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城三月》的景物叙写

摘要 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小城三月》这部作品，分别从日常景物诗化、以乐景写哀景以及意向颜色喻人三方面来分析这部作品的景物叙写，以期对萧红作品中所体现的景物描写特色有一个全面地了解和客观评价。

关键词：萧红 《小城三月》 景物叙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气不亚于冰心、张爱玲等风云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于1935年出版，这部作品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这部作品是萧红的成名作，使她获得了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的评价。萧红在不足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成就卓越，留下的作品竟有百万字，与巨匠相比，她虽然算不上波涛滚滚的大海，但也是涓涓细流，浸润着读者的心灵。她的作品体裁丰富，小说、诗歌、剧本、散文都有涉足。在她的创作中，成就最高者当属小说，萧红的小说展示了她才华横溢、不落俗套的艺术追求，突现了她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和艺术特征。萧红的小说独具魅力，能经的住时间的考验，得到一代代读者的广泛好评。萧红的小说是一个独立而丰富的艺术整体，虽然受时代、个人性情和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她对小说创作理念及文学审美的独到理解，打破了既往模式，开创了一种“别样红”的小说文体，这使她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对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学创作与作者的个性、经历密切相关，萧红天性中有敏感、细腻的一面，又经历丰富，所以她的文学创作，是她丰富生命情感体验的结晶。萧红自小在后花园中与祖父消磨着时光，对一草一木、鸟兽鱼虫的变化感觉相当敏锐。萧红感情深厚地描写着各种自然景物，更在这种描写中思考着、开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品读萧红，感受最深的就是她非常规的文体语言的运用。她不用我们惯常的语言逻辑进行写作，而是打破常规、打破常人的思维模式，追求一种叙述的“陌生化”，用她的逻辑去描述世界，呈现出既生疏又新鲜的语言特点，给读者清新、活泼、自然之感。这种超常规语言的独特性，在她的《小城三月》的景物描写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 意象颜色喻人

萧红无论写人写景，无论抒情感叹，都给读者自然之感，没有雕琢的痕迹，但她就在自然的叙述描写中给她笔下的人、事、物染上了源于生活的不同颜色和不同色泽，把本来对立的鲜活光亮与平淡质朴无间地统一了起来。萧红是一位擅长写景抒情的作家，她总是把自己或人物形象隐匿于景色描写中，景中有人事，人事在景中，在景物的变化中凸显人事的变迁，以此来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萧红笔下多是茫茫无边的东北平原，平原上的景、平原上的人都是那么夺人眼目，让人难以忘怀。

小说开始于三月的春景。“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春天带着强烈的呼唤从这头走到那头……”也黯然结束于同样的季节：“这时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连了一

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以“春天”的景致开头和结尾，这告诉读者本是象征美好、理想、幸福的时刻总是短暂的，美好转瞬即逝、不留痕迹，也暗示着翠姨这个美好生命的短暂。开篇写春天，结尾写春天，富有象征意味。翠姨悄然而逝，但一切依然没有丝毫改变，就像花谢花会开、春去春会来，四季依然在轮回，那时浓时淡的哀伤只盘旋关心她、爱她的亲人们的心头。在开头和结尾相同的春天的景物描写，流露出的是淡淡的哀愁，同时也写出了个体的微弱和渺小。如是的人生的悲剧感、荒凉感，萧红在她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原生形态”中就曾有过表达，即“忙着生，忙着死”的生存状态（如《生死场》、《王阿嫂之死》、《呼兰河传》等）。

“杨花”这一意象在《小城三月》中出现了两次，别有深意。开头写道：“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在榆树还没变黄之前，大街小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结尾写着：“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杨花轻飘飘，随风而落，无力把握自己的方向，翠姨正如这四处飘浮的杨花，人微命轻，萧红在这里运用了象征手法，正如古代以花喻愁情和怨女，花易败、人易逝。春依然，树依然，花依然，人枉然，“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萧红把“春天”、“杨花”、“树”等自然景物都人格化了，达到了人景无间，情景交融。

“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不会为她笔下的人物画浓妆，但常为其淡抹。以颜色喻人，也是《小城三月》的一个特点。在小说中翠

姨是主人公，但也有两个陪衬人物，一个是她的妹妹，另一个是她的堂妹。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处境，同样身为女人，萧红用颜色的不同来表现她们性格的迥异以及命运的不同。

翠姨妹妹不细腻、不婉约，大大咧咧，“大说大笑，不十分修边幅，和她的姐姐完全不同”，“花的绿的，红的紫的，只要是市上流行的，她就不大加以选择，做起一件衣服来赶快就穿在身上。”她的自由、她的叛逆、她的大胆都是昏暗世界中炫目的颜色；她的热烈、她的灿烂、她的活泼和翠姨的性格大相径庭。翠姨的堂妹是一位甘心把自己封锁在封建礼教之中的女子，“永久穿着深色的衣裳，黑黑的脸，一天到晚陪着母亲坐在屋子里。母亲洗衣裳，她也洗衣裳；母亲哭，她也哭。”她压抑、悲哀、忧郁、沉闷，整个人就是黑色的，没有一点儿亮色。如若和她相比，翠姨是有颜色的，虽不耀眼，但闪出光亮。翠姨就夹在妹妹和堂妹之间，她的枣红色，没有眩人的色彩，但又不显枯燥。她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她是中庸的，不左不右，温和雅致，典雅朴素。 二 以乐景写哀景

谈到景物描写中的“以乐景写哀景”的手法，就不能不提萧红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悲剧性，黑格尔在谈到近代悲剧的区别时，曾指出：“古典悲剧中，矛盾冲突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之间展开的；而近代悲剧中，性格本身发生分裂，两种对立的意图在同一个性格之中进行斗争，矛盾冲突同时是在性格内部展开的。”

《小城三月》中有着林黛玉般忧郁、安静的翠姨正是黑格尔所谈

的悲剧性格，而悲剧性格的形成是离不开悲剧环境的。翠姨生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代，虽然社会开始有了民主、平等、自由的呼唤，但声音还很微弱，微弱到对于成长于闭塞的边城小镇的人们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萧红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写到了小城的春天，写春天景物的变化，写春天人们的身体感受，写人们对春天的期盼，写春天带给人们身心的放松，写春天带给人们的快乐欢欣，作者详尽地描写了春天的景色和带给人们的感受。在这春意荡漾的季节里，“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冰冻已久的生命开始解冻、苏醒了。

在这里，萧红运用了象征手法，春不仅仅为自然之春，它指示着文明之春、人性之春。翠姨从冬天走来，在春天觉醒，好似一株满载欣喜和希望的幼苗，有破土而出的欲望，但又承受着春寒料峭。旧有的伦理道德对翠姨影响很深，她对父母只有服从，没有反抗、没有个人意志。但人的思想又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当翠姨到“我”家做客时，深受“咸与维新”思想的影响，接触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接触带有现代文明的新事物，不管是打网球、逛公园，还是看花灯、开音乐会，都让翠姨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声音的存在。因为了解读书人的生活，所以她喜欢和读书人接触，她在心中默默喜欢着哥哥，但又自知存在着差距，就把一腔热情藏在心中。从翠姨对待爱情、对未来态度来看，她在这个启蒙时代个人意识确实在觉醒，她想有所追求，只不过她的觉醒是及其有限的，正如春天的大地虽已经绿了，但在这乍暖还

寒时候，难免还有冷天气的来袭。

在情与礼的冲突中，以礼节情，个人追求屈服于守孝道、从父母的伦理道德，所以在父母之命下，翠姨不敢反抗父母的意愿要求不成亲，但她又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别人，就采用消解生命、自我毁灭的方式进行反抗、保存对哥哥的爱，这反抗无声无息却震撼人心。其象征色彩是很浓厚的，主要表现为：春天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少女的心，而现实生活却不足以使她积累足够的力量来冲破束缚。时代的风潮旋即而过，一切归于沉寂。绿色没有带来温暖，阴霾依然笼罩着小城三月，无影无形却又在字里行间体现着“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哀伤情愫。

春天的描写在小说尾声又出现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年青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开篇在美丽的、充满生机的春天里，翠姨这个美丽的生命也翩然而至，结尾又是一个莺飞草长的春季，确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翠姨觉醒在杨花飞舞的春天，毁灭也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在自然的绚烂中却上演着人事的悲凉。那个作者马车的翠姨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只有“我”还记得她，还在盼望载着翠姨的马车的到来。春天易逝，青春易逝，春天去了还会来，可翠姨不能

回来了。一个灿烂美丽的生命消失了，但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影响，人们都已记不得她，年轻的姑娘依然忙着欢乐、忙着生活，这更反衬出翠姨的寂寞与悲凉。

萧红成功运用了以乐景写哀景的手法，在欢乐的面纱下隐藏着的是一张愁苦的面容，从而营造出一种缠绵忧伤的氛围，引无数读者尽感叹。这种情形类同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这些描写既寄予了小女孩“我”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记忆之情，也蕴含着作者“人生如梦”的感叹，外在的物象构成了作者内在心理情绪的客观对应物，二者的结合形成了情景交融的意境，流淌出令人难以忘怀的寂寞。

在小说中，绿色是春天的颜色，象征宁静、满足和安逸，贯穿了全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连“翠姨”这一称呼都是绿色的，但这一生机勃勃的色彩并没有弱化小说的悲剧色彩，恰恰相反，却强化了这种悲剧氛围，形成了必要的审美张力，也给读者一种审美感受和情感上的一起一伏。 三 日常景物诗化

在萧红笔下，没有充满传奇色彩波澜壮阔的景物，都是日常化的景物，但在作者超常规的语言表达下，却成为体现作者审美情思和人物形象命运的客观对应物，营造出了作品特有的情境和氛围，在司空见惯的日常化景物上平添了几许诗意。

《呼兰河传》中的景物叙写是以茫茫东北平原上的日常生活景物为对象，却充满了诗情画意美。同样在《小城三月》中，通过描写

北方阳春三月的小城，以及三月的原野、放牛的孩子、刚发芽的蒲公英和漫天飞舞的杨花，甚至是横在道路上的草和牛粪都揽入萧红的笔下，成为描写的对象。没有任何华丽的形容词，也没有任何的渲染，只是通过对日常景物的细致描写和前后的对比，由于有一种诗情的渗透，日常景物所在的空间变成了诗意的栖居地。这些生存空间的意象都具有了某种隐喻意义，诗意地传达着作者对民族、对世界、对人生和人性的思索和理解。

例如，《小城三月》开头的叙述中：“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又如，“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天照地飞，像棉花似的。人们出门都是用手捉着，杨花挂着他了。”萧红在景物叙写中对于人们所熟视无睹的口常景物的表现即具有这种“陌生化”的特点，从而使那些平常景物具有一种别样的新鲜和情味。

《小城三月》体现了萧红特色，是萧红从心中发出的呼唤。它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一朵空谷幽兰，淡淡地悄然开放，令人凄恻。因为它是萧红生命后期所做的悲剧作品，其悲剧意蕴更显浓重。就在半年后，萧红香消玉损、凄凉落幕，给读者只留下无限的感伤，正如《小城三月》中翠姨的悄然逝去。自此“不言”比“尽言”更具悲剧色彩，也更加有魅力，好似寂寞开在空谷中的幽兰，不言孤独，却暗香浮动，浸透着淡淡哀愁。 参考文献：

[1] 萧红：《小城三月》，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2] 俞汝捷：《小说二十四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董敏，女，1980—，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