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研究

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研究

作者：徐佳萌 耿鑫 吴丽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14期

摘 要：美国黑人女作家、著名黑人女性主义者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关注被社会边缘化的黑人女性及其命运。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聚焦莫里森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和《宠儿》。通过细读文本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这两部小说深入探讨妇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表达了反对性别歧视的政治诉求和保护自然、化解生态危机的生态意识，将自然环境与女性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有机融合，显示出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特征和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 《宠儿》 生态女性主义

Abstract： Toni Morrison， a famous African-American female writer and feminist， focuses on the marginalized African-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destiny from original and unique points of view in her novel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wo of her famous novels， The Bluest Eye and Bel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s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we conclude that these two novels， which profoundly analyze such social problems as female liberation， racism and sexism， and effectively express Morrison’s political appeal in protesting against sexism and her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reliev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ar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female’s living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and display distinct features and strong awareness of eco-feminism.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 Beloved; eco-feminism 一、概述

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结合了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文中首次提出。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相对于男性，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若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对女性身体的伤害更为严重，由此倡导广大女性积极投身于生态运动。但这种联系实则是在父权制中心之下形成的概念，经不起反复推敲。近年来，通过自我完善、自我批判与自我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逐渐意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逻辑”才是造成各类不平等现状的背后元凶。于是，开始通过批判传统哲学观点，呼吁建立“一种多元化、有差别、但没有等级压迫的平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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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女作家、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者托妮·莫里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的主要长篇小说有《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宠儿》（Beloved）、《秀拉》（Sula）等，其作品情感炽热、语言简短而富有诗意，深受读者喜爱。莫里森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著称于世。她的写作视角独特，从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出发，为追求各种形式的平等而极力奔走呼号。

本课题组将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与《宠儿》两部小说纳入研究视野，挖掘莫里森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之间的内部联系。同时，深入解读莫里森如何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如何把实现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的政治诉求与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紧密结合，进而引发广大读者对性别歧视问题和生态危机问题的深入思考。 二、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最蓝的眼睛》是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69年，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惨故事。她的原生家庭深受白人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对与生俱来的黑人文化产生厌恶，导致家庭成员形成扭曲的价值观：母亲宝琳嫌弃亲生女儿佩科拉的丑陋;父亲乔利则在一次醉酒后糟蹋了仅有11岁的佩科拉。怀孕后的佩科拉受到周围人的嘲讽和侮辱，最终变得精神失常。

在这部书中，莫里森的思想与早期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突出强调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共鸣”这一主题。早期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亲近自然、“妇女对自然界有一种认同感”。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人类通常将土地比作“大地母亲”，因为自然界中有丰富的资源，哺育了数代人类，与女性用自己的乳汁養儿育女的过程相似;再比如将未经开发的森林比作“处女林”;将首次出版的作品称为“处女作”……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也通过多种形式，在女性与自然之间建立联系，符合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 2.1 联系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大量描述了“女性与自然的亲近性、认同感”这一主题。首先，女性每月都会经历的“月经”就与大自然的四季循环、昼夜交替等现象有相似之处。在第一章，作者就描述了佩科拉月经初潮时的情景：三个女孩子既好奇又惊恐，毫无经验的克劳迪娅姐妹帮助佩科拉将棉花条夹在两腿之间，但最终在麦克迪亚太太（克劳迪娅姐妹母亲）的帮助下，佩科拉才实现了由女孩到少女的转变。作品还强调了女性与自然相类似的生育能力：女性用子宫孕育儿女，用乳汁哺育后代;自然界中同样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哺育了数代人类。文中的佩科拉与克劳迪娅姐妹对生育之事也是充满着好奇与向往。这体现出女性对于孕育生命的重视，以及内心深处洋溢的爱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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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多处提及“蒲公英、金盏花、向日葵”等生命力旺盛卻不曾被人欣赏的植物。第三章，佩科拉表示她喜欢随处可见的蒲公英，因为它们的繁殖能力极强，叶子还可以用来做蒲公英汤与蒲公英酒，但蒲公英从未得到人们的赏识，被称为“野草”。这暗含了尽管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揽了许多脏活累活，但仍旧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以白人种族、黑人男性为主的多重压迫。“世界上每个人都居高临下地对她们发号施令”，在黑人女性的生活中，毫无关爱与尊重。

佩科拉被父亲奸污这一悲剧的发生，直接原因是因为佩科拉的原生家庭关系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则是远离自然的恶果。宝琳与乔利在乡村中相识，那时的宝琳与大自然格外亲近，内心仍保存着固有的黑人文化，而乔利恰好被这样的自然气息与文化归属感所吸引。“乔利好像很享受她的陪伴，甚至喜欢她身上的那种乡村气息和对城里事情的无知。”但是，当他们移入俄亥俄州后，远离了大自然的恬静与美好，进入了工业社会、白人文化的聚集地，一切都变了：等待着他们的是无休止的争吵与斗殴。宝琳与乔利关系的恶化暗示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亲近自然，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和谐与美好;倘若人类远离自然，把自然当成剥削利用的对象，到头来人类只能自食恶果。只有与自然建立联系，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才能使人类的基本利益得到保障;相反，若一味对抗自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悲剧发生后，佩科拉和母亲搬至小镇边居住。她徘徊“在废轮胎和向日葵之间，在可乐瓶和蒲公英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废弃与美丽之间”。“废轮胎”与“可乐瓶”，是无数工业垃圾的缩影：人类从自然界中攫取原材料，为了社会经济发展，制成化学制品，使用过后的垃圾废料，最终又流向自然，严重污染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向日葵”与“蒲公英”，代表了自然与女性之美，及其强大的繁殖力与生命力。这些意象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未受到破坏的自然之生机勃勃，强烈抨击了人类为了一己私利剥削自然、男性出于欲望侵犯女性等行为，表明作者呼吁人类保护自然、号召男性尊重女性的美好愿望。 2.2 压迫

故事的一开始，就能看出作者意图表明“人类压迫自然，男性压迫女性”这一观点。莫里森将“没有发芽的金盏花”与“怀了父亲孩子的佩科拉”相联系。金盏花在应当绽放的时节没有发芽，克劳迪娅将其归因于自己把种子埋的太深，加上土壤十分贫瘠，不适合金盏花的生长。其实，这暗含着在本不适宜金盏花生长的土地中育苗，揠苗助长、极尽所能剥削自然，结果当然是徒劳无益。同样，佩科拉被醉酒的父亲猥亵后怀孕，更是违背了伦理道德，文章的开头便奠定了全文的悲剧基调。

上文提及佩科拉的母亲宝琳与父亲乔利间的夫妻关系不和谐，原因之一是他们远离自然。除此之外，造成他们夫妻关系逐渐恶化的原因还有很多：父亲乔利童年时被父母遗弃，跟着姨婆长大，从小缺失父爱与母爱，所以当他组建家庭后，他不懂得如何去爱护妻儿、承担责任，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母亲宝琳跟着乔利初到白人数量众多的俄亥俄州时，很难适应，加上乔利态度的转变，她不得不努力使自己融入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区之中，以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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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所谓的“尊重”。宝琳按照当时的潮流打扮自己，并且走进电影院观看白人电影，白人的价值取向不知不觉渗入了她的思想，她开始以白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白人以“白皮肤、蓝眼睛、金发为美，黑皮肤为丑”，所以当宝琳看到自己生育的佩科拉时，便开始嫌弃自己亲生女儿的外貌。在佩科拉的家庭中，父亲自我认同感混乱，母亲舍弃了自己原有的黑人文化，极力迎合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价值观。成长在这样畸形的家庭环境中的佩科拉，对自己的黑人身份产生怀疑并感到羞耻，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这种想法在肤色较浅，家境富裕的莫丽恩口中得到证实：“你们就是难看！又黑又丑！”佩科拉心灰意冷，便渴求得到一双蓝眼睛，希望能以此融入周边社会，被大家接受。

文化霸权与身份误置在佩科拉的原生家庭之中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最终产生令人痛心不已的悲剧。但在这部小说中，这只是发生在佩科拉家中的个例，不具有普适性，因为文中的克劳迪娅一家却仍旧传承并发扬自己的黑人文化，勇敢地同白人主流文化作斗争。其中，克劳迪娅对待洋娃娃的态度便能折射出她对白人文化的态度。其他人都喜爱白洋娃娃，克劳迪娅却讨厌她们，还毁坏了不少白洋娃娃。她不明白大家对白洋娃娃、白人小女孩的喜爱之情是从何而来，也并不觉得白皮肤、蓝眼睛就是美好的象征。克劳迪娅完全没有以自己的黑皮肤为耻，她对黑人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完全得益于克劳迪娅父母的教育方式。克劳迪娅的母亲，麦克迪亚太太，对女儿们的关心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她悉心照料生病的克劳迪娅;她误会了克劳迪娅姐妹时会真诚的道歉，并帮助她们解决问题。克劳迪娅的父亲，关心妻女、热爱黑人社区;当他得知女儿弗里达被亨利先生骚扰后，不仅将一辆旧三轮车扔向亨利，还想取为女儿报仇，力求将女儿所受的心理伤害降到最少。克劳迪娅与弗里达生活在如此和谐、温馨的家庭之中，所以她们勇敢、自信、善良：当她们被莫里恩羞辱时，她们敢在街上大声叫骂来保卫自己的尊严与权益;她们无比热爱黑人文化，丝毫不认为自己的文化低人一等。她们勇敢的摆脱白人文化的桎梏，坚定的立足于黑人文化之中，这是她们姐妹二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 通过将女性与自然之间建立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者将女性与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而发出强有力的呼号。从《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暗示了女性的发展同自然的命运息息相关，深刻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这一主题。原文的确提及白人文化霸权，揭示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价值观渗透至佩科拉的小家，迫使其父母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根基，造成自我同一性混乱，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但该事件仅仅发生在佩科拉一家，不具有普适性，无法代表黑人种族的整体情况。因此，笔者认为，本部作品还是主要表明了“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这一主题。

从后期逐渐成熟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理论有自身局限性。早期学者将自然事物赋予“女性特色”这一观点是在父权制社会的背景下形成的，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压迫。尽管视角新颖，在当时也引起了一定轰动，但是不能忽视其自身局限性。 三、反对统治逻辑、构建和谐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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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思想日益成熟，理论也更有说服力。

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学者经过更深入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这一阶段，为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们发现，在“人类征服自然”、“男性征服女性”两种命题的背后，隐含着“二元对立”、“等级制度”等传统思想，但最为致命的是“统治逻辑”——“对于任何X和Y，如果X在道德上优于Y，那么X对Y的统治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传统哲学认为，理性优于感性，精神优于物质。男性被视为理性与精神的化身，感性则被视为女性的特点，所以女性被物化，男性征服女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大自然没有，所以人类统治自然亦被认为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在此阶段，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们从新的视角出发，大力抨击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逻辑”、“二元对立”等传统哲学观点，呼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男女平等、种族平等的美好社会。

而托妮·莫里森在《宠儿》这部小说中表达的观点与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宠儿》一书出版于1987年，该时间节点恰好对应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断成熟、研究不断深入、理论更有说服力的时代。故事的主人公塞丝，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摆脱继续成为奴隶的命运，不惜亲手杀死襁褓中的婴儿，宠儿。宠儿阴魂不散，不断骚扰塞丝的日常生活，并于18年后重返人间，来报复母亲。细读文本，读者仍然可以发现莫里森将女性与自然之间建立联系，但相对于《最蓝的眼睛》，《宠儿》中描写“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文字相对较少。反之，莫里森投入大量精力，抨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逻辑”，反对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并从整个黑人种族的视角出发，“声援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倡导构建平等、和谐、美好的社会。 3.1 伤痕

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多次提及塞丝背后的伤口，这是塞丝被奴隶主痛打之后留下的痕迹。文中，帮助逃难的塞丝顺利产子的爱弥曾这样评价塞丝背后的伤口，“（伤口）是棵树，露。一颗苦樱桃树。”表面上，这段文字是莫里森在女性与自然之间建立的联系，继承了早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但也暗含了其他寓意。首先便是性别歧视。女性也好、自然也罢，都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中成为被剥削、压迫的对象，丧失话语权，若是敢有一点反抗，迎来的只会是更残暴的惩罚。塞丝被学校老师的侄子抢走了奶水，想通过反抗来为自己争得些许权利，于是向加纳太太揭露他们的罪行，但事与愿违，塞丝被学校老师痛打，差点丧命。 另一层含义便是种族歧视。奴隶主对黑奴的尊严肆意践踏，甚至将他们视为“牲畜”。黑奴在当时毫无可言，对于外在的压迫与侵犯只能逆来顺受。就这一点而言，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思与保罗·D的经历都是很好的例证。贝比·萨格思认为“那些白鬼夺走了我拥有和梦想的一切”。保罗·D的手腕与脚踝处曾被套上镣铐，嘴上被带上铁嚼子，并被拴在马车轴上，完全是非人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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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黑奴”，是整个民族血与泪的回忆，是“统治逻辑”的深刻体现。由于西方工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理性”一词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关键词。“自然”处于“理性”的对立面，位于“理性”之下，按照统治逻辑，“自然”理应得到“理性”的控制。白人男性处于理性的核心地位，那么“妇女、有色人种、奴隶、原始人则在人的理想模式之外”。莫里森在《宠儿》一文中，大量描写黑奴的惨痛经历，并释放出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以此强烈抨击白人对黑人的压迫与凌辱，从而引发读者对于摒弃统治逻辑、弘扬种族间平等相处的深刻思考。 就保罗·D而言，尽管他的种族不占优势，但是作为黑人男性，他具备性别优势，在黑人种族中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他见过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人容光焕发，而只是泛泛地展示一番。”他下意识地将女性物化，表现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以及统治逻辑。因此，黑人女性的地位处于最底层，承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迫，她们所受的委屈，是思想受制于“父权意识”的黑人男性体会不到的。

莫里森通过描写不同种族的男性对黑人女性施加的压迫，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即“指出父权制中的非理性”，倡导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 3.2 自然

这部作品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莫里森在全文中多次赞颂自然的治愈力，倡导人们亲近自然。塞丝在怀着身孕逃难时遇到爱弥，当爱弥发现塞丝不太舒服时，选择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减轻塞丝的痛苦，于是她“把塞丝的两只脚挪到铺满树叶的石头上，不让脚踝太吃力”。这些细节不仅体现了自然的治愈能力，而且体现出女性往往倾向于“寻求大自然的抚慰”。贝比·萨格思同样选择在丛林深处的“林间空地”对黑人社区居民进行谆谆教诲，“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肉体……热爱它。强烈的热爱它。”黑人们在丛林深处的活动，不仅象征着黑人种族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展现了在强势的白人文化重压之下，黑人种族的文化坚守与民族气节，而且暗示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否定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统治逻辑观念。

在以保罗·D为代表的黑人男性身上，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与自然间产生的共鸣。当保罗·D想要逃离奴隶主的压迫，前往北方时，切罗基人告诉他“只管跟着树上的花儿走。它们去哪儿你去哪儿。它们消失的时候，你就到了你要去的地方。”自然仿佛是灯塔，为他前往摆脱压迫、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指明方向。保罗·D紧跟着大自然为他指出的道路，最终成功到达北方，得到救赎。人类只有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得到自然的最大恩惠。反观今日，各种形式的污染让生态系统变得乌烟瘴气;人类为了蝇头小利猎杀各类动物，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好在，各国已经意识到了此类行为的利害关系，着手推崇“科学发展”，弥补以前“重发展而轻生态”的过错。

《宠儿》在表现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方面可谓是承上启下：承接早期思想，表明女性与自然之间“相互慰藉、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自然女性化”与“女性自然化”之间进行灵活转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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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展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经过不断完善后形成的新思想，抨击了“统治逻辑”、“父权制度”等传统哲学观点，展示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实现了质的飞跃，最终表达了共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愿望。 四、结论

笔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深度剖析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与《宠儿》两部著作，认为莫里森将自然环境与女性生存状态、心理状态进行融合，深入探讨妇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表达了保护自然、化解生态危机的生态意识和反对性别歧视的政治诉求，显示出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特征和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两部小说所表现出的侧重点与主题思想有所不同。《最蓝的眼睛》着重描写了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内部联系，与早期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但是这本书有自身的局限性，因为“所谓的女性角色、女性原则、女性价值、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都是在父权制下形成的概念，本身就是特别压迫的产物”。而在《宠儿》这部书中，莫里森则用大量笔墨书写了白人对黑人施加的种族歧视、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施加的性别歧视，着重批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逻辑”。这与不断发展后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完全吻合，说明莫里森的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都在与时俱进，都在通过不断发展、不断找寻新的方式来阐述新的故事、建构新的和谐。

希望以上研究，能够引发读者对于生态危机与社会歧视的深入思考，找寻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希望能为“实现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某种文化参照和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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