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绪论

沈从文是一位推崇超政治文学观，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立场的文学家。他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价值；追求的是一种籍书写小说而达到诗歌的抒情境界。以“抽象的抒情”展现生命的美丽，表达对生命的体悟。以期待“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的理想上去，激发生命离开动物的人生观”，重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吟唱的是庄严与卑微，坚实与柔弱，质朴与刚健等多种音部叠加的生命咏叹调，他追求的是为生命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源于他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并充分体现在他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中。

一、缠绵的乡土情结，无可比拟的湘西是沈从文的精神资源。 湘西对于沈从文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它在沈从文创作中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4年到192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沈从文在生活的压力之下拿起笔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通过在作品中对湘西作一种充满温情的描述来寻求慰籍，支持自己在都市中奋斗下去；1924年12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目前所知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在这篇散文中和紧随其后发表的日记体小说《公寓中》里，反映的都是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感受到的极端陌生感和孤独感。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又以自我暴露的方式抒发受到都市轻慢后产生的愤懑，求得感情上的平衡。当都市生活中“全个社会都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而向前的希望远景又十分模糊，沈从文唯一可做的还是回忆过去，把那点属于自己的痛苦和寂寞镶嵌在各不相同的自然景物中，一再温习尤其是儿时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保留的新鲜快乐印象。于是就有了《玫瑰和九妹》《炉边》《黎明》等描写家庭生活和童年朋友的作品。此时沈从文尽管已经展露出善于捕捉湘西自然风韵和奇异人生的艺术才能，但他仅仅是把故乡的一些自然风情、生活琐事或个人的情感意绪敷衍成篇而已，还没有能力对湘西作

更深的文化审视。驱使他把目光投注到湘西的是初到都市的极端孤独感和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湘西对于沈从文的创作影响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原料。因此，他此时笔下的湘西世界可称为“原始的湘西”。从1928年到193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沈从文基本上完成了从简单的叙写自身经历到以文化视角来审视社会人生的根本转折。从1928年到上海起，沈从文开始有意识的将“湘西世界”纳入自己整体人生视野来认识，依照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在创作中有目的地重造一个崭新的“湘西世界”。他此时的作品如《山鬼》《船上岸上》《连长》《雨后》《参军》等看起来虽然也像是

有关主人公的一些人生片段的描述性记述，但其实作品已开始把湘西独特的地方风俗环境和人物故事融合起来，作品往往在一种地方志式的描绘文字中，恰到好处地嵌入富于情节性的叙述段落，通过展示这种风俗环境和人物性格两方面的美来证明湘西社会的优越，在小说《柏子》中表现的十分突出，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在不厌其烦的展示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之后紧接着就展开对主人公幽会场面的生动描写，以一种虚实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率直质朴单纯的湘西水手形象，赞美了湘西社会中质朴的人性美。通过对自己芜杂人生经验的整理到1934年写作《边城》时，沈从文已经形成了稳定而明确的社会文化立场。文学艺术上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体。这时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从表面看有多么客观，精细，准确和符合实际，其实都是经过他处理并融入到了感知过程，在此生命状态后建构的一种文学世界。与“原型的湘西”相比具有变形后的差异，作品的“湘西世界”不再是一种真实客观性的存在的再现，而是作者一种主观性叙事，体现了他对文化价值的选择，具有一种文化批判的意义，可称之为“文化的湘西”。从1937年到1949年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事业成功带来的身份转变以及民族危机的紧迫，沈从文转换了审视湘西社会人生的角度。由《边城》到《长河》沈从文放弃了以建造希腊的小庙来供奉“人性”；以“边城”那样一种充满牧歌情调的世界来表现“优美、自然、健康”的做法。转而试图描绘出“二十年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原有的质朴，

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得如何穷困和懒惰，从而在“过去”和“当前”的对照中找寻“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沈从文开始以一种历史纵深的目光来关照湘西，把湘西当作现代化进程中拥有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的地域，试图从中找寻民族和国家重建的“抽象原则”。湘西成了沈从文诊断民族文化病根和追寻民族出路的历史之本。此时，沈从文开始正视湘西的历史和现状，以求在创作中展示湘西真实的社会人生，转入到了对湘西历史文化的追思。此时在创作中描写的湘西可称为是“历史的湘西”。

二、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主张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追求纯粹文学，把创作看成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

沈从文是一位把文学看的异常神圣的作家，他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并存心做一个文学的“殉葬者”。为捍卫文学的纯正和庄严，他一再要求自己保持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力求不依附任何政治集团，坚持政治上的中立。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重视文学的自

身独立和作家的独立人格思想。他说：“写作不是‘职业’，却是一种‘事业’。写作是要有信心，有热诚不计功利、不问成败，正义感特别强，对人生充满悲悯博大同情，而又能坚持到死去干的一份庄严工作，必须把整个生命放上去。”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即文学的政治化。为此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他既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对左翼文学把“群众革命”挂在口边的做法不认同。他要求作家应当具有自己的个性和创作思想，他呼唤文学的“自由发展”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作家把文学当作赚钱的工具，势必造成文学创作的自由书写为讨生活维持生计的经营写作所代替，其写作意识不知不觉从“表现自我”成为“获取群众”。于是想方设方去争夺多数，因

为得到多数，即可得到利益，为了迎合多数的趣味，作品往往变成杂耍和消遣品。不但使人生文学失去严肃而且导致文学审美特性的丧失。“艺术”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缩成一个零，更甚至文学一旦成为商品，投资者当然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然，于是一些腐蚀社会人心的作品必然出现。他在给中华文化基金会的胡适的信中吁请制止商业性文学的流弊，“新文学”完全控制在一批商人手里......近年来，许多人都把文学寻开心，把写作寻开心，大家都向前礼拜六那条路上走去。同时沈从文自己办“纯”文学刊物，不登广告不载小品，专刊文学作品，以区别上海某些商业性刊物。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在纸上。”在他起步阶段，他并不懂得“小说的虚构”，在小说中真实地写自己自由地写自己；所经历的题材和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心灵的真切感受，其作品几乎可以看成是他的“自叙传”。《一个退伍兵的自述》、《入伍后》是他行伍生活的真实回忆。那些回忆青年时代的《雨》、《往事》、《玫瑰与九妹》等都是他的所见所闻或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细节与情节，几乎是生活的实录。初期的散文与小说赤裸而强烈地表现着“乡下人”的“生命”形式。

但是无论沈从文主观上打出怎样的超政治旗号，倡导怎样的独立自由文学观，事实上这种旗号和观点仅仅表明了文学家对当时文学生态的一种态度，即对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不满与批评，客观上并不能真正做到与政治无涉。

三、通过人性美的展示和讴歌，向国民灌输高尚圣洁的人情美、人性爱，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

沈从文认为社会文学闹得如此之糟，并不完全是制度的原因，是因为人心太坏。改良社会必先改良人心，而要人心净化，必先人心美化，文学可以担当这一使命。他提出“以小说代经典把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产生并且表现‘五四’精神的新文学看成是‘重造的经典’。用这个‘经典’燃起我们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被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他热情呼唤：‘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的症结所在，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

惰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的自存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如何去尽力。”

沈从文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从改造社会和国民性的意义上理解并确立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具体的说，他对文学的社会职能的思考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介入的，改造人生，重塑民族的品德是文学改造社会的基础，这接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不同的是鲁迅多侧面地揭示了国民性的种种病症，意在用犀利的笔触痛中国人早已麻木的神经，将痛苦揭示出来以引起疗效的治愈达到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沈从文则强调通过人性美的展示和讴歌向国民灌输高尚圣洁的人情美，人性爱，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沈从文在谈他的作品时说：“我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的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所以，在他的“希腊小庙”中供奉着超越流俗的天然率直的人性：翠翠的秀美、恬静。傩送的憨厚善良，民风的健康淳朴，到处充满着温馨祥和与青山绿水相应成世外桃源，徜徉在这样的虚拟世界中，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

沈从文认为相对于美对于人性的滋养和改造，政治的作用只能是对社会外部结构的一种调整，对社会内部的人心改造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文学和艺术的社会功能则远远大于政治，前者是软性的，内在的，而后者是硬性的，外在的。把美的内在品质向外延伸就有了美育。1947年沈从文在《论语》上陆续发表了《北平通信》五篇文章，倡导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用音乐和美术培养市民的修养，建设市政形象等一系列方案，他反映了沈从文在实现用文学改造社会的理想中所付诸的最大努力。

四、在创作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平凡人性的人生形式”，用艺术来打动人、陶冶人、改造人。

对生命的信仰，引来沈从文对自然的崇尚。因为受到道家和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沈从文在自然之中发现了神性。他认为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自然来处置。“常常是合理

的、宽容的、美的，神除了支配自然以外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和爱。”因而在他的眼里，自然界中的光和色，形与线都会引起美的感受。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钱，一组声音都可体现出自然的博大。他从大自然中感受到了人生的爱与美，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建构了一个人性美和自然美相交织的艺术世界。正如它在谈及《边城》时说的那样：“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人生形式”也就是用文字对生命的偶然所作的种种构图和设计，以及“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边城》中表现出作者对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审美理想。在这个审美世界里，没有现代物质文明的贪欲、虚伪、奸诈，做人的规范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人性自然又是作家的一种理想他说：“我只想造希腊神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在其创作中最具象化的为湘西女子的那种天真、质朴、美丽、纯洁，男子的强悍，坚韧。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自然美景与人物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我们把他笔下的湘西小说和都市小说作一个对比我们就会看到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赞美，和对都市文明中倒退的反对，他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因为这种戕害造成了生命力的委靡，生殖力的不足，他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

小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一种最理想的处世状态，道家推崇自然的审美理想是对在人的异化批判中诞生的，是对异化的反抗。所以受道家文化影响的沈从文极力倡导自然的人性观。

与沈从文自己的文学观相适应，他曾给闻一多、周作人、废名等人的创作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闻一多的诗为“人生与自然的另一种解释”文字，而周作人“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非常眼睛所疏忽中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废名的作品则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

静中的动，与平凡人性的美。

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湘西是他精神上借重的一种资源，是他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寻求民族出路的起点。“重塑经典”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的非功利文学观，在创作中追求人性美人性爱的文学观，使得沈从文的创作独具风格，在20年代的文坛上创出一条自己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