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立法的价值和姿态

G教育惩戒权，立法的价值和姿态

文/阿计

荩近期，广东省司法厅官网公布了《广东省学校直接导致了教育惩戒权的流失或滥用。一方面，不少教师基于种种压力，普遍存在着不敢管、不愿管学生的放任现象，教育惩戒甚至成了“谈罚色变”的敏感禁区；另一方面，个别无良教师体罚甚至虐待、伤害学生的恶性事件，又往往被以“教育”的名义轻飘飘地加以掩盖。这种两极异化，已成为当下教育领域的一大困扰。因此，教育惩戒权的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规范，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广东等地引入教育惩戒权的立法尝试，彰显了以法治思维直面教育现实问题的努力，其意义可谓重大。但也应当看到，立法确立教育惩戒权的正确姿态，并非简单地赋予权力，而是必须对教育惩戒权的基本原则、具体形式、适用范围、实施尺度、正当程序、监督手段、救济机制等，作出精密细致的规则设计。其中的最大难点，莫过于合理适度地划定教育惩戒的边界。一方面，试图穷尽教育惩戒的所有细节标准，乃是立法上难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手段，也须为教师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因而在最大限度正向构建惩戒细则的同时，不妨采用反向思维，清晰设定防止滥用教育惩戒权的底线规则，将体罚、变相体罚、侮辱人格等不当行为明确纳入禁止之列。只有立法赋权与立法限权并重，才能在有效激活教育惩戒权的同时，防止其沦为越轨惩戒的“合法”外衣，也才能在为教师行权提供法律支持的同时，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免于滥权的伤害。从这个意义而言，广东等地的立法破冰，还须深化更多的立法考量，倾注更多的立法智慧。安全条例（送审稿）》并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规草案明确提出：“中小学教师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此前，2017年3月起实施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已经以地方规章的形式，首次设置了“惩戒”条款。而在近两年的全国“”上，亦有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应当修改教师法等相关教育法律，明确赋予教师以惩戒权。诸如此类的立法建章行动或动议，都指向了“教育惩戒权”这一特定概念。所谓教育惩戒权，既是教师对学生失范行为进行强制性管教的权力，也是教师基于职业身份而获得的专业权利。教育惩戒权是尊重教育规律的必然产物。适度惩戒能督促身心尚未成熟的学生及时纠偏改错，催动其由“他律”逐渐走向“自律”。事实上，惩戒与激励、表扬的功能并无二致，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围绕着教育惩戒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始终存在着臧否不一的激烈争议。尽管“严师出高徒”之类的传统观念，已经肯定了惩戒教育的积极价值，但“不打不成器”“棍棒教育”等历史积弊，又使“惩戒”蒙上了重重疑虑的阴影，甚至被误读为“体罚”的代名词。尤其是多年以来，教育惩戒权在我国教育立法体系中仍属空白地带。既未确立教育惩戒权，更谈不上可操作、细节性的制度安排。而观念的误区和立法的盲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