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

(CumulativelyNO.211)

当代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

季中扬

　　[摘　要]当代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大思维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三是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文章指出,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认同;理性地权衡历史与现实,只能立足于新文化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认同;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对待现代性与全球化。

[关键词]文化认同;传统文化;现代性;全球化

[作者简介]季中扬,扬州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江苏　扬州　225002[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8-0155-04

　　曼纽尔・卡斯特说:“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认同是对自我的定位,是通过发现与“他者”的差异而确立“自性”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力量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而文化上似乎一直难以确立“自性”,文化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知识界。一方面,民族的复兴要求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全球文化中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在文化上确立独特性、差异性,才能增强民族的归属感、团结感与凝聚力。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现代文化还没有成熟、定型,这造成了人们文化认同的焦虑,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思维误区。

[1](P2)

京剧教学……我们似乎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图

景。其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传统文化毕竟早已不是当代活生生的文化了。

“新文化运动”之前,尤其是“维新变法”之前,传统文化曾经是活生生的文化,它来自于人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为人们当下生活提供价值感与归属感,但是,随着西学东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传统文化开始远离现实的文化生活,成为历史文献意义上的文化。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在全民族的普及与渗透,许多传统文化淡出了民族的记忆。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难以弥合的断裂,长期处于相背离的状态。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早已被遗忘了的、已经成为历史文献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还能否将其复兴,并激发起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呢?笔者认为,一切过去的文化都不可能真正地被复兴,因为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当代人面临一些全新的问题,比如生态、环保、媒介控制、消费主义等等,也不可能完全以古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去解决。复兴传统文化论是将文化看作静态的、已经完成的事物,仿佛中国传统文化永远只能是一个样子,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事实上,文化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西方文化有古代形态与现代形态之分,中国文化也同样应该

一、误区之一: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

从20世纪初的“国粹派”、“五四”时期的“学衡派”、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化论争,一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的两次文化热潮,不断有人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民间持续地升温,出现了着汉服、奏古乐、颂诗经的私塾教育;大学里开始设置“孔子学院”、“国学院”;在教育部支持下,规模极其浩大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在2004年正式启动;近来,教育部又在全国中小学开展

(06BZX06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审美文化学的定位与理论”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2007年度项(CX07B-012r)目“审美文化学范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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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典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而不是去刻意地维护、复兴古典形态。

就此而言,保存、发扬传统文化虽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意义过度夸大,以至于要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建构文化认同。一方面,由于不可能真正复兴传统文化,我们一旦把文化认同指向与当代生活隔绝近一个世纪的传统文化,就有可能拿早已僵死的东西来取代活生生的东西,这显然无助于建构真正的文化认同。真正的文化认同不是一劳永逸地赞同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形式,它是实践性的,是在活生生的文化生活中形成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认同只能是对当代的、现实的文化生活的认同,而不可能是对历史文献意义上的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复兴传统文化,这传统文化究竟是否有益于我们的现代文明,一百年前中国知识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仍然不可能从经验或理论层面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具有内在关联性,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因此,笔者以为,与其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建构文化认同,不如以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心态努力建设当代新文化,在富有魅力的当代新文化的基础上建构文化认同。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建构文化认同,其中多少有些民族主义情绪,这可能会导致以民族的、传统的文化来否定外来的、现代的文化,从而带来复古与排外的危险。因此,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可能会带来另一个思维误区,即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

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密切相关,外来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现代文化能够获取广泛的文化认同吗?

自近代以来,批评现代文化异质性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新文化的现代性完全是“他者化”的,提出要以

[3]

“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这一时期,西方思想界也在反思“现代性”,批评“现代性”造成分裂感、疏离感,以及意义感丧失、精神家园失落,引发了全

[4](P51)

球性对旧文明的“乡愁”(nostalgia)。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近来国内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的核心是市场化,现代性文化的实质则是文化的物化与技术化。这种以技术和物化为特征的文化,不仅无法有效地解决文化认同问题,而且还导致人们自我认同的困惑:自我的被异化甚至自我的丧

[5]失。”我们看到,当代文化认同焦虑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反现代性倾向。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中国的现代性是外来的,其异质性与民族文化精神格格不入;二是现代性所造成的问题自身难以解决,需要复兴东方文明去拯救。

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外来的,完全是“他者化”的,其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只有纯粹的、本土的文化才是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不可能转化为民族文化。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本土的文化,一切文化都只有在交流与冲突中才能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就拿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不仅在起源上具有多民族性,而且在成熟之后,还融入了诸多外来文化因子。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化虽然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的,但并非就是“他者化”的文化,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化完全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经验的新文化。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时,就强调了新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可以说,新中国60年来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向就是建设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如何将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这需要长期的实践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焦虑而轻率地断言现代性与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其实,所谓“民族文化精神”是不断发展、变化,一直处于建构过程之中的,并不存在本质性的、一成不变的、固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二是认为所有现代化社会的现代性都是同一的,西方的现代性是普世化的典范。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曾经提出,现代化是所有社会的

[6](P663-708)

二、误区之二: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世界’……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

[2](P16)

品生产体系。”吉登斯没有提及文化的现代性,其实,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变革。本文所谓的现代性就是指伴随着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在文化领域发生的现代化变革。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在外来文明刺激下发生的,文化上的变革也以外来文化之影响为主导。问题是,科学技术、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的移植并不触及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对容易“洋为中用”,而文化不仅关乎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东西,还与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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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向,一百年之后或在更久远的时间里,全球

[7](P136-145)

将实现现代型社会的完成。即使如此,笔者认为文化的现代性仍然不会是同一的,比如,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之一,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却包容了集体主义精神。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一样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不是否定现代性的理由。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现代化是所有社会的宿命,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无法改变这个趋向,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得依靠现代化本身来解决,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东方文明至多可以提供一些思想资源,而不可能成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救世主。

被动局面。由于全球化与现代化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为了现代化,只能握紧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看一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几年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就应该明白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欢呼全球化,而是说只有理性地权衡利弊才能保证作出最为明智的选择。

近年来,美式英语、美国的文化产品、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乃至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随着资本的扩张在全球泛滥,有人认为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惊呼美国文化将主宰全球文化,其他民族文化或者成为景观,或者是灭绝。我们不想否认美国文化正在成为全球流行文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美国文化成为全球流行文化不仅没有造成其他民族文化灭绝,反而激发了其他民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甚至英、法等发达国家都开始大谈“英国特色”、“法国特色”;另一方面,外来文化进入其他民族之后,往往会发生变异,融入其他民族文化之中。有位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吃麦当劳的方式就与美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不是吃完了就走,而是常常拖家带口或三五成群地在那儿边吃边聊,这是中

[8]

国的麦当劳文化,而不是美国的麦当劳文化。笔者一再强调,文化是不可能直接移植的,它不仅制约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民族个性密切相关,因此,认为全球化将会产生具有同一性的全球文化,会造成文化多样性丧失,这是不可思议的。笔者认为,文化的全球化可能意味着所有民族的文化都将由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即帕森斯所谓的全球现代型社会的完成。但是,即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现代性文化,仍然会存在民族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全球化的、现代性的、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笔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美国文化成为全球流行文化,这并不完全等于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还具有某种积极性内涵。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的全球化,带来一些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所有民族共同思考,如生态、环境、能源、传染病、核扩散、毒品走私、网络安全、生命克隆技术、太空探索与开发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往往涉及人们深层次的文化观念。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构具有全球意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形成某种全球化的文化理念。因此,真正有益于现代文明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意味着对具有“自性”的民族文化的认同,还应该包括对具有“共性”的全球文化理念的认同。认为文化认同就是发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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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误区之三: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

“全球化”是当下最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资本、信息在跨国流动,

生态、环保、能源、传染病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大片、麦当劳、摇滚在全球流行……另一方面,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对此,人们却莫衷一是。在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一是“全球化”是否是殖民主义的最新形态?有人提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意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化的霸权在全球的扩张;二是是否存在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是否会吞没本土的、民族的文化,使得文化多样性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生态失衡?这些疑虑造成人们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主张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与纯洁性,来抗击文化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性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首先是资本与市场的全球化,其次才有交通与信息的全球化,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不可避免地造成强势与弱势的对立,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因此全球化必然带有一些殖民主义色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它为民族国家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分享人类现代文明成果提供了契机。如果因为全球化具有殖民主义色彩而坚决抵制,进而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无疑会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造成落后挨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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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自性”,从而坚守差异性,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尖锐地对立起来,这其实是落入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迷误中。我们知道,当代文化认同理论来自于后殖民主义批评,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要义就在于破除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萨伊德在谈起他的《东方主义》一书时说:“本书作者及书中的观点明显是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的”,“我对一切如‘东方’、‘西方’这种分门别类的命名极为怀疑”。反本质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还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一旦我们将民族性与全球化相对立,修筑起两个俨然对立的堡垒,必将影响我们正确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吸纳问题。

[9]

建构对“五四”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新文化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现代性取向的认同。这么说并不是主张放弃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的立场,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社会在大步走向现代化的同时,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就已经大量译介西方批判现代性的经典著作了,这说明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性始终是警醒的。问题在于,现代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其正面价值远远超过其负面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越出理性批判的疆界,而非理性地鼓吹对抗。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帕兹谈到墨西哥的现代化转向时说,墨西哥的现

[11]

代化不是一个福音,却又别无他途。帕兹的话道出了“后发现代化”民族的无奈,就中国而言,选择现代性是出于被动,而且出现了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否定这个选择则可能意味着失去民族复兴的机会。因此,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面对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问题,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我们的文化理念,从而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现代新文化。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

四、结论:建构文化认同只能立足于现代新文化

笔者认为,重建当代文化认同关键在于明确认同对象,而当代文化认同的对象不外乎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上文已经指出,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退一步而言,即使能够复兴传统文化,这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未必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文化是不可能直接移植的,西方现代文化虽然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具有直接影响,但是,我们终究不可能建构起对“他者”文化的广泛认同。因此,建构当代文化认同只能立足于“五四”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新文化。这个现代新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精神的、理想的层面,其核心是“自由之人格,独立之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理念与为理想献身、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两种精神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以来创造出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如何在理论上阐发、在实践中认同这两种精神,是建构当代文化认同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二是日常生活层面,这主要由现代大众文化构成。在建构当代文化认同过程中,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现代大众文化,这也是个难题。笔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理解大众文化”,而不是固守精英文化的立场过度地批评它。当然,正如精神分析学所指出,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文化认同尤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至今还没有成功地建构起对现代新文化的广泛认同,就否定这个路径。15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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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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