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影响

目录

安倍经济学及其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影响 ............................................................................................................... 2

什么是“安倍经济学”（人民网日本频道 2013-02-27） ........................................................................... 2 “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国际金融研究 2013-07-17） ................................................. 3 IMF：无证据表明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财经网 2013-05-30） ................................ 12 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中国新闻网 2013-05-24） ............................................................................... 13 解剖安倍经济学：救了日本害了中国（中国金融网综合 2013-05-15） ............................................... 14 安倍经济学以开放促改革中国当务之急是经济结构转型（21世纪网 2013-05-13） .......................... 16 “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财经国家周刊 2013-04-01） ....................................................... 16 “安倍经济学”对今年浙江省对日贸易影响初析（浙江省商务厅 2013-04-27） ............................... 18 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及其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影响 ................................................................................................. 20

奥运经济助力结构性改革对中国外贸产生辐射效应（北京商报 2013-09-09） ................................... 20 中日企业合作投资诱惑与风险并存（中国经营报 2013-08-31） ........................................................... 21 对中日经济合作不必期待过高（环球时报 2013-08-14） ....................................................................... 24 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中日经贸可望回归正轨（光明网 2013-05-27） .............................................. 25 日元贬值，中日贸易之争加剧（环球时报 2013-01-28） ....................................................................... 27 日本经济“内部化”中日经贸需谋新思维（财经网 2013-01-08） ............................................... 28 日本《外交学者》：中日经济进行结构性转轨（环球网 2012-10-10） ................................................. 31 借鉴：台媒评日本产业结构革新对造成重大冲击（中评网 2013-05-22） ................................... 31

安倍经济学及其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影响

什么是“安倍经济学”（人民网日本频道2013-02-27）

来源：人民网日本频道 2013-02-27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灵活的财政、大胆的金融宽松、吸引民间投资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轴。

■理论背景

安倍经济学的相关经济理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没，之后实施了增加消费税率等货币紧缩，结果名义GDP陷入停滞。90年代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提出日本可能掉入了“流动性陷阱”，并指出日本要经济复苏，应大量印发纸币，增加民间需求。具体措施之一是日本银行购买长期国债。

另外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日本破没之后将会陷入至少10年的萧条期，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日本应通过财政赤字及增发纸币来融资。新发行的货币进入人们手里，便会刺激人们进行消费，另外银行及金融机构增加向民间企业的贷款同样会带动经济发展。

■具体措施

为了推进经济的落实，日本在经济财政担当大臣甘利明下设置了日本经济再生部，其下又设置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产业竞争力会议等。

1.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 2.促使日元贬值 3.利率降为负值

4.无实施量化宽松货币 5.大规模的公共投资

6.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 7.修改日本银行法等 ■声音观点

尽管“安倍经济学”旨在制造通胀预期，从而刺激日本民众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带动日本走入价格上升、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但是多位专家表示并不看好，指望日本短期内摆脱通缩并不现实。

必将走向破局的“安倍经济学”

日本问题专家陈言表示，安倍主张的通胀论，给日本带来的将是物价飞涨，其结果也自然会出现民不聊生的现象。在家电、钢铁、造船等产业衰退的时候，在汽车等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工厂以后，参加本次大选的16个政党，均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在日本做下去的产业，对产业缺乏新的主张，不能为解决日本国家财政赤字问题提出对策，这些是日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也绝非一个通胀目标就能解决的。

判断“安倍经济学”为时尚早

标准普尔主权评级董事小川隆平表示，目前判断“安倍经济学”能否帮助日本成功摆脱通缩为时尚早，称判断应对通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改善私有部门投资与消费环境来改变对未来通缩的预期。”

“安倍经济学”的利与弊

星展银行经济学家马铁英表示，日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通缩问题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量宽所致的日元贬值对通胀与通胀预期有正面效应，但对日本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正面刺激可能是短暂的，其带来的进口物价上升属于“坏的通胀”，不利于经济增长。

“安倍经济学”让丰田笑，日立哭

“安倍经济学”带动了日元贬值和股价上升。今后将进入考验日本企业真正价值的时代。在不少企业纷纷上调2012财年业绩预测的同时，也有很多企业面临着困境。股价上升的势头虽然有望持续下去，但股价直接与企业的投资意愿和雇用挂钩仍有难度。

“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3-07-17）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 2013-07-17

前言：“安倍经济学”的由来

2012年12月16日，执政3年3个月的日本民主党，由于治理国家经验不足，加上在选举前提出的一些施政理念在执政后无力兑现，失信于民，因此，日本民众重新选择了老牌的自民党重新执政，实现再次政党轮替。日本民众希望自民党上任后来改变已经“迷失20年”的日本经济，重振日本经济信心。所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选举前发誓要找回日本人的信心，创造财富，尤其主张提高通货膨胀率、推动日元贬值以及采取更为激进金融和灵活财政等来重整日本经济。因此，安倍希望通过十分激进的货币、灵活的财政、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等来让日本走出当前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以达到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来提振日本经济。这就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自19年资产泡沫破灭以来（当年日经225指数上升到313点），已经迷失了24年。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日本GDP年平均增长为4.6％，而到1990年代下降到1.1％，2000年代更是下跌到0.6％。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GDP增长基本上保持在不到1％的水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日本的GDP增长更是出现5.5％的负增长，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GDP增长新低。2011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当年的GDP增长再度下跌到0.6％的水平。不过，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了20年”，但日元汇率则从1980年代的1美元兑换280日元，上升到2012年1美元兑换78日元，日元汇率快速飚升，从而使得2012年日本贸易创下以有史以来6.9万亿日元的最大逆差。

那么日本经济为何会出现持续20多年的增长停顿？其讨论的文献很多。在星岳雄等人文章对此有一个概述（2011）。在星岳雄等人看来，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近20年经济增长停滞。其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在80年代追赶阶段结束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及日本人口结构老龄化，不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之后的一系列宏观上的失误，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由停滞转化为瘫痪。比如，对银行问题监管的宽容导致僵化银行支持僵化企业，阻碍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妨碍了经济增长；货币的失误导致日本长期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并形成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预期；财政使大量资金流入了

生产效率较低的项目，积累了大量债务；对不少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从而使这些行业的生产率越来越低。何思因（1999）则认为，日本金融体系泡沫破灭之后，其严重痼疾使得日本经济很难走出严重衰退的阴影。当然，尽管日本经历了1998年以来的“金融大爆炸”改革（鹿野嘉昭，2003），但日本金融体系仍然是重建日本经济重大的障碍。

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不仅使得日本政治十分动荡，出现多次政党轮替，而且让日本这个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重新登上首相的宝座，就希望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来巩固日本自民党执政地位，以此来重建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因此，安倍晋三把上任后的首要执政目标就是要改变日本持续多年通货紧缩的困境，将通货膨胀率回升到2％的水平（苏显扬和吕慧敏，2013）。因为，在长期通货紧缩的状态下，不仅使得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下行，及工资、地价、股价等价格水平全面下跌，也使得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全面萎缩，社会总需求跌到谷底，从而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在安倍晋三看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日本经济持续走不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因此，如何摆脱多年来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重振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一环。对此，早在1999年12月，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伯南克就指出（1999），要重振日本经济，就得走出当时日本货币陷入瘫痪的困境，就得采取过激的量化宽松让通货膨胀达到3－4％的目标，就得让日元全面贬值。因此，日本就得如美国罗斯福总统那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结束通货紧缩，这样才为死气沉沉的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所以，为了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安倍晋三上任后立即要求采取激进的金融，并加上灵活的财政及经济成长策略来重振日本经济。如果这样，才可让使日本经济GDP增长率达到2％，并创造60万个就业机会，重振日本经济。

因此，安倍晋三在接掌政权不到两个星期，2013年1月11日就出台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二大规模超过2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2013年1月22日宣布自2014年起实施无限期的金融宽松措施，每月购买国债等金融资产13万日元。2013年4月，黑田东彥日本央行行长之后，于4月3至4日召开了就任后的首次货币会议，并推出了更为激进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

日本在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同时，也向国际市场出动。在今年2月中旬，安倍上任后立即访问美国。尽管这次安倍的访问并没有在美国取得巨大的实质利益，但是安倍则由此来全面修复因民主党执政所造成的美日不太畅的同盟关系，从而使得日本重新占据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在经济上，也为日本经济改革及未来经济长期增长注入了强大新动力。因为这次安倍访问美国得到美国总统奧巴马支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並承诺日本可以享有部分非零关税。可以看到，这次日本加入TPP的谈判，在一定意义推动日本新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并以为契机推动来日本经济走出当前低迷。还有，日本在3月26日启动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的首轮谈判。中日韩三国GDP占全球总量超过20％，如果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同样将成为未来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日本还启动了与欧盟及俄罗斯等经济贸易谈判，以此来全面开启日本在新一轮全球区域化经济浪潮中的新局面。这样不仅能够为日本在新一轮的全球利益再分配的激烈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而且也有利于让处于萧条中的日本经济注入活水源头，推动日本经济真正走出困境与复苏。

而在财政及产业方面，主张恢复产业咨询会议，设立产业竞争力会议，以支持尖端领域的研发及设备的投资。并希望超过20万亿紧急经济对策，重建日本经济强大实力。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是重建日本的防灾体系，尤其是针对东日本大震灾的基础设施以及隧道、桥梁等耐震建设的力度；其次加大民众社会保障体系各方面建设力度，比如给予人民一个安心、安全的生活对策，确保保姆人力资源培养，推动住宅医疗、增加对地方医师保证；第三是以成长创造财富，包括强化支持尖端技术的创投资金、充实可以

产生新技术的基础设施、支持企业的节能、增加市场活力。同时，全面放松日本经济领域里各种控制，以便实现“企业产业自由化”。可见，“安倍经济学”就是安倍晋三上任后，希望通过更为激进的金融、灵活的财政及产业等来激进日本经济增长，并让日本经济走出当前严重通货紧缩的困境，以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良性循环让日本经济走向新发展之路，以此来重建日本经济及找回日本经济强大的实力。

对于当前世界上流行的“安倍经济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013），日本把货币、财政及重整经济结构的产业作为一种综合手段，是有利于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并对“安倍经济学”前景十分乐观。克鲁格曼也认为（2013），安倍踏出勇敢的一步，日本经验将成为指引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新亮点。当然更多经济学家及市场人士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迷失20年”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并非仅是周期性问题（经济日报，2013），只有通过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让日本经济脱胎换骨，让日本经济重新走上正轨。因此，尽管“安倍经济学”既有雄心壮志，但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则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世人对“安倍经济学”众说纷纭，本文就得对“安倍经济学”的目标、内容及核心、可能效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并从学理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与评估，以便让国人对“安倍经济学”有一个更为透彻的了解，并为日本经济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寻求可选择应对方式。

“安倍经济学”的目的

一般来说，对于“安倍经济学”的目的，当然是如何让当前日本通货紧缩的经济态势得以改观。有人认为日本希望通过较为进取的货币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达到，并由此引导全球的货币战争。对此，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对“安倍经济学”解释是，强调宽松货币旨在刺激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出口。因为对于日本来说，其出口仅占日本国内GDP的11％－13％，比美国和德国还低。因此，对刺激日本出口增长当然有利于日本经济走出困境，但实际上有比此更深层的含义。

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就开始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以来，为何没有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的20年”，这里既宏观经济失误的原因，更有日本官僚式的金融体系无法打破现实利益格局的问题。而日本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价格机制所起到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的金融市场，当量化宽松的货币使得利率调无可调时，汇率成为影响日本投资者、居民及企业最为重要的价格工具。而且在本文看来，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最为重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与日元快速升值有关的。

我们应该看到，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从1983年227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2011年8月76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幅度达3倍。即使近5年，日元汇率也由115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76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幅度达到50％以上。当日元快速升值时，这不仅全面削弱了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及导致日本国力全面衰退（因为日本1950－198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性很大程度都是与出口导向经济相关），而且导致早些时候大量流向全世界各市场的日本资金迅速回到国内。比如，在1995年4月80日元兑换1美元，到1998年8月触及到147日元兑换1美元时，从事日元的利差交易（carry trade）盛行，大量在资金也从日本金融体系流向全球市场，日本投资者也赚得盆满钵满(沈联涛，2009)。当日元快速升值之后，这些从事利差交易的资金很快又流回国内。而这些资金及财富很大程度又集中在少数企业及少数年长者手中。

根据2012年底日本央行统计资料，日本人所持有的资产有1866万亿日元，而其中一半为现金与存款，即总额达833万亿日元（如果按照2012年78日元兑换1美元计算达10万亿美元以上），此比例远高于美国的14％和欧元区的36％。由于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国民所关注的投资渠道与工具十分有限。比如，走

进东京的日本银行，尽管银行服务柜台摆满了不少投资指引类的小册子，但给出的投资品种往往只有两种：定期存款及外币。而其定期存款利率，1年期利率为0.025厘，2年为0.03厘，1,000万日元以上为0.04厘。终极最高利率为10年定期1,000万日元以上，可获得0.15厘。相当于当前人民币存款利率一百四十分之一。同样，对于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也更愿意持有日本国债而不是寻找其他投资工具与渠道。

可以说，日本国民持有近20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既没有扩大投资之欲望，也没有增加个人消费之动力（因为这些资金多以为年长者持有，特别是在日元快速升值的条件下，这些人的消费支出会越来越小，因为进口品的价格越来越便易），只要持有利率极底的日本银行存款及日本国债就可分享日元快速升值的成果（早些时候国际市场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何日本国民如此爱国，日本国债利率如此之低，日本民众还是踊跃进入国债市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国民愿意持有日元资产特别是国债在于日元快速升值）。还有，在通货紧缩持续多年、日元快速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的国民与企业不愿贷款，银行也没有意愿放款，因为有负债其负担会越来越重（有调查统计表明，目前日本上市企业中有43％左右事实上没有向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是企业庞大的内部盈余（苏显扬和吕慧敏，2013））。同时，在日本，个人信用卡市场也相当不发达。这些现象都与近几年日元快速升值有关。可以说，如果这样的价格机制不以激进来打破，并对这种利益格局进行重大的调整，那么日本经济要摆脱“20年迷失”的困境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可见，“安倍经济学”采取激进的“量化和质化”的宽松货币不仅在于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以此来增加企业与居民的信贷需求，刺激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欲望，而且在于要冲破现有日元汇价机制，让日元快速贬值。因为，日元的大幅度贬值不仅能够打破现在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调整现有的利益关系、清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对深层次改革可能设置的障碍、减少改革过程中利益摊分可能引起的政治僵局、改变及调整企业和投资预期，而且也可能提高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加日本企业投资需求及国民消费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近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改革应该是没有停止过，但是每次经济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所面对的阻力巨大。就算挟高民望在位5年多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所推出改革也无疾而终。而安倍晋三借汇率改革来冲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不失为最为重要的一招。但是这一招，特别是当日本激进的“量化和质化”宽松的货币导致日元快速贬值时，它既对国际市场将造成巨大影响与冲击，也对日本国内市场价格机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安倍经济学”的激进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能够对日元汇价造成巨大冲击，并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那么这种改革与冲击不能说对当前复苏日本经济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这种冲击与改革日本经济是万万走不出当前“迷失了20年”的困境的。

可见，“安倍经济学”显性目标是要通过“质化及量化”宽松的货币让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的水平，但其隐性目的则要通过汇率这个价格机制来改变日本银行、企业及个人的经济行为方式，来改变或冲破整个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及利益格局，改变日本企业及居民所持有资金的流向与市场预期，增加日本企业的投资需求及居民消费欲望，从而实现物价回升及经济增长之目的。而就当前日本经济处于通货紧缩和日本社会既得利益格局不容易打破情况下，其代价可能会较小而成功的概率较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对日本副相麻生的解释及20国集团会议对日本默许，已经看到当前日本经济问题的实质所在。这就是当前“安倍经济学”的目的。至于日本把“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推到极致，必然会导致日元长期贬值，及增加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与与影响，那么只是国际市场应该面对的问题而已。

“安倍经济学”核心：“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

为了展现对抗通货紧缩的决心，安倍在2013年1月22日提出了“无限期量化宽松”的对策，以

通货膨胀率达到2％作为对策实施期间的条件。同时，很快任命黑田东彥为日本央行行长，以保证无限量化宽松的得以全面实施。而黑田东彥上任后，日本央行于4月3至4日召开了就任后的首次货币会议。会后日本央行宣布将在两年之内把当前日本量化宽松规模扩大到现在的两倍，并把量化宽松的目标由于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转向为基础货币，并要求在两年内以每年约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规模。这样到2014年年底，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激增到290万亿日元，接近2012年底两倍，相当于GDP的60％。为了加强货币宽松效果，日本央行还决定扩大长期国债购买规模，将包括40年期国债在内的所有长期国债列为收购对象，并将购入更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和日股交易所买卖基金（ETFs）。这就是“安倍经济学”所谓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可以说，黑田东彥推出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的措施力度之強和規模之大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长期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的作用，让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预期大变化，改变日本资金的流向，以改变市民重储蓄轻消费的心理，推动整个物价水平上移，从而现实日本经济复苏及推动日本实体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日本央行采取比预期更为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之后，4月9日市场反映十分强烈，不仅刺激日元快速贬值，日元跌到1美元兑换日元99以上的水平，也促使日经指数快速上升，并连创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初步满意日本央行措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市场分析员来说，认为这是安倍与黑田的一场豪睹。在这场豪睹中，日本希望通过激进的货币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了20年”或让日本经济走出近20年衰退的困境。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当前日本的经济问题并非仅是一个金融问题及周期性问题，也不是仅通过短期的过激的量化宽松货币可解决的。因为，日本经济“迷失了的20年”并非只是周期性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人口结构老化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低效率等）。虽然财政及货币扩张可能解决周期性经济不景气，但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所产生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因此，市场对黑田过激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能否让日本经济走出当前困境质疑之声不少。

在中国，对于这次日本“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国内媒体更是习以为常，分析报道不太多，深度分析与报道更是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元没有美元那样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强国，其重大调整与变化，其资金流向突然转向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与影响同样是不可小视的。而且日本作为中国一个邻国，其重大出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肯定是很大。因此，我们同样得对黑田东彥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作一些梳理与分析，以便我们对该有所了解并有所准备及选择应对的方式。如果对该连了解都不清楚，中国如何找到应对的。

可以说，这次黑田东彥推出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尽管市场上质疑的声音不少，但是力度之强、决心之大、范围之广都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所谓“质化”宽松的货币就是央行的货币目标不是目前通常所使用货币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而是改用基础货币作为量化宽松货币的目标。而基础货币是指由央行发行而流通在外的通货及商业银行存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它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也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得以倍数扩张的源泉。日本把货币目标改为基础货币，这不仅让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的工具由以往价格工具转化为数量工具，而且当工具为基础货币并由央行直接控制时，自然会增加市场对央行这次“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之信心，同时增加了央行“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弹性空间与自主性。而这点与欧美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是有很大差别的，也是量化宽松的货币一种创造性的调整。

所谓的“量化”宽松的货币，就是指在利率基本上降到零或很小的情况下，通过卖出较短期的国债买入等额较长期的国债，从而抬高短期国债收益率而降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从而达到推低整个利率水平，以此来增加企业及居民信贷需求。比如，这次日本央行计划每月购买大约7万亿日元的国债，折算为

美元后，相当于每月740亿美元，与当前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850亿美元相比，日本央行购买债券的规模与之相差不远，但日本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可见日本央行量化宽松力度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不少地方的资产价格飚升。同样，日本量宽对全球市场同样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还有，黑田量化宽松货币不仅购买债券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把购买长期债券对象从7年扩展到40年。购买长期国债是为了推低利率，但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低不可再低了，因此，日本央行就把目光投向最长达40年的长债。这样，不仅可利用这种低利率资金进行财政性投资的扩张，企业可利用这些低成本资金进行投资与改制以便增加公司之利润，日本国民看到长期利率如此低下而更有愿意进入固定资产投资而获利，如进入房地产及股市。这样整个社会信贷需求就可能快速增加，资产价格也可能在这种大量需求涌现后推高。更为重要的是，当日本长期资金成本如此之低、市场流动性如此泛滥时，必然会让日元贬值幅度越来越大。这既可能改变日本国民所持有资金的流向，也可能导致大量资金从日元体系流出，并涌向全球不同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以日元为主体利差交易又可能在全球盛行。因为利率与汇率双重获利将驱使更多的日本资金流出日元体系。而这些资金流出会严重冲击与影响全球资金流向与走势，影响国际资产价格的变化，给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与影响。还有，日本央行计划每年增购1万亿日元ETF（交易所基金）及300亿日元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风险资产，更是有托市之歉。既日本希望推高资产价格能够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国民消费增长。在“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推动下，只要日本通货膨胀率2％目标没有达到，日本央行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就不会停止。

可以说，日本央行“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宣布及全面实施，对国内外市场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日元的全面大幅度贬值。4月9日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99日元以上，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与2012年1美元兑76日元相比，美元兑日元已经下跌20％以上了，而日元的这种跌势估计在短期内都不会停止。有分析员认为，1美元兑100日元、101日元、102日元及111日元分别是日元持续下跌的一个个阻力位。只要日元贬值冲破这个阻力位还会继续下跌。否则，日元贬值会受到强大的阻力。但是本文认为，这仅是历史之数据，情况如何则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最近日元持续快速的下跌，完全反映了日元汇价将扭转过去5年强势。这不仅在于市场对日本央行抗通货紧缩决心的质疑已消除，而且在于黑田东彥强势执行其两年内令日本通货膨胀达到2％的承诺，其“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的承諾只要坚决执行，日元贬值就不可避免。至于美元兑日元重要的心理关口在哪里就得看日本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在什么时候达到。

可见，为了配合“安倍经济学”，这次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彥推出激进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不仅在于其规模大、力度强，而且在于决心大与方式新。特别是“质化”宽松的货币已经明确地向市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这次安倍不重振日本国民之信心，不让“迷失20年”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是不会罢休的。因此，只要日本通紧缩的局面不改变，只要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达不到到2％的目标，日本央行激进的货币就不会改变，而且会进一步加码，从而使得国际市场流动性一定会泛滥，日元快速贬值也不可避免。而日元的快速贬值及大量资金流出日本金融体系将给国际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与影响

由于“安倍经济学”采取“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日元快速贬值。可以说，如果从2011年1美元兑换76日元，到现在，日元升值了25％；从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任以来，日元贬值达到20％以上了；而从年初的1美元兑换86.72日元一度跌至99.9日元，今年日元则累积下跌13％。有研究认为，根据前40年的经验，日元兑换美元每贬值千点（即由90跌至100），通货膨胀率可升

0.321％。如果按照当前日本物价水平，要让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那么美元兑换日元就要达到1：163（罗家聪，2013）。也就是说，安倍“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受到影响与冲击最大的是日元大幅贬值，而且这种贬值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对于日元之贬值，当前国内市场的主流意见是把它看作是一场严重的货币战争正在兴起。也就是用阴谋论来看日本的这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及这场改革对国际市场之影响与冲击。但实际上，这种用阴谋论来看日本这场改革及市场价格机制变化，只能说是国人懒怠及金融知识的不足。试想，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关系，其汇率的重大变化肯定是利益关系重大调整。而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是否能够通过不同阴谋方式可全赢或全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总是会利弊互现，其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往往是相当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信用货币作为这种汇率变化的定位锚，要计算出这种利益关系大小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采取的汇率往往会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准，而无法顾及到其他国家对这种利益调整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汇率调整，并不意味着他国也会随风而动。所以，在早些时候我就指出，不要用阴谋论来看日本这场改革所导致的日元贬值，国际上的货币战争也不会由于日元贬值而发生。

同样，汇率升值或贬值对一国的贸易关系同样是利弊互现的。虽然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日本企业利益及出口竞争力，但对日本进口则是相当不利的。尤其是日本核电的危机导致了日本进口大增，2012年创造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贸易逆差记录。也就是说，对于资源十分匮乏的日本来说，日元贬值会让日本进口品价格快速上升，企业成本上升，其利润水平同样可能下降。可以说，这次安倍的激进“量化与质化”过度宽松的货币当然会导致日元快速贬值，但该对日元贬值的实际意义并非重点放在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上，放在增加日本企业出口品的竞争力上，这只是效应的一种影响与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央行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国内经济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来刺激对日本国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借此扩大日本国内需求，并以此来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的困局。

因为，在本文看来，无论当前日本经济局势有多么复杂，无论是当前日本经济问题是周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元快速升值。因此，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日本完全扭曲了利益关系与价格机制也是必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但是日本作为第三经济强国的格局没有改变，从质上来看，从日本民众财富持有及消费能力来看（日本一亿多人口，但其持有2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而中国14人口也只是7万亿美元左右，日本国民财富持有是国人40倍以上；日本国民消费能力是国人15倍以上），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因此，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它的重大调整或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影响日本国民利益关系及改变市场预期，而且它将影响全球市场资金流向。当日元升值时，早年流向世界各市场的日本资金纷纷回到日本市场；当日元贬值时，以日元为主体利差交易又可能盛行，日本资金又可能大量流向全球各市场。而这些资金流到哪里，对这些市场将造成巨大冲击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大问题。有研究表明（伯格斯坦，1998），近几十年来，日元和美元汇率的巨大震荡（日元兑换美元从1970年的360：1到1995年初的80：1，然后到1998年6月的130：1）是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四起的重要根源。因此，当日元快速贬值后，一定会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出日元国债市场。新的以日元为主体利差交易又可以盛行。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元利差交易盛行，不仅给日本投资者及国际市场的对冲基金赚得盆满盘满，而且带来了1997年一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因为，当日元贬值其资金大量流向亚洲各兴起经济体时，表面上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繁荣，但也可能却吹大这些国家资产泡沫及房地产泡沫。而最后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了新的金融危机。因此，日元快速贬值后，由日元体系流出的这股巨大的资金有多少会流向哪里。这是我们必须

要密切关注的大事情，它将对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还有，日元的大幅贬值同样会冲击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重新定价（尽管这种冲击要小于美元变化所带来冲击），而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最近国际黃金市场的黄金暴跌，尽管可找出这次国际黄金市场危机的种种理由，比如印度年初大幅调高黃金进口税；技术性走势转差，国际上投资银行纷纷警告与看淡黄金市场；传说塞浦路斯央行沽金；市场传言美联储量宽将退出；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不大；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等，但是国际市场应该关注到，由于日元快速贬值所导致日本国债市场不寻常波动，导致全球市场资金流向逆转，因而加快黄金投资者套现的沽压。

同时，日元贬值也会造成日本股价上涨及日本国债价格下降。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随着日元贬值和利率为零，及日股在出口股主导下不断攀升，日经225指数自年初至今（4月底）升幅达33.56％，从而使得日本国内外的资金逐渐流入股票市场。还有，在公布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之后，日本国债利率也跌到历史低位0.315％，不过日本10年期的国债利率仍然在0.5％至0.3％之间横行。这也意味着日本投资者面对国债利率下跌，并没有立即把大量资金投放到海外，而是在观察市场变化而动。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随量化宽松的货币进一步实施，市场流动性泛滥及日元加速贬值，一定会让部分本土资金转移到海外，但是这些资金也不会盲目地只追求高回报而投资在风险系数较高的资产，而是会更为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日元大幅度贬值会对日本国内外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各类资产价格的反应可能会很大不同，投资者对此更为理性分析与慎重行事。而且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对市场各种利益关系出现重大调整，而且全球资金之流向将发生巨大的逆转。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日元贬值对国际市场之影响与冲击也很快会传导到中国市场来。比如，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巨大波动不仅会直接影响相关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而且也会造成巨大的汇率风险。比如日本的农产品主要来自中国进口，日元贬值不仅要求中国贸易商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重新订价，而且也会加大中国贸易商汇率风险。有机构预测，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之后，对中国出口、经济增长及股市都具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如果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和股价上升，不仅有利于日本国民的消费增长，而且也能够恢复企业投资之信心，从而使得日本进口需求增加及中国出口增长。而日元的快速贬值可以让大量资产流出日本，导致大量的利差交易出现。投资者卖出日元，把资金转入人民币定息市场，机构投资者可通过QFII和RQFII进入中国资产和股市，短期内刺激中国市场流动性上升等。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与市场造成较大影响与冲击。国人及不得不密切关注资金流向与变化，以便尽早采取对策。

可以说，这次日本出台如此激进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一定会对中国及国际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与冲击，我们一点都不可小视之。因为，这些出台对日本社会、经济及市场的影响与冲击将是巨大的。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及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国家，这些对市场冲击与影响立即会传导到国际市场上来。这种传导不仅会影响全球那股大规模快速流动资金的流向，也会影响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国际金融市场资产的价格，影响到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关系的变化。对此，中国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的思维仅是货币战争阴谋论那种狭窄思维空间，等到日本经济真的走出“迷失的20年”时仍然会不知道怎样一回事或发生了什么。

“安倍经济学”的机会与挑战

我们应该看到，从安倍晋三重新执掌政权以来，“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激进的金融、灵活的财政及长期的产业等方面来重振日本经济，重拾日本经济之信心，以便让日本经济真正走出“迷失了20年”的困境，这既是一场机会与挑战，同样也是一场豪赌。因为，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但我们决不可小视日本经济的实力，更不可小视日本国民与企业的素质。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其经

济实力不仅表现为个人财富持有量是中国民众40倍以上，而且表现为日本不少企业仍然是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日本的质量与效益远在中国之上。比如，有统计资料显示（斯蒂格利茨，2013），在2012年之前，尽管日本劳动力人数的规模有所下降，但是日本国民工作人口人均产出年增长率在3.03％。这远高于美国的0.37％及德国的负0.25％。也就是说，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其劳动力的素质表现得相当出色。凡是访问过日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还有，日本国民的市场意识，现代法律制度安排，拥有教育程度高、技术技能强、设计敏感卓越的劳动力，处于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加上整个社会平等公平程度高及具有长期战略的环保意识等，这些都为安倍经济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所以安倍晋三上任以来，日本国民的消费和投资者信心正在恢复。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3月家庭开支以9年来最快速度飚升，这反映安倍晋三倡导的安倍经济学，正提消费信心及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3月家庭开支按年急增5.2％，远高于市场估计的1.8％，也是自2004年2月以来了大升幅。有机构预测，日本家庭消费将会以更合理的速度扩张。此外，3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率降至4.1％，是2008年11月以来最低，优于市场预测的4.3％。还有最近公布的日本4月份汽车销售数据按年增长2％。日本3月份新屋动工量按年增长7.3％，高于2月份3％的增长幅度。3月份工业生产初值也录得了0.2％正增长。还有，从2012年12月开始，日经225指数反弹近40％，日本出口和经济增长都出现全面的提升。这些都是日本走“迷失了20年”的机会。

同时，也有人认为安倍经济也是一场豪赌。因为这场豪赌让日本面临着几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要解决。一是日本财政赤字过高一直为外界所诟病。如果“安倍经济学”量化宽松的货币实施，日本财政赤字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更有日本学者Takatoshi Ito 的研究表明（2011），日本财政赤字是不可持续的。比如2012年日本部债务已高达GDP的两倍，特别是有研究者与欧洲主权债务相比（苏显扬和吕慧敏。2013），更是显示出日本财政严重赤字的风险性，甚至于可能导致破产。不过，在本文看来，日本债务风险有两个问题要厘清。第一个问题是任何债务都是由国家信用担保，只要国家不灭亡，这种信用担保就不会消失。因此，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只要日本国存在就不存在信用破产的问题，只不过，让其债务期限改变而已。这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货币统一性和信用担保多元性所产生的矛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二个问题是其债权人是谁。其实，日本国债为日本国民持有占90％以上。这不仅在日本藏富于民，国民本土投资倾向（home bias）强，而且在于日本企业及大型机构都大量持有日本国债。如果这两个问题清楚，日本的财政赤字不会成为“安倍经济学”展开的重大障碍。

二是“安倍经济学”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引起了邻国的密切关注。特别是对韩国的冲击大。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钟和就认为，日元的快速贬值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这种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ur）汇率会导致总贸易量的下降，这不单是一场零和博弈游戏，更是无人能获益。因此，日本通过日元贬值的方式来让经济恢复，所带来的好处是短暂的。不过，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日元的贬值主要原因既有早期的升值过快，也有汇率的价格机制来调整日本内部利益关系，促使日本国民增加消费及恢复投资信心的问题。如果日本不采取这种过激的金融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那么日本要走出当前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日本经济再迷失10年恐怕比日元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更何况，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货币贬值往往不失为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驱动力（林维奇和吴淑妍，2013）。可见，“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尽管面对这两大挑战，但并非是问题核心所在。

可以说，如果安倍这场豪赌成功，那么安倍就能够带领日本经济走出当前通货紧缩恶性循环之困境，让日本经济步上良性增长之路，让日本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安康。如果这场豪赌失败，那么日本经济不仅会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也可能导致整个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上升，资产价格泡沫又重新到来。

其结果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还有，尽管当前日本经济困境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而经济结构调整往往会受制既得利益的阻碍，经济重大改革更是面临许多困难，但是“安倍经济学”以汇率价格机制改革来冲破这些重重障碍也可能不失为一好招，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安倍之信心与决心。我相信以汇率为主体的价格机制突破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还得密切观察。因为，随着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市场资金会泛滥，它可能让日本物价水平在未来18个月內重新上升，甚至通货膨胀重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就可彻底摆脱通货紧缩阴影。日本要真正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必须采取较货币更多的财政及产业改革，进行更多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只有这样，日本经济才能真正扭转20多年来通货紧缩局面，并让日本经济重新走稳定增长之路。

总之，安倍晋三的改革是否能够成功，是否能够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了的20年”，还不是过早地下结论的时候，但本文认为这场改革方向及所采取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场改革能否坚持与有多大决心。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安倍经济学”发展与变化，并作好准备“安倍经济学”的成功给国内外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

（作者：易宪容，单位：金融所）

IMF：无证据表明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财经网

2013-05-30）

来源：财经网 2013-05-30

IMF周三说，日本的货币宽松并未导致其他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入或是流动性过剩，尽管亚洲和欧洲国家对此表示担忧。

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 Lipton）在北京的一场发布会上说：我们目前还未发现有证据表明日本导致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或者说资本从日本流出。

IMF代表团与中国展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利普顿说，中国表达了对“安倍经济学”的担忧。但在利普顿看来，日本尚未对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影响。他说：我们仔细观察发现，日本尚未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已极大影响日元汇率，这对一些国家来说确实有一定冲击，特别是作为供应商与日本竞争的国家，它们的相对竞争力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不认为中国有这种情况。

IMF整体上支持日本，利普顿说：我们认为，在日本长达20年的通缩和低增长过后，“安倍经济学”这一很重要。

中国央行担忧热钱流入。FT援引熟悉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想法的外交称，中国们认为，日本的货币宽松最近几个月已导致部分热钱流入中国。

但一些专家说，北京尚未对安倍经济学的溢出效应感到恐慌，并认为这一事实上将是短暂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浩川认为，安倍经济学是一种暂时现象，旨在巩固安倍的政治权力，赢得7月议会选举。他还说，如果日元持续维持低位或是继续贬值，那么中国也可以令人民币贬值，来抵消日元贬值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另外，IMF周三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将中国2013和2014年GDP增速预期均下调至7.75%，原预期分别为8%、8.2%。（华尔街见闻）

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中国新闻网2013-05-24）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05-24

中新网5月23日电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3日刊载《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一文，文章指出，安倍经济学推动日元贬值的的举措对日本的贸易伙伴来说是不公平的，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厂商的利益，最后甚至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并把大火引向本国企业。如果日本自己的实体经济活动无法快速复苏，通缩会持续下去——印多少钱都不管用。

文章摘编如下：

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所言，日本尝试推行货币与财政刺激(即外界所称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为了结束本国的长期通缩。但迄今为止，世界还没有看到日本显露出什么通胀的迹象。世界只看到日元在大幅贬值。这种贬值既对其他国家不公平，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

去年12月以来，日元相对美元累计贬值约25%，相对人民币和韩元则贬值得更多。其结果是，日本的出口已经加速；上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5%，其中将近一半是由出口增长贡献的。出口加速增长提振了日本大企业的预期盈利，日本的股指也相应上涨了50%。但核心消费价格仍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推高通胀预期，相反，它只是催生了对日元将进一步贬值的预期。

这种复苏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靠牺牲日本的贸易伙伴来实现的。南韩财长玄旿锡(Hyun Oh-seok)上月表示，与朝鲜是否会发射核导弹相比，韩元相对日元升值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

日元贬值是中国出口商不愿看到的。很多中国产品正在与日本同类产品展开激烈竞争，比如相机和电视。日元贬值正在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厂商的利益。

日本以日元贬值为基础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在包括日本央行在内的多家央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地区和南韩都面临本币升值的问题。日元贬值对它们来说是在伤口上撒盐。反安倍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日本的邻国在经济上作出强烈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需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特别是应该试着通过加强国内经济活动来提升资产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增加资本支出——尽管日本出口在快速增长，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这说明，日本企业高管认为，日元贬值是不可持续的。

最重要的是，日本需要落实早就该落实的自由化，放松各种监管，让企业能够自由投资。它需要放开劳动力市场、允许企业雇佣更多员工，还需要强化竞争，并通过降低信贷门坎鼓励小企业投资。不付出这种努力，实体经济活动就无法快速复苏，通缩也会持续下去——印多少钱都不管用。这是世界从各种金融危机及随后来之不易的复苏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日本也必须汲取这个教训。

解剖安倍经济学：救了日本害了中国（中国金融网综合2013-05-15）

来源：中国金融网综合 2013-05-15

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安倍经济学”引人注目，通过日元大幅贬值促进日本经济的回升。日本本土对安倍经济学赞誉有佳。

为了实现通胀2%的目标而大量印钞票的措施，使日本股市和汇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而随着日元贬值，日本出口企业更是获利颇丰，汽车制造业更是如此。

与日本本土对“安倍经济学”成果的津津乐道不同，中国专家对“安倍经济学”颇为不屑。认为其虽然在短期内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以通胀率为目标的安倍经济学，并不能从中长期救治日本经济。

部分国内学者用飞蛾扑火、损人不利己来形容安倍经济，称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就是自杀学，日元狂贬已埋下债务危机祸根，甚至有中国专家大胆断言，日元继续大幅贬值或致日本国债崩盘。

安倍经济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中日的评价会大相竟庭？安倍经济学对世界经济有何影响，美国和他西方发达国家盟友是何态度，其他国家又是什么态度？

什么是安倍经济学？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底一上台，便高调抛出了名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经济，大胆地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安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资金，造成通货膨胀率增加，日元贬值，出口增加，物价上涨，企业收益增长，员工收入也随之增加，最终摆脱通货紧缩，实现日本经济增长。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SankeiBiz近日对120家日本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显示，预计2013年日本国内经济景气将改善的回答超过了90%，可见对未来预期持乐观的日本企业不在少数很显然，这些“好转”迹象，几乎全部的功劳都被归结为是“安倍经济学”及其导致的日元贬值，从去年10月至今日元已贬值超过20%，美元兑日元突破100大关，日本国内俨然形成了一种心理期待：日元走低→出口增加→出口关联企业盈利提升→股价上涨→通缩困境摆脱。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的“安倍经济学”拉低了日元、推涨了股市，进而影响了消费者预期，改善了日本出口及企业业绩。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可能造成的危害

虽然日本出口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日元的贬值导致进口产品价格飙升，增加企业成本的同时更加重了日本居民的生活负担。据NHK报道，受日元快速贬值以及石油天然气进口价格上涨影响，日本电力和汽油零售价不断攀升。另外，弱势日元在提高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增加了海外子公司的成本，这将迫使更多的生产商加大海外固定资产投资。更重要的是，随着日元的贬值、日本通胀率将会逐步提高，进而逼高日本国债的名义收益率。“安倍经济学”大行其道，在催生“资产泡沫”的同时，也为日本经济埋下了“债务危机”的祸根。

安倍经济学对全球的危害

日本的“超级宽松”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正在发酵，全球“降息潮”，或者说“货币战”的来临势必会削弱刺激的效果。令人不安的是，这一波又一波的降息浪潮并未助力全球经济踏上快速复苏的征程，在“羊群效应”的推动下，“宽松”已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加重了“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

具体来说，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和重要贸易国家，日元急剧贬值的势头强势撼动全球经济。韩国经济首先受到了冲击，其出口商眼睁睁看着自身竞争力下降；“伤害”名单后面还依次排列着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的危害

“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将大幅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速，根据中国报道显示，4月份中国制造业、非制造业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双双回落，而PMI下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外需减弱，报道数据还显示，4月份的出口订单量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出现下滑。一旦外需下降，将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严重的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甚至刊文称《日元贬值的最大输家似乎是中国出口商》。

各国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应 美国：表面警告实际纵容

尽管美国财政雅各布布·卢日前就货币警告日本，要求日方恪守国际协议。但普遍认为，美国对日本的不满仍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韩国：反应强烈

韩国财长玄旿锡表示，日元走软已经对韩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比朝鲜对其带来的威胁更大。韩国银行近日将基准利率下调至2.50%，下调幅度为0.25个百分点。

G7：开绿灯为安倍放行

日前，G7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落幕。本次会议对日本汇率问题选择沉默，只是重申了抵制“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日本成功逃过G7的“拷问”。

东南亚：开始降息

科威特投资局主管Badr al-Saad早前曾表示，日元贬值恐会引发东南亚爆发货币战。越南央行在东南亚国家中首先降息，泰国内阁也讨论了外资流入的举措。

中国如何应对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让中国的处境更加难堪：若收紧货币，将进一步打击低迷的实体经济；若降息降准，中国已处高位的流动性又令通胀再度升温，货币空间将更加捉襟见肘。国际金融协会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郭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央行会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流动性，而不会追随其他国家降息。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一方面，日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不及美元，中国持有的日元资产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过去10年对日出口占中国整体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日本已降为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且由于中国和日本制造业产品分别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和高端，两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度并不高。郭丰同时指出，在全球央行普遍放松货币的同时，中国执行相对中性的货币，将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市场利率的息差空间进一步扩大，增强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动力，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结束语

“安倍经济学”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损于全球利益。“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利大于弊，基本符合美国的利益，对G7集团除了美日之外的另外五个发达国影响较小，严重损害的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最大的受损国很可能是中国。

安倍经济学以开放促改革中国当务之急是经济结构转型（21世纪网

2013-05-13）

来源：21世纪网2013-05-13

特约评论员王莹

5月10日，美元兑日元汇率终于顺利突破100关口，自去年9月以来，日元兑美元已经急速贬值了23%以上。这要归功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所倡导的“日元大贬值”策略。黑田东彦反复表示，央行将增加货币量来让日本“摆脱令人厌恶的通缩”，以完成2%的通胀基本目标。

目前安倍经济学在国际市场热售，其中核心是，财政刺激、银根松动及结构改革等。当前日本公共债务/GDP达220%左右，但鉴于日本公共债务95%左右为国民持有，且1990年代日本采取的雁型产业布局，日本企业大量投资东南亚和中国，而日本企业与职工的终身雇佣等，使日本国内的经济低增长，与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增长并行不悖。这也是日本东京等房价高企的原因所在。这意味着虽然公共债务高企，但日本私人部门受益于海外收益增长，依然可支持安倍的暂时性财政刺激。不过，财政刺激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实际要有限。

其实，安倍经济学最备受关注的是日元大贬值和结构性改革。日本财务省5月10日报告，日本3月份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几乎达2月份的两倍。此外，日元贬值提高日本国内企业向外转移的成本，这样有利于暂缓日本国内制造业外迁速度与节奏，为日本国内再工业化提供时机。

最为核心的则是结构性改革。相比小泉，安倍的结构改革采取了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特征，包括安倍在内的几届日本首相，选择了以加入TPP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后，顶住了农业部门反对，而启动加入TPP谈判，并表示不加入TPP将导致日本闭关锁国。

日本之所以对TPP如此重视，显然源自3D打印技术等产生的变革力量，正在对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解构性冲击，未来贸易会主要以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为主，商品贸易将逐渐变为辅助。而主要强调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TPP，无疑契合了未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新趋势；同时，日本在应用技术和中间技术上的优势地位，使日本认为加入TPP不仅为日本扭转国内经济颓势提供可能，而且将可为国内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产生改革助推作用，进而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如邮政系统改革和农业领域的改革等。

鉴于此，安倍经济究竟会把日本带向何方尚不确定，但部分国内学者用飞蛾扑火、损人不利己等形容安倍经济，显然是情绪战胜理性。当然，这让中国的处境更加难堪：若收紧货币，将进一步打击低迷的实体经济；若降息降准，我国已处高位的流动性又令通胀再度升温，货币空间将更加捉襟见肘。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并稳步推动利汇率市场和资本项目改革，缓解货币的两难取舍。

“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财经国家周刊2013-04-01）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2013-04-01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重任首相以来，日本推出了包括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以及国家主义等在内的一系列激进，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其目的在于终结通缩、重振日本经济和实力。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日本宣布实行“无的”量化宽松货币，迫使日本央行采取开放式购债，且不设定资产购买计划的终止时间。安倍认为通过大规模印钞，推动日元贬值，降低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可以扩大对外出口。

截至目前，安倍晋三推出的似乎初见成效。非常规的货币引导了市场对日元的贬值预期，诱导海外投资者调整投机方向，日元再度发挥套利货币的作用。自去年10月底以来，日元汇率贬值约20%，日经股指平均涨幅达到38%，日经指数达到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前的水平。毫无疑问，安倍向萎靡的日本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下一阶段他将会致力于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安倍晋三推出的这一系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元贬值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本非常规货币意味着日元外汇市场供过于求，投资者会将一部分日元需求转向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需求，这将会引发人民币对日元的升值预期。若中国货币当局没有在外汇市场干预阻止人民币升值，那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将会出现升值，出口竞争力将会下降，外需出现疲弱，降低总需求。针对中日的双边贸易而言，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但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在逐步下降，截至2012年仅为7.5%，目前是第五大贸易伙伴。

其次，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日本央行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导致其收益率下降之后，私人投资者(养老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会将资金从日本国债市场抽离，投向收益率较高的风险资产，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刺激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最终传导至消费者物价指数，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当通胀率上升，若中国灵活调整利率水平，保持实际利率稳定，则国内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平稳。然而，由于当局受制于全球低利率环境，名义利率水平的调整非常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胀率的波动区间达到-0.8%至6.43%，名义利率仅在1.49%至3.81%区间，大多数时候实际利率均为负。日本推行的非常规货币有可能再度拉低中国实际利率，刺激国内投资需求上升，影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节奏。

最后，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当局使用汇率的限度，如果日本将日元贬值促进出口作为日本经济重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其主要贸易伙伴将会以竞争性贬值作为回应。日元贬值，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东亚的韩国、中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因为它们在出口结构上与日本相似，是全球贸易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但是这些经济体近期并没有在外汇市场上做出迅速反应，这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日元作为避险货币出现了过度升值，目前贬值水平实际上只是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然而，若日元在短时间内继续出现大幅贬值，则可能会使东亚国家可贸易部门出现大量逆差，迫使这些国家的央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引发货币战争。届时，中国也将难以独善其身。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但其潜在影响不容低估。对此，中国一是可以通过提振内需来应对出口下降，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应对贸易条件的恶化；二是通过维持资本账户管制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应对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此外，在G20等国际治理平台上，应当敦促日本在外汇上采取负责任的大国态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安倍经济学”对今年浙江省对日贸易影响初析（浙江省商务厅

2013-04-27）

来源：浙江省商务厅 2013-04-27

一、“安倍经济学”及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

日本自去年底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担任首相以来，试图通过多项扩张性拉动日本经济，为此提出所谓“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策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三点：大胆的货币、机动的财政、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其中，为刺激日本对欧美及其他国家出口增长，安倍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打响了货币战争的第一，以图通过货币贬值达到扩大出口之目的。

“安倍经济学”实施3个月来，日本出口似乎有回暖的迹象。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数据（下同），到3月日本出口额6.27亿日元同比增长1.1%，已连续增长2个月，国际贸易逆差已从1月最高值16294亿日元下降到3月的3624亿日元。从日本财务省发表的统计数据看，日本出口增长主要是对美国增长较大，而对我国和欧盟出口仍然提升不多。

近10个月来，日本对华出口除1月份增长2.9%外，其余月份均为下降，其中，3月份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11万亿日元，下降2.5%，日本从中国进口额为1.34亿日元，增加1.0%，仍然保持小幅增长的态势。从商品来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分别增长了约24.5%、121.7%，而日本向中国出口有机化合物和光学仪器分别增长>，而汽车出口自1月下降了60.4%后，3月再次下降31.8%。

二、“安倍经济学”较大影响浙江省对日贸易

日本是浙江省重要的传统贸易市场，近年来一直是浙江省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市场，在浙江省外贸进出口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从全国来看也是如此。“安倍经济学”实施3月多月来，时间虽短，但对浙江省与日外贸的影响已初现端倪。

一是较大程度打压浙江省对日进出口。

前3个月，由于日元贬值，浙江省对日本出口31.39亿美元，同比下降6.18%；从日本进口23.60亿美元，同比下降13.70%。在全省出口普涨的2月，浙江省单月对日出口下降18.81%。1月进口虽然单月同比增长24.5%，但很大程度基于去年1月进口的低量。从下图可以看出，浙江省对日出口基本处在单月10亿美元至14亿美元的区间内波动，并没有出现随全省出口稳步增长的情况。至于从日本进口，也基本处在水平状态，日元贬值的利好并未引起预期中的进口大增。

二是传统产品受影响较大，且进出口单价基本下跌。

从海关统计数据分析，前3个月浙江省对日出口方面，传统商品出口大部分有所下降，出口3000万美元以上的19大类商品中，12大类商品出现下降。其中，服装、纺织制品、水海产品三大传统产品分别增长3.27%、-9.99%、-19.63%，另外原油出口下降39.1%，从去年同期的出口40801万美元下降到24848亿美元，是主要出口商品中降幅最大的，可以说日元贬值对日本进口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响立竿见影。出口额增长的主要为参加大阪展的几大类商品，服装、塑料日用品、寝具、鞋类等大阪展主要参展商品出口均有增长，家具及零部件、电线电缆、箱包等略有小幅增长。机电产品对日出口除照明器材及零件出口5015万美元，同比增长34.01%和电子元器件出口3841万美元，同比增长4.69倍以外，其余大部分由不同程度

的下降。初步分析出口下降主要是因为日元贬值导致浙江省出口商品换算成日元的价格有所上涨所致。

至于浙江省从日本进口，日元贬值对进口的促进作用也没有预期中那么强烈，进口2000万美元以上的1类商品中， 类商品进口同比增长，10大类商品进口下降。其中，基础性产品的进口有较大增长、初级塑料、乙二醇、集成电路、纺织用纤维、苯乙烯（以上按照进口额排序）分别增长22.11%、14.98%、12.04%、.15%、233.98%。由于中日双方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摩擦（事件、参拜问题），浙江省民众对日本品牌尚存在一定的抵触，致使从日本进口高档汽车以及高档美容化妆品的下降，在近期内从日本进口大幅增长的情景恐难实现。

三是对外资企业影响大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影响大于大型企业。

前3个月，外资企业对日出口18.46亿美元，同比下降12.39%；从日进口13.06亿美元，同比下降20.52%；而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对日出口10.37亿美元，同比下降11.13%；从日进口5.30亿美元，同比下降19.82%。从加工贸易进口额来看，由于进口量不断成下降趋势，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浙江省日资企业的出口额今后来看也不容乐观。

从公司规模来看，浙江省中小企业所受的影响更大。前3个月对日有出口实绩的公司为67家，虽然比去年同期的37家略有增长，但出口增长的仅有2236家，还不到三分之一。而前3月对日出口超360万美元（参考换算成去年的出口超亿美元单个企业）的111家公司中，增长的有60家，松下马达、松下电化、奥科亚系统、茉织华贸易等大型日企对日出口还都出现增长。从此可见，此次日本新经济的冲击主要是在省内中小企业。

三、今后对日经贸形势预期及浙江省对策建议

经济学家分析认为，日元贬值要对促进日本出口数量产生实际作用还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时间，但对进口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响却立竿见影。有学者研究认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每贬值一块日元，预计对其他国家出口额会增长30亿美元。要完全扭转日本对华贸易逆差，日元要贬值40块才能达到贸易平衡，也就是说美元对日元汇率极有可能上涨至1比130，这对日本其他盟友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压力。由于1月份由于日本向美国汽车出口快速增加（总体同比增长10.9%），美国汽车行业已发表声明对“安倍政权以牺牲贸易对手的利益换取日元贬值”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但如日本继续保持当前，日本的贬值预期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将一直会处在一个日元对人民币贬值的外贸坏境中，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鼓励企业有针对性从日本进口。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加之日元的持续贬值，在此形势下，我们可考虑多从日本进口处置废旧物资设备、高新技术商品、环保技术先进设备等，鼓励企业对日出口各类浙江省具有比较产业优势的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在层面应加强指导，研究出台扩大进口的具体管理，完善进口环境。

二是有针对性的在日本办展参展。在山东和江苏都继续赴日办展的情况下，为巩固浙江省对日出口份额，我们要继续精心组展大阪展。认真筛选参展企业和展品，确保代表浙江水平优质企业产品参展，同时精心策划宣传，提高品牌效应，为浙江省企业出口纺织服装继续拓展日本市场搭建有效平台。

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省内中小外贸企业通过参加境外展会、开展电子商务业务等渠道进行产品推介和交易，对有关费用给予一定资助。对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投保予以一定支持，在当前出口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指导推动企业通过远期汇率锁定等手段进行外贸保值。另外，要加大对企业的指导服务，优化各项手续，为中小外贸企业营造良好的外贸环境。

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及其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影响

奥运经济助力结构性改革对中国外贸产生辐射效应（北京商报

2013-09-09）

来源：北京商报 2013-09-09

宽松货币、积极财政和结构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如今，安倍的箭囊里又多了一支箭——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只是，这第四支箭，能否为安倍经济学增加胜算，又是否会成为安倍的“怀璧其罪”，惟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奥运经济助力结构性改革

申奥对于目前日本经济走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与安倍个人的声望、策略乃至国内政局的走向都有牵连。

就安倍个人而言，自上台以来，其推行的内政外交令国内外乃至国际社会都提高了警惕性。惟一令安倍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国内市场对日本经济短期走向的看好。野村证券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经济好处。“2020年东京奥运会，加上安倍的经济（安倍经济学）以及对东京的长期展望，可以刺激日本经济复兴。”

实际上，成功申办奥运会也被视为是“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安倍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其“三支箭”包括宽松的货币、积极的财政和促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目前，日本国内市场对经济短期向好的情况，普遍认为是安倍经济学中前两支箭产生的短期效应，甚至有人指责股市稳健攀升其实是安倍经济学刺激出来的泡沫效应，难以保持可持续增长。而作为三支箭中的压轴——促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支令箭，也是最难射中目标或者说难以产生前两次经济效应的一支。日本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核心问题包括由经济扭曲导致的竞争力弱、人口老龄化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负担，而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农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健行业、税制改革等行业。结构性改革实施的难度之大，从日本政权的频繁更迭便可见一斑。

也正是安倍自身对于维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压力与第三支箭能否“击中”改革的“硬骨头”这两方面的考量，申奥的成功将会令国内外暂时平息其经济泡沫效应的浪潮，而利用申奥带来的国内经济的提振将不仅让安倍暂时得以喘息，也会为让安倍第三支令箭的射击成功率更高，这无疑一石二鸟。

然而，经济结构改革无疑是难度性和持续性都考验的一项大力气工程，申奥的作用恐怕在实践中也难以发挥“救命稻草”的威力。洪涛昨日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与其依靠奥运会来提振经济还不如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其经济、外交效益都是长期的”。

有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安倍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改革失败，那么“安倍维新”也终将是昙花一现。 对东亚经济涟漪效应将显现

奥运投资所引发的“乘数效应”无疑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但作为一个人口和资源都相对匮乏的国家，这块“奥运蛋糕”将有望由中国等周边国家共享。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进口国，东京奥运会将对中国外贸产生辐射效应。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日本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4.5％、15.5％和5.9％。在日本市场上，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占有较大优势，如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这些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60％以上。“可以预见，对于日本来说，奥运会需要的吉祥物、礼品、器材等很大一部分要从中国进口。”白明认为，日本本身经济和科技实力较强，中国企业最大的机会还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就应该赶快抓住这次奥运机会。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热衷的奥运会赞助也是一种机遇。白明认为，中国和日本经济往来频繁，中国不少大型企业在日本开有分公司，在日本民众心中也有较好的企业形象，申请奥运会赞助商的优势也非常明显。

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却提醒，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国家，日本不会砸太多钱办奥运，中国企业不能把期望都寄托在东京奥运会上，奥运会只是短期的，提升自身产品质量才是长远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海关总署昨日公布的今年8月份进出口主要国别情况显示，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262.3亿美元，下降5.7％，是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惟一进出口值同比下降的。“中日的双边贸易互补性还是很强的，进出口额的下降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几年如果双方能够很好地处理政治问题，未来双边贸易还有很大地提升空间，奥运的红利也是可以共享的。”白明表示。

日本前十位的进口贸易伙伴中，有中国内地、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五个来自中亚地区，东京奥运会对周边国家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在白明看来，这些周边国家都是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东京奥运会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必将刺激进口，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日企业合作投资诱惑与风险并存（中国经营报2013-08-31）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3-08-31

中日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日本和服的腰带很大一部分源自中国的传统手工艺缂丝技术，食品业也是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品类。由于紧邻的地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了日本，然而在日本安倍经济学影响下，汇率下降，中日政治敏感，这些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出海日本的热情？日本企业有哪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日本的高税负和高成本以及在文化上的融合难度是否会打消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热情？请看本期报道。

出海日本：玻璃门内的诱惑

2010年有人高呼“收购日本企业的春天已经来临”，当年年底，中国企业还曾掀起一波投资日本的高潮：中国苏宁电器收购日本零售企业laox、比亚迪收购日本模具工厂、山东如意集团40亿日元参股日本纤维公司、海尔并购三洋洗衣机业务„„

来自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2010年，来自中国的净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76亿日元（折合人民币22.42亿元），是五年前的20倍以上。其后2011年，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有增无减。

两年后的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的力压之下，日元大幅贬值，从财务角度而言，收购日本企业变得

更划算了。这样的诱惑能否再掀一轮“出海日本”投资热潮？

本报记者在这个夏天奔赴日本采访发现，投资日本的诱惑与风险并存。 投资减少贸易下滑

中国商务部8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下降了11.5%。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期中国对欧盟投资增长了74%，对美投资更是增长了2.78倍。作为中国在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东京分行曾为多起大型中国企业并购提供金融支持，其客户包括海尔、华为等在日本甚为进取的中国企业。据中国银行东京分行副行长秦锐明介绍，兼并入股日本公司的中资企业凤毛麟角，更妄论成行成市。

截至2012年，中国依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秦锐明告诉记者，在日本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大致分三类，一类是通过兼并收购直接在日本设立公司的中国企业；第二类是通过资本运作，变成日企股东的投资者；前两者占比甚少，而第三类，也是中日经济交往绝大部分的类型，即各种贸易企业。这类企业或者从日本进口各种零配件，或者向日本输出各种类型的“中国制造”。不仅仅中国投资日本减少，近期中日贸易总额也是连续多月下降，今年前7个月，双方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8.8%。

对日直接投资迅速下降的不仅仅是中国。据日本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额为1.3903万亿日元，同比减少18.5%，较2008年上半年高峰时期的4.7万亿日元，下降了70%。

事实上，日本市场一直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日本破灭后，在日本投资的外国企业开始增多，但日本国内对外资抱有强烈戒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3年的报告显示，自有统计数据以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累积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欧美其他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接近30%。

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的劣势充分体现。一方面日本营商成本极高，无论土地、人工还是赋税均高于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市场狭小，而且在文化经济上较为保守。从2009年开始，日本就出现大面积外资撤退的情况，当年外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同比减少了55.7%。花旗集团全球市场日本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村岛喜一就曾表示：出生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增长预期不高，使日本对企业的吸引力下降。

日本企业的吸引力

然而，日本对中国投资者仍有极大的诱惑。

“据我了解，其实还有很多中国企业有意并购日本公司。”山东省驻日经济贸易代表处总代表郭全涛表示，作为一个促进中日相互投资的代表，郭全涛深有感触。在他看来，不少日本的中小企业，对中国公司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事实上，日本制造一直占据着世界大分工的上游。日本“3·12”大地震发生后，万里之外的美国苹果公司市值当日蒸发200亿美元，原因在于，虽然大量苹果公司的产品出自中国与地区的代工厂，但苹果手机的零部件有34%必须采购自日本厂商。

进口日本核心元器件或材料，在中国组装加工，向全球市场销售，这是近十年来中国电子、机械、化工等行业的主要发展模式。对于已经在终端市场站稳脚跟的一些国内龙头企业而言，吸纳上游日本企业的技术储备，是企业进一步发展最高效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日本市场上，成熟的技术并非全部垄断在日本大型企业手中。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90%以上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的配套公司，或者开发细分市场的主导产品。总而言之，虽然规模比不上知名企业，但他们通常都有着独特的技术储备以及国际化的市场渠道。

无论是技术、渠道还是品牌，对于手中资本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而言，都有着相当的诱惑。广东东方电子集团董事长刘永就是其中一员，从去年年末开始，他已经先后三次赴日考察。“日本一些只有几百人的小企业，却常年为大公司提供某项专业设备。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这些设备的核心技术甚至已经超过了采购他们产品的知名大企业。”谈起赴日动因，技术出身的刘永滔滔不绝。这些企业也曾追随他们的大企业客户来到中国，但也常常因为他们的大客户而陷入经营困境，“当他们的大客户出问题时，他们也会陷入资金链崩裂的边缘，这是我们的机会。”作为一家为各行业提供电子产品设计的民营企业，刘永对日本同行的技术觊觎已久，“我今年三四月考察的一家日本企业，他们在欧洲也有分公司，而且也得到了欧洲客户的认同。”

在刘永看来，中日两国企业有着很好的互补性。“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以及反应迅速的营销手段。但缺乏核心技术以及品牌沉淀，这又恰恰是日本企业的强项。”这也成为前几年中日并购的初衷。

玻璃门里的诱惑

既然有着天然的互补，为何近年中日企业的合作却呈现倒退态势？

“中国企业走进日本，就像是隔着一道玻璃门，看得见却摸不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一等官雷国铭表示。他认为，中国企业对于进入日本有着强烈的诉求，但从日本方面来看，无论、市场还是公司对于来自中资企业的并购都有着固有排斥。

雷国铭表示，日本虽然没有明文外国企业并购日本公司，如近期安倍政权甚至制定了实现日本吸引直接投资余额翻番的目标，但日本鼓励外国企业并购的甚少，也不会给予任何额外便利，其会沿用一贯行业规则行事。

如郭台铭2012年收购了夏普工厂，并计划将该工厂彻底改造。日本惯例是用5年计算办法折旧成本，郭台铭认为此举不利于鸿海上市，于是申请延长折旧年限，但这一国人看来无关痛痒的申请却一直无法获得通过。

“中交集团早在1986年就已经进入日本，但直至今日依然是一家贸易公司。”中交集团旗下中和物业株式会社的社长助理魏天力表示，该公司也曾计划投标日本工程，但无奈日本商会给予一系列的指标，这些指标让外国企业的成本一再放大，最后几乎无利润可言。

“并购日本企业，一定要得到企业股东、行业协会、上下游供应商的共同支持才有可能成功。”在中日两国营商多年的日本商人水田雅史表示，日本岛国文化中强调的是抱团，每个日本企业都是一个利益集合体。在面对外人时，所有日本企业都是礼貌含蓄，这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建前”（即外人前的语言与表现），但只有在内部人商谈时才有明确的“本音”（真心话）。当利益集合体中任何一方利益受损，都会让外来者深陷泥潭。

由于日本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因此日本企业获取资金支持的难度相对少得多，因此如果是由于资金原因而暴露出问题时，往往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刘永在今年年初看到的收购标的就是如此，该公司所谓的资产实际就是各种无法销售的存货，银行已经控制着这家公司60%以上的股份。虽然此次并购机会日本方面出奇的配合，但在刘永看来，他需要花费极高的价格才能填满该公司的资金空洞，这也让他望而却步。

此外，日本企业通常与供应商关系非常紧密，甚至不惜以固定价格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这种紧密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质量以及数量。但如果市场环境恶化，进入并购程序后，并购方会发觉一旦进入该公司后，无法削减成本，重整架构会遭遇供应商以及所属行业协会的强烈反馈，早年并购日本公司的中国企业向记者表示，他们起初也希望削减供应以减少成本，但马上遭到行业协会的反击，对方通过第三方非常有礼貌的表示，此举可能会遭到行业的联合杯葛，甚至直接影响公司生存。

建立二梯队，再现灵活优势

日本封闭的企业文化，除了公司股东外，在企业留守多年的中层“老臣子”有相当的话语权。日本商人水田雅史表示，在日本的企业文化中，会让某位职员长期负责某项业务。例如在融资部门，负责人通常会与银行系统有很深的渊源，甚至有可能就是关联银行前员工。外国企业在完成并购后往往不得不继续留用这些“重臣”。

多位采访对象也提到这一点：许多从中国走出来的企业，往往在成了日本企业的股东后，经营权仍在日本管理层。这时中国企业经营灵活、反应迅速的优势，如何在并购后的日本企业中体现出来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010年山东如意集团收购日本服装企业RENOWN，但翻翻这家日本百年企业近20年来的财务报表，只有两年有财务盈余，分别是2005年出售资产和2012年出售有价证券。换言之，这是一家亏了20年的企业。山东如意花了40亿日元才取得其41%的股份。

本来如意集团并购RENOWN，整合产业链的意图清晰：将日本服装品牌带回国内，在获得技术品牌的同时，又为日本企业打开广大的中国市场，可谓一举两得。但在并购完成后，日本银行不再追加融资给RENOWN，这让如意集团不得不在2013年再向日本公司注资29亿日元，如意集团在RENOWN的股份上升到53%。即便如此，RENOWN依然由日本经营者主导。并购之初，如意集团也曾制定了千店计划，希望沿用国内服装品牌的发展战略，迅速将门店铺开后，继而通过大面积营销快速建立品牌优势。在实际操作中RENOWN在中国国内的扩张依然沿用日本本土的模式：一家店盈利后再开另一家店。这让如意集团在中国至今为止也只开了四五十家店，迅速建立品牌认知的计划也就很难实施。

有鉴于此，国内管理专家认为，管理日本企业要着手建立人才二梯队，从而发挥中国企业的灵活优势。

对中日经济合作不必期待过高（环球时报2013-08-14）

来源：环球时报 2013-08-14

近期，日本经济连续发出不利信号，如负债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等等，很可能导致日本更加重视对华经贸合作。有学者因此认为，这将有助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而一旦自贸区谈成后，中国企业可以更加自由地进入日本市场，还有学者称此举可拉拢日本云云。这些观点看似对中国有利，其实不然，我们不应对此有过高期待，要量力而行。

事实上，日本市场一直存在极强的封闭性。对此，美国人深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美曾发生贸易摩擦战，美国一再指责日本市场封闭，外资企业、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障碍重重。美国驻日使馆还专门撰写一部书，系统性收集日本市场封闭性证据、资料，从日本规定的细则到行会商会明规则、潜规则全部收录。如今，中国与日本、韩国这两个世界著名的封闭市场一起建立自贸区，难度很大，尤其是日本市场封闭性和出口攻击力都比韩国要强，更令人生畏。一旦中日韩自贸区承诺减让关税等措施，中国必将开放市场，日韩企业将从中获益，而中国企业可能处于尴尬境地，不仅兑现不到应有成果，还可能被指责竞争力不足。由于日本市场内障碍重重，其企业、行会、商会之间交易明规则、潜规则数不胜数，中国企业甚至在中国支持下，也很难进入，除非日本国内没有或主动放弃的市场，或许可以分一杯羹。

至于通过加强中日经济关系来扭转日本右翼化大趋势，效果也将微乎其微。种种事实说明，日本主流精英如安倍、麻生等人，都认为中日存在战略冲突，与中国发展合作不过是技术性、战术性手法，是做秀给日本国内一些善良国民看。他们内心根本就不希望中日关系改善，只是迫于某些压力努力做些姿态，纯属技术性处理。如果中国没有接过“橄榄枝”，这些政治家正好可以向日本国民交代：是中国不想改善，只要让日本国民认识到不能改善关系的“责任在中国”就可以释然。因而，主张以经济关系拉住日本，影响日本社会，制约日本右翼势力发展、壮大，这种善良愿望基本无效。

在全球化时代与日本合作，是中国作为近邻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选择，但我们不必给予过高期待，更不要希望做出大的让步以换取日本让步。事实上，只要日本回去给企业开个内部会，就会将中国企业在日本发展的机遇封堵。当然，日本不会彻底中国企业在日本的所有发展机遇，甚至还会做出表面文章，举出一些个案，通过媒体大肆渲染。日本这方面的外交策略一直相当高明，中国与日本这样难缠的打交道，显然需要处处小心，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不要期望过高，而是应积极地、建设性地联合美欧等国，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既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更要推动全球对中国开放市场。

（作者：金柏松，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中日经贸可望回归正轨（光明网2013-05-27）

来源：光明网 2013-05-27

光明网北京5月27日电（记者李瑞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在京发布《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作为国内唯一一部分析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的“皮书”，自2008年问世以来受到各界好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王洛林等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致辞。

本年度报告回顾并展望了2012—2013年度日本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指出2012年受欧债危机的拖累，世界经济下滑，日本经济曾一度陷入技术型衰退。再加上日本挑起的购岛闹剧，导致对华出口骤降，致使经济复苏未取得预期效果。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即无限度量化宽松和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刺激下，日本经济总体形势将好于上一年。争端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双边贸易出现负增长，相互投资受阻、双边财金合作也不同程度受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年内未能如期举行，同时也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中日关系不进一步恶化，2013年随着世界经济、日本经济的缓慢复苏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日经贸合作可望回归正常轨道。

报告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组织编写。作者既有国内科研机构、大学等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日本JETRO、著名大学和智库的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他们对当前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多角度、全景式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四十年来的中日经济合作、日本参与TP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日本电子、钢铁等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等进行了重点分析。此外，本报告还收录了大量来自于日本权威机构的数据图表，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指出，估计2013财年的日本经济将总体好于2012年。其理由有几点：第一，从经济周期看，2012年第四季度已经触底。2012年第二、第三季度已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第四季度主要经济数据转好，股市回暖，日元贬值，失业率略有下降。特别是工矿业生产开始回升，

12月工矿业生产指数回升2.5%，与11月的-1.7%形成鲜明对比，2013年1月份仍保持2.4%的正增长。估计2013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将持续正增长，在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带动下，第二季度可能出现较高增长。第二，出口可望恢复。2013年，美国经济回升势头越来越明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出现缓解的迹象，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还将保持8%左右的正增长，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将好于前一段的预期，再加上日元升值得到遏制，这意味着日本的出口将出现反弹。第三，投资力度大，可以带来一定的刺激效果。安倍紧急经济的财政投资超过10万亿日元，其中有超过5万亿日元用于破旧的隧道和桥梁的维修以及学校、医院设施的修缮等方面，预计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随着出口的扩大，生产将有所扩大，设备投资也将随之扩大，在灾后重建的后续效应下，住宅投资还会出现进一步增长。第四，个人消费也将有所增加。巨大的财政投资和近20万亿日元的波及效果，必然会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带来扩大收入的效果，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占GDP 60%的个人消费的增加。另外，若不出意外，2014年4月将把现行的5%消费税提高至8%，一般来说，在提高消费税之前可能会出现集中消费的现象，特别是房地产的销量以及汽车、大屏幕液晶彩电等单价较大的耐用消费品的销量将会大幅度增长。

《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指出，2013年的中日经贸关系有可能在五个方面实现新发展： （一）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有望加速。2012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启动的同时，覆盖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正式启动。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各种东亚自贸安排积极互动，彼此促进，将有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全面推进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实现。中日应该抓住机遇，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扎实推进有关谈判，有效应对竞争和挑战，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携手攻克难关，早日使有关自贸安排惠及彼此经济社会发展。

（二）地方层面经贸合作面临机遇。目前两国友好省县和城市达250对，还有一些城市正在探讨建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合作方案和具体项目提出初步设想。2013年如能继续推动，不仅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将成为中日韩等自贸区建设在地方层面的有益探索。

（三）绿色节能环保合作大有可为。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是中日两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和商机。节能环保产业作为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是受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日本不仅有着世界领先的节能环保技术，也有着成熟的技术输出经验。对中日两国企业而言，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绿色技术与市场资源有机结合，是拓展该领域合作的根本方向。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2006年创办以来，虽受到不少干扰但从未间断，充分体现了两国把节能环保合作做实的强烈愿望和切实努力。双方应继续挖掘互补需求，不断把“现实需求”转化为“实际成果”，巩固节能环保在中日经贸合作中的排头兵作用。

（四）服务贸易交流合作开拓新领域。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本主题日”活动使更多中国人了解到日本独特的服务文化，也在设计、物流、旅游、金融、健康医疗、信息技术、外包等诸多服务领域展现出两国合作的广阔空间。例如，中日两国共同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1.19亿，约占总人口的8.9%，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而日本在老年护理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医疗保健器械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龙头企业已纷纷着手拓展在华业务，考虑建设样板项目。又如，在金融合作方面，培育债券市场、扩大互持国债规模等举措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储备资产的安全，对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日两国而言有积极意义。总之，服务贸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充实中日经贸合作内涵，扩大互利双赢。

（五）现代农业物流合作潜力显著。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进程加速将为双方增强农业发展竞争力带来契机，同时有望促进中日粮食和农产品贸易。同时，中日两国均面临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课题，发展

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双方可加强沟通互鉴，促进域内流通物流体系的合理有序建立，加强食品安全等领域的信息沟通与合作，深挖潜力，推动两国农业和物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强调，中日40年劳务合作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第一，人为的因素。首先是日本接收企业的做法。不少接收企业克扣、欠发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的津贴和工资，其人身自由的现象严重，劳动安全保障不力，劳动时间超长，劳动强度过大等，严重损害了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的身心健康。第二，政治因素的影响。近些年来，围绕着日本首相参拜问题、撞船事件、否定侵略战争问题、领土问题等争议不断。特别是在201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应该是两国情浓意酣之际，日本却导出了“购岛”事件，中日关系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交流活动也被中止，包括对日派遣技能实习生，造成中日劳务合作的重大损失。第三，非人为的因素，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状况、自然环境状况这些外部环境因素的恶化，给中日劳务合作带来的困难。

日元贬值，中日贸易之争加剧（环球时报2013-01-28）

来源：环球时报2013-01-28

在日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金融大亨纷纷指责安倍的金融货币，认为日本“将挑起货币战争”。日本的量化宽松真的能挑起世界货币战争吗？

中国有句古话，“治重病用猛药”。对于日本经济连续20多年的衰败来说，安倍2000亿美元规模的量化宽松远远不够“猛药”的程度。此前日本历任投入的8000亿美元资金已大多耗尽，既没达到挽救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的效果，也未见到对世界金融带来巨大冲击，反而是日本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日趋衰弱。受细小思维的局限，日本在经济上也十分拘束，往往采取一点点投入的办法。这种“添油战术”对日本经济尚且作用有限，又怎会将导致世界货币战争呢？

反过来说，近年来，以美元大规模贬值为特征的国际金融货币市场的动荡主要是由美国的量化宽松造成。美国已经启动四轮量化宽松，至今没人知道美国这种大规模量化宽松何时结束，仅QE3、QE4的总规模就在1万亿美元以上，约是安倍内阁量化宽松的5倍。欧盟也没闲着，也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分两次向市场注入超过1万亿欧元，试图摆脱债务危机，但并没有好的效果。

因此，引发世界印钞大赛的是美国和欧盟，日本充其量只是一个跟进者。现在国际上之所以有一些人要将责任推卸给日本，是在掩盖他们自身导致国际金融货币市场动荡的责任，也可能是在为本国、或者本地区要进行更大规模地量化宽松寻找借口。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和防范的，不要只把视野放在日本身上。

从另一个视角而言，量化宽松也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在金融紧缩、经济发展乏力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否则，经济陷入紧缩怪圈，企业无钱投资，消费者无钱购买，如何能够拉动消费，促进经济与福利的增长？我们不能因为他国搞量化宽松就臆测世界将爆发“货币战争”，应就事论事，认真思考日本金融举措对我们的冲击，而非听信惊人之语。

目前来看，日元大规模贬值可能冲击中国的对日出口，迟滞中国输日产品的进度，这对低附加价值的产品影响可能尤为明显。同时，日元贬值可能会促进日本某些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的恢复和提升，加大在海外同中国产品竞争的力量，挤占中国的海外市场。以往中国产品多是依赖价格优势同日本产品竞争，

未来10年内这一格局很难改变，现在日本开始用货币手段冲击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很可能会带来一场新危机。货币战争太远太不切实际，我们应好好构思如何打好中日商品海外竞争力的大战。

（作者：周永生，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日本经济“内部化”中日经贸需谋新思维（财经网 2013-01-08）

来源：财经网 2013-01-08

日本消费市场缺乏弹性，这些产品必须考虑被销往中国市场的可能，而中日关系恶化影响日系产品销售；中国并不是得益者，因为供应链很多低端部分本可向中国内地和西部转移，中国很多地区也需要日系企业的投资和技术。

宏观经济分析

中日两国企业被迫选择“日本+1”和“中国+1”的方式来对冲这一风险，对亚洲产业链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2012年12月的日本大选中，丢失执政党地位三年的自民党卷土重来，与公明党形成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选票。安倍晋三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

自民党重回日本权力中心，早在外界的预期之中，但这样的一个“大胜”，却多少出乎市场意料。 这也意味着，自民党将有能力主导日本政治和经济，而对目前的检讨和改变，也将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经贸伙伴，需要高度关注。

但自民党过分强调内部的货币和财税，作为一个较多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的经济体，日本经济向前走需要更加外向型的思维，在中日经贸问题上，尤其需要突破思维定式。

日本经济“内部化”

在右翼化的政治思路下，日本的经济越来越“内部化”，这也导致日本的选择将越来越少。 与野田相似，安倍的经济仍然强调货币、外汇以及财税，区别是力度更大。 从货币来看，自民党的大胜，意味着其将在决定日本央行行长的过程中占据关键性的位置。 现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的本届任期将至2013年4月结束，市场认为安倍将提名一位更加的人选。

日本央行行长的任命需要参众两院的共同支持，尽管自民党仍需要等待到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才能真正掌握上院，但在目前的态势下，自民党对日本央行的控制力已经明显增强。

在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中，“无”的量化宽松是其经济的重要标志，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目的，是将日本拉出通缩的泥淖，并以此来刺激消费。笔者也认为，日本央行可能在的压力下，将通胀目标从此前的1％提升至2％。

这样的目标要实现，对日本央行来说将是异常困难的——尽管安倍一直在批评日本央行“不作为”。 事实上，自2010年10月以来，日本央行已经从市场购买了66万亿日元的资产，并导致日本央行持有的公共债务达到GDP的90％左右，而经历过数轮量化宽松的美国，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数量也不过只有GDP的近20％。

安倍一直强调，日元在过去数年的大幅升值，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出口的竞争力。与野田时代

的日本央行相比，市场相信新的日本央行将在货币和汇率上更加宽松和激进，这也成为市场在此前大幅度抛空日元的重要原因。

按照目前的法律，日本央行不能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其只能作为财政部的“代言人”来对日元汇率进行干预。目前市场则预期日本可能给予央行一定的自主权来直接干预外汇市场。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否能够实现仍有待观察，但事实上，此前日本财政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谓力度不大，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效果仍十分可疑。

在财政端，安倍则准备认命前首相并颇通经济的麻生太郎来担任财务省大臣。

目前来看，安倍很可能在2013年初宣布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而在2012年内，“应急性刺激”将是选项——由于目前日本所能确保的年度剩余预算仅不到5万亿日元，大约2万亿－3万亿日元的额外刺激计划将在2013年1月底前被提交至国会，而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方案预期将在2013年二季度展开。

在自民党的财政计划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宣称将在未来十年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而这项计划的大多数将在未来三年展开。

2012年12月初，日本东部的一条建成35年的隧道坍塌，导致九人死亡，也加强了自民党这一计划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

在税收上，自民党则可能重新考虑此前民主党增加消费税的，民主党的这一希望将消费税从目前的5％提升至8％，并从2014年起执行。安倍则需要在明年9月底之前决定是否执行这一法案。

总体来看，安倍内阁的这些举措，很难让市场确认其能够带领日本经济走出低谷。

日本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其更加需要考虑如何分享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则是安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1”和“日本+1”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东北亚经济体。时至今日，美国经济的“龟速”增长，也导致日本难以从美国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

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占据日本全部贸易额的20％，东盟则占12.6％，美国和欧盟则在10％上下。这样的一种经贸联系表明了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的基石作用。

从两国的贸易类型来看，机电产品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数据显示，2011年，机电和电子商品占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47％。

有意思的是，中国向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也是机电产品，这意味着两国在贸易上存在着良好的互补性。 这样的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更让市场担心一旦中日关系进入冰点，那么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将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

然而，政治家们却似乎毫不在意。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企业也开始选择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对冲这一风险，日本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开始增加在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布局。

典型的做法是，日资企业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同时，会同步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建立类似的生产基地，以避免在中日关系紧张时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问题。这样的一种策略，被称为“中国+1”，实质是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现象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日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政治争议，往往强调中国劳动力上升等经济原因。

随着两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企业也明显开始减少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并减少对日本的投资，

这意味着中资企业在有意无意执行一种“日本+1”的策略。

需要理性经济

无论是“中国+1”还是“日本+1”，其对于亚洲产业链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从传统的亚洲产业链条来看，东南亚地区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中国负责最后的组装，而日本等地则是终端消费市场。

随着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开始布局，东南亚国家开始更多地替代中国在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由于日本消费市场缺乏弹性，这些产品必须考虑被销往中国市场的可能，而中日关系的恶化可能影响日系产品的销售。

但需要认清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不是得益者，因为供应链的很多低端部分本可以向中国的内地和西部地区转移，中国的很多地区也十分需要来自于日系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但政治而非经济选择可能导致这一自然过渡无法实现。

“雁阵模式”是学界对于东亚经济发展总结出来的经典学说。按照这一模式，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仍然需要来自于外部的力量，即承接相对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的产业和产能，并将东部沿海地区淘汰的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对这一模式的争议，事实上在过去数年不断增加。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有着显著的“适配性”。

尤其是地方对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中国劳动力技能未能显著提高，中国仍然需要通过学习来达到超越和创新。同时，在中国多数地区，就业压力仍然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也不可贸然放弃低端制造业。

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来考虑，是否需要遵循这一模式仍然值得探讨，但在缺乏备选项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日应突破思维定式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需要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实现东北亚贸易和经济的一体化。

包括韩国和中国等经济体在内，这一经济圈一旦建立，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体量最大、贸易最为活跃的经济体。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东北亚经济圈都将具有显著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欧盟的发展历程值得深思，欧盟的建立实现了贸易壁垒的下降，增强了统一经济体对外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欧盟的成立促进了欧洲的和平与和解，这也是欧盟获得2012年***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欧盟发展过程中，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财税改革的相对滞后，也导致了其在过去数年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

吸取欧盟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欧盟的成立突破了常规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打破僵局更加重要。

在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要真正实现政治互信，并为未来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需要突破目前的思维框架。对于仍在致力于“内部挖潜”的安倍新来说，尤为如此。

（作者：刘利刚，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日本《外交学者》：中日经济进行结构性转轨（环球网2012-10-10）

来源：环球网2012-10-10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10月5日文章，原题：中日经济转轨即将到来？中日岛屿争端继续发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称，两国争端升级可能危及全球经济。对中日来说，经济方面的后果不可避免，日本驻华公司被迫停业，并在最近爆发的紧张中遭受财产损失。自从中国的停止以来，一连串报道显示争端的影响正逐渐变得实实在在。

中日航班乘客数量骤减，两国间至少一条航线因为乘客不足而被取消。9月19日，日本贸易会称中国“放慢”对从日本进口商品的通关。而在9月27日，与北京同样存在领土争端的菲律宾的一名高级贸易宣布，正与15家有意把制造业搬离中国的日本企业谈判。近期有消息称，丰田汽车公司的关键轮胎供应商将缩减其在中国的扩张，声称从马来西亚供应中国市场同样便利。

不过，上述转变并非都与岛屿争端有关，更多的长期结构性转轨也在进行。最主要的是预计到2015年底，中国与东盟将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届时，东盟国家出口中国平均关税约为0.1%。这就有利于日本企业将部分投资转移到这些政治风险较低的经济体。比如，将在越南河内附近生产的产品运往中国广东，比直接在中国北方和中部生产然后运往南方要更便宜。

日本投资离开中国的另一个因素是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升。除日企外，也有其他国家的企业开始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和菲律宾均因此受益。拿菲律宾来说，2012年日本第二大造船企业常石集团在菲开设了一座船坞；日本对菲的投资去年增加逾30%。现在，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将近一半流向东盟国家。

日本企业长期在中国面临不受欢迎的问题，而且当地的生产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随着许多东盟国家的国内市场逐步扩大，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预计几年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完成将是解决日本问题的绝佳途径。

不过，这种进程能走多远、多快仍存在局限性。中国不仅是制造业中心，而且日益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销售市场。日本企业无法放弃如此重要的市场。此外，中国拥有顶级物流和运输基础设施，让驻华企业接入地区和全球供应链。一些东盟国家虽然在着力缩小差距，但目前仍落后位于北面的邻国。

借鉴：台媒评日本产业结构革新对造成重大冲击（中评网

2013-05-22）

来源：中评网2013-05-22

中评社台北5月22日电／成功将日圆兑美元汇率贬值突破一百日圆关卡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将全部改革力量，投注在他的“第三支箭”﹣产业结构革新。安倍第三支箭的改革目标，将会广泛涉及工业生产、经济特区、电网分离、基础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健保体系，改革内容势必对亚洲经济带来重大的冲击。我国执政当局必须及早提出趋吉避凶的因应对策，避免沦为日本改革的受害者。

工商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26日上任之后，射出的前两支箭﹣“汇率贬值”与“财政刺激”只是改革的起身炮，日本经济再生成败的关键，在于推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因此安倍今年元月初就已经召集日本的产、官、学领袖，成立首相亲自主持的产业竞争力委员会（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ouncil），成员除了主管财务金融的副首相、经济再生、官房长官等主要内阁成员，还有曾经在小泉内阁主持金融再生、邮政民营化的竹中平藏，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时主导购入美林证券的现任瑞穗金控执行长佐藤康博等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改革大将。

产业竞争力委员会从今年元月2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后，至5月14日已经密集举行了六次会议。被安倍晋三统称为“成长战略”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逐渐浮出台面，预计本周五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院会中，安倍将首度提出报告，最迟6月17日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工业国领袖高峰会议之前，委员会将会提出完整的改革计划。

安倍射出第三支箭的时程，当然也与政治的日程紧紧相扣。今年七月，日本参议院（上议院）将要改选一半的席次，这是安倍上任后第一次全国的选举。安倍所属的自民党在参议院只有84席，较民主党的106席少了22席，安倍希望在这次改选中扭转，取得总数242席参议院的多数席次，完成参众两院都由自民党主导的有利政治架构。因此，这第三支箭的成长战略，也将是安倍政权全面主导的赢的战略。

对于经济结构改革，安倍在5月18日举行的记者会中发出豪语：“我将为本国投资清除所有的障碍，无论是什么样的障碍！”他喊出的目标极为高远：“如果你不能成为世界第一，那你就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安倍喊出“战胜世界”的关键字，开始逐一揭露他主导的全面经济改革计划。

5月17日公布的日本第一季经济成长率高达3.5%，但是其中有2.3%来自于消费成长的贡献，民间投资仍然停滞不前。在安倍“战胜世界”的大计划中，他将推动扫除投资障碍、简化法规、设立经济特区，藉以吸引新增民间投资，目标是创造一年70兆日圆（约合新台币20.6兆元）的民间投资，回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平。

第三支箭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基础建设行业的再造，包括引进新的科技与材料，将日本逐渐老旧的基础建设活化、延长使用寿命；将基础建设活化的工程以及未来的营运，移转给民间企业，创造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建设行业。目标是在2020年以前，将基础建设出口值扩增三倍至每年30兆日圆。

日本农业的出口，也在安倍的战胜世界大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安倍计划对日本高附加价值的农业，进行更深入的投资，加大国际行销力度，让原本以老农为主体的务农人员结构年轻化、国际化。目标为每年的农渔业“出口值”提高至一兆日圆，约新台币三千亿元。

此外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以“酷日本”为行动核心，成立预算金额高达500亿日圆（约新台币150亿元）的“酷日本促进机构”，推广日本动漫、电影、电视等文化创业产品，未来五年内文创产品的海外销售额提升三倍。同时，将国际观光客的数量从目前的每年800万人次，提高至每年2,000万人次。

还有，解决“电力”问题也是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的焦点议题。发电厂与电网的分离，已经成为委员会的共识。日本的电力自由化，势必进一步给我国台电带来强大的改革压力。竞争力委员会也主张重启核能电厂发电，以迅速提供新增民间投资低价且稳定的电力。重启核电厂的议题具有高度争议，目前尚未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即将举行的核电公投，必然造成新的冲击。

当然，经济改革无法回避的传统争议，例如劳动条件的自由化、环保议题、地区保护主义、农业保护，以及争议多年的全民健保革新，都将成为未来几个月日本热烈讨论的焦点。

日本振兴经济作为，对于势必定带来重大的影响。上述投资自由化、基础建设产业提升、农业产

值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倍增等计划，都将直接冲击韩国、中国，对也将带来正反两面的效应。面对日本20年来最巨大的经济改革浪潮，究竟要如何趋吉避凶，对于马的智慧将带来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