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世界一流大学：从细节中看差距

走进世界一流大学：从细节中看差距

作者：熊丙奇

来源：《河南教育·中旬刊》2013年第11期

无处不在的人性化

在美国杜克大学教室里，凳子和桌子都是活动的，老师一布置小组讨论，桌子一搬，凳子一转，就可以组成若干小组，热闹地讨论。讨论得口干舌燥，没有关系，走出教室，你可直接来到餐厅，买杯奶茶、咖啡，再回来和同学们讨论。就是下课，还可继续来到食堂餐厅，和同学们边吃边聊。

在图书馆，看书累了，可在沙发上躺下，老师不会赶你走，也不会批评你姿势不雅，而且图书馆购置的家具和摆设，就是为了让学生坐着、斜躺着都比较舒服，希望学生读书累了休息，休息好了再读书。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经常有学生在这里学个通宵。

在学生宿舍，有很大的公共活动空间，配备超大尺寸的电视，可收看转播，而进入套间，一个套间通常住两个学生，有两个单独的房间，一个共同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两室一厅的布置。学校的考虑是，设施良好的公共活动空间，可以便于学生搞活动，充分交流。从外回到宿舍的同学，看到有同学在公共活动空间看书、看电视、休息，会坐下来和他聊聊。

在学生活动中心，入门就有一张沙发，沙发上有提醒，如果你坐在这张沙发上，表明你愿意和陌生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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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杜克大学校园，内地高校时常提到的人性化管理概念，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这才是人性化的管理，深入到校园的布局，具体到教室、图书馆座椅的摆放，让学生学习方便、生活方便、交流方便。杜克大学不在繁华的都市，给人的感觉，是在“乡下”，学生的学习生活应当不那么方便，可生活在校园里，却觉得处处方便。这就是一个学习、生活的地方。 但就是如此，杜克大学的学生们办的校报，却很少说学校的好话。在院系办公楼的走道上，就可获取学生们办的报纸，学校老师还把学生办的报纸送给我们。杜克大学的学生会由学生投票选举，上一届杜克大学本科学生会选举，有3000多名本科生参加，投票率在50%以上，学生会代表学生参与学校事务，学校每个重要会议，都会有学生代表参加。

相比杜克大学，我国大学从校园布局上，就注定了学习生活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新建的大学城，校园很大，功能分区十分明显——教学区、实验区、学生生活区、图书馆——而且学校还把功能分区明显作为校区设计的特色。可是，功能分区明显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却不方便了，从宿舍走到图书馆要20分钟，从教学楼到食堂要15分钟，面对这样的距离，有多少学生还想跑到图书馆学习，甚至会让学生觉得吃饭也是麻烦，干脆在宿舍里吃方便面。 我在杜克大学听了一节课，充分感受到了学生上课的“自由散漫”。整节课，老师讲得很少，先是花15分钟让学生做试题测试自己预习的效果，接着是同学组成小组讨论测试的答案，小组最终确定答案后，在老师发的刮刮卡上刮开答案，检查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最后是老师围绕测试与学生展开对话，每个同学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课堂上不时爆发出笑声，有同学则起身到教室外的餐厅，弄来咖啡，享受讨论时光。

针对研究生的教学，老师居然可让学生玩刮刮卡的“答题游戏”，这让我大开眼界。而一位留学生告诉我：“学习的安排是十分紧张的，可大家都投入其中，因为学习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内地大学无论从课堂布局、老师授课，还是学校提供的服务方面来看，都把学习弄得过于“严肃”“呆板”，结果是，课堂教学没有吸引力——教室的布局是，凳子固定、课桌固定，难以组织讨论，这样的布局适合灌输、教师讲授方式，学校要从灌输形式转变为交互模式，得重新改造整个教室。

这就如近年我国大学一直在讨论宿舍是否应该安装空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装空调是对学生的一项基本服务，可之所以要讨论，是因为有些大学在建宿舍（包括新建宿舍）时，根本就没有预留空调线路，安装空调意味着要重新安装线路，这是很大的工程，需要学校大笔投入。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还有就是学校教师公寓的建设，近年很多大学以住房社会化、货币化改革为由，把教师们纷纷赶出校园，即使是新建校园也没有考虑到给青年教师盖公寓，结果是，校园里只剩下学生孤单单生活，当发现学生和老师的交往太少时，要重新建设教师公寓，又不可能。

人性化的管理和教育，是需要人性化的教育教学设施支撑的。换句话说，如果学校真要进行人性化管理和教育，早在设计教室、图书馆、学生生活场所时，就把这些加以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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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课堂如何组织讨论、如何开展交互式教学，考虑如何方便学生学习生活，把学习区、生活区融为一体等，在这些基本设施方面，我国大学还有十分大的“硬伤”，更不用说在人性化管理的“软件”，诸如学校服务理念、教师服务水平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这值得我国内地高校在接下来的办学中深思。

不做心理普测，却把心理咨询做到一流

“我们没有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测，因为我们没有这项权力。”在听我谈到国内有不少大学在新生入学时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建立心理档案，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学生心理服务内容时，杜克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和国内的做法很不相同，健康问题属于个人的隐私，学校调查学生的心理状态，就涉嫌侵犯学生权益，学校关心学生心理健康，主要通过讲座、工作坊以及完善的心理咨询服务实现。

这种不同，体现的当然不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而是对“以学生为中心”的不同理解。 除心理咨询服务的差异外，杜克大学对所有学生进行的学术规范教育，也令人耳目一新。该校会对学生的作弊情况、学生对作弊的态度进行跟踪调查以及有针对性的教育。据介绍，调查显示，有75%的学生承认自己在求学（包括高中学习）生涯中，有过作弊的经历，杜克大学认为这种情况太严重，于是在所有学生中进行学术规范教育。与之对比，我国高校也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但针对学生进行作弊调查的却几乎没有，虽然学生作弊现象很严重，但大多数学校认为这在学生中仍属个别，哪有学校主动调查作弊数据并公布的，这不是“自毁”形象吗？ 杜克大学和我国内地高校的这种差别，颇有意思。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虽有针对新生的心理测试，普查学生的心理情况，可是我国大学的心理教育、心理咨询服务却大多跟不上学生的需要，很多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只有三四个人，根本无法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心理救助、危机干预，这导致心理服务工作就停留在“心理普查”上。这表面上是重视学生心理问题，也能拿出“档案”来进行业绩展示，可是却无法深究，现实是，由于心理问题无法得到及时干预，近年高校自杀的学生有增多的迹象。

杜克大学从尊重学生的隐私权出发，不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查，可是，据该校心理咨询老师介绍，在她的记忆中，杜克大学没有一名自杀的学生。杜克大学的本科学生只有6000多人，而学生心理咨询中心配备了34人，29人为专职心理咨询人员，5人为行政人员。在29名专职心理咨询人员中，有4名注册心理学家、4名心理医生。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就为学校的学生服务。

从中可见，心理咨询服务的差别从何而来。杜克大学是把心理咨询服务做到实处，从人员配备上就加以充分保障，而我国高校虽然重视学生心理问题，可大多却不配备专业人员，结果只有采取形式上的做法，而这种形式上的做法，从本质上说是侵犯学生的隐私的。换言之，这并不尊重学生的权利，所谓的心理服务走到了服务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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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调查、诚信教育的差别，根源也一样。总体而言，内地高校的诚信教育，关注的不是结果，即是否有效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学术规范，而是展示学校是否进行了诚信教育，以及这一教育取得怎样的成果。这当然无法让诚信教育脚踏实地，那种不坦然面对学生不诚信现象的态度，其实就是不诚信的。不仅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如此，有些内地高校还将学术不端作为“家丑”，不愿意调查、处理，甚至充当保护伞。即便社会质疑高校学术不端、学术严重，但学校并不会调查真实的学术不端现状，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改变。

以学生为本，就必须立足学生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开展教育教学。杜克大学的老师们说，学校的一切都是为学生而设计，他们深知，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举办的意义。我国高校也一直宣称以学生为本，但由于现行教育管理的原因，学校办学其实是对上级负责、对行政负责。在学校里，行政机构庞杂，行政人员众多，但对学生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却不多，像与学生事务最密切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就一直面临缺乏专业人员的问题。一个心理咨询室的人员还不如一个校长办公室的人员多，这就是内地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一年”顶“四年”

在杜克大学访问期间，我见到多位内地留学生，其中有三位刚到杜克大学留学三个月，可都认为这里与国内四年大学学习完全不同，对他们的改变极大，尤其是在有关自我认识和职业发展方面，让他们有全新的认知。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变化真有这么大吗？这三位学生从国内名校本科毕业后，都选择的是杜克大学一年的MMS项目（管理硕士，Master of Management studies）。一直以来，虽然我早知英美都有一年、一年半的硕士教育项目，但对一年硕士教育究竟能给学生多少教育是有些怀疑的，更不要说三个月就让学生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而进一步追问发现，一年的教育，只要定位清晰、科学设计、充分利用，完全可以完成学生的职业化过程，把学生从刚大学毕业不懂职场，不明确职业方向的状态提升到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职业素养大为提高的境界。 一年制的课程型研究生，在国外本来就是职业教育，并不像我国内地高校长期以来将研究生教育都作为学术性教育。在杜克大学，这一年的教育，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职业导向的教育，因此高度重视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培养。那三名学生告诉我，与国内会计学、物流管理、经济学就学一些基础知识、概念，这里每门课程的学习完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比如，市场营销课程，总共6周时间，每周要求学生做两个案例，再加上一个答案例，一共有13个案例，光花在案例上的时间就至少39个小时（每个案例3小时）；商务谈判课程，每周要求学生参加一次谈判演练，主题各不相同，老师会把模拟谈判过程录下来，对学生进行点评。除此之外，每门课程还会要求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项计划。这三名学生三个月学下来，参加的实践项目已超过国内大学四年，感受到变化是必然的。以此推算，一年10个月，要做的案例上百个，小组活动也接连不断，经过这么密集的锻炼，实践能力怎能得不到极大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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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学的MMS项目的教学安排，分为5个学期，除冬季学期间隔一个月之外，其他学期之间休息一周。每个学期上3门课，总计上15门课程，这样的安排，使整个教育教学的节奏极快，可以说是超高强度。按照杜克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教学，把学生的所有潜能都激发出来。

这也是让三名学生感到有些“吃不消”的地方，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每天睡觉的时间不超过5小时，通常早上5点起床会一直忙到深夜，就像和我见面这天，她掰着手指一算，自己有7项活动要参加。而这某种程度是国外高校实行精英教育的常态，大学生们都刻苦学习，方能“过关”。这对刚在国内经历“就业季”的她来说，极为不适应，因为自己成绩优秀，她早早找到了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整个大四除炮制一篇毕业论文之外，基本上都在无所事事中度过，这也是促使她放弃工作到国外留学的原因之一。

更令这三名学生感到与国内截然不同的是，学校有充分的资源提供给学生们使用。这些资源指的不是大家通常说的图书馆资源、实验室资源，而是社会资源、校友资源。首先，该项目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名职业导师，给学生一对一的职业指导服务，只要学生预约，职业导师每次可给学生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沟通、交流，帮助他们进行职业规划。当然，是否咨询职业导师由学生自主决定，这也是培养学生自主意识的过程。其次，项目还给学生配备“志愿导师”。所谓“志愿导师”，即由校友担任志愿者，给学弟学妹成长建议，这一导师计划与职业导师是不同的，学校明确每个学生必须保证接受“志愿导师”三次指导，每次30分钟到45分钟，这三名学生都表示从中受益良多。再次，杜克大学商学院建有完备的校友数据库，学生们在求职时，可以方便地查询校友的求职去向、工作去向，由此向校友咨询求职事宜，并得到校友不同程度的帮助。在杜克大学学生看来，这也是在利用“人际关系”，但不是不正当的特权、人情交易，而是发展校友关系，把学校对学生的成长关心，延续到毕业的校友。

在这三名学生看来，学校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美国大学竞争十分激烈，对于商学院来说，更是如此，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没有实现价值提升，谁会选择呢？何况这类教育本就应该以职业为导向，学校完全按照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来设计课程、开展教学，是应对市场竞争，也是对学生负责。

我国近年也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推进专业硕士教育。按理说，专业硕士教育就是以职业教育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才，可是，我国的专业硕士教育与学术性硕士教育相比，在师资、课程、教学方式方法上并没有多明显的差别，而再和国外大学的应用型研究生教育相比，其职业化、应用化程度差距则更大，在职业化、应用方面欠缺甚多。一名学生感叹，国内大学也可以建校友数据库，整合校友资源为学生们所用，可是有多少学校抓这一工作呢？建校友数据库，不仅需要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办学者转变教育理念，办学不是追求政绩，而是真正为学生发展、终身成长服务。 把谨慎办学风格延续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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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汉大学、杜克大学和昆山市三方合建的昆山杜克大学日前已获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正式设立之后的昆山杜克大学将首先招生全球健康、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三个硕士项目，将于2014年全球招生。这是继上海纽约大学后，我国引进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举办的又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而与此前其他中外合作办学不同，这所新创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以招收硕士作为“起步”，在本科教育阶段目前仅推出一个学期的“交换生”计划——在全球招生100人，国际生和国内生各50人，杜克大学想通过“谨慎试点”为日后开展本科生教育积累经验，而不是在学校举办初期，就大干快上。

在我看来，这种“谨慎”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表明杜克大学在认真选择适合其中国办学的模式。

首先，举教育相比举办研究生教育，由于周期长、课程多，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更高的要求——举办三个硕士项目，由于规模较小，合作方投入的师资相对较少。这是杜克大学对本科教育的认识，与国内教育系统对本科教育的认识有些不同。当然，这也与杜克大学当初在与国内高校合作办学时是从商学院开始的有关，由于商学院只有硕士教育项目，因此，以之前合作为基础举办的中外合作学校，选择硕士教育作为办学的开端，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研究生教育受到的障碍相对较少——客观而言，当前研究生招生、培养，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更容易取得突破。此次昆山杜克大学准备招生的三个硕士专业，基本都属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这在我国内地也刚刚起步，很多学校的专业硕士教育由于缺乏个性，职业化不够，课程与学术性硕士没有多大差别而引起社会质疑，杜克大学完全可以以其举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在这方面形成办学的特色。

拿管理学硕士来说，杜克大学要求学生在10个月中学习15门课程，每门课以案例教学、实践教学为主，主要在于完成学生的职业化过程，培养学生的自我认识、团队意识和职业素养，而不是空谈理论，另外，学校还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名职业导师，并建有完备的校友数据库，学生们在求职时，可以方便地查询校友求职去向、工作去向，由此向校友咨询求职事宜，并得到校友不同程度的帮助。这做到职业教育真正以就业为导向，给学生有价值的教育。可以说，这些教育在国内开展不会存在多大问题，只要校方坚持质量，就可以给国内高校带来新的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方式。

再次，对于本科教育（包括招生、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在我国内地取得突破，这确实需要探索。目前来看，其他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就以本科教育为主，一开张就招成百上千名学生，由于培养规模大，教育部门对其改革十分“谨慎”，结果是突破并不多。比如，招生都纳入集中录取（要么在提前批，要么在第一批，有的甚至在第二批），高考成绩还是重要的录取依据，学生的选择权也没有增加，这些学校对内地教育改革的推动被普遍认为价值有限。而且，由于已经把很多学生招收进来，就是改革发生偏差，学校也骑虎难下，结果是办学的理想向现实的利益妥协，很难坚持、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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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杜克大学校方透露，学校是希望先小规模地以交换生方式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来检验这些教育在中国内地的反应，也让杜克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观察和体验中国教育的过程。为让这一计划顺利开展，杜克大学在校内成立了一个“中国事宜教授委员会”，专门负责讨论有关在中国内地办学的事宜。按照杜克的设想，如果小规模试点成功，学校在五年之后将招收本科生，全面启动本科生教育。虽然办学速度很慢，甚至被有的称为“龟速”，可延续了杜克大学一贯的谨慎办学风格。

这是中外合作办学选择的又一种模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不同模式在未来的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中出现。正如教育部在批文中期望该校“通过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实用型人才，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供宝贵经验”。我一直呼吁，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要走出单一模式困境，这既包括要在中外合作模式之外探索学校直接办分校模式，也包括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多元尝试。只有办学多元化，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而实现教育多元化，正是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 责编：赵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