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近年中美贸易问题

中美贸易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好中美贸易关系无疑对中美合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8日在华盛顿落幕，双方在经济、能源、气候领域达成多项共识，标志着中美合作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中美贸易由来已久，现在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实施的低储蓄率,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

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

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目前也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中美两国都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同时双方都认为美国的消费者应当提高储蓄率，而中国的消费者则应当增加支出。

虽然彼此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深，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加剧。在美国，产业工人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言人担心，来自中国的产品会夺走他们的工作。而中国的企业则认为，他们在向美国投资和开展贸易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在中国从事生产和投资业务的美国企业也同样担心，自己会在中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现今，中美贸易之间所产生的摩擦正在加剧。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首先，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贸易摩擦。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发生摩擦和争议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一问题又由于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而加剧——尽管今年迄今为止的逆差金额比2008年同期略有下降，但依然数额巨大——它进一步导致了政治层面的摩擦。在一些人的眼里，美国国内就业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而贸易逆差无疑成为这一威胁的具体体现。

其次，中美两国在投资领域的紧张局面也在加剧，两国近期发生的一些备受关注的事件表明了这一点。虽然中美彼此向对方的直接投资规模并不很大，但在若干备受关注的案例中，双方都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进而加剧了投资领域的紧张局面。例如，中海油针对美国能源企业优尼科展开的收购，由于在美国国内遭遇到政治阻力而终告失败，这使得中国一些企业认为美国市场并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至少像能源这样的敏感领域是如此。与此类似的是，可口可乐针对中国一家果汁生产企业提出的收购计划，被中国的反垄断主管部门否决，这一案例在美国同样导致人们怀疑，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不是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

第三，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加剧了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这次衰退导致美国经济大幅下滑。贸易摩擦和诉讼案件的数量往往呈现出反周期特点，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通常会有所增加。在目前经济低迷时期，美国的企业有可能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提出更多的诉讼。

这一紧张局面还随着中美两国采取应对衰退的经济刺激计划而进一步加剧。两国的经济刺激计划都投入了数千美元的资金，用于拉动各自的国内需求。如果国外的企业享受经济刺激计划提供的机会——以及由此导致外国企业认为自己受到歧视待遇——必将进一步恶化双边贸易关系。

最后，一些广受关注的贸易纠纷还往往会成为加剧贸易摩擦的“导火索”。目前，美国针对中国产轮胎提起的421条款案就是一个例子。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以中国对美轮胎出口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6月29日，美国贸易委员会建议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特别从价关税。

本案是美国奥巴马对中国发起的首例特保调查。根据中方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轮胎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此案遭到中美业界的广泛反对。中国商务部就此案多次与美方相关部门进行交涉。此前，美国布什曾对中国发起六起特保调查，最终均未采取特保措施。

目前，我国轮胎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如果削减输美轮胎半数产量，就意味我国会出现12%的剩余轮胎产能。此外，根据WTO规则，如果奥巴马批准了对中国的特保制裁，相关国家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制裁方案。

奥巴马屈从于国内政治压力，在轮胎特保案上做出的裁定，意味着美国已改变了在特保案中的一贯立场，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为此，中方采取相关强硬举措也就势在必然。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商务部随即宣布，对部分美国汽车产品启动了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对美国肉鸡产品启动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

中方的针锋相对，也让奥巴马面临压力。美国禽肉和鸡蛋出口协会日前就指责，是美国挑起了对华贸易争端。该委员会总裁詹姆斯萨姆纳称，他们理解中国方面的愤怒，而目前的问题更多责任是在美国方面，“我们为奥巴马当局的处理方式感到不安”。萨姆纳的担忧自有道理。中国是美国肉鸡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但因为轮胎特保案，该行业正面临池鱼之殃。

尽管中美贸易战看似一触即发，但考虑到中美整体利益，贸易战也应该可以避免。因为轮胎案毕竟只涉及22亿美元，而中美两国贸易额每年达到数千亿美元。孰重孰轻，双方都了然于胸。这从中美双方采取的一系列相对克制的举措中就可看出。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就对本报记者说，中美作为贸易大国，总会有一些贸易摩擦、贸易诉讼，“这其实和整体友好而合作的贸易关系并行不悖”。可以说，中美合作共赢，这是大局；但合作中也存在斗争，这是策略。

该研究所贸易专家加里赫夫鲍尔就指出，中方采取的是“吓阻”战略，以此遏制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冲动。他说：“中国传递给美国的重要信息就是：美国在再启动类似特保措施时，必须三思而行，因为如果你再这么做，我们也将会报复。”

对于中美贸易前景，尽管存在种种挑战，但应该还不至于失控。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有上升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仍有一些重要的机遇来减少双边贸易摩擦。首先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虽然最近结束的S&ED并没有就具体问题达成多少共识，但这一对话机制为最终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双方在对话中商定，将共同努力推动在2010年之前完成重要的世贸组织谈判，并将进一步放松贸易管制。同时，美方表示，将继续研究中国关于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尽管美国不大可能很快改变其立场，但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有助于中国产品在反倾销案件中取胜。美方还表示，其目前执行的外国投资审核程序是本着公平和透明的原则，对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对美国企业发起的收购，进行审查，今后还将继续坚持这种原则。虽然美方的这一表态说明其不会改变目前的做法，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恢复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化解他们对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忧虑。

对于那些在华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而言，S&ED也具有长期的影响。例如，中美两国商定，继续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该协议将会给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提供新的保护，使其不再因中国针对美国投资的随意变化而蒙受不利影响（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也将得到同样的保护）。中国还同意继续考虑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简化外商对华投资的审批程序，从而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投资机会，并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求美国放宽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方面实施的。虽然美国在短时间内很难放松这方面的出口，但就长期而言，最终放宽无疑有助于扩大其对华出口规模。

第二，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的双边对话机制。最近举行的S&ED主要侧重于长期性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两国可以展开协作的那些领域。而中美商贸联委会的对话机制则更侧重于技术性的事务，经常具体到某个行业领域的贸易问题，同时也是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作为2006年以前中美之间的一个主要对话场所，中美商贸联委会在解决双边贸易纠纷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能够保持这种态势，无疑中美商贸联委会还将在化解双边贸易摩擦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S&ED过程中未涉及的诸多技术性的、涉及具体行业的经贸问题，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也加以了讨论。

最后，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采购协议》也为中美双方减少贸易摩擦增加了一个可行的渠道。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均未向彼此开放采购项目。中美两国都有数量庞大的采购项目，而且各自都有许多有能力参与此类项目的供应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采购协议》必将进一步开放双方的采购市场，并且会通过鼓励相关企业的有序竞争使两国贸易实现双赢。

加入《世贸组织采购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免受有关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商品、服务

以及采购项目而制定的所谓“购买国货”法律的不利影响。中国已经有许多企业完全能够以其国际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抗衡。为此，中国应当加快签订《采购协议》的步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摩擦，使两国都能受益。

总之，虽然人们有理由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仍有可能加剧，但在解决这些摩擦方面也存在着重要的机遇。

种种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