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冰
就整个文学艺术范畴而言，有人做过统计和研究，儿童文学创作与作品，一直以来，始终处于青黄不接、不温不火的尴尬境地。不仅作品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乏善可陈，更别说有像样的大师级作家的出现。相比较于我国庞大的作家群体，及多达几亿数量级少年儿童人口，不能不说，这种局面令人困扰，且让人担忧。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多种多样，有体制原因，有思想原因，也有市场原因，等等，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作品的成人化和低智化，甚至弱智化。两个极端，一个结果：儿童作品不儿童，或太儿童，对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故尔有人大声疾呼，要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要根据儿童心理特点进行创作，这岂是一个呼吁一声，就能解决了的问题？
我们知道，大凡优秀的儿童作品，均是全年龄段的，也就是说是老少咸宜的。例如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美国的动画片《猫和老鼠》《狮子王》、中国的《宝莲灯》等等。这些面对儿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实际上也同样适合成年人观看与欣赏。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低智化的，基本上是“喜洋洋”和“黑猫警长”般的水平，这就进入了创作的上的误区：不仅少年儿童产生恹烦情绪，成年人也是不屑一顾。其效果必然不会好。
从生理和心理学上来说，儿童的心智发育水平，特别是他们的脑沟回的生长发育水平与成年人比较，有相当大的差距，因而他们的认识世界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特别是他们分析与综合能力，逻辑与判断力无法企及成年人，但是，他们“感知”事物的能力并不比年人有多少差别，尤其是对“真善美”的热爱，与对“假丑恶”的憎恨，会即时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成年人更真实、更有水平、更有辨别力。因为成年人，由于人生经历的事情太多，顾虑也就多，许多事情麻木到“见怪不怪”，在观赏与阅读同一作品时，反而不如儿童有更真切的感受。因此，一部好的儿童作品，其一定是考虑
５２
到儿童心理特点的，也一定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陶立群先生的长篇小说《狐乡》，就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优秀作品。其思想性、艺术性
及其商业价值就目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可等闲视之。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思想性。
思想性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儿童文学作品亦如此。《狐乡》描写的是少女天喜与一群狐猴反贪官并为父亲报仇雪恨，为民除害的故事。作者把故事的发生时间放在了明朝，但明眼人一看就知，书里的故事适合于任何朝代和社会。书里描写的贪官数量之多，贪腐之深，及百姓对贪官的仇恨均是空前的，故尔此书就有了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
传统复仇，或为民除害等绿林侠客小说，一般而言，作者喜欢泼墨式的突出主人公的形象，颂扬主人公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作者会赋予主人公以超人的力量与智慧，直白地彰显正义必胜，邪恶必败。例如美国电影《超人》、英国民间传说《罗宾汉的故事》及中国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等，这样来描写，痛快是痛快，却是过于简单化，并极易使主人公脸谱化，作品的感人效果和震憾力也会往往有所失分。《狐乡》则不同，当然少女天喜是本故事的主角，作者笔墨用得也最多，并赋予她些许超人的力量与智慧，这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给天喜“添置”大量的同道者，其中有“蓝鼻头”、“疤儿猴”、“白尾狐”、“笑面狐”等大量的动物们。也有戴先礼、左春以及广大的受害民众，甚至还有同样被欺凌的官兵、狱卒等等。作者深知，贪官污吏的权力是强大的，任何阻止他们贪腐行为的人，都会被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揭露他们，清算他们，把他们打倒，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同时作者也深知，贪官污吏基本上都是说谎者与盗墓贼，他们的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他们的落败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我们所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只是我们另类的阿Ｑ式“精神
胜利法”，要打倒他们就必须有所行动，就必须联合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一起来揭露和清算。即便如此，他们的正义行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与书中的主人公、主持正义的狐猴及广大群众感同
身受，与他们一道，一波三折，不断遭遇困难与挫折，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点，书中有非常好的描述，故事情节没有简单化处理，真实性和必然性让人信服。
其次，是它的艺术性。承继狐鬼文学的民间传统。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同，尤其是小说体裁，其源头发端于古代神话与传说，及至后来的传奇，志怪等。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传奇小说自汉魏以降，香火也还算兴盛，但在我国古代正统文学史里，它却是一直不受待见，难登大雅之堂，即使是再大的作家，再了不起的作品，绝大多作者均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基本上是以怪异的笔名来署名，甚至干脆以无名氏聊以附会。究其源，原因很多，例如书写工具的局限、汉语言初始阶段不够丰富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大多数小说一开始即以怪异示人，不食人间烟火，与正统而固化的儒教正统文化相违背，因而遭到文人及官方的不认可和唾弃。虽则如此，那怕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备受朝廷和官方重视的包括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艺术形式，民间的狐鬼文学依旧兴盛不衰，如山间溪流，及至明清而形成小说蔚为大观的汪洋大海。而集大成者，当推有清一代的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
《狐乡》承继狐鬼文学的传统，汲取了当地民间传说故事的精华，进行了艺术化再加工，提升了这一狐鬼题材的内涵，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表达诉求，更好地为当下服务。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书中狐猴群像丰富多彩，有血有肉，利用这群狐猴作为另一主角，其表达方式更自由，空间更大，也更少忌讳和禁区，也更让人感到可亲可信。相反，如果完全用人间社会正剧来写反腐，政策性和局限性会非常强，甚至有些地方无法深入下去。《狐乡》就没有
《长江丛刊》２０１９．０５
这些顾忌，它所表现出来的喜剧效果，和感染力是其它表现方式所无法企
及的。
巧妙的情节安排。
我们说，叙事性作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来表现作者心底里的那份情愫的。人物形象生动与否，故事真实与否，是否能打动自己并进而打动读者，关键处是围绕人物形象而展开的情节安排。《狐乡》的情节，汲取了大量民间文学养分，迭荡起伏，百转曲笔，一波三折，许多情节发展看似意料之外，却往往在情理之中，常常给读者以惊喜，并会心一笑，勾起人们阅读的强烈欲望，有不一口气读完不能掩卷的冲动。故事里，主人公天喜因与狐猴们在一起，人们就有了非常强烈的误判，以为天喜就有了神功，有了法力，有了战胜邪恶的超级力量。但作者让她第一次复仇，却是以非常狼狈的失败而告终。在其后的复仇战斗中，作者也是让天喜及其小伙伴们数度陷入困境，甚至处于绝境之中，当然，最后总是巧妙而合理地又让他们绝处逢生，并在逆境中，不断学会战胜仇敌的本领，因此而
使得故事显得特别好看。
成功的情节安排，不仅引导了矛盾
冲突，刻画了人物性格，延展了故事发展，塑造了天喜、蓝鼻头及其小伙伴们机智与勇敢的形象，也完成了作为人民群众和正义化身的他们，在与贪官污吏进行殊死的斗争中，一种必胜的历史必然性。在贪腐猖獗，反贪腐也毫不含糊的当下，《狐乡》在非常恰当的时机切入社会最为普遍关心的问题，无疑对反对贪腐起到了一定的摇旗呐喊的作用，这种文化担当和文学关怀，带给人们一丝精神上的安慰，并给予人们以尽扫贪官污吏，廓清天下的希望和信心。
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
讽刺是喜剧性叙事必备的手段之一。其极致的表达方式，即是蔑视与嘲弄，运用得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狐乡》对贪官及贪腐的描述，并没有走空心化的路子，只是用口号漫画式的谴责，或骂大街式的诅咒了事，而是采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其讽刺与蔑视的效果，轻拿重放，四两拨千斤。本书里最大的贪官是邵九久，但最让读者感到兴趣的则对
三个知县的着墨。水阳县、湖县及清水县三县呈鼎足之势，乃兄弟县，三县知
县均是了得的贪官，不同处在于三人的不同身份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水阳县的王三魁，是大贪官邵九久的心腹，坏事干得最多，狡诈多谋。湖县知县高八斤，是皇亲国戚，故尔胆大妄为。对三个贪腐知县的描写，从头至尾，始终运用讽刺的手法，对他们嗜脏银如命的的特殊癖好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例如他们对贪脏的窝藏方式，各有特点，甚至到了让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如清水县知县把脏银埋于茅坑：把自己认为最重要而宝贵的东西，好不容易搜刮来的视之如命的财富，由于担心失去，竟然藏于人人避之不及的茅坑里，致使有嗅觉特异本领的蓝鼻头也失去嗅觉功能，让人忍俊不禁。再如，被天喜和蓝鼻头搜尽银子的知县，衣食无着，也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遭人追打的狼狈相等等，故事对群贪形象的刻画入木三分，刀刀见肉，字字滴血，“活龙活现”。对于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来说，亦是拍手称快的事情。
作者单位：马鞍山市科技局。
（上接第４７页）
的资源条件，却不曾想到，这一切可能
都是某个阶段、某个地区的人们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即的稀缺品。诗人呈现了大旱中的孩子们对于水的珍视，对待纯净之物的郑重保护，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周遭的一切之于我们的意义，重新思索我们面对生命中自身拥有之物的态度。
诗歌创作不仅仅是诗人感知和呈现世界的方式，诗意的生成过程反过来还不断塑造着诗人面对日常生活的思维和态度。余笑忠正是在这样长期与诗歌为伴的谦卑地耕耘中，建立起了自己充满庄严仪式感的精神王国，行走栖居于诗意盎然的生活之中。这样的生活状态也借由他的诗歌启发和影响着读者，如发表在《扬子江诗刊》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的《白鹤高鸣》。诗人在春雨之后的沙滩上散步，惊奇于河道中多出的小洲，由此引发了对于小洲成因的猜想。诗人在想象中将小洲放大为荒岛，把小
洲上的柳树看作“沦落之人”，并借由“沦落之人”的耳目来感知春天的到来，
聆听头顶之上的白鹤高鸣。白鹤高鸣，不仅是为春雨后的蓬勃生机鸣唱，也是为荒岛和“沦落之人”的幸存而欣喜。白鹤作为高妙悠远的意象，在诗歌中往往出现在远离人烟的浩渺之境，而在余笑忠的诗中却出现在城市中一条河道的上空。白鹤在人间的降临，无疑在这里也意味着诗意在日常生活中的降临，诗人自己也被一路欢鸣着的白鹤所感染，在愉悦中“忍不住加快了脚步”。白鹤的出现不仅毫无违和感，还使得诗歌中营造的意境显得更加灵动悠远。一次雨后日常散步的所见所闻，借助诗人独特的视角和丰富想象，被构建成了一个丰饶美好的诗意空间。正是无数个这样充满诗意和仪式感的时刻，把诗人也把我们从日常的琐碎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以超越日渐贫乏的意义荒原，不断充盈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建立起以供栖居的诗意王国。
诗人为何写诗？因为诗歌创作是在意义遭到贬损的生活废墟之上建立诗意王国的超越性尝试。余笑忠的诗歌创作便是这样的成功尝试，正如他试图用平实简约的言辞在诗歌中表达丰沛的情感一般，正如他试图从琐细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寻求庄严而具有使命感的诗意突破一般，也正如他试图借助诗歌来帮助我们构建起富足的诗意空间和精神家园一般。完成这样的尝试是艰难的，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天才和直觉，还需要一个诗人拥有谦逊沉潜、稳健踏实的品质，需要一颗怀揣使命感又充满了爱与悲悯的温暖心灵，更需要长久如一的对诗歌、对生活、对世界的真诚和耐心。诗歌的创作是如此，我们每个人生命中诗意王国的建立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作为一位诗人，还是作为一个真诚面对生活、面对世界的人，余笑忠无疑都是使人心生敬意的榜样。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现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
５３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