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教案

第一编第二分编 秦汉文学教案（33课时）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秦汉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秦汉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汉赋和史传散文、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李斯、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大赋；司马迁、班固的史传散文；汉乐府民歌等的文学成就。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秦汉文学概述 1课时 第二讲：秦及西汉散文 2课时 第三讲：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6课时 第四讲：司马迁与《史记》 8课时 第五讲：两汉乐府诗 4课时 第六讲：东汉辞赋 4课时 第七讲：《汉书》及东汉散文 4课时 第八讲：东汉文人诗 4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周建忠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参考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讲 秦汉文学概述

教学目标：

1、秦汉文学的基本态势

2、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汉代文学的嬗变与分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秦末农民推翻秦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

汉武帝进一步加强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西汉王朝随之覆灭。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势力夺取政权，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土地财富集中问题仍没解决。统治集团外戚、宦官长期争斗、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黄巾和各路豪强割据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被魏取而代之。秦汉文学就是从秦始皇统一到三国时期魏代汉，这一时期的文学。

一、汉代作家群体的形成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 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第一，汉代形成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 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 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 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 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 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 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 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 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 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 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 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 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 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 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

始而顺理成章 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 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 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 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第二，以文才取士的用人制度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 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 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 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 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 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 取士。 第三、诸侯王养士的风气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 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 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 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 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 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 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 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 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 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第四，帝王的爱好与提倡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 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 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 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 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显宦都参与其间， 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 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 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 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 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 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 的文人最多，“永元元

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 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 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第五，乐府、东观等设立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 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 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 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 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 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 松、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 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第六，游宦风气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 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 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 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 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 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二、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第一，以巨丽为美的审美风尚。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 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 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 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 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 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 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 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 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 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第二，文人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 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 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 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 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 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第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 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 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 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 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 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 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 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第四，从批判到歌颂再到批判的创作态度。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 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 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 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 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 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到依附、再到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

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 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 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 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五，由浪漫走向现实。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 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 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 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第六，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共同繁荣。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 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 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 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三、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 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 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时期，朝廷置博士官， 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汉代经学教育 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多文学之士矣”（《汉

书·儒林传》）。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 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 得以实现的。

第一，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 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 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 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 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

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 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 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 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 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第二，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 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于是五经为 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五经之义皆以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 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代经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 神灵世界的桥梁。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 这话有一定道理。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 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第三，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 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 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 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 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 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 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 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 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 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 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 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 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 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 删再删，解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第四，汉代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 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 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 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 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 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 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 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汉 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 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 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 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四、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 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第一，赋体的兴盛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 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它 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 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 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 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 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 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 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 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 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 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 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 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 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 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 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

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 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 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第二，叙事散文有较大发展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 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 《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 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 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 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 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第三，汉诗的发展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 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 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 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 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 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 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 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 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二）汉代文学的分期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 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奠定基础的作品。汉 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 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 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第二时期：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 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 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 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 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第三时期：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 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 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 风气日趋

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 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时期：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 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 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 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 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 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思考与练习】

1、汉代文学如何分期？

2、汉赋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何？

【阅读书目】

1、《赋史》，马积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两汉卷），聂石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讲 秦及西汉散文

教学目标： 1、秦散文成就 2、汉初的政论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西汉散文的特点

2、战国策士遗风对秦汉政论文的影响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秦代政论散文的文学成就。

一、《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体例与目的

吕不韦，战国末卫国濮阳人，后为秦富商。在赵国遇秦质子子楚（异人），为其入秦活动，使子楚回秦为王，是为庄襄王。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即为，尊不韦为仲父，主政。后被罢官，流放四川，自杀。《史记》卷八十五有传。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 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 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 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 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 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

全书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 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1篇）。全书条分理顺， 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但是 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 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 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 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 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可见，《吕氏春秋》的写作，是吕不韦为秦的统 一天下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二）《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第一，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 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 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 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 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 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暢，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 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第二，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 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

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兒投江”三个寓言。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二、李斯

（一）《谏逐客书》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从荀卿学，入秦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因说秦王并六国，拜为客卿。秦始皇统一六国，李斯为丞相。定郡县制、统一六国文字，下令焚书。始皇死，从赵高谋，杀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后被赵高巫为谋反，腰斩于长安市。《史记》卷八十七有传。

李斯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

第一，写作背景。李斯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 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 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 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 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

第二，文章结构。的文章先叙述秦自穆 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 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 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 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 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 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 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这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 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 具汉代辞赋之丽，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从文体上看，《谏逐客书》属于奏议文，李斯是秦奏议文的代表。除李斯之外，在奏议文章中，还有一篇不太受人注意的制作，这就是秦代名将，万里长城修造总指挥蒙恬(?—前210年)临死前向二世使者的剖白：

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下面列举周公旦“金滕藏书”的典故，以及夏代关龙逢、殷代王子比干的例子，来剖白自己忠于秦王朝的心迹，读来十分感人。虽然这个剖白和李斯的《狱中上书》一样没有

送到秦二世手中，但是却赖史书留传下来，让今人面对千古赤胆忠臣怆然心动。当然，如果读者想起充满血泪的“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这首秦代长城谣，想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断肠故事，蒙恬这豪气冲天的愚忠，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但从文字上看，此文应是秦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载：“恬尝书狱典文学”；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可见，无论是史家还是民间，都是把蒙恬认作儒将的。这样，蒙恬出口成章、引经据典，作出震憾人心的美文，便不足为奇了。 （二）、刻石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7篇，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19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公元前218年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刻石》和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刻石》。这 些刻石的作者，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秦文》，在刻石文下属名李斯。一般认为这 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

从总体上看， 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如《泰山刻石》的庄严精深、《琅邪刻石》的铺张扬厉、《之罘刻石》的剔透颖锐、《东观刻石》的春海朝阳、《碣石刻石》的太平盛景、《会稽刻石》的翔实浑朴、清峻犀利，都给人以美感享受。而这七篇刻石给人的整体感觉，则是气势宏大、典雅峻峭，非四海一家的大帝国不能为。

从语言上看，刻石文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 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 学的独创。如《峄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 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 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 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 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 石，以著经纪。

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 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李斯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 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汉代初年政论文的文学成就 一、贾谊

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文 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贾谊为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十八岁才学闻名郡中，二十岁被汉文帝征为博士，后遭元老重臣排挤，悲郁而死。刘向辑贾谊文名为《新书》十卷。《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 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一）、专题政论文——《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 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 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 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 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 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 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 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重点分析秦 在统一中国之后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 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 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 为精辟之见。

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 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 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 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 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 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 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 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 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二）、疏牍文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 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 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并预言国无 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 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 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 （见《汉书·食货志》）。

《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 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 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 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 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 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 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前200－前1）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 家。《论贵粟疏》与贾谊《论积贮疏》题材相同，但所论更深一层，以为积贮的前提是务农贵粟。 文章与述古代圣王治国之法，联系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深刻剖析了农贫商富所形成的社会 危机。虽然文风朴实无华，但以深刻的立论、严密的逻辑、恳切质实的情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历代为世人所推崇。

二、《淮南子》

淮南王刘安(约前179～前122)，是汉高祖的孙子， 其父刘长是汉文帝刘恒的弟弟。刘安于文帝十六年袭父封地为淮南王，曾作《离骚传》为研究评价屈原作品的开山。刘安“好读书鼓 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流誉天下”，在封国中招致宾客数千，编成十几万字的《淮南鸿烈》。原称《淮南鸿烈》 “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史称该书体例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或曰三十三篇)，又有中篇八卷。现在 存世的《淮南子》二十一篇，一般认为即该书的“内书”。

《淮南子》全书由《俶真训》、《道应训》、《修务训》等二十“ 训”组成，第二十一篇题 《要略》，内有凡二十训的要旨，并说明作书的本意，应是全书的总序。书中毕集阴阳、道 、儒、法、名家之说，而以道家思想为主，这是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对作者、编者的影响所致。

《淮南子》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 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 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 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 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 昌。再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 “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 “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 幽冥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

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 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 作。”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

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 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这方面就极 有特色。 三、董仲舒策对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 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 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 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 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 深远。

从文学方面看，《贤良对策》三篇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 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 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 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 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暢，理致 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 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

四、刘向的叙录

刘向（前79－前8），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 一生有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群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 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 ·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虽小，但叙事 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 类小说之先河。 政论散文中，《极谏用外戚封事》历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 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谏营昌陵疏》 以历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 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 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 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 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叙 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 雄峻，然从容浑厚，贯以劲气，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许 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 《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汉334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五、西汉散文的特点

首先，西汉散文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和 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 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 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 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

其次，西汉散文带有浓厚的先秦遗风。再从西汉 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最后，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富有感染力。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 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 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 旁逸斜出的奇葩。

【思考与练习】

1、谈谈贾谊散文的艺术成就。

2、汉代政论文与《战国策》的关系？

【阅读书目】

1、《吕氏春秋》，巴蜀书社19年版；

2、《淮南子》，巴蜀书社19年版

第三讲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教学目标：

1、枚乘《七发》文学成就 2、司马相如及其大赋创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赋的产生、嬗变与分期

2、汉赋的发展、思想倾向及其表现形式上的主要特征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6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汉赋的起源与发展

一、赋体文学的起源

赋，《说文》解为“敛也”。但在现存许慎之前的古籍中这个意义并未被直接使用。《尚书·禹贡》中专有一段讲定赋分国的，原则是“底慎财赋”。而开篇记九州山川原泽(即地理概况)、贡物(物产之优者贡)、贡道即进贡所必经的道路时，还定下了各州土地的丰腴贫瘠程度，以“厥田惟某某(等级)，厥赋惟某某(等级)”规定了赋税级别。这里赋纯属上交、或限定地方收缴的田地税。收取赋税至今被称为聚敛，看来敛是田地税引申来的意义。汉初《毛诗大序》提出的诗之作法，有“六义”，其中有“赋”一法，后代注解以“直陈其事”、“铺陈其事”。而在《周礼》中把赋作为“六诗”之一。故尔，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应当宗法于此。

周代官僚阶层在社交乃至外交场合“赋诗断章”，后代注家多解为“不歌而诵谓之赋”，其实理解偏了，这里赋应当是《说文》中敛的意思，即随手拿(敛)来一首或一段诗应酬答对之义。但这种歪曲理解却歪打正着：因为《诗经》本是配乐的，应酬场合很难保证总有乐队相伴，即使有乐队，也很难配合“断章取义”的需要。所以在答对时顺手“敛”来的诗，只有朗诵而无法也没有必要歌唱配乐。《诗经》之后的屈原、荀卿作品，写来就不配乐(其实《九歌》应配乐)，所以《汉书·艺文志》便直接认定他们的作品为赋了。而荀卿，便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赋”为自己作品名篇的第一人。《汉书·艺文志》称：“孙(荀)卿赋十篇”。现在存世荀卿赋五篇，这就是著名的《礼》、《知》、《云》、《蚕》、《箴(针)》。屈原之后的宋玉，其作品多被称作赋，而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直接以赋命名的作品名动古今。刘勰《文心雕龙·铨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盖本于《汉书·艺文志》所录“秦时杂赋九篇”。这说明，在汉赋崛起于文坛之前，作为文体的赋，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阶段的。以现在所能见到的汉之前赋篇看，抒情赋、咏物赋、纪游赋、说理赋、述志赋等汉代盛行的赋体，都已经出现，甚至有些已成为咏诵千世的名篇。

二、汉赋兴盛的原因

汉代在文学上被称为大赋巨史的时代，汉赋是赋体文学的高峰。赋体文学大盛于汉，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首先，汉代经济的发展，为赋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便采取了横征暴敛的，“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再经过秦末亡秦和五年楚汉之争的兵燹之灾，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凡米石

［

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鉴于亡秦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标榜无为而治，

采取与民休息，使经济得以发展。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上引文可以看到，村长乡长乃至下层官吏都可以“食粱肉”，从容长养子孙，子孙的受教育自然不成问题。受教育的士子众多为文坛提供了强大的后备队。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游学为文自无衣食之忧，而对于文学消费者，一篇好文章出来，既使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也不影响抢购纸张传抄作品。赋体文学不是打油诗，是要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作后盾的。汉代恰恰为士子们从事大规模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汉代至武帝之前的政治稳定，为汉赋创作出现高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史称：汉初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即没有大范围的兵燹水旱等天灾人祸，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士子受教育、文人搞创作提供了有利保障，即使武帝即位后发动开边战争，最初也没有破坏“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社会储备，反而鼓舞了文人们的大一统气概。这史无空前的太平盛景和充满豪情的大一统气概，在赋体文学的高峰期充溢在散体大赋里。

再次，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宫庭园林的兴建，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汉通河西走廊，扩大了对外交往，通商范围远达塔什干、布哈尔、撒马尔罕、阿富汗、波斯、印度乃至罗马，而据《西京杂记》和《朝鲜考古图录》记载，汉朝和日本、朝鲜也有通商关系。汉赋中罗列的珍禽异兽、奇珍怪物，大都是人们在当时见所未见的，便赖于对外交往的扩大。如前述，武帝即位时国库丰实，财力充足，所建造的甘泉宫、建章宫、上林苑、通天台、飞帘阁等，使得乃祖刘邦都嫌奢侈的长乐宫、未央宫相形见绌。这些富丽堂皇、豪华宏大的宫廷，和“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上林赋》)，遍养珍禽异兽的皇帝苑林，共同构成了炎汉一朝的宏丽风景线，两汉文人眼界大开，自然丰富了赋体文学的题材。

最后，西汉初年倡导的、以清静无为简朴素淡为体的黄老之风，在汉武帝即位之后逐渐告退，为“铺采摛文”的汉大赋提供了发展空间；而统治阶级的提倡，又为赋体文学的兴盛准备了巨大的市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很快被奉为经典，文人士子以儒学讨出身，开门授徒的硕儒便在故纸堆中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日益繁缛，经书一字，注解或至万言，这无疑助长了文人铺采摛文、构制鸿篇巨制的风气。比如写“郑女曼姬”，无非是体态婀娜、衣饰华美、飘然若仙，在《子虚赋》中就被司马相如写成这种样子：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豀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这还是静态观察，下面还有在蕙圃中追逐游戏、在清池中游泳，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

汉朝廷统治者的提倡，也对汉赋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西汉武帝之前，见于史书的喜好文学帝、王，著名的就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等。他们招贤纳士，延揽文人，给他们创造闲适的环境，使得他们朝夕论思、时时间作、日月献纳赋体作品。当时著名的文人枚乘、邹阳、严忌、淮南小山等，都是这些诸侯王的座上宾；特别是大文豪主父偃，遍游齐、燕、赵、中山等诸侯国，皆被奉为贵宾。

汉武帝刘彻本身就是个擅长文学的大才子，他传世的《秋风辞》属诗中上品。据说武帝每逢宴会，必要论及赋体文学的创作。有汉一代，史书上明确记载以赋得官的，起码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王褒、张子侨、扬雄(以上西汉)；崔篆、李尤(东汉)等。统治阶级的提倡，无疑刺激了文人作赋的积极性，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初年，流行于世的汉赋作品已达九百余篇，知名作者有六十多人(据《汉书·艺文志》)。就这样，在充足的物质条件、安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下，在大汉帝国对外开放商路、对内大兴土木改变都市面貌的全新文化氛围中，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提倡和社会时尚的刺激，汉代眼界大开并且“有

闲”的文人们，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了赋体文学的辉煌、形成了赋体文学创作的高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大赋巨史的时代。

第二课时

一、汉赋的发展阶段

炎汉以公元9～25年(期间为王莽新朝及淮阳王刘玄时代)为界，分为西汉、东汉两朝，汉赋的发展，则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一朝，经历了汉赋的兴起阶段和全盛阶段；东汉则为汉赋的成熟阶段。

第一阶段：汉赋的兴起阶段。时间在汉初至武帝即位之间(前202～前140)的六七十年间。《文心雕龙·诠赋》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汉书·艺文志》录陆贾赋三篇，今具不传。又录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这三个人物，就是汉赋兴起阶段的代表作家，只可惜陆贾的赋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如前述，贾谊是汉初的大才子，廷论口若悬河、动辄一泻千里，文挟战国遗风、势如高山瀑布。而在失意遭贬长沙之后，心境文风判若两人，却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美。这就是他贬谪期间写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而这一阶段的殿军，便是写《七发》的枚乘，此人正好在汉武帝即位那一年(前140)去世，我们把枚乘的去世作为汉赋兴起阶段的结束与汉赋进入全盛期的开端。

第二阶段：汉赋的全盛阶段。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成帝元延三年(前10)的130年间。这个阶段以一段凄迷的文学史上的佳话开始，而以一则文学史上令人叹惋的自我反省告终：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汉书〃卷五十一》

汉武帝的遗憾自不必说，枚乘若非年老不胜路途劳顿(虽然是安车蒲轮)，那继《七发》而起的，一定是“越发”不可收拾。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汉书〃卷八十七〃下》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法言〃吾子》

扬雄的忏悔式自省，虽然本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但从忧国忧民的责任心角度观照，总是要比“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要沉重。扬雄的《长杨赋》作于公元前10年，是汉赋全盛阶段的殿军之作。

汉赋的全盛阶段，以凄迷笼罩的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婉美拉开序幕，又以酸风射眸的别有幽愁暗恨生的悲凉美落下帷幕。这两种美的诞生，是汉赋全盛期赋体文学弥世大作之

万丈豪光在云层后的喷衍!拨开云层、拉开帷幕，我们可以看到赋体文学卓立当时、巉巘后世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可以看到盛世景象的恢宏壮丽，可以看到奢华生活的铺陈描摹，可以看到荒幻离奇的珍禽异兽盖世宝物；当然，也可以欣赏两千年前中国方块字的繁胜丰富、细腻周到，更可以玩味汪洋恣肆与法度和谐熔于一体的大匠神工笔力。与此同时，尚可以饱览赋体文学在其全盛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展妙姿的、各种题材与体裁的蓬勃成长。

班固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虽然道学，但在评价汉赋全盛阶段时，分期是正确的。刘勰也说：“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他们所说的，就是文学史家乐于称道的武昭宣元成时代，即汉赋的全盛期。扬雄辍笔不再写赋之后，政治也黑暗、混乱了约四十年时间，文学上自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作品。这期间，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相继谢世。但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班彪的降生，则似乎是一道闪电，预示了汉赋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到来。

第三阶段：汉赋发展的成熟阶段（25－218）。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22岁的班彪(班固的父亲)作《北征赋》算起；而这一阶段的结束，则应以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四人同时死于瘟疫为标志。这一年是公元218年。这一阶段历经将近二百年，近于东汉一朝的时间，赋体文学作家前赴后继，虽然没有再现赋体文学全盛时期的辉煌，但却在千锤百炼中从各个方面完善了赋体文学本身，使得后代称作赋者，总难脱出汉赋的窠臼。

在这一阶段，汉赋全盛时期的各种题材几乎都被梳理了一遍：抒情赋又出现了《北征》、《东征》、《述行》、《髑髅》等赋；写物赋出现了著名的《两京》、《两都》、《登楼》等赋；说理赋又出现了《幽通》、《思玄》诸赋等等。这些汉赋全盛阶段创作的赋体文学品种，在东汉赋家手中显得更加圆融，并在体裁、词句使用、表达语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从抒情赋中，派生出了具有市民情调的、反映爱情生活的赋篇，比如《定情赋》、《协合婚》、《神女》等赋；而在汉赋全盛期尚为数不多的咏物赋，在汉赋的成熟阶段却作品迭出，成蔚为大国之势。

建安时代，往往出现同一题目几篇赋篇存在的情况，则大都是文人(比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父子等)聚会时的游戏之作，但由于时代关系，也颇有新意在其中。况且，这又是汉赋创作中的一种新形式，在开创后代诗歌唱和之风方面，功不可没呢。

综观汉赋的三个发展阶段，汉赋自始至终顽强保持了自己的几个基本特征，即长篇韵文(中可换韵)、故设问答、广陈事理、夸张描写、华丽辞藻、排比连类等，因而篇幅虽有长短之分，但一般说都较为宏大，特别是汉赋的全盛阶段，长篇大幅特别多，它的余绪是东汉的《两都》、《两京》。正因为这一点，汉赋才和《史记》、《汉书》一起，被称作大赋巨史。

二、汉赋的艺术特征

如前述，汉赋在自己的兴起、兴盛、成熟过程中，不管题材如何变化，始终保持了体式上的一些基本特征。要把握汉赋这些体式上的特征，就必须理清汉赋在上，对前代文学样式的借鉴、继承与发展。同时汉赋的某些特征，也受当时的社会心理、时尚、价值取向的制约与影响。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实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离开人间，无以完成。但有汉一代在赋体文学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确实让人惊羡它的仙风拂荡。

首先，长篇巨制，是汉大赋最明显的特点。 这固然得益于《诗经》中的颂诗及雅诗中部分史诗，尤其是楚辞构制长篇的艺术润泽。但是，汉帝国的少壮精神与大国气象，无疑是大赋宏伟的折射原体。与前代的巨制长篇比，汉赋一扫《诗经》的板滞庄重、《楚辞》的凄怨渺幽，而以雄风鼓荡、恣肆洋洒为体。因而虽为长篇，决无冗遢之累，反给人以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

铺陈排比，是《楚辞》与秦汉政论文的突出特点，而汉赋作家拿来构制巨制宏篇，自然艺尽其用。且不说《子虚》、《上林》、《长杨》、《羽猎》等散体大赋，就是《招隐士》之类的缠绵悱恻之作，也决不逊色于《招魂》、《大招》的东西南北上天入地。润色鸿业的汉皇心理、与大汉国民的自豪之情，是汉赋中大肆铺陈排比的精神支柱。

汉赋在结构布篇时常设主客问答以推衍行文，这无疑是继承了先秦语录文的问答样式以及《楚辞·渔父、天问、风赋、对楚王问》等前代文学体式的成功经验。但汉赋的“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手段，“假设问对以申其志”为目的，其中充溢了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处心积虑的主动创作意识。这一点，是前代文学样式所不及的。

其次，汉赋的节奏韵律，也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这就是四、六结合，韵散相间。

四言句式是《诗经》的主体、六言句式是《楚辞》的主体，汉赋把四言六言融于一体，创造了四、六结合的文体。前期的骚体赋总于行文中带“兮”字，显露出脱胎于楚辞的痕迹，而后期的咏物、说理、抒情赋，又露出骈四俪六的端倪。纵观汉赋发展的全过程，没有脱离四、六句式的行文方式。在中国文体学上，可以说汉赋是散文向骈文过渡的熔炉。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汉赋之所以能完成四、六句式的交融，主要得益于汉赋穷声貌以尽意的创作需要。要极尽风物的姿态，就要进行多角度，起码是正反、对应等两上以上方位的描摹。于是排比对偶句法在汉赋中得以漫延。四六句式是排比对偶句法的最佳元件，自然得以在汉赋中“菡萏溢金塘”，展现其天作之合的无穷魅力。

秦汉之前的散文，如果用韵，便不行散文之法，若有长篇巨制，中间换韵而已。秦汉政论文首创了在散文中夹杂韵文的韵律构建方式。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本应是韵文，骚体赋用韵较密，诗骚痕迹较浓。但汉代散体大赋勃兴之后，韵、散疏宕错落，不斤斤于韵脚切换的流荡之风大炽，形成了汉赋自己韵、散疏宕结全的独特风格，所谓“切响浮声，引同协异”，正是汉赋肇其端。

正是四、六为体，散韵结合的全新表现方式，使得汉赋节奏迭宕错落、变化有致，扫荡了前代长篇巨制容易流于板滞的弊端；同时也使汉赋读起来朗朗上口，虽然是“不歌而诵”，却也醒耳明目，让读者在节奏韵律方面，享受无穷美感。

以上两点是汉赋在体裁上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汉赋在继承、发展前代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体式、节奏韵律，成就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伟丈夫的完美形象。但是汉赋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外部结构形式的完美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表现手法上。

三、汉赋的表现手法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汇丰富。汉代经学盛行，为注经解经需要，小学盛行，而有些大辞赋家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本人就著有小学类著作。因此汉赋中往往奇辞丽句满眼。这样丰富的语汇出现在一篇作品中，在文学史上竟成为空前绝后的现象。

第二，雄辩夸张。战国纵横家、秦汉政论文以雄辩夸张著称于世；而楚辞的夸张铺陈又泽及后人，所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汉赋在这方面虽多有继承，但自己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又是让人拍案惊奇的。汉赋写苑囿、写宫室，写场面乃至写都市，甚至小到写竹扇、洞箫等具体物象，无不淋漓尽致。雄辩而不失温丽、夸张而不失雅信，成就了汉赋独具的美学价值。刘勰说：要想不向司马相如、王褒请教作文之法，而达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境界，则必须“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决非对汉赋作家的溢美之辞!

第三，情理交融。汉赋中说理赋、抒情赋自不必说，就是咏物赋包括咏物赋中的苑林京都大赋，都以情理交融见长。汉赋之前，先秦的说理议论文中带情，是哲人赤血热肠情愫的流露；楚辞中多抒情少说理，但整篇有一两个道理在其中；秦汉政论文虽然表面上看口若悬河似战国纵横之士，然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情真意切。他们的情与理，是互相依附中的相互显现，而不是作文者有意为之的艺术表现手法。汉赋从骚体赋开始，就把情理交融作为增强表现力的手法，由于作者毕竟有真情在，读来也能感人至深。值得指出的是散体大赋中的“劝百讽一”，由于汉天子宇内独尊喜怒由心，作家在“风”时便需要更加小心地动之以情，然后才敢晓之以理，故尔往往表现得比较隐晦。至于赵壹敢于对“当今”破口大骂以渲泄疾邪之情，那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今上”顾不得动口不动手的文人了，是特例。

第四，物象繁富。这是汉赋在表现手法上最重要的特点。骚体赋以联想虚构喻象，让人重温楚辞的天国漫游；散体大赋实物形象美不胜收，还能倒出笔来悬想琼池瑶圃；抒情赋往往藉所见而发感，咏物赋自能连类而取譬，说理赋又时常托之于人们喜闻乐见或望而生厌的物象等等，都反了汉赋这一文体物象丰富的特征。物象的繁富成就了汉赋内容富赡、构想奇丽的艺术品位。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初的骚体赋，及其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 一、贾谊的赋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文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 步一时。 （一）《吊屈原赋》

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 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 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 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 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 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 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 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 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 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 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 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二）《鵩鸟赋》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鵩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鵩鸟入其宅。 谊以为不祥，作《鵩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 兮知命不忧”。 这是一篇文学内涵丰富的赋篇。从思想观念上，作者借鵩鸟之口，宣扬老、庄对待吉凶福祸生死的旷达态度，因而形成全赋缥渺恢宏廖廓的氛围，又不失论理的精辟独到。在表现手法上，上承《诗经》鸟语人言相辉映(比如著名的《鸱鸮》)、《楚辞》的问答交流渲内情(比如著名的《天问》、《风赋》)等艺术手段，结构成我国最早的以四言为主的问答赋，开创了后物赋、寓言赋、说理赋的先河。 二、枚乘与《七发》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划谋反，枚乘上书直谏，吴王不听。去而之梁孝王。后吴王与六国反，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纳其策。吴王被灭后，乘闻名于世。汉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不好做地方官吏，遂以病辞官，复游梁园。梁孝王薨，枚乘回淮阴。武帝即为后，闻乘名，召入京，道死。《汉书》卷五十一有传。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1、解题。《文选·李善注》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道出了《七发》的写作主旨与结构方式。

2、结构。赋的开篇，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 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 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 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 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 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 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 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 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 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 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 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 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中作者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趣与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在赋前面的总序、即吴客阐述楚太子病因，和这结尾的第七“发”中。作者认为：要全生保性身体健康，决不能沉湎于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皓齿娥眉、甘脆肥脓的物质享受中。否则，身体损伤，连畋猎、观涛、游观、欣赏音乐的正常活动都无法参加。而对保养身心有利的，则是清心寡欲，注重丰富精神生活，多和“方术之士”中“有资略者”接触，多听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 3、文学成就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 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第一，《七发》在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 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 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 批判。

第二，《七发》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使描写对象充满主观情感。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 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 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 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 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 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第三，《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 赋，标志着汉赋的正式确立。如《昭明文选》就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 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司马相如的生平 一、司马相如的生平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 途时，以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 志向，意颇不自得。

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 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 有病为由，

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 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 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 “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 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 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 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 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 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 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 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 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 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 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 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 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 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 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 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 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 而已。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 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 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 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 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 作品后部尤为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 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 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 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 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 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 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 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 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 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 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事景帝时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现 出很强的精神。他又不同于东方朔、枚皋。他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 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 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 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东方朔、枚皋，虽然自视甚高，天子却只 俳倡畜之，没有让他们承担过严肃的使命。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司马相如代表作品《子虚赋》、《上林赋》。 一、解题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 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 《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 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二、内容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 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 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 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 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 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 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

赋的后半部 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 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 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 “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 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 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 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 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 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 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 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 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 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 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 “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 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 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 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弄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 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 “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 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 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 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 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 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 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 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 的目的。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 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 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 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 较好地融为一体。

三、结构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 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 贯通，一泻千里。

四、句法

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 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 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 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第六课时

本节讲授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 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 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这个时期，待诏金马门的文学之士很多，前代文学家特别是司马相如的成就， 对西汉中后期文坛具有垂范作用和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文学之士呼朋引类，竞 相造作，推动了赋体文学的持续兴盛和发展。这 个时期，较为成熟的作家，较成功的作品，比司马相如的时代为多。其中，以赋 名世并成为上述两类倾向的代表而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扬雄。 一、王褒

王褒（约前88－约前55），生逢宣帝倡导文学之时。益州刺史王襄请褒作《中和》、《乐职》、 《宣布》诸诗，选好事者演唱。褒又为诸诗作传，以释其意。经王襄推荐，宣帝 乃征褒。既至，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 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 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 其间也略寓讽喻之意。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辄令 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

《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 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 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 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 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们的 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则是洞箫演奏 者的音乐天分。演奏洞箫的是盲乐师，他们因才能、感情无从发舒，便专注于这 一乐器，专注于音乐。这也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臻于极境的重要条件。这篇赋既表现出作者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 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 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二、扬雄

扬雄（前53－18），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 的作家。

扬雄是一个高产作家，一般以为《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篇赋是他的代表作，而这四篇赋又集中创作在成帝元延二、三年(前11～10)间。史书载，扬雄仰慕司马相如的作品，“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终于得到“文似相如”的社会评价，被汉成帝召进朝廷。

《甘泉赋》是写甘泉宫的。甘泉宫建于秦代，至汉武帝时，在本以奢丽豪华著称的甘泉宫中又增修了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在当时是皇家气派的象征，当然以现代人观念看，则是穷侈极欲的代表。扬雄待诏未央宫承明殿之后，第一次随皇帝出行，便是去甘泉宫。扬雄作为一个“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的穷文人，第一次亲眼目睹天子宫苑的华侈，心下以为不类上古圣王的制式，但这奢华宫室并非成帝所造，扬雄处在“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的两难心境之中，于是在从甘泉宫回来后，写了《甘泉赋》来讽喻成帝。

但是《甘泉赋》的讽喻作用，比起《子虚》、《上林》来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此赋满篇铺写宫苑的奇伟瑰丽，并附以美丽的神话比拟，盛赞甘泉宫“似紫宫之峥嵘”即简直就是上帝的所在。并且在赋的末尾，还以“辉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的马屁词来讨好皇帝。班固在评价此赋时无法向自己信奉的“劝百讽一”交帐，便生拉硬扯：

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斋肃之事。

其实赋中“似紫宫之峥嵘”，与前边的“配帝居之悬圃兮，像太一之威神”一个意思，是在夸耀宫苑之美时奉承皇帝，说他就是帝，就是太一。而“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并不是皇帝不近女色或扬雄讽劝皇帝远离女色，而是让皇帝在游观甘泉宫时，遐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有了神女相伴，就不喜欢仙女了，是鼓励天子喜新厌旧。至于劝喻皇帝，不该在大典斋戒中带宠妃在身边，更是谈不上。因为成帝这次游甘泉宫，是“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所以扬雄在赋中以“子子孙孙，长无极兮”结尾。此时不带女眷，更待何时!

在表现手法上，《甘泉赋》虽属散体大赋，但多用“兮”字，还有骚体赋的影子。 扬雄的《河东赋》、《羽猎赋》(或称《校猎赋》)、《长杨赋》，在讽喻意义的薄弱方面，与《甘泉赋》并无二致。以至于喜好扬雄的文选家，甚至把班固杜撰的《羽猎赋》写作缘起，硬说成是扬雄写的《羽猎赋序》，近期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某些大学文选教材中，是应引起警惕的。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扬雄的《长杨赋》，简直与司马相如唱反调，让人在玩味其铺张飞动、富于想象的文辞之中，略一思索其旨趣，便不免齿冷。

据《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写《长杨赋》的缘起如下：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敺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麇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我们说扬雄与司马相如唱反调，是因为此赋完全承袭了相如《子虚》、《上林》的手法，只不过人物比子虚、乌有、亡是稍实一点，翰林，笔也；子墨，墨也。《长杨赋》就是翰林和子墨两人的对话辩驳，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来看看在赋中，扬雄是怎么“风”的。

在《长杨赋》中，子墨的身份是客卿，翰林的身份是主人。赋的开篇，是子墨向主人发问：这次浮夸的狩猎活动，历时近一个月，骚扰农民于秋收季节，影响了农民收获的农时，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或(惑)焉。”谁知翰林听后对子墨嗤之

以鼻：“吁，谓之兹邪!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并且声称自己厌倦教诲笨蛋，懒得跟你细说，随便说几条，你自己琢磨去!于是，翰林主人洋洋洒洒，列举了汉高祖、武帝、今朝(即成帝)的烈烈功业，并盛赞成帝长杨搏兽招待胡人，也是了不起的功业，说是通过扰民，慑服了胡人之心，是天下长治久安，永无边陲之患的大功德，“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这正所谓“盲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若子墨者，不见咫尺的盲者而已!这是典型的友邦惊诧论。但子墨的反应却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礼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那开篇时子墨的“蒙窃或焉”哗然冰释，共同赞叹当今皇上“实在是高”!

扬雄这种“风”，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说当时的人(当然包括皇帝)面对扬雄的赋，都能像班固理解的那样，达成“扬雄贯于正话反说”的共识，那么王莽看了《剧秦美新论》就该杀扬雄的头，这不是“剧新美秦”吗?怎能把扬雄由郎提拔为大夫?

扬雄是个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赋富于书卷气，又不乏飞扬的文采，在艺术上追求赋的巨丽之美，并用沉郁跌宕、锦簇花拥、飞腾跃动、遐思激扬等纯文学的表现手法达到了巨丽美的境界。在汉大赋的全盛阶段，为赋体文学锦上添花，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在汉末新初的昏暗政治环境中，骨头软点，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古人。 扬雄的《蜀都赋》是东汉京都赋的先声；《逐贫赋》是“土不遇”题材苑囿里的奇葩；《太玄赋》是后代说理赋的先声；《酒赋》是滑稽赋的上品；《解嘲》、《解难》、《反离骚》是抒情赋中的佳醪。都值得一读。《汉书·艺文志》录“扬雄赋十二篇”，如今传世的扬雄赋起码有十五篇，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趣事：沧海桑田两千年走一回，扬雄的赋不但没佚失，反而多出一些篇什来。这也反映了后代文人对扬雄才学的认同感。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 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思考与练习】

1、汉大赋的结构特点 2、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

3、从《诗经》的“赋法”到汉赋的“赋体”是如何演变的？ 【阅读书目】

1、《赋》，袁济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马积高著，2001年版 3、《汉赋研究》龚克昌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4、《汉赋通论》万光治著，巴蜀书社，19 5、《汉魏六朝赋选》瞿蜕园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

第四讲 司马迁与《史记》

教学目标：

1、司马迁生平与《史记》的成书 2、《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史记》的叙事艺术 2、《史记》的人物刻画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导言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体例 一、司马迁的生平

1、家学渊源。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当时的太史令执掌天文历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故司马谈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造诣很深。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他还转益多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些，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

2、漫游交友。司马迁入仕之前，曾有过一次相当广泛的漫游。“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对他认识社会、寻稽史事，增强感性认识极有帮助。嗣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就有更多的机会随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他曾经出使西南，远至昆明；东达碣石，观览

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传说；北登长城，缅怀古迹。他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物古迹，搜求史料逸事，拜访古老遗贤。由此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识见，辨订了真伪，也累积了他创作的志趣。今从《史记》各篇什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有着极为广泛的交游，与各色人等，广交朋友，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3、受命修史。司马谈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对司马迁说过：“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当时泛指的史书）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矣，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自知不起，乃将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对司马迁作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含泪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定了修史的决心。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就在这一年（太初元年），开始了初名《太史公书》后亦即是《史记》的创作。

4、李陵之祸。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友李广孙李陵率孤军深入匈奴境内，而以武帝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统帅的后续大迟迟未至，以致寡不敌众，虽大挫敌人而终陷于败，只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朝廷震惊。武帝焦虑；群臣忧惧，乃肆意攻击李陵。而司马迁以为，若就事论事，则李陵已功过相当；而推想李陵平生作为，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适当时机）而报于汉。”于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指朝臣攻击）。”（《报任安书》）谁知武帝以为为李陵游说，即是委罪李广利，视为“诬上”，“卒从吏议”，论为宫刑。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然司马迁因为之献身的《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了这一奇耻大辱。就情理揆度之，似乎仅仅因为袒护李陵、指责李广利不至于获此重罪，故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行宫刑处）。”此似较合理，至于其时景帝的本纪先成，亦不是不可能。清人赵铭提出司马迁原定死刑，因《史记》未成，自请就服腐刑。汉时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细味《报任安书》，亦合情理，可备一说。

5、任中书令。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改任中书令，忍辱含垢，继续他《史记》的创作。在《报任安书》（其作时有公元前93年与公元前91年两说）中，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可见其时，司马迁之于《史记》，是基本写完了的。

6、自隐而终。司马迁大约死于此时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与汉武帝约略相始终。而其卒年的确切时间，则尚难论定。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通史，“上计轩辕（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下至于兹（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计三千年。《史记》的体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马迁一手创制的。此前的《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国别体；而《史记》则为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本纪”

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三个档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作为本纪记事的补充；“书”八篇则是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

全书计凡五十二万余字。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此五种体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领起的一段评赞。这些评赞，有的是补充自己调查得来的史实的说明，有的是用传说异闻加以印证，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褒贬的评述。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司马迁的史识是欲借《史记》以“立言”

史书的思想内容由史识决定，史识又由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决定。《史记》的思想内容极为繁富复杂，这既与通史的客观要求有关，也与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际遇、作者的学养世界观有关。

第一，私家著述。

作为私家著述的《史记》，本拟“藏之名山”，未必即为当代君王作鉴，因此少有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在采取史料、选择传主、臧否评述诸方面可以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与自由度。叙事即秉笔直书，评论则不隐善恶。这在传主的选择上，尤其明显。本纪本是帝王君主正传，项羽本是秦末义军中的一支，且为汉国皇帝刘邦的对立面，司马迁见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纪之列。陈涉向被认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贾谊《过秦论》），司马迁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将其列为与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张良萧何并列的世家。“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吕后亦列为本纪。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尚虚空的名位，具有以历史作用分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史学观。由于私家撰述，还可以将正史所鄙弃的小人物如优伶、游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传。这里可以看出，在细小方面，已经不再以历史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以“趣味”、审美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今人读来，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这显然是与私修有着因果关系的。

第二，生平际遇。

司马迁正在写作《史记》而牵累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的腐刑，这也对创作动机、目的带来重大影响。从父亲处接受遗志，乃在“今汉兴，海内一统”，为“明主贤君”颂德，为“忠臣义士”歌功，为他们治国作鉴，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初衷。然而他后来顿遭横祸，倍感怨愤，影响着修史的动机。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写的《报任安书》中有鲜明的表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马迁在受腐刑后“终不可用”的情状下，“述往事，思来者”，即写《史记》确实有“发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现”的意味。正是这一变故引起的思想转折，使得司马迁把目光更关注悲剧人物，并赋予深切同情，借此表达自己的心中郁愤。 第三，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

紧接以上引文的，还有有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可以理解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求天意与人事、人道的关系，（这里大的指朝代的兴替，小的指个人的成败际遇）司马迁在叙写“史记”的过程中，虽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传说与荒诞故事，而评述史事时，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每持怀疑的态度。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对项羽把失败归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则以“岂不谬哉”予以否定。在《伯夷列传》中亦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等等，表明着对天意天道的怀疑。所以，“究天人之际”不是已有的结论，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预设目标”，－－天人之间是否有感应？假如有，是怎样的关系？抑或并没有关系？“通古今之变”，即是该篇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本为‘纪’为‘理’）”，从朝代兴替的史实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规律，以达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难、最高层次的立言的问题。这里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他创纂的叙史新，有他的史识，有他的政见，亦即政治理想，等等。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写的《史记》，能犹如孔子写《春秋》一样成为后世为人、处事、治国的宝典。《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里已把司马迁写《史记》以“立言”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他自许是很高的，把自己看成五百年出一个的、与周公、孔子相仿佛的圣人，能承担撰写如《春秋》一般不朽经典的学者。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从史学的角度说，是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文明史；从文学的角度说，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 第一、《史记》首先是筚路蓝缕地整理记载了从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内容涉及朝代兴替、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少数民族、域外风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让人较为可信的历史，或者可供参核的史料。虽然早期的历史是粗线条勾勒，但弥足珍贵，其保留史料的贡献，功德无量。而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则详尽真实，足称信史。

第二、客观再现“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真理。此前的史籍，是朝廷史官所修，是统治者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除了记述帝王将相在更迭政权中的事迹与作用以外，还叙写了贩夫走卒、辩士刺客、医师儒生、优伶术士、屠夫游侠等底层百姓。叙写了他们的智慧机巧，以及在重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功用，客观说明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史记·刘敬叔孙通》中说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

计谋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正是司马迁看到下层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把佣耕的戍卒陈涉推上世家的地位，当然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史记》还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品格，记述与保留了中华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史记·八书》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先民百科知识以及国家典章制度、民间风俗礼仪的变迁。司马迁是太史令，是历法专家，参与制订太初历。在《天官书》里记载了许多星体、星座，并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运行的情况；《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币制的演进；《河渠书》记载了兴修水利及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况；《礼书》记载了礼仪的变化过程。在《史记》里出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意识，认识到匈奴民族寻找水草而迁移的习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长攻战本领的原因。《史记》首创的《货殖列传》不但为工商业者列传，还记述了经商交易的情况，乃至商业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四、《史记》能以较为客观平等的态度记述当时的少数民族，展示我国古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还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大一统的主张。《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在七十列传中达六篇之多，即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记载了这些民族的风俗民情，记载了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不断融合的关系，甚至都是黄帝子孙的意思。例如，《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而后为夏之祖的记载；《秦本纪》中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列国，如南方的吴国，“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东越列传》）《史记》的这些记述，显然表明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意思。

三、《史记》的进步倾向

第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入史传者讳；记述君王，不但隐其恶，还当虚其美。这就是《史记》以外的其他史书的共同倾向。但是《史记》却不是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尺度，能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展示传主的“真人”面貌。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将相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如此，当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司马迁对这些帝王，既写他们的功绩与作为，也写他们的缺失与不足，甚至暴露他们的残忍与暴虐。刘邦在推翻暴秦，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强盛国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术家大谈阴阳五行之学，把开国君王刘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司马迁则不信这一套，把刘邦当常人写。既写刘邦的深谋远虑、从善如流、坚忍不拔而在夺取政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写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刘邦起事前，游手好闲，不事产业，曾被父亲责备为不如老二（刘邦行三）勤治家业。取得天下后，修好宫殿，大宴群臣。当众臣之面，翻起老账，责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叔孙通制定朝仪，引群臣礼拜，竟说“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这两例体现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司马迁特别用了它篇“互见”的手法，对刘邦的丑行作了无情揭露。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刘邦在项羽军追逐下，为轻车逃命，几次将自己的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往车下推，几次被车夫“收载”。一次项羽被围，军粮断绝。项羽以杀刘邦父亲作要挟，刘邦竟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不完全是无赖吗？在《淮阴侯列传》里，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翻脸不认人，残杀功臣的狰狞面目。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帝王不予讳饰，对当代的帝王亦是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纪》，而今见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纪》，可能因触忌太多，已被改写。但是，司马迁还是通过它篇互见的手法，给予巧妙的讽刺与揭露。在《封禅书》里，记述了汉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准书》里记述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在《酷吏列传》里，通过对酷吏行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统治。杜周治狱，“上所挤（打击）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现）其冤状。”（为释狱准备）

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遗憾地说：“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刑人）矣！”这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吗？司马迁冷峻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项羽的悲剧遭际，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倾注了自己的同情。但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有所讳饰。还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妇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对强暴的斗争。历来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称为“作乱”，把作乱的百姓称为盗贼。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强暴的斗争持同情歌颂的态度。把陈涉列为“世家”，这从别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说来，简直匪夷所思。司马迁还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胜发迹。”把陈涉已视为与汤武同列。司马迁的反的人民性倾向，使得历史上的反的志士成了《史记》中歌颂的对象。《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等，司马迁都作了热情的歌颂。《史记》还热情歌颂游侠之士铲除暴虐的正义行为。讴歌爱国志士和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司马迁对屈原爱国遭冤、怀石自沉充满同情。《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泪，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与同情。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充满激情讴歌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在《李将军列传》塑造了一个热爱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战、清廉正直的爱国将领。这些鲜明的倾向充分表明了《史记》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巧妙安排与叙事线索

第一、传主的选择以尊重历史为依据。《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第二，《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 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

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史记》的叙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 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 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第三，《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

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 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 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三、《史记》善于处理复杂的场面，显示出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第一，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种叙事方式，来处理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第二，《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四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在人物形象刻画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一、善于选择与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与环境，突出表现传主的主导性格。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就表明司马迁对纷繁的历史事件，是从叙史与传人的角度精心认真选择的。蔺相如的形象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忠主导下的智、勇、义。而作者选择叙写的“完璧归赵”正反映蔺相如的忠与智，“渑池之会”反映蔺相如的忠与勇，“负荆请罪”反映蔺相如的忠与义。李广以勇武闻名于史，以“数奇”同情于人。司马迁在其“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

选择了“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随卫青击匈奴”四次叙写。前三次极写其英勇无比，战功卓著而不及封侯，已隐其“数奇”；第四次统帅卫青徇私贪功，不允李广先锋之请，反令李广远饶东道接应，李广迷路，未能及时赶上，致使不能擒获单于。卫青责罪李广，李广不愿受辱而“自颈”，一代名将就此殒命，其“数奇”令人慨叹。在司马迁精心结撰的《项羽本纪》中，着重描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桩事件典型而深刻地展示了项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部曲。这些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的艺术匠心。而从鸿门宴一节的叙述，又使我们窥知司马迁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利用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技巧。从宴前的决定“击破沛公军”，到接受刘邦“臣之不敢倍（背）德”的；从趁之机以瓮中捉鳖的决策到被刘邦花言巧语的迷惑导致临机措手的犹豫；从项庄樊哙对舞的剑拔弩张到刘邦如厕“间（趁小路）遁”的烟消云散，仅通过筵席的场景把项羽的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既匹夫之忍又妇人之仁刻划得深刻形象。还把刘邦的虚伪狡猾、张良的机智从容、樊哙的粗鲁勇敢、范增的深谋远虑的性格得以展示。又如“荆轲刺秦王”的环境描写对荆轲品格的衬托：在“易水送别”一节，“至易水之上，既祖（祭祀祖先），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通过这一环境烘托，其慷慨悲壮，油然而生。而“秦廷惊变”一节，舞阳色变振恐，秦臣怪而异之，荆轲顾笑解释，已是先声夺人。接着是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扯秦王袖，右手持匕首逐之；秦王一边环柱逃走，一边拔剑未出；群臣惊愕，提示秦王负剑再拔；侍医夏无且举药囊击轲，方使秦王拔剑击轲。此等场景，如现目前。荆轲的悲壮舍生，越发感人。

二、渲染细节，雕琢对话，精细刻划人物的个性

这是文学的艺术手段，司马迁运用得炉火纯青。陈涉的佣耕之叹可见其素有大志，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可见隐忍在成大事中的作用，韩信受胯下之辱以见大丈夫能屈能伸，张汤审盗肉之鼠可见其日后审人之残酷。写士兵“乐从李广”，只“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尽见其因；写周亚夫治军，只“已而至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毕现其严。至于对话描写，鸿门宴张良招樊哙，樊哙只“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足见其忠勇拼命。范增怂恿项庄刺刘邦，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以明刺刘之重要；及至刘邦逃脱，只作如下改：“吾属今为之虏矣！”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韩信平齐，欲代齐王，有以下一节：

（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 不为假（暂时代理）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

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其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贪婪于齐王位，以冠冕堂皇之言要挟刘邦封他，野心可见端倪；刘邦自是洞若观火，故而大骂。张良、陈平权衡利弊，附耳建言。汉王亦悟而速改以“复骂”，表示前骂意在亲昵！短短一段的细节与对话，把韩信的贪婪与机诈，刘邦敏捷与虚伪，良、平的审时度势刻划得活灵活现。

三、同类合传，比照衬托，在比较中显现个性。

在列传的构撰时，司马迁用了专传、合传、类传三种形式。专传是一篇一个传主；合传是两人以上的合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类传则是同类之人，合为一篇，如《儒林列传》、《滑稽列传》等。合、类两传，每每打破时代界限，其类比的用心十分明显，这还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司马迁在单篇以及相对的篇章中也十分自如地运用比较的方法的。诸如秦廷惊变中荆轲与秦舞阳，鸿门宴中的刘邦与项羽、张良与范增、项庄与项梁，《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与程不识等。对比，是人物叙写中最容易显示不同个性以及区别同中之异、异中有同的方法。

四、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个性。

心理描写在《史记》之前的记叙文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史记》中却较为常见。他所常用的方法有独白，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入仓见鼠时感慨而作的独白；对话，如陈涉与佣耕者的对话；啸歌，如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等。心理描写能直抒传主胸臆，窥其理想志趣。

五、司马迁在记写史实的时候，还用了“互见法”

“互见法”即一篇中已叙之事，它篇省略。如“鸿门宴”一节叙写刘、项，难分主次；而其事既见于《项羽本纪》，则在《高祖本纪》中略去。这固然出于详略剪裁的需要，有时还在于他褒贬历史人物的角度的选择。在《高祖本纪》里，作为本传，司马迁对刘邦多作正面描写，而凡是贬的方面，大多互见于它篇。如《项羽本纪》写刘邦推儿女下车；项羽以杀刘邦之父要挟刘邦，刘邦说“幸分一杯羹”。《淮阴侯列传》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中揭露刘邦杀功臣的卑劣等。

六、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透视的方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 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 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 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 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 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 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的可悲 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第一，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在《苏秦列 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 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 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 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 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 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 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 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 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 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 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 理。

第二，《史记》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 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 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 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 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 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 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 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朝廷 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

按 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 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 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第三，《史记》富有传奇色彩

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 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 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 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 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 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 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 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 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 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 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 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 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 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 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 传奇效果。

第六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 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第二、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第三、人文精神的弘扬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第四、古代散文的楷模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第五、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第六、《史记》中的故事成为后代戏剧的取材对象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

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七课时

本节讲授《项羽本纪》

一、时代背景

秦二世的残暴统治，给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项羽，就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英雄。《项羽本纪》就是通过秦末农民大和楚汉之争的宏阔历史场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项羽一生。项羽既是一个力拔山、气盖世、勇猛善战，显赫一时，“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又是一个性情暴戾、优柔寡断、只知用武，不谙机谋的匹夫。司马迁巧妙地把项羽性格中矛盾的各个侧面，有机地统一于这一鸿篇巨制之中，虽然不乏深刻的挞伐，但更多的却是由衷的惋惜和同情。

二、结构

第一部分：三学三弃； 第五部分：西屠咸阳 第二部分：击杀宋义 第六部分：霸王别姬 第三部分：巨鹿之战 第七部分：东城快战 第四部分：鸿门宴会 第八部分：乌江自刎

《项羽本纪》全面记载了项羽生平事业的兴盛衰亡历程，其中着重描绘的是这个英雄人物在短暂而大起大落生平中的四个关键阶段：1、吴中起兵，是项羽一生事业的起点；2、巨鹿之战是他辉煌功业的顶点；3、鸿门宴，是他生平、事业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4、垓下战败自刎，是他英雄末路的终点。清人郑板桥曾说：“《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歌可泣在此数端耳。”

三、项羽性格分析

《项羽本纪》在刻划人物性格方面，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项羽少时的粗疏学浅，长大以后的勇力过人，只是略略几笔带过，直到消灭秦军主力、扭转战局的巨鹿大战，破釜沉舟，威震诸侯，也还只是从侧面用笔，通过写诸侯军的观望、恐惧、畏服，把一个铁骨铮铮的八尺大汉顶天立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在进行粗线条的钩勒，有意地夸张了整体之后，司马迁便抓住了几个点睛处，工笔细描，刻意求精。鸿门宴场面的极力铺排，垓下之围悲剧气氛的纵笔渲染，乌江自刎时神态的精雕细刻，都写得活灵活现，有形有神，有言有情，形与神、言与情融合一体。

项羽是农民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英雄，他勇猛善战，叱咤风云，力拔山、气盖世，声名显赫一时，但也是一个性情暴戾、优柔寡断，暴虎冯河的匹夫。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又有儿女情长（项王别姬）；既仁爱恻隐（思民苦），又残暴无情（坑杀战俘，火烧咸阳）；既义重如山（与部下同甘苦，财共享），又吝啬小气（官印迟迟不分给功臣）；有时果毅决断（杀宋义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鸿门宴）。总之，司马迁巧妙运用多种手法把项羽性格中的各个侧面，有机地统一于这一鸿篇巨制中，不虚美，不隐恶，既有深刻的挞伐，又有由衷的惋惜和同情。

四、本文的艺术手法

1．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焦点来加以表现。如巨鹿之战，项羽敢于破釜沉舟，于秦军主力章邯决战；鸿门宴上，项羽面对敌人刘邦却不忍杀之。说明，项羽勇敢而没有谋略，缺乏政治远见。

2、细节描写。描写一些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活动，以突出

人物特点，塑造人物形象。如霸王别姬，刻画出了项羽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而不是政治家。“东城快战”一节，表现项羽逞匹夫之勇，而最终不免于失败的性格特点。

3、个性化的语言特色

①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 ②叙述语口语化。

第八课时

本节讲授《李将军列传》。

一、主题

《太史公自序》云：“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作《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久享盛誉的名作。作者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李广精于骑射，勇敢作战；热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繁三个特点，刻画了李广这样一个作者理想的一代名将的英雄形象。多层次地描绘了李广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的一生。而对李广的坎坷一生，尤其是对他以及他整个家庭的悲剧结局，表现了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汉代皇帝用人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作者在李广坎坷悲惨的一生际遇中，也寄寓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与辛酸。

2、结构

全文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始到“故弗从”），写李广在文帝、景帝时期的生平际遇，重点记述他为上郡太守时的一段经历。

李广是西汉抗击匈奴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将领。首先介绍李广是名将之后，出身于“世世受射”的家庭，从小练就一身高强的射技。汉文帝时，从军击匈奴，因“杀首虏多”，提为汉中郎。汉景帝时为上郡太守时，发生“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李广解鞍惑胡骑”一事，表现李广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超人胆略。

第二部分（从“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到“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写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以来，李广为边将的一系列活动，重点记述他出雁门击匈奴和为右北平太守的经历，赞扬了他关心士卒、宽缓简易的名将风度。

这一部分突出写了李广娴熟、高超的射技。如受伤被俘后夺马逃脱途中“射杀追骑”；居蓝田南山中“射猎”；打猎中，“射石”，“射虎”，“射猛兽”；平时，“讷口少言”，“专以射为戏”，一直到死。作者在着力描写这些精彩片段中加以渲染、烘托，如“广暂腾”，飞身跳上胡儿马，匈奴号称“飞将军”，“虎腾伤广”，“射阔狭以饮”，生动地展示了这位名将的丰采。同时，也写了他屡遭不顺，如“当斩，赎为庶人”，“家居数岁”，“将兵数困辱”，暗含了他悲剧性的人生。这一部分还详细写了李广治军简易，体恤士卒，是颇受官兵爱戴的将领。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生活中先人后己，尤其是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士兵都甘愿在他麾下。然而，就是这样战功卓著、备受士卒爱戴的名将，却一生坎坷，终身未得封爵。不得不令人同情和慨叹。尽管作者对李广多是赞扬，但在这一部分中还如实写了他的缺点，李广家居时，曾被霸陵尉拘留，等到李广被召为右北平太守时，“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说明了他的心胸狭窄、公报私仇的缺点。 第三部分（从“后二岁”到“当死，赎为庶人”），写李广晚年为前将军，跟随卫青攻打匈奴，最后被倾轧逼迫而死的经过。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兵攻打匈奴，李广多次请求参战，汉武帝先是“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说明李广出战就不顺。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他本为前将军，卫青却要他出东道，又是不顺。而东道回远，失道被责，更是不顺。接二连三的不顺，卫青又逼其对簿，李广最终悲愤自刎。 第四部分（从“太史公曰”到文末），是作者的论赞，表达了对李广的无限景仰。

“李将军列传赞”用叙述和比喻评赞李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用孔子的话赞扬李广为人能以身作则，强调正人先正己的重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古代广为流传的谚语高度评价李广的品格，赞美他诚实朴直，事事以身先行，因而赢得了士兵和百姓的崇敬，“至今犹忆李将军”。

3、李广形象分析

李广是司马迁笔下一个具有卓越才干和优秀品质的一代名将形象。

作为作者心目中的一个理想人物，李广有如下优点：其一，射技高超，打仗勇敢。文中通过李广的追击射雕者、射白马将，尤其是通过中石没镞，突出地表现了李广这位名将的英武风姿。文中还通过他追射雕者遭遇匈奴大队时的勇敢沉着，表现了李广有勇有谋的名将品质。其二，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他“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在战场上，每遇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这是极为难得的优秀品德。与霍去病那种“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见《卫将军骠骑列传》），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三，为人简易，号令不繁。李广“讷口少言”，“宽缓不苛”，所以士兵们都愿意跟随他打仗，乐于为他效力。生前他受到士卒爱戴；死后，受到天下人的志哀。李广的“为人简易”，绝不是循规蹈矩、只知照章行事的呆板做法；而是不喜欢当时儒生的繁文缛节，讨厌酷吏们的舞文弄法，不愿意“对刀笔之吏”。他的“为人简易”，与他所欣赏的道家人士的“清静无为”是互为表里的。

同时，李广还是有缺点的，如杀霸陵尉。司马迁尽管用一唱三叹的情感在写李广，但仍然高度尊重客观史实；他不仅没有用这种情感去捏造历史，甚至也没有用这种情感去掩盖李广的弱点、缺点。读了他写的《李将军列传》，虽然感到李将军能冲锋陷阵，令敌生畏，但并没有感到他有统帅三军之才和百战大功。由此看出司马迁感情上的爱憎与史实的叙述是极有分寸的。这种爱不虚美，恶不毁功的“实录”精神在《李将军列传》中尤为突出。当然，在感情上司马迁的确是同情李广的，但他只是把这种感情抒发在对李广不公平的遭遇上：痛其立功不得封侯，惜其有才不得施展，悲其年老受辱于刀笔之吏。司马迁的这种同情是有道理的，李广最后跟随卫青攻打匈奴一仗中，本来是“前将军”，但由于汉武帝的迷信，怕因李广的运气不好，带累整个战局，卫青则出于个人私心，想让他的朋友公孙敖打前锋，以便有机会立功封侯，所以就改让他出东道。出东道又恰好迷失路途，贻误战机。事后追究责任，李广无法忍受这种气恼，揽起全部罪责，愤怒地自杀了。这个过程也恰恰暴露了汉武帝及其宠幸们李广的事实，充分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的。

4、李广形象的典型意义及其悲剧的深层原因

我们根据《史记》所述可以看出李广这样一位个性极强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历史上不乏与之命运相似的人物，其悲剧的形成既有来自汉朝统治者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李广自身的性格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制度对人的个性的遏制与残杀。

1、汉王朝用人唯私、排挤有才能的人的用人，是李广悲剧形成的直接、客观的原因。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徒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

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俗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汉武帝既用之，又阴使卫青掣肘，在人员调配上明显看出偏私，李广性情刚烈、脾气太大，忍不住恶气，

2、李广自身的性格缺陷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透过“太史公叙广得意处”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广本人的另一面，应该说李广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性格缺陷”，不是指人格心理学上说的那种典型的变态人格，而是指人的社会属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人，每天所要处理最多的就是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集权的汉武帝时代，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与权贵的关系、甚至是与皇上的关系，显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的李广来说应当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研究一下李广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难看出其悲剧的发生并非偶然：

（1）不善言辞（“讷口少言”）、个性太强（“引刀自刭”）、性情冲动（如“杀霸陵尉”）。李广的“讷口少言”与霍去病的“少言不泄”绝不相同。李广不但平时少言，关键时刻更加无话，不但无话，还有脾气，又倔又横，直如一乡下老农（“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古往今来，喜欢这样下属的上司不会很多。霍去病平时也不爱说话，可是当“天子为治第.令膘骑视之。”时，人家却冒出一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于是乎“由此上益重爱之”（《卫将军骠骑列传》）。真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直有天壤之别，同样的少言，这时就有了质的分别。言少脾气倔，受不得半点委屈，这在家人面前，或许能得到谅解与宽容。到了外面，就是在普通的上司那里也要倒霉的，而况李广面对的是的君王，所以虽是战功卓著，最终得不到好的结果，竟至“引刀自刭”。

霸陵尉罪不至死，而倔人不管这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顾忌，做事过于冲动。对于这件事别人会怎么想？会不会传到皇上那里？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李广没有考虑过。事实上这件事对李广也是有影响的，司马迁写这一段，恐怕也有所暗示，因为我们从传中看不出司马迁的彰表之意。

（2）胸无城府、没有政治见解。如“梁王授印”一节，从汉景帝对李广的态度可以折射出李广在政治上的幼稚，在制度下，不具备见风使舵的变态性格，纵有千般能耐，不仅于事无补，反会引火烧身。

（3）自负其能，不计后果，好凭一时之勇，逞一时之威（如传中所记李广因中贵人而射杀匈奴射雕者及以百骑御匈奴千骑等事）。

李广本人由于其勇而无当、不畏权贵、简单易从的作风、仁爱士卒的品德，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历代文学作品歌颂的对象，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和无限景仰。

5、艺术手法

（1）在矛盾冲突的焦点表现人物。

作者用精细的笔触，绘声绘色地写下了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故事。这三个战斗故事分别从三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李广的超人的胆略和勇猛善战的精神。第一个是追捕射雕人，突然遇敌，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从容自若，指挥战士佯装“诱骑”，使敌方上当受骗，终于化险为夷，安全回师。表现出他的临危不惧和沉着机智；第二个故事是受伤被俘，在押送途中，他乘敌不备，飞身夺马，且战且逃，最后脱险而归。表现出他的善抓时机，勇脱困境；第三个故事是被十倍于己的左贤王包围，他率领全军将士浴血奋战，即使伤亡过半，仍鼓舞士气，沉着应敌，一直到援军赶来，迫使敌人解围而去。表现出他身先士卒，顽强坚定。

这三则故事表现了李广作为一个将军在临敌应对、指挥战斗上的超绝的军事才能和他

坚定勇猛的个人品质，但远没有表现出李广的全部性格特征。

(2)细节描写。李广的高尚的品格和高洁的人格，主要还是通过细节描写表现出来的。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形象是《史记》人物形象刻画的又一重要特色。《史记》中的细节描写，真实、生动、活泼、形象，具有极强的表现能力。我们来看《李将军列传》中的几个细节描写：第一个是：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这个细节表现出李广力大勇猛，为后文写李广年老犹请兵作战提拱了可能；更射之不能复入，也表现出李广在面临危急情况时能发挥出更大的潜力；李广射虎，即表现出他有恃勇无畏的英勇豪气，又表现出他为乡邻除害的英雄侠义，为李广死后，“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埋下伏笔。第二细节：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这个细节的描写，活生生刻画出一个平易近人，惜兵如子，而又忠厚老实的将军形象，正因为李广平素对士兵关怀备至，所以后来被左贤王十倍于己的包围时，将士才会舍生忘死地和他一起浴血杀敌，虽死伤过半却仍能坚持到底。

（2）用克制、含蓄的叙事笔法，表达深沉、强烈的爱憎感情和自己的主观认识。 全文没有雕琢的词语，也少有激昂慷慨的议论。但在那看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极大的感染力和作者独有的评价。如，在“匈奴大入萧关”时，汉文帝可惜李广的生不“遇时”，很有意味，引用其语也包孕对汉文帝时期用人制度的委婉批评。在文章结尾李广“引刀自刭”后，写道：“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这里没有议论，没有抒情，而作者对李广的赞扬、同情，以至悲愤和辛酸，都蕴含于叙述之中。

（3）用对比烘托方法揭示人物命运，丰富人物的形象。

全文在处处写李将军事迹的同时，也记录了他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作者在步步深化和丰富李广这个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将李广的悲剧命运逐步推向了高潮。为了使李广形象富有立体感，文中引用汉文帝的赞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又引用匈奴人所赋予的“飞将军”称号，从侧面烘托来表现李广的才干。

（4）语言通俗，极富文采。 通俗是《史记》的语言特点之一。本文“太史公曰”就引用当时流行的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赞扬李广，说明他的厚重木讷般的忠实心肠感动了天下人。含义深刻，用语贴切，富有生活气息。又如，文中的遣词造句，句式灵活而多变。句子可以长到七八个字，也可短到三两个字，甚至一个字。写李广与匈奴的遭遇战，因寡不敌众，全军震恐。这时李广镇定自若，号令全军向匈奴军逼近，以示壮胆。“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十六个字，分为四句，其中两个一字句，每个有如千钧之重。两个“前”字，意义不一。第一个“前”字，写口令，概括了李广如雷霆之声的命令，表示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在气势上压倒敌军，争取死里求生。第二个“前”字写进行，表示全军整齐前进的豪壮气势。一个“止”字，显示全军岿然不动的意志。十六个字，长短四句话，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汉军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精神，勾画了一场两军交兵的大场面，真是精妙。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何为“互见法”？其对塑造人物形象有何作用？

3、《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阅读书目】

1、《史记新论》白寿彝著，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2、《史记研究》，张大可著，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3、《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可永雪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五讲 两汉乐府诗

教学目标：

1、乐府和乐府诗

2、汉乐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乐府的历史发展 2、汉乐府的思想内容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导言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 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乐府的历史沿革、乐府诗的 一、乐府

乐府是秦代设置的机构，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可见它是执掌音乐的部门。西汉设立的乐府职能是管理音乐、舞蹈、杂戏等工作，负责朝廷典礼时歌舞音乐杂戏的编集、排演和演出工作。乐府所用的乐章一部分是帝王后妃以及文人所作，如汉高祖的《大风歌》，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17章，还有武帝时文人所作《郊祀歌》19章等，很大一部分是采自民间，《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也载：“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些记载说明乐府除负责组织文人制作歌诗，采集各地民谣加工制作成供朝廷宴飨、朝会、祭祀等各种礼仪活动所用的音乐外，还通过“采

风观政”、“观风俗、知薄厚”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绪，修正统治的得失。

二、乐府诗

西汉乐府自武帝始规模日益庞大，空前繁盛。虽经汉宣帝、元帝两度下令裁减乐府人员，但至成帝末年人员最多时仍达八百多人。汉哀帝登基之初，改革朝政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罢去乐府机构。东汉虽然没有乐府名称的音乐机构，搜集和制作演唱歌诗由黄门鼓吹署负责，但人们习惯上仍沿用乐府旧名称之，其采集的歌诗仍被后人称之为乐府。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题写作的诗也称为“乐府”。唐代的“新乐府”具有乐府诗的某些特点，但不用旧乐府题而自创新题。宋元以后又将乐府作为词、曲的别称。我们所说汉乐府诗常指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

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汉乐府诗现存四十余首，主要分布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中。大多数乐府诗都是东汉的民歌。 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 自民间，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也曾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汉书·艺文志》 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 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 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三、乐府诗对古代诗歌的变革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 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一）、南方楚声对汉乐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 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 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先秦楚 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 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中 间拆开，就变成两个三言的句子。楚声也可以演唱四言体诗，汉高祖刘邦的《鸿 鹄歌》是四言诗，他用楚地曲调唱给戚夫人听。不过，用楚声演唱骚体诗，更合 乎楚人的情趣。骚体稍加改造，就变成七言句和三言句，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 演唱的歌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 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安世房中歌》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 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 德。”这篇作品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的改造。至于第 七、八、九三章，全是整齐的三言诗，是把骚体诗六字句一分为二的产物。到了 武帝时代的《郊祀歌》19首，纯四言诗只有9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

言， 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 作用。

（二）、北方胡乐的影响

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 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铙歌18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鼓吹 曲本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 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铙歌18首各篇均 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三）、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

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土流行的五 言歌谣。仅以西汉而言，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 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四句歌诗，有三句是五言，第三句去掉调节 语气的“宁不知”三字，也变成五言句。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 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种歌谣，其中必有 相当比重的五言诗。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 的兴趣，并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 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汉乐府诗歌的思想内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乐府诗的产生用“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来概括，指出了汉代乐府诗植根于汉代的社会现实，抒写了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特点。汉乐府诗是汉代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

一、人民苦难的真实写照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汉代下层人民贫困无助，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事实：“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乐府诗中的一些诗正与这些史实相映照。《妇病行》中那个连年累岁卧病的贫妇行将告别人生时最不放心是身后孩子无依无靠，嘱托丈夫：“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孤且寒。有过慎莫笪笞。”然其担心却成现实，家中孩子“抱时无衣，襦复无里，”丈夫只好“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去沿街乞讨，归家“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丈夫无可奈何，无路可走“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令人不忍卒睹。《孤儿行》中的孤儿“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将他视同奴婢，令其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头多虮虱，面目多尘，”还“不敢自言

苦”。兄嫂命其冬天行汲“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夏日收瓜，“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孤儿无告，只得“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反映了封建剥削奴役关系也渗透到家庭伦理中来。封建的官僚统治更是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平陵东》中的义公，被官吏逮至大堂下，要他“交钱百万两走马”，因“顾见追吏心中恻，”只好“归告我家卖黄犊。”人民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境况和残酷的欺压，不得不铤而走险。《东门行》中的汉子，想追随造反的队伍，但转念家人，又回家来，看到的却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面对家徒四壁、坐以待毙的现实，随即想到“白发时下难久居”，于是不顾妻子牵衣啼劝，义无反顾地“拔剑东门去，”走上反抗的道路。

二、丑恶腐朽的揭露讽刺 一边是人民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呻吟呼号，一边却是权贵富豪的骄奢淫逸、腐朽丑恶。在汉乐府诗中，两种人的生活形成了尖锐的对比。《鸡鸣》、《相逢行》、《狭斜行》等诗铺排了权贵们的糜烂的生活。“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相逢行》）富丽堂皇、灯红酒绿、左拥右抱，一幅贵族豪绅淫乐图。“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鸡鸣》）“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长安有狭斜行》）显宦，高头大马，衣冠楚楚，一幅纨绔膏梁出行图。“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鸣鸣》）作者警告他们不要任意胡为，以身试法。依仗权势富贵对民女侵犯骚扰正是这些人常干的勾当。

《陌上桑》一诗中的五马太守，因见采桑女罗敷美貌，欲将其占为己有，罗敷巧妙机智地夸说自己夫婿的才华、相貌、官位、风度，让太守自惭形秽才保护了自己。 《羽林郎》的那位“依倚将军势”的霍家奴，对当垆卖酒的胡女死缠硬磨百般调戏，“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但被酒家女坚辞拒绝：“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两首诗对坚贞美丽的秦罗敷和酒家胡进行了赞扬，鞭笞了权贵好色之徒。

三、战争徭役的凄惨控拆

汉代虽号治平强盛之朝，然开拓疆土的战争，抗击匈奴的战争，反抗的战争连绵不断，无论是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滥肆征伐，还是反抗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战城南》真实描绘了大战后“野死不葬乌可食”，死尸横野，乌鸦任意啄食，“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的凄惨悲凉的场面。作者只得求乌鸦在啄吃尸体前替死者哀嚎几声，为之送葬，也对战争造成“朝行出攻，暮不夜归”的戮杀生命的残酷进行了诅咒。比起战死疆场的人。

《十五从军征》中的那位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士兵还算是幸运的，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一片废墟。自己仍是年迈无依，孑然一身。这诗控诉了征役不仅给士兵本身带来伤害，而且还殃及家人。

此外《古歌》写道：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是一位在北方服役的人抒写乡愁的诗，思乡之情，使得他坐立不安，难言之愁好象车轮在心上回环围绕辗来复去。征役给人们心灵上的痛楚是难以言尽的。

四、婚姻恋爱的不幸哀唱 乐府诗的恋爱婚姻诗与《诗经》一样，多数为女性作者，但却缺少《诗经》中的恋爱欢歌，大多数是由爱至恨的哀唱。《上邪》是中国爱情诗歌中的一朵奇葩。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细嚼语气，这是女子被人误解后的自誓之词，作者指老天为证，一气排列五件自然界绝无可能产生的现象来以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虽对爱人情真意挚，但仍可读出誓言后面恋爱关系中的裂痕。

《有所思》中女主人对其爱人一往情深，精心准备了信物，“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然当听说对方有二心时，由爱生恨，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不解恨，更要“当风扬其灰”。

《白头吟》中的女主人虽然心志高洁，忠于爱情，“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但其只重钱刀不重爱情的爱人仍然三心二意，所以她在与之“相决绝”，指责他“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的同时，又发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心灵的呼唤。 《上山采蘼芜》是一位弃妇与故夫偶遇时的对话，构思奇特，不是正面写弃妇的无辜与哀怨，而是从故夫言中说出两次娶妇的对比和体会，写出了前妻的勤劳、善良、无辜，颇有喜剧色彩，但笑中有泪，在弃妇平淡的问话中透示着心中的怨恨与不平。

1765字的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所揭示的爱情悲剧的制造者，并非来自男性的二三其德，而是封建家长制。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两情弥笃，然焦母不喜儿媳，苛刻挑剔。焦难违母意，要刘暂回娘家，与刘盟誓决不相负，相机再娶。兰芝归家后，其兄嫂逼其嫁给太守，兰芝不屈投水而亡，仲卿闻之亦自缢。作者不是从兰芝的角度来诉说不幸，而是从第三人称角度详细完整地叙述了这个婚姻悲剧，从而揭示了封建家长制不仅给女性带来不幸，而且也使男性成为受害者，扼杀了真情，吞噬了生命。有力地控拆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 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 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 统，是《庄》、《骚》的遗响。

第三课时

本节讲授汉乐府的艺术成就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 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 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第一，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 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饮食服务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窗口 行业，尤其是酒店的女主人，更是引人注目的对象，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她们身上。 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 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 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 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京都是最繁华的地方，两汉的长安、洛阳达 官贵人萃集，他们的宅府往往建在深巷。巷深路狭，车高马大，经常出现道路拥 挤、交通堵塞的现象。因不肯相让而争路抢道的事情在汉代时有发生，有的最终 引发人命案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狭路相逢时弄清对方的身份就显 得十分必要。《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 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 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 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 的捕捉也很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 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 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不管他们的离异 是出于男子负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这个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相和歌辞《艳歌 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 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 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 入作品。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于是郊庙歌辞有《天马》诗叙述此事， 张骞通西域之后引进苜蓿，杂曲歌辞《蜨蝶行》就特意提到这种植物。《陇西行》 有“坐客氈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氈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 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 氍毹<荅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民物品令中土 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 异的体现。

第二，故事情节完整曲折。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 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 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兒啼索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孤兒行》通过 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兒苦难的命运。收录在古诗中的《 十五从军征》也是一首乐府诗，叙述80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 其中有中途和乡人的对话、回家后烧饭作羹、饭菜熟后难以独自进餐三个场面， 前后连贯，血脉相

通，并且时见曲折。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 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延伸，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 相互交错。一条线索是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及冲突。先是兰芝被遣归，继而 兄长强迫她答应太守府的求婚，终至兰芝、仲卿二人自杀，酿成一场悲剧。一条 线索是兰芝、仲卿相互之间同情和理解日益加深的过程。开始是卧室对话，表示 彼此不相忘。接着是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比卧室中的允诺更进一步。 最后是赴水悬树，相继自杀，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基本结束。正因 为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所以，情节的展开跌宕起伏，使人时时关注矛盾的发展 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第三，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 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 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 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风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 质和性格。至于《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各各肖其声情。刘兰芝 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 慢，无不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 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第四，叙事详略得当。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何者详叙？ 何者简写？两汉乐府叙事诗大体遵循以下规则：

其一，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 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两汉乐府诗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像《孔 雀东南飞》这样长篇的叙事诗中偶而穿插抒情诗句外，其余各篇中纯粹抒情的句 子极其罕见，都是以叙事为主。《十五从军征》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 得非常充分，对老兵还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唯独不用专门文字抒发内心 的悲哀，明显是以叙事为主。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对此，古人有精到的评价。

其二，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 乐于铺陈场面。《陌上桑》一诗篇幅不长，其中却有两段场面描写的文字，一是 众人围观罗敷，二是罗敷夸耀夫婿，都不吝笔墨，写得非常细致。《孔雀东南飞》 对太守家迎亲场面的描写也是铺张扬厉，大肆渲染。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事情的中 间经过普遍有详细的叙述，有的还有细节描写，但对故事的开始和结局的叙述都 比较简单，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的是突兀而来，戛然而止；有的是开门见山， 缓来急收。《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结尾采取的典型的略写笔法，其余叙事名篇也 大体如此。

其三，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 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从秦罗敷、刘兰芝 到胡姬，从罗敷“夫婿”、侍郎到羽林郎，无论其为男为女，都通过详细描写服 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或富贵。《妇病行》、《孤兒行》在描写平民的苦难时， 也提到孤兒破烂单薄的衣衫。服饰仪仗成为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常备的道具，是详 写的对象。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 惜墨如金。除《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这样细腻 的描写外，其他叙事诗很少直接展示人

物的形貌。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 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 诗经·卫风·硕人》、相传出自宋玉之手的《登徒子好色赋》，都以详写女子容 貌见长，和这类作品相比，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 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第五，汉代以前，寓言诗的创作。尽管先秦诸子散文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寓言诗却极为罕见，只有 《诗经·豳风·鸱鸮》可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寓言诗。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 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 点。两汉乐府寓言诗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 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蜨蝶行》都是属于 这种类型。另一类寓言则是植物和人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宋子侯的《董娇 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青 春早夭。上述几首寓言诗的题旨比较接近，各种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 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 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

第四课时

本节主要学习汉乐府民歌代表作品《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是汉乐府杰作。

一、主题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二、结构

依照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将全诗分成5部分，并给各部分拟一个小标题。 第1部分（1—2段） 兰芝自诉 开端 揭示矛盾 第2部分（3—12段） 遭遣盟誓 发展 推进矛盾

第3部分（13—22段） 被迫改嫁 继续发展 继续推进矛盾 第4部分（24—32段） 双双殉情 高潮 矛盾进入顶峰 第5部分（33段） 鸳鸯和鸣 结局 解决矛盾

三、刘兰芝、焦仲卿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

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

四、《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

1、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

2、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

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

3、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4、《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与反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5、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6、《孔雀东南飞》，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

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

五、人物形象分析

1、刘兰芝。刘兰芝是一个聪明、善良、爱劳动、重感情、忠于爱情的人。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面对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凶残，她无所畏惧。她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2、焦仲卿。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3、焦母。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

4、刘兄。“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

【思考与练习】

1、简述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2、举例说明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阅读书目】

1、《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萧涤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2、《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吴小如等编写，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版

第六讲 东汉辞赋

教学目标：

1、京都赋的崛起与审美情趣 2、抒情赋的勃兴 教学重点和难点： 1、以赋抒情的传统

2、东汉社会现实与审美情趣的转变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东汉时期赋风的转变以及京都赋的兴起 一、赋风转变

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 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 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 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 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光武帝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 学家普遍关注。

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 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 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 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使 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 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杜笃（？－78）作《论都赋》，假主客问答以论都洛只是权宜 之计，唯长安乃是“帝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主张返都长安。在这篇赋中， 传统的铺陈手法和讽谕的宗旨都体现于对新的题材、新的对象的描摹中。他历数 汉王朝自高祖至平帝传十一世的发展变化，指出，“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 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以此证明长安为王气之所在。作者又从几个方面 夸张地描写了西都王气的表现，最后归结为“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 都”。 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 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 基础。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二、《两都赋》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 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32－92）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1、创作原委。《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 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 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 法度”。这说明他作比赋的背景同杜笃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 他把西

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 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2、解题。《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作品虚拟 “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个人 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间，作者的立场已明 晰可辨。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 口，盛赞长安形胜为中土之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这是作为 国都得天独厚的条件。西京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物质基础：建设之宏大，郊畿之 富饶，坚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侠之众，品物之盛，华阙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 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皆冠于天下。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市、宫殿的壮美别具 特色；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隋侯明 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悲翠火齐，流燿含英。悬黎垂棘，夜光 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 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 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在众多的宫室寝殿中，昭阳殿富丽堂皇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镶金嵌璧，奇 珍异宝，到处流光溢彩、馥郁芬芳。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 现出化阙崇殿的壮丽之美。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 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 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 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 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 盛。

3、立意与宗旨。《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作品的立意 在《东都赋》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 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 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 的重要性。他以充分体现出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 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 集中体现。

作品的讽喻对象可分为直接针对者和间接讽喻者两类。直接批评的是以西土 耆老为代表的坚持旧京都观的人；间接讽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讽喻对象则是 天子及其周围的决策集团。作品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迁返长安， 而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西京与东京的对比，对当前政治有所规谏。他的京都观具 有深刻的内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礼乐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导决策者 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在进贤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圣王。

4、艺术成就。《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 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然而， 他的创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作者的正 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晴，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在《两都 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 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 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 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在展现京城 的华美风貌时，既有大处泼墨的建章宫崇殿华阙、太液池浩瀚波涛，也有工笔描 摹的昭阳宫墙、椒房玉阶。作品的风格同其所描写的内容契合无间，《西都赋》 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 可见。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张衡和《二京赋》 一、《二京赋》

在以都会或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并在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的还有张衡（78－139）的《二京赋》。

《二京赋》是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二京，指汉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这两篇赋的比班固的赋更宏大、更细致、更有特色。除了像它以前的事类赋一样，铺写东西南北所有以及宫室、动植物等等外，还写了许多民情风俗，像《西京赋》里写了商贾、游侠、骑士、辩论之士以及角抵百戏杂技幻术等，《东京赋》里写礻良祭驱逐疫鬼的大傩、方相等，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绘声绘色的描写。

1、创作时间

张衡的《二京赋》之所以是赋的精品，是与他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分不开的。《二京赋》始草于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张衡19岁时，完成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张衡30岁在南阳主簿的任上，所以说他精思10年才完成。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二京赋》的写成与他青年时期出武关、游三辅、观京师、察民风、登山临水、考察游历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写作素材有着密切的关系。班固既写《两都》，张衡又写《二京》，这是思想与文学的竞争。所以在写作中，逐句琢磨，逐节锻炼，洋洋洒洒，淋漓尽致，比起班固的《两都》，铺陈渲染，更为过之。所以，在弥衡吊张衡文中，称其“下笔绣辞，扬手文飞”。汉赋到了平子，是长篇的极至了。

2、《二京赋》的特点

第一，《二京赋》突出地表现出驰聘想象、体物抒情、铺张扬厉、极尽夸张之能事的特点，篇幅更长，辞藻更华美，内容也更丰富。如《东京赋》中描写洛阳的宫殿、飞阁、楼榭、湖苑的壮丽宏伟，气魄浩大，真是江山雄峻，城市繁荣，商业发达，物产丰饶，十步一楼，五步一阁，宫阙巍峨，服饰奢丽，湖光山色，奇树异果，描写出极尽奢华艳绝巧夺天工的图景。描写宫殿楼台游苑湖山的富丽堂皇、绝妙幽深、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有点有面、有声有色，竟是一幅全景式的丹青长卷。写景状物，栩栩如生，飞鸟鸣泉，跃然纸上。且聚散有致，层次鲜明，语言清新，言简意赅，显示了艺术技巧上很高的成就。从这些描写里，既可以看出汉代都城和宫廷建筑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也客观地反映了汉帝国经过长久的统治，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所造成的那种物力的富裕和国力的强大。

又如《西京赋》里写城市里工商业发达的情况一段，列举了许多的客观、具体现象和实际的例子，描写了长安商市的繁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还愤慨地指责了那些见利忘义欺骗农民的奸商的不道德行为。这一段，不但很生动再现了那时的商市、街道、丰富的货物和买卖双方热闹的经营活动吗！从表现手法上说，也从汉赋主要是赞颂扬厉而趋向于客观描述的写实一路了。

再如《西京赋》中关于“角抵百戏”的描写，写天子驾至平乐馆观看演出的情景。生动地描述记载了汉代时的杂技艺术已发展到很高水平，节目精彩，千变万化。张衡所作《二京赋》，在颂扬汉朝国势隆盛社会繁荣的同时，文词中含着浓厚的“恤民”气息，他仗义执言，指责官僚豪绅们的昏庸腐朽，黎民百姓的痛苦和仇恨。

第二，《二京赋》在汉赋中规模最为宏大。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万物”。张衡正是身体力行的作到了。他的赋讽谏的是奢侈淫逸，寓意应节之以礼。听其言而观其行，张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西京赋》描写长安的奢华无度，《东京赋》描写洛阳的俭约之德、礼仪之盛，以为对比；歌颂东汉，是要他们汲取西汉的教训，悔而改之。

第三，《二京赋》是运用文学手法的社会剖析，其中有政治方面的讽谏、社会事物的描述，历史的反思、哲理的寓含、感情的抒发、意境的想象，诸景毕现，文思泉涌，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二京赋》的传播，使张衡名声大振。除了它文字典雅，取材翔实，更由于它改变了辞赋专一阿谀颂德的陋习，开一代新风。后被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入《昭明文选》。所以郭沫若说他的《二京赋》在汉代文学中有优越地位。

3、《二京赋》与《两都赋》的比较

《二京赋》是模仿班固《两都赋》创作的，但又力图超过它。其不同主要表现在：（1）创作主旨不尽相同。《两都赋》以歌颂东汉“法度”为主，《二京赋》主旨则首在讽谏天子、各级官吏及富商的“逾侈”，对美丽、富饶、强盛、繁荣的汉帝国的歌颂与之相比是次要的。（2）其描写内容比《两都赋》进一步扩大，除写京都及帝王贵族生活外，还描写了一些风俗民情、文化艺术，如《西京赋》就描写了商贾、游侠、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艺术表演等。（3）其它如结构更加宏伟，构思更加精巧，气势较为雄健，辞藻较为华丽，铺展尤甚，语加峭拔等，也都是此赋不同于班固《两都赋》之处。

《二京赋》中安处先生的两句话：“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 凝聚了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是较为宽泛的讽喻，意在突出奢与俭的对比。这同班 固的《两都赋》及其前后产生的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务 求在作品的、规模方面超越前贤，在铺陈过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 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尽管如此，

《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紧 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四、《鲁灵光殿赋》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较具特色的作品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 赋》。《两都赋》、《二京赋》、扬雄的《甘泉赋》都对宫殿的壮丽华美作了生 动的描写，王延寿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能。

王延寿少有异才，客游鲁， 见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的灵光殿巍峨壮美，且经王莽之乱后，西京宫室多废坏， 而此殿独存。他既惊愕其崇高壮丽，又慨叹其历劫难而未毁，这成了作者艺术构 思的精意所在。对于宫殿雄伟的外观、豪华的殿内装饰、精巧的栋宇结构，无不 进行细致的描写。尤其是殿内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在延寿笔下栩栩如生。这 篇赋的成功，为延寿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第三课时

本节讲授纪行赋 述志赋等抒情赋的勃兴 一、以赋抒情的传统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代初叶，就不断 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只是在西汉时，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 铺陈之作成为赋的正宗，而抒情赋则如涓涓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 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前启后继， 不绝如缕。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 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其胸 中不平。于是，这涓涓细流逐渐汹涌奔腾起来，蔚为大观。 二、东汉抒情赋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一）纪行赋

1、定义。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 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 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 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 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2、班彪的纪行赋。班彪（3－）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之际。班彪在王莽已亡、 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今宁夏固原）

时写下 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 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人民遭受的苦难 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3、班昭的纪行赋。班昭（？－120）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 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 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 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4、蔡邕的纪行赋。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赋》。东汉末年，蔡邕对朝政废坏、朝中大臣互相倾轧，深致不满，对自己 被牵连进攻治漩涡耿耿于怀。遂以这次被迫赴京所经历的地点为线索，联想起前 代兴亡、善恶之事，抒发了内心的抑郁不平。“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 岂云苟兮。”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舍往事的原则和创作宗旨。

在他所走过的洛水两岸，从夏王朝到春秋，有多少逆臣贼子扰乱朝政，旋即 又遭到可耻的失败。佛肸为赵简子管理中牟，却率众以叛；管叔、蔡叔非但不维 护周王室的统治，反而勾结殷商后裔作乱；信陵君杀死晋军主帅，夺取兵权，本 是乱臣，却被误称为贤公子。蔡邕为人们不能看清乱臣的本质而深感不平，而对 那些正道直行之士，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高度推许。在荥阳为保护刘邦而慷 慨赴死的纪信，在偃师伏剑自刎的田横及其部下，都以浩然正气彪炳千秋，蔡邕 对他们无比景仰。每经过一地，古人的善恶行迹，山河气象的阴晴晦明，他心中 沉重的历史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都要互相激荡冲溉。压抑在他心中的愤懑不 平，在一地一事一景一物的记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赋中直接指斥当时的东汉天 子，所表现的胆识超越前人。

这篇赋感情痛切沉重，幽思婉转。写历史上的人和事，几乎件件指斥现实； 写山河云雨，仿佛句句有所寄托，从而将历史、现实，景物、情感有机地熔为一 炉。赋的前半篇为吊古，后半篇为伤今，层次非常清晰。全篇以秋天的淫雨作为 衬托，气氛悲凉沉重。山行景色的点缀，也写得生动传神。 （二）述志赋

1、定义。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 会、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2、冯衍的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 故里写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冯衍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坎坷终身。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 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 生归宿。《显志赋》在精神上与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与《楚辞》类作品又稍有 不同。 3、班固的述志赋。班固的《幽通赋》追述自己 的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历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辱没先 人。他静思冥想，梦与神通，坚信自己对

社会、人生变化的幽昧难明之理能够有 所认识。古往今来，事业的兴衰，家庭的成败，接踪继影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要 探究其间的所以然，以“复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 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 4、张衡的述志赋。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表现出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 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和帝、顺帝时，衡以特殊才能受到亲 幸，宦官共进谗言诬蔑之。他每为自己的处境苦恼，经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 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遂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思玄赋》。此赋篇幅较长，采 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从俗辈， 遂驰骋想象，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赋带有较明显的摹拟成分。

张衡的《归田赋》则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其成为文坛上独领 风骚的作家。仕途的污浊使张衡郁郁不快，想游于纷乱的尘世以外又作不到，于 是他憧憬那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他构想出一个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 “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 关关嘤嘤。”这百草和禽鸟都能任情舒展的田园，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境界，怎能 不令他心驰神往！在这里可以获得赏览自然景物的欢乐，还可以轻松自由地射钓。 他的蓬庐远离尘嚣之外，在这里弹奏前代名曲，读圣贤之书，挥毫奋藻，尽情地 陈述其对人生、社会的感受。他笔下的田园充溢着浓厚的生活兴趣，体现出身心 同外在环境的和谐，同时，也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

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 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于是，田园的环境、心境，恰与官场、仕 途形成对比。《归田赋》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也同他所展现的内容相称。 作者一反《思玄赋》等作品中的艺术表现习惯，此赋篇幅短小，语言清新自然。 与作品所展现的环境、心情浑然一体。这些特点使《归田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 无论从张衡的全部创作看，还是从汉赋的发展过程看，《归田赋》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纵观张衡的述志赋，《思玄赋》和《归田赋》尽管表现手示有别，但其精神 实质是一致的。赋中写游仙，写归田，这些描写都是用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并 不是真的以隐逸为归宿。赋家身在仕途，但却蔑弃功名，不为官场的勾心斗角所 困扰，而是向往闲逸，追求人身的自由，这就是《思玄赋》和《归田赋》共同的 心理根源。 5、赵壹的述志赋。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色。

赵壹恃才倨傲，不见容于乡里。曾作《穷鸟赋》，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自己 像鸟困于樊笼般的窘境和苦恼，也对援救自己的人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更具有代 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赋》。他把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化为激切的言 词，公诸世人。他用简练的笔把那个污浊的社会现实勾勒出来。“舐痔结驷，正 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不同于一般文学家那样讥咒前朝，颂美 当今。他指出，德政、赏罚都不足以挽救社会，汉代也并不比秦朝治理得好，反 而每况愈下。他甚至于大胆地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即最高统治者。“原 斯瘼之攸兴，寔执政之匪贤”。这样勇敢的批

判精神和爱憎鲜明的语言，只有赵 壹写得出。他竟然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他 由刺世竟至于发展到同世道绝决的程度。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 淋漓，对时政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有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 这篇作品在上活泼自由，不循常规，篇幅短小，语言刚劲朴素，是早期抒情 小赋的名篇。

汉代的抒情赋通常都是理胜于情，东汉的纪行赋和述志赋也不例外。和西汉 抒情赋稍有不同的是，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自己未能 遭逢历史的机遇。而东汉的抒情赋则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出对人生的理性态度， 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怅。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张衡的《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 一、《归田赋》 （一）解题

《归田赋》作于张衡的晚年。自东汉安、顺以后，外戚宦官当权，朝政日非，汉顺帝有一段时间曾升迁张衡为侍中，讽议左右。然阉竖终恐张衡揭露他们，永和初，张衡遂被罢黜为河间相。宦海浮尘，世路艰难，壮志难酬，于是产生了归田隐居的念头。永和三年（138），张衡六十一岁由河间相上书乞骸骨，《归田赋》就是这时作的。

《归田赋》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思想归田的动因。

第二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设想的归田之乐。

（二）艺术成就

《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主要艺术成就有：

（1）在写作手法上，一是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融合到环境、景物的描写之中，浑然一体，造成了意与境的结合，形成了诗意化的和谐优美的意境。二是以议论、用典、用事、铺叙等手法来述志和抒情。写景状物主以抒情，叙事议论主以表志。在作者的内在心理上，现实的幽暗与压抑和憧憬的美好与自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文中多用典故是此赋的一大特色，如“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分别引用《淮南子·说林训》和《左传·襄公八年》的典故：“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也是从《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及“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化来的。张衡充分利用了历史典故词句短小、内涵量大的优点，于文辞之外又平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因而《归田赋》并未因为篇制短小而显干瘪。同时，《归田赋》所选用的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所以这篇小赋以其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包容了内涵丰富的史实，并赋之以新意。

（2）《归田赋》的语言清新明丽，工致典雅。写景状物细腻形象，铺叙议论意蕴深厚。

此外，《归田赋》还用了一些叠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方法，如“关关嘤嘤”、“交颈颉颃”，形象地描绘了田园山林那种和谐欢快、神和气清的景色；而“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既反映了作者畅游山林，悠闲自得的心情，又颇含自戒之意。

（3）《归田赋》篇制短小，《归田赋》是一篇短小明畅的小赋，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洗汉大赋铺采缛文、繁重凝滞、虚夸堆砌的规矩，转为文句平淡清丽、结构短小灵活。全用四、六句式，且多用排偶，形式整齐，韵律和谐。此赋在形式上正体现了“骈四俪六”的骈体文特征，可以说是汉代最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骈体赋。同时也是最早以田园生活乐趣为题材的作品。

总之，《归田赋》已很不同于先前的汉大赋了，它已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风格上也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归田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篇章。

二、《刺世疾邪赋》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赋中以激愤的感情揭露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指斥统治者不顾“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贪婪本性，并对当时弥漫于官场上的“舐痔结驷”、“抚拍豪强”的丑行作了辛辣的讽刺。

赋中长期以来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

这篇赋对春秋以来的社会进行了批判，表现了作者对“生民之命”的无限同情。语言犀利，感情激烈，对现实的揭露很有深度；在风格上，变汉赋的板滞为疏荡、华丽为通俗。篇末假托秦客和鲁生所作的两首五言诗，抒发刚正之士不能见容于时的强烈愤慨，形象生动，风骨遭劲，是东汉五言诗中的佳作。赋中铺陈夸饰之风尽弃，从而使赋风为之一变。铺陈叙事的汉大赋，从此以后就渐渐为抒情小赋所代替了。

【思考与练习】

谈谈抒情赋产生的原因

第七讲 《汉书》及东汉散文

教学目标： 1、《汉书》的文学成就 2、《吴越春秋》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汉书》的叙事与写人 2、《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汉书》概述与写人成就

一、班固与《汉书》

班固（公元32～1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父班彪，是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曾经采集前史遗事，参验异闻，著《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一说一百余篇），记述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二十三岁时，因父死返乡，承继父志，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永平五年有人上书告发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明帝说明班固的著书意图。明帝阅读《汉书》部分书稿后，为其雪冤，即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并允其朝廷名义复撰《汉书》。汉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在燕然山勒石纪功，班固作铭。永元四年，窦宪因擅权被赐自杀。班固株连入狱，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班固死后，尚有八表与《天文志》未成，其妹班昭奉诏补写；马援侄孙马续作《天文志》。全书经四人手，而以班固为主。班固还是东汉有名的辞赋家，《西都赋》、《东都赋》都是汉赋名篇。

《汉书》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到王莽政权倾覆（公元23年）间229年的西汉历史。计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凡《史记》已载之汉武帝太初以前部分，《汉书》多采用旧闻而略予增删。 二、《汉书》写人成就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 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 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第一，《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对于武帝 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 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 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第二，《史记》人物主要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人物主要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 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 之士和经师儒生。

第三，《史记》写人具有传奇色彩，《汉书》则富有戏剧性。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 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 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 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 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 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 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 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 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 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 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 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 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 隐瞒，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 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第四，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 述家庭的兴衰史；《汉书》的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 叙几代人的事迹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 家族的历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 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 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 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 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 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第五，《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而《汉书》对酷吏的子孙多有称扬。在《史记》中，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 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 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 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 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 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第六，《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 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部分传记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如《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 《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李陵是位悲剧人物， 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 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 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 “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 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襟”、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 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 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

和李陵相比， 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 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 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 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 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 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 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 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 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 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汉书》的叙事成就。 一、《汉书》叙事成就

第一，《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 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 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 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 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 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 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 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

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 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 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 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 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 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 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 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第二，《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 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 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 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 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 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 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第三，《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 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 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 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 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 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 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 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 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 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 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 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 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二、《苏武传》

1、主题。《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

2、艺术成就

第一，从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苏武出使匈奴，因突发事变，被扣幽禁。在他的周围，有操生杀予夺之权的单于和卫律的屠刀，有贪生怕死的副使张胜的屈降，有曾为同事、朋友的李陵的声泪俱下的劝降。而冰天雪地廪食不至的北海牧羊，苏武更是被置之死地。这些典型环境，把苏武这个人物推到了矛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让人物一展风采。

第二，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作者又通过一些细节描写，表现了苏

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又如写苏武被幽禁在大窖中，“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流放北海，“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等。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详略得当。文章并不具体描述苏武的每一事迹，而是有详有略，比如文章对卫律和李陵劝降的部分就描写得特别详细，卫律和李陵对苏武的劝降是最能表现苏武的气节的，所谓“真金不怕火炼”，面对威逼利诱，面对死亡威胁，多少所谓的英雄好汉都经受不住考验而变节投降，唯有苏武始终信念如磐石般坚定，宁死不屈，忠贞不渝。 第四，结构全篇的纵式结构。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

第五，次要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文章里个性鲜明的各种人物对苏武也起了对比映衬的作用，凸现了苏武忠君爱国、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忠贞不渝、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

张胜：糊涂地帮助了缑王的谋反，事情败露后又经受不住考验，叛变投降。 卫律：傲慢自大、求荣，阴险狡诈，是个求荣的小人。

李陵：李陵和卫律不一样，他不是彻底的之人。他对汉朝还有感情，对自己叛国的行为也深感羞愧，但他意志不够坚定，对国家不够忠诚，因为一己之私背叛祖国而投靠匈奴，而后又后悔不已，内心矛盾，懦弱和意志的不坚定。

在各种人物的对比映衬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丰满立体的苏武。

第三课时

本节讲授《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

一、《吴越春秋》概说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 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

《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 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并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 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 相对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二、《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

第一，《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 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 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 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 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 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并对她的身世 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 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 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 《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 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 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 人心的力量。

第二，《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 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 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 要源于此。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 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 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 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 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 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 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 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 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

第三， 《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个性突出。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 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 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 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 人物的个性特征。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 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 样。白喜（伯嚭）“鹰

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 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 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成篇， 显得比较松散。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 驳杂之感。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 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 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 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 重要载体。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论衡》和《潜夫论》的文学成就 一、《论衡》

在东汉的政论散文中，王充（27－96？）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 都别具一格。 （一）、《论衡》的选材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 《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 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后来扬雄的《法言》、桓谭的《 新论》基本都是这方面的内容。王充对扬雄、桓谭都很推崇，但《论衡》上述14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 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 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 《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二）、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 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 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 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 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 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三）、《论衡》的文学成就

第一，《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 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 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 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 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

第二，《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 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 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 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第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提出很好有价值的文学观点，在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论衡》中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 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 者可以相互印证。

（四）、《论衡》的局限性

《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 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 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 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 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 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 现不彻底性。 二、《潜夫论》

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一部愤世嫉俗 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 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考绩》篇写道：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 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 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 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 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 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 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 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 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 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 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 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 各有自己的特点。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该文记叙建武三十二 年（56）的封禅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 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很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禅仪式 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 上和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 【思考与练习】

1、谈谈《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 2、《汉书》的笔法

第八讲 东汉文人诗

教学目标：

1、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2、《古诗十九首》的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文人抒情诗的探索 2、《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东汉文人五言诗

进入东汉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 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东汉文人诗多数成篇，还有一些附 在赋的结尾，作为赋的一部分而保存到今天。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后代多有 仿效。东汉文人五言诗，有的作者明确，也有相当一部分未著录作者姓名，或虽 标出作者姓名但存疑颇多，后二者就是文学史上的“古诗”和“苏李诗”。

一、班固的诗

1、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 一事。这首诗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送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父言而沉痛，遂诣 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结尾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 萦胜过男兒。《咏史》

诗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而不是像后代有些 咏史诗那样重在议论抒情。班固是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咏史》诗，用辞 质朴，渲染修饰成分很少。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 慨。

2、班固的《竹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当是系于赋尾。这 首七言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 3、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诗。其五、七言诗，都以叙 事为主，即使像《咏史》这样最适合于抒情言理的作品，依然重在陈述史实。他 的五、七言诗和系于《东都赋》的五首四言及骚体诗有质、文之别，前者质朴， 后者典雅。究其原因，就在于班固对四言和骚体这两种传统的诗歌形式掌握得很 娴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故能充分体现文人本色；而他对于五、七言诗则比较 生疏，还处于模拟阶段，作品风格也相应朴素质实。

二、张衡的诗

1、《同声歌》。张衡是在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并且取得重要成就。他 的《同声歌》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别具一格。这首诗通 篇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先叙自己新婚之夜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 恐忄栗若探汤。”把新婚女子的好奇、胆怯写得非常传神。最精彩的是中间部分， 新妇不直说自己如何勤劳能干，而是声称从调理饮食到助祭神灵这些事情她都愿 意承担。她不明说自己对丈夫如何爱恋，而是作了如下表白：“思为莞蒻席，在 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新妇对丈夫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通过 形象的比喻，把自己美好的心愿婉转地传达给对方。结尾部分展示自己的美好体 态和新婚之乐，较之前面更加大胆、坦率。《同声歌》明显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 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

2、《四愁诗》。张衡的《四愁诗》是经过改造的骚体，是骚体整齐化之后而形成的七言诗。 全诗皆为七言句，除每章首句中间有“兮”字外，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全 诗四章，按东南西北顺序依次展开。美人赠给他金错刀、翠琅玕、貂襜褕、锦绣 段，诗人想以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作为回报。然而，不是山高水深， 就是路险天寒，使他无法前往美人所在之处，难以如愿以偿，内心烦乱忧伤。这 首诗有政治上的寄托，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

3、抒情为主。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较之班固有明显提高，他运用这两种新的诗歌样 式已经得心应手，或缛丽长美。班固五、七言诗继承的是前一种风格，张衡的五、 七言诗则沿着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的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张衡的五、 七言诗则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 势。 三、秦嘉的诗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 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秦 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 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 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 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

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 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 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 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 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 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 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 无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 成熟之作。从班固到秦嘉，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进 入繁荣期。 桓帝以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 折，但诗歌的基调一直未见太大的变化，保持前后的连续性。班固、张衡、秦嘉 的五、七言诗均无过分激烈的言词，更没有惊世骇俗之语，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 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在灵帝时期的几位著名诗人都有不幸的遭 遇，他们的诗歌也呈现出和班固、张衡、秦嘉等人迥然有别的风貌。他们通过自 己的控诉、呐喊，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 猛烈批判而告终。

四、郦炎的诗

今存五言体《见志诗》二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 压抑的不平之气。第一首诗通篇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他要“舒吾陵霄羽，奋此 千里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诗人不相信命运，认为通塞由己，无须占 问。他以陈平、韩信这些起于微贱而终成大业的历史人物自励，有一种纵横物表、 不受任何羁绊的气势。第二首诗的格调不如前篇高昂，显得有些低沉。诗人的志 向是高远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却是坎坷的，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连续遭 受摧残，这使他想起年轻有为而被朝廷宿臣压制排斥的贾谊。他以美玉和千里马 自况，慨叹遇不到卞和、伯乐。这两首诗前后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出现巨大的感 情落差，前面是气冲霄汉，后面则情绪低沉。两首《见志诗》成功地运用比喻和 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蕴。前首诗以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词语构成 连绵意象，把自己比作一飞冲天的巨鸟和驰骋千里的骏马。第二首则以灵芝困于 洪波、兰荣摧于严霜象征志士遭受压抑，词多托寓，感慨颇深。

五、赵壹的诗

《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鲁生 对唱的形式出现，二人各申己志。第一首诗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开头， 表示他对东汉王朝的彻底绝望。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两首诗通过鲜明的对比，暴 露黑暗，指斥时弊。“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这是批判贿赂公行，取士用 人看重钱财而轻视学问。“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这是揭露取士用人不注 重品德，致使谄媚之徒受重用，耿直的人士被摈弃，前者升堂而坐，后者倚门而 立。“势家多所宜，颏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这是控诉权势成 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从而出现善恶颠倒，正义和真理被扭曲的反常现象。赵 壹的《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

是普通的哀怨，而 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婞直之 风。

六、蔡邕的诗

《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在这首寓言诗中，蔡邕 为翠鸟构想出一个有限、然而可以托身的空间。庭前的若榴树生着绿叶红花，翠 鸟在这里能够振翅修容。它是从猎人追捕下逃脱出来的幸存者，愿意把自己的生 命托付给若榴树的主人。翠鸟暂时找到栖身之地，但仍然是寄人篱下，并且对以 往被人追捕的遭遇心有余悸。这首诗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 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 郦炎、赵壹、蔡邕的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期，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 征。蔡邕的《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提心吊 胆地生活。郦炎、赵壹的四首诗都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表现 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汉代作家的人格再次放射出光芒。诗人 的境遇是不幸的，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也更能切中时弊，触及要害。郦炎、 赵壹的作品不再像前期文人诗那样蕴藉含蓄，缓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锋芒毕 露。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在灵帝时期的文人五言诗中已显 露端倪。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 一、《古诗十九首》概说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 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古诗十 九首》的好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之处，二者产 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 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 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第一，写游子思念家乡，怀念妻子。《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 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采撷 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并且苦苦吟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 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 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 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游子思乡， 这是人

类普遍的情感，在农业文明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在以往的史传文 学作品中，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富贵以后流露出的乡情，衣锦还乡的热烈场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在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语悴 情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游子思乡作品在《诗经》 中有多篇，《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双亲， 桑梓情中渗透亲子之爱；《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 第二，写游子渴望建功立业，步入仕途。《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 建功立业，步入仕途。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今日良宵会》写道：“何不 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竞争中 捷足先登，占领显要的职位，摆脱无官无职的贫贱境地。《回车驾言迈》亦称：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位作者已经不 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 命具有永恆的意义。两汉乐府诗除了叙事诗外，也有一定数量的抒情诗，并且在 格调上和《古诗十九首》相近。但是，像上述两首诗这样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作 品很难找到。把士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用如此坦率的语言表达出来，在 《古诗十九首》之前的诗歌作品中尚不多见。

第三，写思妇盼夫早归。《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盼望游子早归，这在《 古诗十九首》众多的思妇诗中没有一首例外。然而，盼归而不归，思妇的反应却 大不相同。有的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对游子的爱恋极深，远方捎回书信，她会 置之怀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远方寄回一端绮，她会裁制成 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客从远方来》）。有的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 思妇日感衰老、消瘦，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也有 的思妇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 的感叹。这些思妇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妇心理而作， 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自思妇之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重在表现思妇独 处的精神苦闷，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 力离间。《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不过，和游子相比， 思妇显得更加孤独。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 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

三、《古诗十九首》哲理意蕴

《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 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 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 古诗十九首》涉及以下关系：

第一，永恆与有限的关系。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诗十九首》和以 往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瞬 即逝之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诗人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 异质，以外物的永恆反衬人生的有限。所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 车驾言迈》）就是

把人和金石视为异质，以金石的坚固反衬人的寿命短暂。《青 青陵上栢》、《驱车上东门》都是把永恆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对照。《古诗十 九首》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诗篇出现的节序之 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第二，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 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这 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 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 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在它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台词。《古诗十九首》中男主人公的 羁旅情怀，也不时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 老的速度加快，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第三，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人的忧和乐相反相成，经常纠缠在一起。《古诗十九首》 的作者揭示了忧与乐的这种关系，并提出一种消极的解脱方式。“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这是嘲笑有些人活得太累，人生有限而忧愁无限，难免如负重物， 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提出的解脱办法是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生年不满百》）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要秉烛夜游。诗人是从精神解脱的高 度看待及时行乐，对物质条件并不十分注重。良宵聚会，新声逸响固然“欢乐难 具陈”（《今日良宵会》），就是斗酒相娱乐，也不觉得菲薄。即使是“驱车策 弩马”，也不妨到洛阳、南阳这样繁华的都市游戏一番。（《青青陵上栢》） 他们是得乐且乐，化忧为乐，甚至是以忧为乐。 第四，来去亲疏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这是 诗人见到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对人际关系富有哲理的概 括。诗人是从去来相继、新陈代谢所形成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 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其实，不仅生者与生者相亲，生者与死者疏 远，就是在生者之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相亲而来，相弃而去，友则相亲，弃则 相疏，此亦人情世态之常理。《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诗篇对此作了 形象的表现。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 一、《古诗十九首》所写独特的感受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在诸多 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第一，敏锐的节序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些作品中 明确标示出季节的有6篇，其他以物侯暗示节序的诗篇亦为数不少。上述两项加 在一起，占据19首诗的绝大部分。那些或明或暗标示节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 于作品中，而是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 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 罩。萧瑟的秋风固然引起游子的苍凉之感，就是“东风摇百草”的春天，在他们 心中产生的也不是欢快喜悦，而是

“所遇无故物”（《回车驾言迈》）的失落和 孤独。至于闺房思妇，更因春天的到来而牵动愁肠。

第二，微妙的空间感。《古诗十九首》所展开的空间方位是的，诗人把自己置 于不同的空间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 远方来》），这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是天涯咫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迢迢牵牛星》），这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诗的作者多是 行旅之人，饱尝长途跋涉的艰辛，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车驾 言迈》），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 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诗人旅居他乡，四处漂泊，他们本身是离家而去的 远行客，对于人生也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加以描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栢》）这是以远距离的行走比喻人生的历程，人生短暂感和距离 遥远感交织在一起，时空贯通而又背反。 第三，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古诗十九首》的许多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 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西北有高楼》的作者被楼上飘 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 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实际是慨叹知音难遇。《 明月皎夜光》是有感于朋友间的友谊不牢固而发：“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富贵易交，严重伤害了那些仕宦无门的游子，他们 本已脆弱的神经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抚今追昔带来的只有悲伤和怨愤。

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第一，《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 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 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选 择的都是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只不过一者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一者是 独守闺房的思妇。以物象起兴发端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 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物象引发出种种思绪。 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 方来》都以女主人公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然后写她们对游子的信件和礼物 如何珍视，或精心收藏，或巧加裁制。以具体物象起兴发端的诗篇，则由这些物 象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 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

第二，《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 艺术境界。《凛凛岁云暮》和《明月何皎皎》都是典型的写境，抒情主人公一为 思妇，一为游子。思妇在岁暮给远方游子寄去衣被，自己也思绪如潮。她在梦中 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良人”，并且携手同车而归。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 倏忽离去。思妇醒后回忆梦境，徙倚感伤，一洒相思之泪。《明月何皎皎》则是 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这两首诗基本是写实之作，构成的意 境却是如幻如梦，朦胧而又深沉。《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先是听见高楼飘 来的乐曲，接着品味曲中的慷慨和悲哀，最后幻想“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从空中逸响写起，又以奋翅高飞结束，诗中多想象之词，构成的是恍惚空灵的境 界。《明月皎夜光》以月光星象发端，又以南箕北斗和牵牛星徒有其名为喻而结 束，中间穿插富贵易交一事，整首诗都给人一种寒凉凄清之

感，作者的造境技巧 是非常高明的。《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绝大多数都在诗中直接出现，《迢 迢牵牛星》是个例外，全诗通篇描写牵牛织女隔河相望而无法相聚的痛苦，把本 来无情的两个星宿写得如同人间被活活拆散的恩爱夫妻。诗中无一句言及自身苦 衷，但又无一语不渗透作者的离情别绪。

第三，《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 用最明白晓暢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 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 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 诗意浓。《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而又醇厚，这 得益于诗的作者对于各种语言融汇消化能力。诗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 却有韵味。诗中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至于《青青河 畔草》、《迢迢牵牛星》两诗叠字的巧妙连用，《客从远方来》诗中双关语的自 然融入，又颇得乐府民歌的神韵。

《古诗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 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 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 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

第四课时

本节欣赏、讲授《古诗十九首》中两首代表作。 一、《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飧饭！

(一)、解题：这是一首思妇怀念远方游子的诗。汉代末年，士人游宦风气很盛，大批中下层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或游京师，或谒郡县，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人就是所谓“游子”。他们长期外出，家眷不能同住，彼此之间难免有伤离怨别的情绪。这些人的家属就是《行行重行行》中的主人公一类的思妇。

(二)、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委婉含蓄的抒情。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以鸟兽尚且留恋故乡作为比喻和反衬，暗示游子应早日还乡；“浮云蔽白日”则在比喻手法中隐含对游子（实也对自己命运）的担心，但表露得更为含蓄。

第二是迂回诉说，耐人寻味。比如本来要说自己因思念远方亲人而腰身瘦了，却偏说衣带一天天宽松了，本要说青春无多，却偏说成“岁月忽已晚”；本来要诉说自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却偏在结尾表示一切撇开，只希望对方多多保重„„这种含蓄深沉的写法，和主人公善良的柔情互为表里，正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的生动体现。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第三叠字的使用。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

第四是用典，就是引用以前诗文的内容或词句，来说明眼前的内容。“读者苦能知道所引用典故的全句乃至全篇，便可从联想中领会本文的言外之意。这样诗句就增厚了力量。这所谓诗短意长，以技巧而论，是很经济的。使用典故的效用便在此。”（朱自清语）本诗开头的“与君生别离”是化用《楚辞·九歌》中“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句意；“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是借用《诗经·萧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内容；而“道路阻且长”则是直接袭用了《萧葭》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词句；“胡马”“越鸟”二句是引用《韩诗外传》等书中所列的不忘本的典故；“岁月忽已晚”则是暗用《采薇》中“岁亦莫止”的内涵„„当然用典不是机械地拼凑堆砌典故，只有同作品特定的内容环境融为一体，才是恰到好处的用典。本诗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因而不仅使诗句言简意丰，同时也是形成诗中含蓄委婉手法的原因之一。

此外，这首诗虽然用了不少典故，但并不影响其语言浅近自然，风格平易淡远的艺术特色，而这正是《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的共同之处。

二、《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一）解题

牵牛和织女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牵牛星即“河鼓二”，在银河东。织女星又称\"天孙\"，在银河西，与牵牛相对。在中国关天牵牛和织女的民间故事起源很早。《诗·小雅·大东》已经写到了牵牛和织女，但还只是作为两颗星来写的。《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ㄈ真》开始说织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成为夫妇了。曹植《九咏》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是当时最明确的记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这首《迢迢牵牛星》写牵牛织女夫妇的离隔，它的时代在东汉后期，略早于曹丕和曹植。将这首诗和曹氏兄弟的作品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在东汉末年到魏这段时间里，牵牛和织女的故事大概已经定型了。

（二）赏析

此诗写天上一对夫妇牵牛和织女，视点却在地上，是以第三者的眼睛观察他们夫妇的离别之苦。开关两句分别从两处落笔，言牵牛曰迢迢，状织女曰皎皎。迢迢、皎皎互文见义，不可执着。牵牛何尝不皎皎，织女又何尝不迢迢呢？他们都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的明亮。但以迢迢属之牵牛，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远在他乡的游子，而以皎皎属之织女，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的美。如此说来，似乎又不能互换了。诗歌语言的微妙于此可见一斑。称织女为“河汉女”是为了凑成三个音节，而又避免用“织女星”在三字。上句已用了“牵牛星”，下句再说“织女星”，既不押韵，又显得单调。“河汉女”就活脱多了。“河汉女”的意思是银河边上的那个女子，这说法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真实的女人，而忽略了她本是一颗星。不知作者写诗时是否有这番苦心，反正写法不同，艺术效果亦迥异。总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十个字的安排，可以说是最巧妙的安排而又具有最浑成的效果。

以下四句专就织女这一方面来写，说她虽然整天在织，却织不成匹，因为她心宾牛悲伤不已。“纤纤擢素手”意谓擢纤纤之素手，为了和下句“札札弄机杼”对仗，而改变了句子的结构。“擢”者，引也，抽也，接近伸出的意思。“札札”是机杼之声。“杼”是织布机上的梭子。诗人在这里用了一个“弄”字。《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纺 ）。”这弄字是玩、戏的意思。织女虽然伸出素手，但无心于机织，只是抚弄着机杼，泣涕如雨水一样滴下来。“终日不成章”化用《诗经·大东》语意：“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最后四句是诗人的慨叹：\"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织女既被称为河汉女，则其仪容之美好亦映现于河汉之间，这就是\"盈盈一水间\"的意思。\"脉脉\"，李善注：《尔雅》曰'脉，相视也。'郭璞曰：'脉脉谓相视貌也。'\"\"脉脉不得语\"是说河汉虽然清浅，但织女与牵牛只能脉脉相视而不得语。

这首诗一共十六句，其中六句都用了叠间词，即\"迢迢\"、皎皎、\"纤纤\"、\"盈盈\"、\"脉脉\"。这些叠音词使这首诗质朴、清丽，情趣盎然。特别是后两句，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意蕴深沉风格浑成，是极难得的佳句。

【思考与练习】

试论述牛女故事的历史发展 【阅读书目】

1、《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中华书局，1962 2、《汉代文学思想史》许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两汉文举要》高步瀛选注，中华书局，1990 4、《古诗十九首集释》隋树森编著，中华书局，1955

5、《汉诗选笺》郑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