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北魏佛教的传播

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北魏佛教的传播

作者：高美云

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年第13期

[摘要]中国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佛教的迅速发展。南北朝时，僧尼人数大增，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佛教学派南北林立，石窟大量开凿，僧官制度建立。北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信仰和利用，更是佛教发展的直接动力。文成帝复法导致云冈石窟开凿。云冈石窟按风格和时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文成帝期间的昙曜五窟，第二期是孝文帝时期开凿的，第三期是北魏迁都洛阳前开凿。 [关键词]北魏 佛教 云冈石窟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宗教曾被视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神圣之源。中国的文化光辉灿烂，宗教种类繁多。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乘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动荡之机，在中国生根开花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云冈石窟的开凿即是其中一例。

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拔珪统一华北，立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道武帝拓拔珪将国都从盛东迁至平城，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再次迁都洛阳，其间大同作为北魏的政治、文化的中心，长达九十六年。拓拔氏原居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间、与西域并无来往，所以佛教并未传入。草原游牧民族，对外来文化——佛教有一种认同的亲切感。为了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对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人民实行统治，需要一种宗法性宗教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因而他们终于选择了佛教。

统治阶级的信仰和利用，是北魏佛教发展的直接动力。道武、明元二帝在位期间对佛教就很推崇。太武帝早年也曾信佛，后来受寇谦之的影响转信道教，由于在佛寺中发现叛军武器，加之崔浩从中煽动，遂有公元446年太武灭佛之举。景穆(太子晃)，文成父子所交游的都是禅师。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后，僧人、寺庙数目代有增加。献文帝在位六年(公元466年一471年)就禅位于太子弘(孝文)后移居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但确实于佛义有研究的还是孝文帝。孝文帝的祖母冯氏也信仰佛教，所以云冈石窟的第二期有很多双窟和二佛说法像，这与当时尊奉孝文帝和冯氏为“二圣”有关。

中国的僧官制度就是在佛教兴盛，寺院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道人统是北魏僧官最早的名称。目前见于僧传的道人统有法果、沙达、师贤诸人。北魏的僧官机构先称监福曹，到孝文帝时昙曜为沙门统(昙曜亦是云冈第一期石窟开凿的主持者)。僧官衙署改为照玄寺，统管天下僧务。在朝廷中它是一个的机构，与光禄寺、卫尉寺并列，直接听命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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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并不隶属于任何官衙。最高僧官沙门统由皇帝任命，而下级僧官的选拔之权则全在昭玄寺。此时的佛教已成为既有宗教性质，又有政治、经济性质的国家机构。

佛教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佛教经典。南方最有影响的译师是真谛(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而北方早期影响较大的译师是昙无谶(公元385—433年)，天竺人，后在北京译《大般涅槃经》40卷。北魏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菩提流之，北天竺人。所译佛经有《十地经论》、《入楞枷经》、《佛名经》、《金刚般若经论》等。北魏的译僧还有昙摩流之，勒那摩提等。南北朝时的译经数量繁多，品种齐全，基本上反映了佛教在其发源地的发展水平。 总之，佛教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深奥思辩的哲学理论和形象生动的传教方式，因此它能够适应当时不同阶级人们的不同需要，迅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

佛教的传播不但依靠佛教经典而且还依靠佛教造像来解释教义，所以中国人又把佛教称为象教。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刺激了后来佛教的快速发展。文成帝即位下诏复法，复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云冈石窟始开凿于公元453年，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旧城西十五公里武州山。云冈石窟按其开凿时间及造像风格可分为三期。

太祖帝灭北凉后迁凉州僧徒三千人及宗族吏民三万户于平城，其中包括高僧师贤、昙曜以及著名雕塑家蒋少游。昙曜以禅学见称，太子晃、太傅张潭和尚书韩万德分别以师礼待之。文成帝复法后，昙曜为沙门统，《魏书•释老志》云：“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公元453年)，……于京城西州塞凿山石壁，开凿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昙曜五窟”。这五窟的造像艺部分来自凉州，而凉州的禅学对北魏佛教也有着直接影响。

云冈石窟的许多重要窟开凿于孝文帝期间，这就是第二期石窟(公元465—494年)。同第一期石窟相比，此时无论是石窟形制还是形像题材，都有了较大的不同。出现了一种清秀雍容，意匠丰富，雕饰奇丽的新风格。云冈石窟乃至北方石窟的中国化，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孝文帝即位，北魏皇室，贵族崇福祈福也愈演愈烈。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第二期窟室，龛像的数目急剧增多，据现存铭记，开凿功德主除皇帝外，尚有官吏，上层僧民，在俗的义邑信义等，表明这时云冈石窟己不限于皇帝开凿，而成为北魏都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场所。

第二期开凿的石窟，主要有五组：七、八窟，九、十窟，五、六窟，一、二窟，此四组为双窟。另一组包括十一、十二、十三窟。其中双窟居多，与当时尊奉孝文帝、太皇太后为“二圣”有关。窟制有佛殿窟和塔庙窟两种。这一期造像题材丰富多样。五、六窟大佛都采用了当时南朝士大夫地主阶级的常服式样。孝文帝时期提倡佛教义理之学，重视《法华经》、《维摩诘经》，一、二窟就是明确根据这两部经书开凿的。这一期造像气势不如前期逼人，而是加强了和颜悦色之感，菩萨、供养人，飞天雕塑得特别成功。第六窟中心舍利塔上的八躯供养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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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含情浅笑，矜持娇憨。第七窟拱门内壁由于有六个高浮雕供养像，虽为跪式但帔帛飘扬，通体跃跃欲动，显示出青春活泼与欢愉，被人称“六美人”像。

第三期石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正始、延昌年间开凿的(公元494—524年)。这时的云冈石窟已不是皇帝礼佛，大修功德的地方，只有一些官吏，士民，僧人进行小规模的开凿。主要分布在二十窟以西的四、十四、十五、二十一窟以及二十一个主要大窟之外中小窟龛。这一时期石窟以单独的形式出现多不成组。洞窟为中小型，有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这一期造像的现实性更加强了，佛和菩萨都演化成了中国人像的雕刻，而且许多龛都是个人为亡者祈福，为生者求平安。延昌、正光年间的铭记中，出现了愿“托生净土”，“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和“腾神净土”之类的祈求。这表明原来流传于南方的净土信仰，已开始在平城得到较大的传播。这一期造像艺术更臻成熟，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艺术风格。 佛教在北魏时，佛经流通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僧尼有两百万，寺庙有三万余所，可知佛教在当时发展之兴盛。而其丰富多彩的宗教幻想给雕刻艺术注入了活力，使我国雕塑艺术转而以表现佛与诸神为主，风格也变得庄严富丽，精巧圆熟，形成所谓的云冈模式，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到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影响的痕迹。

参考文献：

[1]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2]孙振华．中国雕塑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 [4]（粱）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5]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

[6]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卷．文物出版社，1994． [7]宿白．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卷．文物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山西太原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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