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张炜的《外省书》
张炜创作中的托尔斯泰“痕迹”
摘要: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张炜和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关联。比较研究发现,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特征,即贵族意识、忏悔意识、平民化思想、宗法制生活、道德理想主义和自然神论等主题意向在张炜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或者说,在张炜的创作中含有托尔斯泰创作“痕迹”。本文旨在借用托尔斯泰创作的思想特征来诠释张炜及其创作思想,同时阐明,在中西方文化影响方面,中俄作家在其创作中体现出了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
张炜和托尔斯泰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二人相近的创作态度(艺术要为人生为社会),相近的创作背景(社会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所遭遇的相近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以及同样面临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巨大冲击,再加上张炜对托尔斯泰的推崇[1],所有以上这些因素,都使得张炜在他的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了托尔斯泰创作的“痕迹”。有人称张炜为“山东的小托尔斯泰”。而通过对张炜创作中“托尔斯泰成分”进行剖析,或借用托尔斯泰创作的思想特征来剖析张炜,可以使张炜的创作研究得以深入和拓展。本论文试图从贵族意识、忏悔意识、平民化思想、宗法制生活、道德理想主义和自然神论等主题倾向入手,对张炜与托尔斯泰的创作加以比较研究。 一、贵族意识
在欧洲传统社会,贵族制度是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有了贵族制度,就产生了贵族文化,也进一步培养了贵族意识。贵族意识包括世袭性、血缘性、高贵感和骑士精神,骑士精神又包括强调责任和义务、重视荣誉和承诺、尊重妇 女等。由于在传统社会中,贵族不但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而且在精神上也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当贵族的地位面临衰弱时,对于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无奈,使得他们只好转向精神领域,并企图以此来“巩固”昔日的权威。 作为俄罗斯大贵族的托尔斯泰,当然具有强烈的贵族意识。这种强烈的贵族意识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因为托尔斯泰的全部创作动机就在于探索当时贵族阶级的前途和命运从19世纪60年代《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彼埃尔、安德列,到70年代《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再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这些主人公全都是贵族。他们既具有优越感和高贵感,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贵族阶级在主观上为自己找寻出路的同时,也 在客观上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找寻出路,因而,贵族阶级的忧患意识便具有一种悲壮性质。特别是一些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优秀贵族知识分子,能够突破自身的阶级局限,成为大众的启蒙教育者和拯救者,并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尽管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没有形成过贵族制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传统社会没有形成贵族意识。与西方的贵族相比,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着“贵族”角色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乡绅地主阶层,这些“贵族”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 从精神上都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
张炜作品中的主人公绝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出身于社会地位非常显赫的大家族。这些主人公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他们才落难于平民之间。这一点在《古船》和《家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古船》中,隋家兄妹隋抱
朴、隋见素、隋含章,在《家族》中,曲予、宁珂、宁伽等,作者不惜笔墨地描写主人公出身门第之高贵,府第设施之豪华,主仆等级之分明,其家庭不但在经济上富甲一方,而且其道德品质、学识修养等精神方面,也为时人称道。这一点主人公特别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切都源于这个家族有着高贵的“血缘”。具有这种“血缘”的人先天便具有善良、智能、仗义、有才干和富有正义感等理性内容。这种“血缘”的源泉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的古莱子国。在《赢州思絮录》中,作者甚至暗示在这之前或之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大都是徐芾的后代。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家族不是一代代世袭其物质,而是世袭其精神,这一点在《家族》中表现的尤为详尽。这个家族既出了民族工业家、开明绅士,也出了救死扶伤的贤医,还有从不计个人安危得失,整日骑着红马到处游走的“大侠”(这似乎有点像西方的骑士,而骑士精神构成了西方贵族的精神理念。既然张炜笔下的主人公充满了贵族意识,那么也就“必然”有骑士精神)。而书中的主人公往往是这种“血缘”遗传的继承者,从而形成了主人公正直、善良、睿智、侠义等优良品行。“姑娘,谁也弄不清我的焦渴和急躁是为了什么。可能是血缘把我弄成了这样,我继承的是一个奇特家族的血缘。”[2](373)
从以上可以看出,张炜笔下的主人公大都具有贵族意识。但是,由于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还处在统治地位,因而他们对大众的启蒙多从科技教育方面入手,其最终目的是维护自己的贵族地位;而张炜的“贵族们”,由于已经落难,因此,他们的启蒙更加偏重于唤起人民大众的政治觉醒,并且因其行为是反特权反等级的,其最终结果则是反贵族的。这种以平民为本的思想正是士大夫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 二、忏悔意识
基督教是欧洲人主要的宗教信仰,而忏悔行为则是基督教区别于其它教派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他不再把对上帝的信仰诉诸武力,而是人的理性。它通过教徒们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检视自己的过失,在向上帝表白心迹并取得上帝信任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性更加健全。因此,作为基督徒的托尔斯泰,当然便具有一种“忏悔意识”。
在近代的欧洲,贵族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日益步入危机和恐怖的困境。这危机感和恐惧感,加重了贵族们对自我道德品的反思和检讨,特别是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更重了他们的自责。这反映在托尔斯泰身上也是此,在他看来,与终身勤于耕作的农民相比,贵阶级世世代代脱离劳动,靠剥削他人来过一种生生活,这些便是形成他们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为长期的不劳而获,势必造成精神空虚和道沦丧,这是传统宗法社会所具有的道德观念。他们看来,淳朴的道德品质总是和爱土地、爱劳分不开的,所有这些都引起贵族阶级对自己的世家族有一种负罪感,并因负罪而至赎罪,因而尔斯泰笔下的贵族都具有忏悔性格,并且越到的后期作品,主人公的忏悔意识就愈强烈。
中国人主要信奉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儒家文化,但儒家也讲究反省,讲究“吾日三省吾身”,特别是在张炜身上,这种反思达到了忏悔的地步。张炜笔下的主人公所出身的大家族大多是突遭灾祸而衰落,他们对于这样一种突然变故而感到难于理解,因而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从自己的家族史中找寻这一原因,那就是自己的祖先积怨太多、积罪太深至于此。其原因也同托尔斯泰认为的一样,认为自己家族世代脱离劳动,靠剥削他人来积累财富,不劳而获。并由此得出了家族之所以衰亡是获罪遭罚的结果。死去的已经死去了,那么活着的人就要承担起赎罪的责任。因此,张炜笔下的人物除具有贵族意识外,还具有忏侮意识。
《古船》中的隋抱朴,是具有忏悔意识的第一人。他亲眼目睹了隋家的兴衰,父亲临终之前告诉他,“我们的财富是大家的!”“我们现在开始还债。”特别是目睹母亲的惨烈之死,更让他认为,我是“老隋家有罪的第一人”。他的第一个妻子的死,以及他与小葵的私通,这一切更加重了他的罪孽感。以至于隋抱朴最终没娶李家寡妇,也没娶一直恋着他的大喜,而是终日坐在磨房里,自虐式地枯坐、沉思,几乎成为一个木头人,并日夜温习《共产党宣言》。应该说这个细节是真实的,在那个年代这是唯一的修身方式,是儒家反省方式的现代版。隋抱朴不但拒绝与赵家争夺原本属于他家的粉丝厂,而且还帮助其办好厂子,并且当粉丝厂“倒缸”时,他竟不顾个人安危地去“扶缸”,所有这一切不可思议的行为,似都可以用忏悔赎罪来解释。还有其妹妹隋含章,多年来侍奉赵四柄这个靠政治运动起家的实权人物,并长期遭其蹂躏。而隋含章却难以自拔,即使连李家的爱情也打动不了她,这里不只是有女性软弱的原因,而毋宁说是一种赎罪心理在起作用。再如《家族》中的曲予,当他的母亲欲打死女仆闵葵,以阻止这场主仆之恋时,曲予由此便认识到了大家族的罪恶,并果断地与之决裂。曲予赴国外学医,学成归来后创办了私人医院,以疗救人民大众的疾苦。对于曲予的这些举措仍可以看作是赎罪之举,因为自古 行医便是积善的最佳方式。当曲予认识到“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时,便自觉地支持革命行动,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张炜笔下,这些带有忏悔性格的人物形象,有着较深的性格内涵和文化内涵,增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并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这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独特的贡献。同时,他也预示着,人只有不断地反省自己得失,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丰富和升华,使自己变得更富有理性。因此,与之相反的是,作者特别担心人们惯于“遗忘”,“我多么憎恨‘遗忘’。我认为这是人类最可怕的劣性,最可耻的瘢痂。没有了记忆也就丧失了理性。一切丑恶与污秽都是在模糊的记忆之烟 的遮蔽下肆意侵犯的。人类正在用遗忘扼杀自己的全部希望。”[3](193)“一个人如果缺少理性,就不会有好的判断,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稍微调整和改善了的野蛮。人性中多少都有野蛮的成分,血液中有野蛮的因子,所以也要警惕自身:这种警惕一方面是约束自己,另一方面绝不会迎合野蛮的行径,不要姑息也不要失去批判力。”[4](27)这些“野蛮因子”也许就如西方人的“原罪”观念,因而张炜也像托尔斯泰一样,赋予他的主人公以“忏悔意识”。
当然,由于张炜笔下的主人公缺乏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人物的忏悔意识远不及托尔斯泰笔下人物忏悔的彻底和激烈,其情与理、爱与恨、灵与肉的冲突更为强烈,人物性格更为鲜明和突出,并随着张炜的创作发展,理和灵达到了压倒一切的绝对地位,人物性格也逐渐变得单一化,创作理念也呈现出哲理化和道德化趋向。 三、平民化思想
“平民化”是和”贵族化”相对而言的。在欧洲传统社会,贵族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于是整个社会都趋于“贵族化”。但到了现代社会,为了适应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的需要,整个社会便掀起了一场平民化的运动。相对于贵族追求世袭性、血缘性、高贵性和等级性而言,民则追求平等化、平均化和大众化。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为贵族阶级所找寻的出路便是贵族的平民化,以取消贵族阶级的存在方式。因此,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除在意识上进行忏悔外,表现在行为上则是主动放弃自己的贵族立场,即作为贵族所具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把自己的贵族身份转变成平民身份,从而用“平民化”来解决贵族们的最终出路。但由于托尔斯泰对于促使社会转型的真正原因并不了解,因而其贵族的平民化不是把贵族变成企业家、银行家、商人等,像近代的英国贵族一样,去参与市场
的竞争,而是把贵族变成农民,以恢复和巩固宗法制农民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农村天然便具有一种淳朴的道德风尚,因此,贵族转变为农民,向农民学习,这不但解决了贵族的出路,而且也解决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托尔斯泰明显地带有民粹主义思想倾向。
张炜笔下的主人公们也走着平民化的路子,不过他们不是象聂赫留朵夫一样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时世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家族的衰落,把他们抛向平民。但这又似乎“因祸得福”,知识分子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却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归宿,因为农民曾经是他们的忏悔对象。《柏慧》中的主人公“我”曾说道:“我越来越明白,我这个生命是多么贴近他们,他们差不多就是平原呵„„想到这儿,让我好感动。我开始知道我正在自觉地靠近谁,寻找谁了。我与贫困的人从来都是一类,这在我心中是无可争执的”[3](132)。张炜笔下的主人公似乎很早就具有平民意识,他们总是和“平民”接近。《古船》中的隋抱朴娶的是一个丫环,而《家族》中的曲予娶的也是女仆(闵葵)。曲予作为一名医生,积极地疗救他人、特别是穷人肉体上的疾苦,而宁珂则通过参加革命活动来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之中,可以说《家族》中的三代人都站在下层劳动人民一方。并且,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善”与“恶”的激烈冲突中,立场坚定,毫不妥协,即使牺牲了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柏慧》和《葡萄园畅谈录》中,他们甚至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并组织农民抵制邪恶势力,发展生产。昔日的“老爷”“少爷”变成了普通的农民,并且作者认为主人公们与农民为伍还有“血缘”上的关系。“我从此更加明白,不同的家族无论以何种方式,因何种机缘走到一起,最终仍将分裂。善和恶是两种血缘血缘问题从来都是人种学中至为重要的识别,也是最后的识别。”[3]
当然,张炜和托尔斯泰虽都是通过把主人公的农民化来最终实现“平民化”,但在这一点上张炜远没有托尔斯泰显得“真诚”。托尔斯泰是真要把贵族变成农民,而张炜笔下的主人公们虽长期地生活在农民之间,貌似成了农民,实则他们仍然扮演着“先知先觉”的启蒙者乃至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他们仍然是“老爷”,只不过他们不再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四、宗法制田园生活
托尔斯泰之所以要把贵族变成平民,是因为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宗法制农民社会,这种社会既不同于东方的专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民受尽官僚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至上,人剥削人。而在托尔斯泰的宗法制社会里则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幸福安乐、近似“天堂”的理想社会,并且这种社会正是俄罗斯的未来。
张炜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宗法制生活的强烈向往。在他看来,民风淳朴的宗法制生活方式,正是现代人道德的源泉。张炜笔下的主人公大都经历比较特殊,既出身于封建大家族,又因“时运不济”流落于民间,并由农民抚养长大。因此,他们和农民“天然”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再加上对以往封建家族生活的美好回忆,所有这些总能唤起主人公们对宗法制生活的怀念和向往。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封建大家族,总是些不但在物质上很富足,而且在精神上也很富有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的主人们大都有学识、有教养,知书达理、温柔敦厚;仆人则忠厚朴实、勤劳本分,并且主仆之间相处和谐、其乐融融,作者这种对于大家族的留恋和赞美之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露于笔端。
尽管张炜在作品中一再阐明大家族的罪恶,但那绝不是从哲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而是从道德角度。
实际上在张炜看来,封建大家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并非不合理,只是由于它世代脱离人民、脱离劳动、脱离大自然,从而变得道德沦丧而遭惩罚,更何况这些大家族的主人都是些品德高尚且有远见卓识的开明绅士,他们在时势转变的时候能够认清局势,促进社会发展,有些甚至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生命。 像托尔斯泰一样,对宗法制生活的肯定必然导致对都市生活的否定。在张炜笔下,都市生活总是和腐朽、堕落相联系。《古船》中的隋见素开家乡洼狸镇到城市去经商,不但商事功败垂而且还染了一身脏病,差点丢掉性命。《家族》的宁周义,也即主人公宁伽的外爷爷,本是个开士绅,但由于长期生活在省城,长时间地脱离民、脱离土地,而丧失了高贵的品质,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柏慧》、《葡萄园畅想录》中的人公,更是远离都市,走向偏僻的农村。特别是一部作品的主人公,还专门买了一块葡萄园,收一些穷困农民,在一起劳动。他们之间没有尊不分贵贱,共同劳作,享受着超功利的真诚与乐,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非血缘的大家族,简直就 宗法制生活的现代版。尤其在《九月寓言》中,者则更加表达出他对近似原始状态的农村生活依恋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谴责。即使在张炜最出版的《外省书》中,也仍然表现出对作为现代商代表的美国的不满和对农村田园风光的眷恋张炜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他虽然向往法制社会,但他也不能不看到农民有缺乏理性 一面。因此,在追求宗法制社会的实现上,张炜托尔斯泰更多了些困惑。 五、道德理想主义
既然欧洲近代社会,贵族们大都把自己家的衰落归于一种莫名的罪恶,那么解决现实问的办法只好借助于道德。在托尔斯泰看来,俄未来的社会是一种宗法制农民社会,在这样的会里既没有东方式的专制政府,也没有西方式议会、法律和警察,那么人们将如何维持他们的会关系呢?那只有靠道德,凭借道德的力量来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俄国的传统社会,道的制订和和维持主要靠官方教会,但到了近代会,托尔斯泰己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道德观念经趋于崩溃,官方教会己沦为专制政府的帮凶,此,必须建立新的道德规范,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托尔斯泰便着建立“新道德”,他以《圣经》中的几篇“福音书”要内容,又借鉴了世界上包括老子、孔子、释迦尼等学说,形成了他的新的道德准则———“托尔泰主义”。该“学说”的主要内容便是要求人们道德上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要宽恕,要爱如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在没有政府、没有法律宗法制社会,如果人人按照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事,大家就会过上太平、幸福、安乐,类似于人间堂的生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俄国完全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张炜也和托尔斯泰一样,对于道德的作用怀有巨大的热情。在这一点上他也很推崇托尔斯泰,认为“他一辈子都在鉴定自己,完善自己的道德,并以此心匡正世事,成了不朽的哲学”。[4](55)因此,张炜也认为传统的官僚社会容易导致专制和残暴,而现代的法律社会则导致人的虚伪和奸诈。张炜相信人有向善向爱的本能。他认为人类“最为重要的就是保护和培植自己的爱力。让它随着岁月的增加,像积蓄山水一样,让它在付出的慷慨中变得生气蓬勃。关键是要滋润自己的心灵,让其变得越来越适合于成为爱心的居所。一旦人的心灵之巢被爱心盈满的一刻,他就会变得更有力,更从容,更自信和更坦然,他就真正走向了自己的生活”[4](138)。只有人时常自我反省,自我抑制,才会变得富有理性。因此,人要变得克制、忍让,要宽恕他人,特别反对以暴制暴式的复仇。以暴制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暴力中人会丧失理性,使人性堕落。关于这一点作者是有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的。在《古船》中,所反映的正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才使得本来
就没有多少理性的人,象赵四柄、赵多多等人,人性沦丧。在《家族》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张炜认为“‘暴力’也是一种‘恶’,而使用了‘恶’最终还是不能消除‘恶’的。‘暴力’是强暴之力,它不能等同于善对恶的反击和惩罚”。[4](39)暴力不但变善为恶,还能变爱为恨,这一点在《外省书》中主人公史珂和肖紫薇由相爱到相恨的变化中得到体现。由此看来,张炜对暴力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他对人的内在理性的培养特别关注,说到底,对社会的改造最终必然要落实到对人的改造上,只有每个个体的素质提高了,才会促进社会的真正进步。尽管我国没有宗教为社会提供道德资源,但张炜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更不要忘记自己的家族史。“人要战胜遗忘,首先要从对自己的家族的认识做起。一个人连自己亲人的得失经历都不能烂熟于心,还怎么值得信任。要充分地理解他们,他们身边的故事,它们发生的根源,结局的意义,都要从头问起———为什么?为什么?”[3](193)这里张炜把家族史、民族史作为现代人的精神资源和道德资源。因此,张炜的主人公总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反复交替中,强化着主人公的思索和理性判断,并由此培养起人的知性。“一个人如果缺少知性,就不会有很好的判断,也就知道什么是稍稍调整和改装了的野蛮。人性中少都有野蛮的成分,血缘中有野蛮的因子,所以警惕自身”[4](27)。这一点张炜和托尔斯泰在人善、恶二性论方面相一致,并都认为通过不断反和忏悔,能够扬善抑恶。
但张炜和托尔斯泰的道德理想稍微不同处对待“宽恕”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从宗教出他要宽恕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敌人,因此尔斯泰的宽恕是非常彻底的;而张炜除了认为的本性有善恶之外,还认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血缘”的差别,似乎人类还存在着善“血缘”和“血缘”。对于前者可以宽恕,对于后者绝不宽 六、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是18世纪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借助自然来反教会反专制反贵族特权的一种思想资源。这种思想明确地表达了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大自然创造的,因此人应该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这也即“天赋人权”观念的依据。托尔斯泰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特别是卢梭的影响,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他一方面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得服从大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将趋向至善,因此人的行为符合自然和符合善是应该是统一的。 同时,托尔斯泰也和卢梭一样,不但把自然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教会的武器,而且也把它作为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武器。同时还应看到,托尔斯泰把人在自然面前的作用既看成积极的又看成消极的。从积极的一面看,自然“目的”的实现要通过人来实现,并且要靠人的主动配合;从消极的一面看,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服从自然至善这一“规律”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自然观的复杂性,并因此形成其人道主义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张炜也接受了法国的启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自然神论”思想。张炜对大自然也是非常推崇的,他把“自然”当“故乡大自然是好人善良的人所依赖的温柔和勇敢的人是有‘故乡’的人。大自然是所有人的‘故乡’,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故乡感’„„只有热爱大自然的人才会享受自然的‘清福’。‘清福’就是清净、清洁之福。„„人与自然互爱的结果,也是应来清福的岁月。”[4](304)对自然的崇尚,同时也形成了他和托尔斯泰类似的自然观:既把自然当成批判专制现象的武器,也把他当成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武器。从张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专制现象是疾恶如仇的。专制残暴无比,靠某种强暴力量压抑和摧残人的个性。这在张炜早期的中篇小说如《秋天的愤怒》和《秋天的思索》中表现得特别
明显。以后的作品象《古船》、《家族》、《柏慧》以及《赢洲思絮录》中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塑造了一个专制者形象,像赵四柄、“瓷眼”、“柏老”(柏慧之父),还有远古的秦始皇,所有这些专制者们都惨无人道、生性贪婪。而在《外省书》中出现的新型专制者则是工业化、商业化的代表人物史东宾,他之所以能够发挥他的专制和淫威,已不再是借助手中的政治权利,而是完全依靠手中的金钱。当然,在上述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反抗专制强暴的知识分子形象,像隋家兄妹、宁珂、“我”(《柏慧》)、徐芾、史珂等,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各种专制现象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力量源泉一方面来自对下层人民的爱,一方面来自对大自然的爱;他们到处流浪,难以得到片刻的宁静。
应该说正是由于张炜也像托尔斯泰一样对自然的崇拜,才使得他对于封建专制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得心应手。但张炜与托尔斯泰相比他没有看到自然有消极的一面。“自然崇拜”作为思想启蒙武器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斩杀了专制者和特权者,但也同时斩杀了人的主体性,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使之服从于“自然法则”。对于这一点托尔斯泰是有警觉的,他在《哥萨克》中就已经表明了他并不完全赞成卢梭的自然观,而张炜却还陶醉于“自然神论”这一古老的“启蒙武器”而难自拔,因此他所塑造的人物也难免走向简单化和抽象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
总之,通过上述论述,托尔斯泰创作的六个想特征,在张炜的创作中都得到了体现,由此可看出,托尔斯泰对张炜创作的影响是存在的,这影响之巨大甚至影响到作家的人格选择,张炜经这样表达过对托尔斯泰的钦佩:“托尔斯泰的品伟大,这不用说了。可是他这个人更伟大。是善的化身,仁的化身,道德的化身,良知的代我们有时不知道怎样尊敬他才好。在写作的间中,你读谁的作品都可以,调节一下精神:不过好还是读关于托尔斯泰的书。作为一个精神生的人,他更有正气。他的气会培养人,滋润人,人长得健康。”[4](252)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仅论证这种影响的存在,只不过想借用托尔斯创作的思想特征来归纳和概括张炜创作的思想特征,用托尔斯泰来诠释张炜。虽然,由于民族化、时代风俗、宗教信仰、个人阅历的不同,张炜创作也呈现出与托尔斯泰的许多不同之处,但仍不影响他们总体创作的相同或相近,更不影我们通过托尔斯泰对张炜的创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同时还应看到,张炜和托尔斯泰创作思的相近性也说明了20世纪的中国和19世纪的中国在西方强大文化的冲击下,中俄作家在其创作中体现出了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这是耐人寻味的。 [参考文献]
[1]张炜.期待回答的声音[M].济南:明天出版社,1995. [2]张炜.我的家园[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3]张炜·柏慧[J].收获, 1995,(1).
[4]张炜.葡萄园畅谈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98殷都学刊 2004年
〔摘要]《外省书》问世以来，批评界对其裹贬不一，正确阐释这部长篇小说，关涉到对张炜的整体评价，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他的新作《能不忆蜀葵》。文章认为，《外省书》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婚姻家庭观念、民族语言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等当代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能
不忆蜀葵》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和深化。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张炜 世纪之交，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的本土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之间的内在紧张和冲突，使新的殖民与反殖民的情绪有所增长。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的老问题，又一次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张炜的长篇小说《外省书》，以文学的而非学术的形式，对这一敏感的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客观而生动地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给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语言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情趣所带来的震荡、裂变和紊乱，给我们思考东西文明的冲突问题，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对爱情婚姻观念变革的担忧
《外省书》刚一问世，有些喜欢张炜的朋友感到很沮丧，因为该书中没有了那种时常给他们以精神鼓舞的东西，即《柏慧》、《家族》、《怀念与追忆》等作品中那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和自然崇拜倾向。他们自然会想:张炜怎么了?他也要追赶“性”写作的时髦吗?青年批评家张光芒，甚至把该书作为张炜堕人道德实用主义泥潭的重要文本加以阐释。Cl}其实不然，张炜还是张炜，他严肃的写作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外省书》是想通过对性的剖析，揭示东.西文化冲突给中国的婚姻家庭观念所带来的危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所有的疑惑便会迎刃而解。《外省书》从国民对待“性”的态度切人，对盲目西化的负面影 响进行了颇为生动的描述。小说的主人公史坷，仍然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形象。他带着“怀旧”的“中药”，到美国探访其患了思乡症的兄长史铭，他特别难于适应美国生活中“被金钱和性压得吱哇乱叫”的一面，而史铭和李志保们偏偏急着给他介绍性伙伴，自愿充任性的启蒙者。他们在向东方同胞进行西方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时，“十有八九是从性开始，还要从性结束，性在这儿常被作为一味药来使用”。在他们看来，大陆同胞多多少少都需要这味西药，服下之后就会药到病除。联想到这味西药给东方同胞带来的精神磨难，史坷愤怒地指责:“其实这味药压根就开错了。”这味西药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在张炜看来，那张扑面袭来的“性”的大网给史坷的煎熬，史坷和元结良柏拉图式爱情理想的幻灭，年已黄昏的吴妈们毫无廉耻地对性解放大潮的追随，中年女性马莎们的家庭解体和精神危机，“拂拂”同时代的少女们放弃个体的尊严利用美色渔利的时髦，男少年史小洁一次一换地带回家里过夜的女友„„这一切都是盲目西化的产物。概括而言，盲目西化给中国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胡春旖和师辉母女，是作者较为肯定的两个女性形象。基督教的家庭背景和血液里的儒学因子，使她们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优雅、庄重、含蓄，具有倔强自尊独立坚守的品格，同时也具备了其他“时髦”女性所不具有的吸引力。革命的情种师麟，极端蔑视婚姻和家庭，认为这种必要的礼节制度限制了其情感的自由，他对女人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在胡春旖面前却碰了钉子，终于就范于婚姻和家庭的“束缚”(虽然后来又逃离了这种“束缚”)，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欢乐。暴发户史东宾，逐渐厌倦了和“与网络时代相匹配”的时髦女性马莎的婚姻，对师辉的古朴典雅纯洁五体投地，甘愿一贫如洗，以得到师辉“第一流的爱情”，建立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 师辉母女对自我情感的节制，使他们对异性的进攻保持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守住了自我的高贵和尊严。但是，她们并未因此而得到应有的幸福。封建礼教和基督教的熏染对于胡春旖人格塑造，根本无力与时代的潮流相抗衡，胡春旖远离了自己喜欢但却被整个时代厌弃的青年牧师，嫁给了那个注定要背叛自
己的时代宠儿(军人师麟)，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她的女儿师辉，在副校长、海外公司代理、教委主任、史东宾等众多男性和女同性恋者“板寸头”的围猎下，失去了对爱情婚姻家庭的信心，认为“现在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年代”，因为所有人的求爱方式，包括行为和语言，都有着惊人的雷同，“好像都是同一师傅的传人”，这位“师傅”是谁呢?这是不言自明的，正是那味来自美国的“西药”。海外公司代理和教委主任，不约而同地指责师辉破坏了“游戏规则”和“基本常识”，这种规则和常识，显然是指那种为普通人所认同了的依靠金钱资本获取和占有女性的时尚。是的，师辉曾经爱过，她爱上了那个学着外国球星蓄了长发的“长发二号”，但这个人却“被无形的打手掠走了”，“他难于抵抗那掺在风的另一种力量”，这无形的大手、风中的力量来自何方?无疑正是那被金钱和性压得吱哇乱叫的美国。
张炜因此抱怨:“真正的美国是多种多样的，你为什么非要一口气送我一个纵欲的美国。”我们不难发现，他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精神上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他试图诉求于宗教精神和道德意志，以节制肉欲的膨胀;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种诉求的危险性和有效性:张炜毕竟是在鲁迅精神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知道先行者们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外省书》中，他通过史坷兄弟充满磨难的一生告诉我们:在国人没有真正获得个性的觉醒之前，过分地强调宗教、道德和信仰，难免会使信仰变质为疯狂而粗暴的现代迷信，难免会扼杀人的创造性。胡春旖的命运，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她不缺乏宗教感和道德感，但由于缺少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自觉，于跳出嫁给“这一类”的怪圈。可以说，如何对待当前理欲冲突的复杂问题，是造成本书(或者说是作者)焦虑感的深层原因。这种焦虑直接导致史坷这个旁观者形象的产生，“对于女人如同对于这个世界，我只有张望”，面对妓女的挑逗，他只能“照例留下一番苍白无力的道德说辞，让对方苦笑”，失去了评判 现实的能力。史坷这一形象，或者说张炜本人，在当代具有古典情怀的知识分子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
当我们通过《柏慧》中的家族观念这一路径走近张炜的时候,不能不被张炜对人生、社会、自然的观察、分析、理解的独到和深刻所折服,更会被作者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感动。但同时,勿庸讳言,张炜在对人性的塑造、理想的追求以及个人和人类的救赎之道的追寻上,都有一定的值得讨论的地方。
人性一直是张炜关心的课题,因而塑造完美的人性也就自然成了张炜作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柏慧》里,张炜把善作为完美人生的最高乃至惟一标准,就显出了局限和偏颇。
(1)张炜将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出现了向后看的态势。在《柏慧》中,张炜将忠诚作为善的重要因素,而具备这一品格的,是鼓额、老爷爷、淑嫂这些人。无论地位和心态,他们都是仆人的角色,即是无自立和独立意识的愚忠。这是人性中的自然状态,是背依乡村文明的落后和美好混杂参半的品质。更有甚者,张炜甚至将狗作为忠诚的典型,美好人性的化身加以礼赞。“从品质而言,我们许多许多人都不如一条狗。它那么憨厚、忠诚,当然也很勇敢。”“它的热辣辣的希望和忠诚啊,应该让所有人都羞愧得无地自容„„”道德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的内化形式,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道德内涵和理想,永恒不变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合理的人性不应背离时代,而应面对时代的挑战调整重建道德伦理,如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敬业、讲信用等。以过往时代的落后的
美好来对抗或慰藉现实,是一种消极和保守的姿态。
(2)《柏慧》表现了对世俗超越的同时,也流露了对世俗的拒斥和厌弃。善的家族中的代表和理想人物,大都对世俗生活不屑一顾,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禁欲生活,以个人欲望的压抑来换取灵魂的升华,以肉体的痛苦来使精神超度。他们往往安贫乐道:“我与贫穷的人从来都是一类,这在我心中是无可争议的„„”人性中有追求永恒、圣洁的意向,同时也有享受世俗生活的权力和愿望,诸如吃、穿、住、行、性、金钱等的追求,都是自然人性的一个层面,无可厚非。完美的人性是感性和理性、社会性和动物性的有机结合,压抑任何一方而换取另一方的膨胀,都是不健全 的。关于理想和自我救赎的路径的构建,《柏慧》同样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崇尚自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以得到心灵的安宁,这显然是张炜在《柏慧》中自我拯救的重要路径。作者大篇幅描写了登州海角的大地、山、海、各种动植物以及它们在四季中不同的形态和表现。而且作者将之赋予了人性,表现了大自然的宁静和谐。这是一种人化、诗化了的自然,是作者内在情感、理想的对应和外化。由此引出了大自然的对立面:都市的喧嚣浮躁,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无止境的开发、索取以及相应的污染。作者感到焦灼忧虑,进而将这种境况和人性之恶联系起来,并表示了深深的愤怒和诅咒。张炜所关注的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同时也陷入了卢梭式的尴尬。无形中对推动历史进步的科学技术抱怨、排斥心理,历史已验证是消极无助的。(2)爱是张炜在《柏慧》中自我超度及救助人类的另一条途径:“爱是一种记住,是一次走出世俗。爱是诗意的,它牵引了生命之车。爱只要不熄灭,青春也就不熄灭。”“只要你是可爱的,你就得被爱。被爱是无法理喻的,像爱一样。爱这个字眼尽管在这个时代里变得有些丑陋,但我仍愿意使用这个概念。它暂时还找不出别的来取代。爱就是爱,是永恒的渴望之中最柔软最有力的元素,是人类向上飞升的动力。”在张炜的笔下,爱成了超越世俗和凡庸,走向理想之境的力量,也是拯救人类的重要方剂。只是在人欲横流的严峻时代,这种一厢情愿式的爱的呼唤,就显得软弱无力,很难变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动力。(3)自我救赎的另一条道路是独白和倾诉。张炜认为,当前“是一个走入内心的时代”,而“我”就在这个背景下,“回避了那些‘对话者’,回避了我极为熟悉又极为生疏的一切,走入了自己的内心”,从而开始“静思”、“自语”和“倾诉”,并认为“人的独语和默想、静思都同样重要”。在面对残酷而又无奈的现实时,“我”只有收归内心,一切都交付给倾诉了:“我也许后半生剩下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一份倾诉了。没有倾诉,就没有我的明天。我在把自己交给倾诉„„”“我知道这一来倾诉的时候到了,人活着就是为了倾诉在这场倾诉之后,人的一生也就圆满了”。这部作品写的就是“我”对昔日恋人柏慧的倾诉,而这部作品又是作者张炜倾诉的结果。“我”当然也是作者从都市退回乡下,退回无路可退的登州海角之后,又从现实中退归了内心。倾诉也好,独语也好,完全成了心理行为,个人行为和出世行为,成了个人善其身的手段和逃避苦难的宗教。由此我们又看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不能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的知识分子那样,领一代风骚,将自己的思想外化为时代、社会和群众行为,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动力;而只是退归内心,以自我完善来对抗外在世界,求得平衡和满足。这不能不再一次引起我们的警醒。 二、对民族语言危机的焦虑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是有声的思想，思想是无声的语言，本土文化是与本土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语言结构的调整，也就意味着民族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的调整。所以，在长达百年的东西文化的冲突中，几代知识
分子都在热切地关注着汉语言的变革，张炜的《外省书》也不例外，该书从语言层面切人对全球化的思考，我们不难感受到张炜对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语言殖民化倾向的优虑。
然而，张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得到批评者们的同情和谅解，有位批评家指出:“在这篇小说中‘卷舌语’‘京腔儿’等口腔声调语言，张炜不厌其烦地重复了许多次，史坷虽然是位教授，但在小说中出现此类研究的词句太多，未免太过了。’心〕如果单从艺术角度说，这种说法或许有些道理，但如果我们仍然把 这一问题放回到全球化引发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思路中去，我们就会发现，张炜如此处理，大有深意存焉。
小说的主人公史坷是位语言学家，他对书中十几个人物的语言和发音特征，都进行了一番分析和评价。譬如，史铭经过国外几十年漂泊无根的生活后，不仅基本上认同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在语言和发音上也受到西方语言的同化，成为一种介于英汉之间的“第三种语言”。但正如韩少功所言: “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的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的时候，惟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田尽管史铭已经很少保有中华民族的精神血缘，他还是极愿用一点家乡俗语慰藉自己寂寞的乡思。
在史坷看来，国内同胞的语言受西方语言同化的现象也是令人担优的:他所供职的那个著名语言所的副所长，在与国人的交谈中不时地夹杂着外语单词，并且拼命要求小儿子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这是进人未来的人场券)，而真正可怕的是，他竟然斥责小儿子对于民族语言的追问。作为一个语言学者面对语言殖民化倾向的反映尚且如此，对于如史东宾、马莎等普通人而言，情况就更为严重了。这种语言殖民化的结果，正如史坷所说:“这被冲撞的语言，被颇倒的语序，需要一亿个精力旺盛的语言文字学家没白没黑干上三年，以筛选规范。” 对于汉语言内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冲突.，史坷的心态是颇为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他喜爱小刺猜、师辉、女画家等人纯熟地道的京腔，因为这种腔调和她们的典雅朴素是血脉贯通的;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和尊重语言的差异性(方言土语)，因为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血缘，并且对增强现代汉语表情达意的效能功不可没。两位史姓老人“何如’，’’甚好”的方言，所造成的语言氛围，使史坷倍感亲切，找到了真正的归来感。马莎起伏曲折的东部口音，使史坷感到莫名其妙的亲切，因为与这种口音相对的是她复杂性格中真实质朴的一面，而当她一串串地甩出标准京腔时，其庸俗势利的一面暴露无遗，让史坷觉得“一个人要真实质朴，要找回天生的那股恳切劲儿，也许首先就要设法取出口腔里的那个小飞火轮”。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语言问题上的保守倾向和焦虑心态。
三、对生活方式变革的迷惘 《外省书》如实描述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史东宾一家在日常饮食上努力向西方靠拢，早餐要火腿咖啡和色拉，中餐动辄是半生不熟的猪排牛排，饮用的东西一概要加冰。外国的摇滚一路进人中国，许多青年开始用摇滚的腔调说话，用摇滚的方式做事。青年人把头发染得金黄，酒店里的服务硬生生地仿效着外国人的礼节。而史坷所向往的张炜在《葡萄园畅想录》《一坛清水》等作品中无数次满怀深情地描述过的—那种静谧和谐天人合一的东方生活，注定要被时代的大潮席卷而去。 对于电视、手机、因特网等现代高科技信息传播手段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
冲击，《外省书》写了三种不同的心态:师麟是极力抵制的，史铭是盲目乐观的，而史坷只能进行着痛苦的思索。史坷内心的矛盾，实质上是由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冲突所引发的，这种冲突早在《柏慧))((家族》等作品中早已存在，只不过《外省书》把这一冲突上升到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层面中进行思考。显然，作者是无力解决这一矛盾的，正如史坷所言:“他(指史坷)知道这个话题多么复杂，要将其清理出来，就自己目前的知识体系，不吃不喝也要花上三辈子的时间。”他只敢肯定一点，那就是我们可做到在一些时髦面前不慌，一慌就全完了，“咱们庄户人慌不起啊”。与那些流行的思辨性的论述相比，张炜的这一判断未必深刻独到，但却是真挚而诚实的，是立足在中国现实土壤上的思考。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需要的正是这种客观的观察，而不是纯粹概念的逻辑推导，正如德国文化哲学史家斯宾格勒所说的:“一个好的思想家，只能观察事实以发现真理，不能以己意自由立论。;Ca7可喜的是，张炜的新著《能不忆蜀葵》，正是沿着这一“客观的观察”思路，在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思考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张光芒.天堂的尘埃—对张炜小说道德精神的总批判C17·南方文坛，2002,(4).
C27唐朝辉神话的毁灭和创造—关于张炜的《外省书》C17.理论与创作，zool.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