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光社
来源：《语文学刊》 2017年第4期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汉字是大文明中硕果仅存的“象形”系统文字,对思维及其表述有深刻影响。以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汉字常是多义的,且高度稳定;其隐性语义网络的存在使文学词语组合灵变、语序相对自由,能生成独到的韵味和意境。本文以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诗词文句为例,展示艺术表现上其他语种难以企及之优长,认识其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此外,古代文人心目中,字几乎与词语等同,《文心雕龙·练字》所论即与修辞相关,亦可从一个侧面印证汉字运用的特点。
[关键词] 汉字; 象形为先; 隐性语义; 语序; 《文心雕龙·练字》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4-0053-08
doi:10.3969/j.issn.1672-8610.2017.04.007
在中国,文学语言的修饰往往就指对文
字的修饰,在古代尤其如此。因为汉语主要是用“象形为先”、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文字记录的,在世界几大文明中是硕果仅存独一无二的。汉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修辞学和文学语言形式的特点和规范。古文论经典《文心雕龙》的相关论述可以印证这一点。
《文心》用到与“字”通同的“文”、“辞”、“言”的话语俯拾皆是,如《情采》的“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镕裁》的“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和“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声律》的“双声隔字而每舛”、“练才洞鉴,剖字钻响”;《章句》的“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丽辞》的“龙虎类感,字字相俪”、“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等,……
运用汉字作语言的记录符号,对思维及其表述有重大影响。研讨《文心雕龙》的辞章学,尤有必要先了解汉字独特的文化个性。
一、硕果仅存的“象形”系统文字———“不舍象”和运用线条符号的汉字古人在思考及其表述上有“不舍象”和运用线条符号的双绝。可由先民运用八卦占卜,以及以“象形为先”的汉字记录语言两方面予印证。
语言参与思维。“象形”为先、以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汉字能提升思维某种的效能。
用汉字写作,诗文往往特有一种韵味,含蕴丰富、境界独到。是用其他语言文字创作难以企及的。古代作品有一种称之“骈俪”(或称“骈偶”)的形式美(尽管它并非与内容无关),格律诗讲究对偶,也有骈文和骈赋。
明清学界有疏理、总结传统文化的趋势,而且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西学东渐使学者们在比较中有了对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优长更多发现和清楚的认识。民初,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开篇即说: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犹之。惟是捈欲通,紘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 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冸轻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迹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随即总结道:“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其后有骈俪“准萌造字之基”,“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等语,足见运用汉字的优势和独到之处正是在“禹域”与“外域”文学的比较中觉察的。
运用汉字对思考和语言表达的影响及其所以然还可进一步的探讨。
拙著《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第二章第三节为“思维方式的民族特色———倚重‘象’与运用线条符号的双绝”,其中说:“简明扼要、变化丰富、易于操作的线条可谓是符号的鼻祖,也是后来多种符号的基本形态;‘不舍象’的思维能够弥补抽象思考的某些不足。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在这两方面有所优长。”
先从一个易被忽略的方面简介民族思维方式的这一独到处:
《易》学材料可以印证先民思考有“倚重‘象’与运用线条符号”以简驭繁的特点。《系辞上》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易》之“易”有三义,是变易之易、简易之易和以不易为《易》。其中的“简易”和“以不易为《易》”都有以简驭繁的功用。故云:“圣人设卦观象”,“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易象”是一种线条符号:太极图是S形曲线对圆圈的巧妙分割。八卦的阴爻、阳爻不过是两种简单的横线(––和─),意蕴各异的卦象全都是由这两种横线的若干种排列组合和重叠方式构成的变数。卦象爻线以最简明的方式概括古人对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本质及运作规律的认识,显示出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即使是八八六十四卦,以这样的线条符号系统包罗万象地演示一切关系和变化也算得上精约简易之致了。需说明的是,在古汉语中“象”和“形”区别明显,虽然都诉诸感官,“象”浑沌模糊区界不明,体现着内在的本质规律和精神含蕴;“形”则指具体物态,有可以分辨的个别性。所以《老子》中说:“大象无形。”“形象”较晚才合成一词,有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意涵。
汉字在历史发展中有简化字形和书写方式以求便捷的趋势;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以及思维境域扩大和能力的提升,字组合成词的数量和意义的精细度也会增加。与“易象”以简驭繁对照,可以说有由简约趋细密的趋势。然而,“倚重‘象’与运用线条符号”依然不失为汉字的一“绝”。在古典文学作品这一绝的表现是无与伦比的。
各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线条的组合,早期的文字多有象形示意的结构,甚至就是象形文字。古埃及人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古印度人都有自己的象形文字,巴比伦和亚述的楔形文字也还保留了苏美尔文的某些特点。然而这些早期归属于象形系统的文字在历史演进中先后被表音的文字取代。唯独汉字经过不断的改进和简化,商、周以降仍在大范围内使用,以至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上硕果仅存的象形系统(“象形为先”以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文字。
《美学范畴发生论》第三章“汉字的奥秘”探讨运用汉字对思维和语言表述、尤其是文学语言和理论话语(包括范畴创用)方面的积极影响。摘引于下:
“六书”是周秦和两汉时代的文字学家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和用字方法,按照乾嘉以来通用的名称和排列顺序是: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是取用《说文》之名和《艺文志》的顺序。郑玄注《周礼·地官·保氏》中有“六书:象形、会义、转
注、处事、假借、谐声也。”《汉书·艺文志》有“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说文》中顺序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六书”可为“表意为汉字第一属性”的证据。“六书”中,造字之法“象形”、“指事”、“会意”以及“形声”组合中的“形”无疑都是表意的;“转注”、“假借”虽属用字之法,无论是互训还是借代,所用原字中仍存表义符号。
……被奉为经典的最早字书《尔雅》更是汉字以表意为第一属性的铁证,它所作的就是近义词的归类,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从“初”到“舆”这一系列的字都有“始”的含义。“如、适、之、嫁、徂、逝,往也。赉、贡、锡、畀、予、贶,赐也。”从“如”到“逝”六个字都含“往”的意思;而自“赉”到“贶”的一组则与“赐”相通。
以表意为第一属性的文字记录语言,在语义传达上有自己的特点;一字一音也会对语流速度、节奏(乃至声响、音韵)以至诗歌格律、文辞章法结构产生影响,当然,在缺乏中外比较的时代古人并不易明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优长。
二、汉字的表意性、集约性和稳定性“象形”给汉字带来特殊的稳定性。
“形”作为字中的义符基本是固定的,语义也因“象形”为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今人阅读古文、与古人沟通并不很困难。华章名句千百年来在从莘莘学子到初通文墨的妇孺小民、贩夫走卒中广为流传。这一点非常不易,在运用表音文字的国度,由于语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难免有变化,很少有人能读懂自己民族数百年前的文字。瑞典的一位女汉学家由于有了比较,对此感慨尤深。
再者,汉字在字形上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因此,汉语没有其他语种中常见的某些词类、单复数、时态、格、位、性别、人称等示意性音变。
甲骨文和大篆还不难发现“象形”的痕迹。鲁迅说秦汉以后,汉字已被改造成“不象形的象形字”。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广泛使用的象形系统的文字,它依稀保存着“象”的成分,表意也表音。与“象”有(渊源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汉字有拼音文学不可企及的独到之处,它介入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以“象形”为先为汉字带来显著的表意性、集约性和稳定性。
数千年间,经屡次改进,属象形系统的汉字避免了被表音文字符号取代的命运,为使用方便不断简化,从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到隶、楷,以至行、草。尽管成功地进行了了简化,汉字依然保留着“象形为先”的优长。与“象”相关联的方块字多以表意为主。
也可以说表意是汉字的第一属性。“独体为文”的基本符号中很大一部分后来也成为偏旁部首,发挥着字义分类的作用,成为构字中最常见的义符,金、木、水、火、土、石、气、风、雨、日、月、草、竹、米、禾、虫、鸟、牛、马、羊、犬、豕、鱼、口、耳、鼻、牙、手、足、心、车、舟、门、黑、白、走等。有的字甚至是多个义符的组合,如“鑫”、“林”、“森”、“淼”、“炎”、“焱”、“磊”、“晶”、“犇”…… 以及“昶”、“烨”、“忐忑”、“章”、“境”之类。
“象”意蕴模糊,面对同一个“象”,观照体认的角度不同,理解和发挥的层面也会是多样的。
古 汉语集约性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无损语义的省略普遍和频繁出现。如《左传》记城濮之战的“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后四字原本分别是束马背、胸、腹、臀的带子,这里代指
战车装务完善、军容整齐,暗示准备充分、严阵以待。《周语上·召公谏弭谤》云:“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自“得卫巫”以下的现代汉语译文是:“(厉王)找到(一个)卫国巫者,派(他去)监视批评(厉王)的人。(卫国巫者)把(他所发现的批评厉王的人)报告(厉王),(厉王)就杀掉他们。(于是)国都里没人敢说话了,(人们在)道路(碰面只能)以眼睛(相互示意,表示不满)。”所有括号中的文字在原文中都是被省略掉的。这种省略的成功之处在于并未造成语义缺失或歧义产生。
有的汉字也是多音(多音自然多义)的,某些字在发音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多义的,加之词性的活用(如名词的使动、意动)都丰富字词的内涵、扩大单字的使用范围,省去句中某些显示词性和语法关系的介词和助词。
与其他语种比较,同样一段话语中汉语所用字词相对少,省略多,故可称之“疏离型”语言。“疏离”型的汉语较少受显性的文字符号制约,语义变动的自由度较大,于是语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语境变了字义可能有异,词性也可以变。归根结底其原因依然是隐性语义网络的存在———类同于词的汉字大多是多义的,每个汉字在语义网络上几乎是一个能够多向联系的纽结。一定的语境形成和激活了该纽结相应层面的网络联系,即在句中该与谁(何字)联系就与谁联系,可不受语序制约,两字间的语法关系也不言自明;而与其他层面的网络通路则弱化或者隐没、堵塞,即此长而彼消,一显而众隐。
三、词语组合和语序的决定性因素:隐性语义网络的存在
自秦汉规范定型后,两千年来汉字的组合方式和笔画书写规范未变,付诸使用也基本如常。郭绍虞先生给《同义词词林》作序时指出:“汉语以名词为中心,与西语以动词为中心不同。”汉字一字一音,最初的单字几乎都是名词。组合成词以两字为多。
汉语语流一般较运用拼音文字记录的语种慢一些。一字一音和两字合成的词语多使话语(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节奏、声韵形成自己的特点:上古留下“候人兮猗”的《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弹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诗经》“以四言为正”,诗赋文章“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文心雕龙·章句》);以后格律化的诗歌以五言、七言为大宗。这些无不与汉字的运用相关。(在诗文格律未被发现和认可之前,合乎格律的诗文出现被理论家说成是“音韵天成,暗与理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这“天”、“理”指的是汉语本然的格律。)
汉字对范畴概念创用也有明显影响:元范畴多为单字,如气、势、象、和、仁、体、风、味、心、神、情、志、意、境等(当然也有“自然”这样的例外);以后则多为两字组合者,如自然、中和、通变、风骨、滋味、气势、比兴、韵味、意象、意境、形象、……单字的元范畴基本都有“象形”带来的常能从不同侧面发挥的意蕴;两字的范畴也体现出组合的自由与理论意义的拓展、提升。
可以“自然”、“气”、“势”和“体”为例简述:
《说文》:“自( ),鼻也,象鼻形。”“自然”的“自”字原为鼻的象形,是本我自指之
义;“然”是如此、“就这样”的意思。合成一个概念,其义为本然和自然而然:本然即原本如此的本真,自然而然指合乎客观规律的运动演化。“自然”指自在、本然、自然而然,不造作、非人为,也即不受人主观意识左右的客观存在;既指自在之物(无论被人们感知与否的自然万物),又指一切事物(包括人)生成消亡、发展变化、运动和表现的客观规律。
作为元范畴,“气”的要义是万物生成之基始、生命运动和创造的活力。有“气”在其中的范畴概念不胜枚举,两字的如元气、精气、气象、气势、气韵、气候、意气、灵气、逸气、生气、豪气,以及有相对性的阳气与阴气、正气与邪气和有贬义的暮气、矜气、匠气、作气、俗气……
“势”的基本意义是“趋”:事物在不平衡的格局中形成的运动态势与力的包蕴及其取向的显示。“权势”有强力的威压和趋动力,“形势”是矛盾运动的大格局,“气势”的张扬有雄强的力量作后盾,“阵势”是两军对垒的队形和作战态势,“趋势”是发展的动向。
“体”的本义指人的体格构成,有躯干和四肢的主次(主体、肢体)之分。作为元范畴“体”强调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及其结构条理和主次分明的体制,可用于同一领域事物的分类。《周
礼·天官·太宰》中的“体国经野”即指按国都体制的划分区界;不同风格、样式的文章则归属不同“体”。有“体制”、“体式”、“体裁”、“体例”等范畴概念。从另一侧面的字义发挥,“体”也常指一种思维和认知方式:
从生命体验出发认知和把握事物现象。比如“体悟”、“体味”、“体谅”、“体察”和“体道”、“体情”。
《文心雕龙》中那些两字的篇题,往往显现出文论范畴创用的优势,正是无扞格的拼接合成,能点明篇旨中之精要:
“风”与“骨”的径直拼接(“风”、“骨”两字皆名词,原义毫不相干;只因两者的引申义都曾用于品评人物精神风貌,故得无障碍地组合为一),篇中“风骨”指文辞拥有的一种清朗峻爽的精神感召力和鼓动力,“风”侧重情的感染力,“骨”侧重事理的说服力。“情采”的以局部代整体内容形式关系论,突出文学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点:“情”是作品内容的核心;“采”表明文辞有形式美;但“情”与“采”是主从(“经”与“纬”)的关系,只能“为情造文(采)”不可“为文造情”。“神思”点出文学思维的神奇灵妙(凸显文学艺术灵感的特征及其创造性),强调“神与物游”、“玄解之宰”“独照之匠”把握以“言”达“意”的规律“神用象通”,进行卓有建树的艺术创造;“定势”是动宾结构:作品文辞展开态势的择定;“通变”表明要在通晓承传变革之道的前提下创新;“隐秀”文学语言富于包孕和独秀于众是两相对应又可互补充的美学追求。
汉语也有习惯语序,但并不全依赖它,文学语言尤其如此。
由于不作语法标识,运用汉语进行一般逻辑表述时,语序的作用或许大于其它语种。然而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块字带来以象明意的可塑性,以及独立成词所获得的在语义网络上字词搭配的选择性,词序远远称不上“严格”,尤其在文学语言中词序的灵活性大得惊人。
如前所说,汉语句中的语法关系能够凭借字词之间固有的语义网络来确定,而不显于字面,故称“隐性的语义网络”。也就是说:句中的每个字词本身的义蕴可以决定它的词性及其在句中的语法地位,应与句中的那些字词联系毋须标明(常被省略)、也不一定见诸词序。不仅“倒装”、“错位”(有时是为音韵节奏的需要,有时就是为了取得怵目惊听的艺术效果)常见,甚至有“回文”体、“反复”体的诗文。
比如《鄘风·柏舟》的“髧彼两髦”,《离骚》中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汩余若将不及”都有修饰词的提前;“错位”者如曹操《短歌行》的“慨当以慷”,王勃《滕王阁序》的
“渔舟唱晚”,杜甫《秋兴》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春望》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心惊”;柳宗元《江雪》的“独钓寒江雪”;李贺《咏马》:“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
秋”。……诗词之外的文辞中也有错位,但要少许多,如江淹《别赋》中的“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和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
古代诗文集中还存有“反复”体和“回文”体的诗和铭。《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有回文诗的分类。……卷七十载东汉李尤的《镜铭》:“铸铜为鉴,整饰容颜,修尔法服,正尔衣冠”。苏轼《题金山寺》也是这种诗。前秦窦滔妻作《璇玑图》表述思念感动夫君的故事更传为美谈。据说此图以五色织成,共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可得诗二百余首。甚至传言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竟又得诗三四千首。还有所谓“藏头诗”、“拆字诗”、“灯谜诗”都是运用汉字才有的文字游戏。
笔者当年还见到过这样的景德镇瓷茶壶:壶盖上的一圈镌了“可以清心也”五字以示雅趣。它无论从那一个字开头都可读、可解:“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
由于汉语句子中的语法关系能够较多地依赖字词之间固有的语义网络来确定,而不显于字面,于是大大压缩了以辅助的字词作语法标任务(对于表音文字来说常常是以音变来完成的)。这种现象在古代诗、词、曲的文学语言中尤其明显。比如作为乐府题目的“春江花月夜”其实就是五个名词的连缀,其间省去了相互关系规定,不仅最大限度地概括了被浓缩的意蕴,五个字(也是五个音节)就将五重意象复合成一个美的境界,而且使创作者和欣赏者能以任何一个意象为中心去进行艺术的创造或再创造。也就是说,该题目之下的造艺可以“春”为中心,也不妨以“江”或“花”、“月”、“夜”为中心,甚至以“春江”、“花月夜”……为中心。
又比如温庭筠《商山早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名词的组合就构成一幅拂晓的清寂画面,传达出深秋兼程早行的艰辛;一连串略加点染的名词如同扫描的镜头展示自然而苍凉的旅途景象,在简明短促的节奏中迭印出丰富的意象,省略了主人翁或者更早启程的一位征人,只用“空镜头”记录在报晓鸡鸣和残月映衬下留在板桥薄霜上的足迹。“茅店”也许还暗示投宿的匆迫……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也可异曲同工。大观楼长联的“半江渔火”、“一枕清霜”笔下未见其人,读来却能体味到其人内心充斥历史沧桑感的孤寂与悲凉。
中国古代诗词中不仅有名词组成的连缀句,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叠字连缀:“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的音义声调传达出女主人公晚年朦然可感的处境和心态,一字紧似一字,连绵的节奏由散缓而趋急促,串联着丰富的意象:有迷茫恍惚若有所失的行为举止,有冷清落寞孤独寂寥的环境氛围,更有无可告诉的凄楚悲戚的情结意绪……李清照这种天才的艺术创造若非运用汉语文字是很难进行的。其《词序》中曾说:“欧阳公《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深’数阙。”可谓一位宋词大家叠字运用的会心之语。《漱玉词》中今存此类词二首。
前面说到,汉字运用还带来对偶(骈俪)的修辞手段,除格律诗赋必有之外,词、曲等文体中也很常见。不同文体的对偶句声调上的要求取决它们与乐曲的关系。词、曲常分为上、下两阕,因按同一乐谱演唱,上下两阕词句的声调一致。如李清照的《醉花阴》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不入乐的骈体文辞,其对偶复句前后往往声调抑扬、相互衬托。比如与音乐无涉的对联,上联与下联声调抑扬映照,能做到字字平仄对应。昆明滇池大观楼长联就是很好的一例。
对偶有单句和复句之分,其中对联是一种句式灵活多样的复句。清人孙髯翁所作大观楼长联,上、下两联共一百八十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业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紧扣滇池特有的地理环境风物和历史,上联勾勒景致,下联追述过往。笔触要妙精警,可见作者博大胸怀、卓越见识,以及对世代更迭功业兴衰的深沉感慨。
以上所引这些佳句如何可能在译成外语后还葆有原来的意境和韵味呢?
运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也有其所长,比如也各有其独特的声调音韵之美,表述逻辑严谨,便于学习掌握和书写等。外语逻辑表述上的长处,汉语学起来并不难;汉语诗词表达上的意味和美感却不是用其他语种容易达成的,因而绝少见到中国古代文学名作(尤其是诗赋词曲)的成功翻译。
四、《文心雕龙·练字》:汉字
———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文心》论“字”处不胜枚举。且可用与其通同的“文”、“言”、“辞”、“词”替代。于此仅以《练字》篇所论为例,一窥用“字”在修辞中的基础性地位。
汉字是硕果仅存的“象形”系统文字。刘勰开篇即说:“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谓汉字是“言语”的外在形象,“文章”的寄身处。在追述了汉字演进的历史以后说:
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在字形矣。
“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是对思维———语言———文字相互关系的精辟阐述,比之汉代扬雄《法言》的“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进了一步。表明人的思维借助语言进行,语言参与思维过程,也是思维情感传达的媒介,且可由文字这样有形的符号代理,以及记录、储存。“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在字形矣”从欣赏与创作的角度指出:诵读能领略诗文的声韵、意蕴之美,写作仰赖有形的文字进行艺术传达。这也是篇末“赞”称“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的缘故。
有表意性的汉字早期常常就是一个个词,古人话语中字、词多无差别。《练字》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词语的组合及其意蕴的提炼。
刘勰要求:
是以缀字属,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口凶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用过此者,其可观乎! 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以外,其字林乎! 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籁,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
“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文字若难以辨认、不可卒读,如何能传达语义? 刘勰作此语针砭当时写作的一种错误倾向。
“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显然“联边者”即偏旁部首相同者,汉字的偏旁部首大都能作字义的归类,同一部首的字过多(“三接”以上)联用,不仅限制了语义拓展,且难免单调乏味。
“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古人写文章一般都尽量不让字词重出,有显示博学之意;此处强调避免重复,为提高文字的传达效率,丰富意涵。不过刘勰又补充说:“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作确切的传达是为文要义,不能因噎废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的以下说:“善酌字者,参伍单复,则磊落如珠矣。”
以为斟酌字的运用时要力求做到字形的单复交错。
无 论是形还是音,皆以富于变化为上。
象形为先的汉字的“形”具有表意性,单复肥瘠之变也能触发一定范围的联想、拓展语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字学(乃至书法艺术)存在一种让当代理论家难于理解和接受的微妙联系。甚至主张将字形乃至书法的意象带入文学欣赏之中。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练字》篇虽有所论,却未及汉字在词语构成、章法、语序等方面对文学表达的积极影响,远不如《声律》《章句》《丽辞》等篇论证充分。其原因何在呢?联系到刘师培论中古文学“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可知,其认识是在近代“禹域”与“外域”的文化有了充分比较后获得的。汉魏六朝时期也有在异域文化参照下实现自我认识提升的地方,受佛经翻译中梵文声韵启发,在汉语声韵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上有了突破,所以《声律》尚能归纳这方面理论进步。显然,当时的中外参照远不及西学东渐的近代那样全面深入,文字功能上的比较缺失,所以《文心》中《练字》与《声律》的建树差距明显,与其他毋须比较的修辞论相比,所作发明更为悬殊。
【参考文献】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涂光社.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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