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这一依据年龄段划分的人生境界,成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家将自己与孔子对照,看自己已经达到了哪一层,越往上,越是欣喜。孔子的伟大,大概主要也在他的人生境界。
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不简单,难在这个“志”字。中国古语总说立志当早,但年幼时哪里能够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这时候立下的长志,又怎能保证不是旁门左道?古人从小读圣贤书,倘若禀赋不适合子曰书云,那便要么读成呆子,要么半途而废。读进去的,还有可能最终成为假道学先生一类,真正从中体会到圣贤胸怀而立志于学问的人,当真如凤毛麟角。可立志对少年的确极为重要。人生本来短暂,倘若寻找自己的方向已经耗费了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就太过可惜了。王国维人生三境,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找准了自己的方向,路便在脚下。
三十而立,立的是事业,更是人格。倘若三十岁还在飘移不定,不能构建起由外到里足以自立的自己,恐怕孔子便要说“不知其可”了。由十五到三十,学问之道漫长而艰难。据钱穆《新解》所附孔子年表,三十岁时,孔子开始授徒设教,已经有弟子从游。孔子人格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事业也已经起步,这是孔子人生的第二阶段。
人生极为复杂,许多事情都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简单,因而即便已经建构起自我,依然难免在种种乖谬吊诡面前心生困惑。倘若我们机械一点来看的话,圣贤如孔子,也花了十年的时间来消解种种困惑。四十不惑,不论在学问、道德还是政治主张上,他都已经屹立不倒,不再有任何的迟疑不决,不再有丝毫的踌躇不定。他已经成熟了,这也是一个人步入中年的理想状态。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的天命是什么?《孟子·万章上》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人叫他做,而他竟做了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竟来了的,就是命运。孔子一生志于播行仁政,初在本国不见用,五十五岁高龄开始周游列国,各国国君对他敬重有加,却不肯实行他的仁政主张。周游途中时有困顿,甚至被围攻,绝粮食,师徒失散,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没有退惧,因为他相信由他恢复周礼乃是天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他的政治主张屡屡碰壁,他大概也知道这一生最大的理想无法实现了。可他依旧执着,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命运。钱穆《新解》说:“何以当然者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分明施行仁政是顺天之意,却走不通,分明走不通却还是要走,最后只能叹一句“知我者其天乎”。这,大概是命运最大的吊诡吧。
耳顺,意思是说听到别人的言语,都能辨明其所以,不再因为别人的言语而或喜或怒。因言语而心有所动的人,多半只想到这言语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倘若像孔子这般一听别人言语就知道对方为什么说这些话,那么不论批评赞扬,都变得再寻常不过了。在孔子那儿,天命已经明了,径直走下去就是,因而于旁人的议论批评,就只当耳旁风一般。耳顺一境,年轻人最难登临,就像我,常常因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又因别人的批评而垂头丧气。无奈,这只能诉诸年岁的增长,慢慢参悟了。
若说前面各个境界凡人尚且能够达到,那么这最后一境,就似乎只能属于“神”的境界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多难啊,人类性善性恶尚不可知,原本保有动物性的一面却无疑义,倘若没有一整套由伦理规范搭建起来的秩序体系,这个世界可能便到处是率兽食人了。由今日世界的井然有序,足见人类理性的伟大。无可否认,这是道德、规范、法律的功劳。但孔子此时的“从心所欲”,所从者,乃是“心”,以一己之心而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所逾越。这就像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无所为,却好像无所不为,万物畅行不悖。孔子有所欲,却好像毫无所欲,从不逾矩。这里以天比孔子,当然不是孔子本意,儒家即便从“儒教”这个层面考虑,也绝没有人格神的概念,因而这只是孔门弟子及后人表达崇仰孔子的方式,就如子贡所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的人生至高境界,我辈常人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也好,正如太史公所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有个伟大的人格在前,我们的人生坐标便清晰了许多,这大概已经很重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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