各国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及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应该清楚认识到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商业化并非一日之功，不宜一味为了追求赶超目前拉美地区小额信贷的发展速度，而将小额信贷市场立刻商业化，大幅提高利率，扩大贷款规模。相反，我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部分借鉴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商业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在我国小额信贷市场采取渐进式的商业化改革路径，应该依靠从国际援助、补贴逐步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我国各省人均收入即其生活水平的差异。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在上海，达到8247.77元，而最低的贵州仅为1876.96元，相差近4倍多。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部分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应首先取消福利型小额信贷而大面积开展商业性小额信贷，提高利率的同时扩大贷款的规模，以便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在欠发达的地区如贵州、山西、甘肃等地，在保留部分福利主义型小额信贷的同时，在适当范围内开展商业性小额信贷，使扶贫贴息贷款和商业性小额信贷共同服务于当地贫困人口。当发展时机成熟时，再将制度型小额信贷完全取代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最终完成我国小额信贷市场的商业化转型。 2、

针对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的改革措施

针对首先在较发达地区展开的商业性小额信贷，我国应该吸取拉美地区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本文将相应从利率、资本、和异化四个

17

角度展开说明。

（一）逐步放开农村利率市场

目前应允许小额信贷机构根据自身的经营目标和财务状况实行不同的利率。首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而言，扶贫贴息在一定时期内需要继续推行，这种对于中国贫困农户当前经济状况的改善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对于实行商业化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可限定在较宽松的利率上限内，允许其参照合理的市场利率来运行，对它们的利率实行暂时的控制，避免其成为高利贷。最后，针对中国金融改革的特殊情况，目前在上应当允许多种利率并存，即扶贫低利率和商业性利率在某些地区可以同时存在，对农村信贷利率市场化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利率的补偿功能，即利息必须弥补经营成本。（2）利率的过滤功能，使得贷款真正投向目标客户。（3）利率的投资回报功能，即把资金投入到目前其他商业银行都不愿意进入的领域，弥补市场空缺，实际上是一种风险投资，但相应地也意味着高回报率。

（二）规范并引导私有资本的流入，促进有效竞争机制的形成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资金来源单一的问题，私有资本的进入既可以增加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也能够促进竞争机制的形成。

由于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长期缺乏竞争机制，农信社基本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其效率低、资产质量差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出现高额的不良贷款和亏损，完全无法实现自身的商业可持续发展。而且，即使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具备了像正规金融机构运营的能力，也由于现行的法律阻碍了其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转型。因此，在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应促进发展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促使已稳定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授予其依法吸纳公众储蓄的权利，同时鼓励民间资金、正规金融机构、外资机构进入我国小额信贷市场，培育小额信贷市场的竞争环境。对于运作失败的小额信贷项目或机构，允许其退出小额信贷市场。并逐步规范资本市场，允许正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融资，促进其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三）理顺与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我国理论界和部门都认为小额信贷仅仅是一种公益性活动或者是社会公益行为而没有将其看作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忽视了小额信贷的有偿性和可持续性。所造成的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一方面造成了小额信贷资源的浪费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贷款的回收，增加了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风险。因此，未来的小额信贷监管框架和法规应该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升级和转型。应该减少对小额信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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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直接行政干预，以及逐步取消减免税收、财政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措施，通过利益机制的引导而不是强制或无的援助措施在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也实现的扶贫目的。

（四）防止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拉美地区小额信贷市场虽然商业可持续发展非常成功，但是其目标群体在商业化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即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着异化为一般性金融机构竞争者的威胁。在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威胁也依然存在。因此，明确目标群体的定位，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异化现象的出现，实现小额信贷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将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其中，间接瞄准机制——团体贷款被证明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

本文认为我国在移植团体贷款模式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关键环节。首先，团体贷款参与者之间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对于团体贷款的成功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因为这种连带责任可以激发贷款者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私人信息，从而解决银行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其次，团体贷款可以采取与激励相容、有规律还款相结合的。第一，如果把团体贷款与激励相容相结合将进一步有利于提高还款率。团体贷款中的激励相容是指，在小额信贷过程中首先发放数额较小的贷款，在及时归还的前提下，再开始发放数额较大的贷款。如果小规模的贷款不能被及时偿还，进一步的信用渠道将被切断，这对解决信息不对称将会有进一步的作用。第二，团体贷款与有规律还款相结合。具体是指，在小额信贷的还款安排中，贷款的偿还在获得贷款之后的几周就开始，还款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贷款到期。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可以在早期甄别那些可能出现还款问题的借款者，以便使银行更有效地控制贷款的现金流，使它们不至于完全被挪作他用。最后，团体贷款的产生背景是最不发达国家孟加拉的农村，而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与孟加拉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移植团体贷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这些背景对于这一外来信贷机制的不同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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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in ten years”, ACCION International, Boston, 2005.

[2]Brigit Helms: “Access for All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 The World

Bank, 2006.

[3] Marguerite Berger, Lara Goldmark: “An Inside View of Latin American

Microfinance”, Inter-America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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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

[5] 徐忠：信贷市场中的非正规金融，《世界经济》，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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